中国的社会保险体系

简介

2014年4月,约40,000名工人在东莞裕元鞋厂发起了为期两周的罢工。这场罢工成了中国劳资关系的分水岭,它不仅是中国近年规模最大的罢工,更重要的是,它暴露了中国社会保险制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裕元鞋厂多年来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几千名几乎在鞋厂工作终生的工人拿到的养老金远远少于应有数额。从某些方面来看,裕元工人能够有某种程度的养老金已属幸运了:尽管中国政府尝试提升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的覆盖,但大多数工人仍处于有效的社会福利安全网之外,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人口老龄化,由社会保险引发的罢工及抗议也在当下的中国变得更为普遍。

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问题可以追溯到两个关键事件:曾经给城市工人提供“铁饭碗”(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的国有经济崩盘,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长者养老能不再指望大家庭中的成员。换句话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的经济发展及自由化,曾经支撑工人在老年、疾病和经济困难时期的国家和社会保障逐渐消失,留下巨大的社会保障真空有待填补。

中国政府推出了新的社会保险制度——基于个人劳动合同,让用人单位而非国家承担起缴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主要责任。此外,政府设立了住房公积金,旨在帮助不再享有福利住房的国企职工买房。

新的社会保险制度原本散落在1994年出台的《劳动法》和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中,直到2011年,这些零散的法律法规才被统一纳入《社会保险法》,构成了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综合性框架。 《社会保险法》概述了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

  • 社会保险制度应该覆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职工。

  • 用人单位和个人(以不同比例)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以及住房公积金。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应由用人单位而非职工缴纳。

  • 各类保险基金由地方政府管理,并汇总到省或市级基金中。社会保险基金通常是由当地的劳动部门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来管理,而住房公积金则由地方政府的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管理。

  • 各项社会保险基金专款专用,即用于为职工和退休人员提供社会保险。

  •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多部份组成:统筹基金用于所有合资格职工,个人账户则用于合资格的职工个人。

  • 职工跨地区就业时,其社会保险关系应随本人转移。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的高度地区性,该规定很难实施。让不同的辖区共享信息在行政及技术上都很困难,尤其是对于来自中国农村地区的农民工而言。

总体而言,与中国绝大部分劳动法规一样,《社会保险法》的大部分规定,甚至是其最基本的内容在执行上都非常松懈,许多职工应享有的社会保险待遇仍被剥夺。然而,政府并没有提升执法的严格程度,而是推出基于个人缴费的新的保险制度,并逐渐减少用人单位及职工的缴费费率,鼓励大家遵守《社会保险法》。例如,在2019年3月,政府宣布将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从原规定的20%降至16%

东莞招聘大厅外的求职者

本文接下来会介绍中国当前社会保险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此外,我们集中研究了农民工在获得法定的福利时会遇到的具体问题,并评估了该制度的未来发展。

养老保险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始于1997年的《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而用人单位缴纳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用人单位和个人缴纳比例的上限均有规定,不同地区规定不一。2016年中期,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省份及城市,开始将单位缴费比例由原来的20%调整为19%,其后,包括广东省在内的部分地区将缴纳比例调整至14%。作为减轻企业纳税负担的政策之一,2019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用人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

职工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退休时,连同利息在内的个人帐户余额将被分为120期,在十年中按月发放。除了个人帐户余额,职工也会收到基本养老金,可在退休后按月领取直到死亡。基本养老金根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而定。基本养老金基本上由用人单位缴纳的基金支付,但社保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政府应给予补贴。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的的职工有权领取养老金。累计缴费不足15年者,可延迟缴费年限直至缴满15年、一次性缴齐保险金额、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一次性领取其个人帐户内全部金额。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者,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一次性领取其个人帐户储存额。

过去几十年,公务员、国家机关人员和教师等事业单位人员享有独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他们不承担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义务且在退休后享受政府补贴的丰厚养老待遇。但是, 2015年1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引入了新的养老保险制度,以平衡公私两套制度间的差距。新的养老保险制度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履行缴费义务;但与此同时,政府也表示会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及养老金,从而弥补新养老制度下职工的经济损失。

当前,中国养老保险系统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法定退休年龄。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工人为50周岁,女干部则为55周岁。

这些规定出台于上世纪50年代,但当今天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到达75岁,且超过65岁的人口约占12%的时候,上述年龄限制显然不再现实。中国政府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宣部各种旨在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计划。例如,2018年3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唐涛表示会逐步延迟退休年龄,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同时达到65岁。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明确法律规定。

随着中国劳动力人口减少以及人口老龄化加速,人们对基本养老金在未来的可持续性越来越担忧,一份重要的报告预测,到2028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会首次出现负数,此后养老保险基金储备将迅速下降,并可能在2035年前后耗尽累计结余。

在过去的十年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加率几乎增加了一倍,但仍仅占城镇劳动力总数的69%左右。然而,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能够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口比例在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请参见下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总体而言,在许多省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仍超过支出,年度结余稳健,尤其是沿海地区。以广东省为例,其2018年度结余为2,120亿元,累计结余11,130亿元,是迄今为止结余最高的省份。但是,在退休人员过多、年轻人口匮乏的中部及东北一些省份,养老保险系统已经开始感到压力。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黑龙江省的养老保险基金赤字约160亿元人民币,总账户余额为负557亿元。有鉴于此,2018年年7月,中国建立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2019年中央调剂基金预算规模4844.6亿元,主要由七个较富裕省份上缴资金,而22个人口流出、老龄化程度高的地区拿到的下拨资金多。

近年来,政府一直在推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未参保的城乡居民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的覆盖之下,该制度要求个人账户供款时间达15年才有资格领取养老金。虽然养老金有政府的补贴,但退休职工每月能领取的额度(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通常非常低。 2018年,共有5.24亿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其中实际领取养老金的有1.59亿人。根据该计划,2018年支付的养老金总数达到2,910亿元人民币,即人均1,830元人民币,相当于每人每月153元人民币,这个金额即使在最小的城镇中也肯定不足以维持生活。相比之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年平均支出为37,840元,即每月3,153元,约为2018年全国平均工资的一半。

失业保险

国务院1999年出台的《失业保险条例》建立了缴纳及支付失业保险的框架,该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社会保险法》的确认。职工和用人单位最初分别以1%和2%的比例缴纳失业保险,但现阶段,许多省市政府为了降低企业成本,已经大幅降低了缴费率。以广州为例,自2016年5月1日起,用人单位应缴比例从1.5%降至0.8%,个人应缴比例从0.5%降低至0.2%。

截至2018年底,共有1.96亿劳动者参加失业保险。受保人一旦失业,便有资格获得包括继续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在内的福利。该福利的持续时间取决于职工缴纳失业保险的时间长度,对于受雇十年或以上职工,该福利最长可达24个月。然而,根据官方数据,在2018年实际登记失业的970万人中,仅200多万人实际享受了失业保险待遇。

尽管职工的缴纳数额是基于工资,得到的救济却非常低。 1999年的条例规定,失业保险金必须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然而,各地的最低工资已经设定得很低了,绝对不能视为足以应付生活的工资。参见《就业和工资》部分。尽管《社会保险法》强调失业保险金可随本人转移,且可以在任何地方领取,但要使这种政策成为现实,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在目前无法支付失业保险金的农村地区。目前,许多地方通过向农民工支付一次性救济来解决这一问题,但这笔费用远低于其合法应得的数额。

实际上,失业保险基金通常不是直接发放给职工,而是被重新分配用于创造就业或培训项目。例如,2019年3月,政府承诺“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截至2018年年底,失业保险基金的总结余为5,817亿元人民币。

医疗保险

1998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首次提出了中国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框架。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该系统与养老保险一样,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尽管具体数额因地区而异,但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6%左右至12%,职工缴费比例为个人工资的2%。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一部分用于建立统筹基金,一部分(通常为30%)划入个人账户;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可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统筹基金的起付标准原则上控制在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左右,最高支付限额原则上控制在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4倍左右。起付标准以下的医疗费用,从个人帐户中支付或由个人自付。起付标准以上、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医疗费用,主要从统筹基金中支付,个人也要负担一定比例。超过最高支付限额的医疗费用,可以通过商业医疗保险等途径解决。如果职工的个人账户中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少于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10%的部分,那么他们就只能自掏腰包。低收入职工的个人账户可能要花费数年才能达到10%的门槛,因此许多参保职工最终还是靠自己掏钱治病。同样,另一种情况便是职工必须自己支付超出当地年平均工资4倍的任何医疗费用。

《社会保险法》强调,医疗保险基金应直接向服务提供者(通常是医院和诊所)付款来支付职工的医疗费用。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必须先付款,然后要求相关部门报销。此外,若要成功报销医疗费用,医院的所有治疗必须在政府预先批准的清单内——超出预先批准清单的治疗必须由工人的个人账户或自己的口袋来支付。而且,门诊治疗和药物的承保范围更加有限,这意味着需要门诊治疗和药物的职工通常需要购买额外的私人医疗保险,或自费治疗或完全放弃治疗。

在过去十年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所覆盖的职工和退休职工数量稳步增长,但截至2018年底,仍然只有2.33亿城镇职工参保,其中退休人员达8,400万,大大少于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与此同时,据估算,2017年拥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数量仅为6,200万,约占当时农民工总人数的22%。

鉴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系统的覆盖范围有限,政府一直在大力推广针对城乡居民得补充医疗保险险,以囊括个体工商户、临时工、未工作的配偶、老人和儿童。这主要包括两类制度:2007年推出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旨在覆盖参保者的大部分住院医疗费用,其资金筹集包括个人缴纳以及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补贴;类似的制度是在农村地区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该制度下个人缴费金额通常很低。截至2018年底,这些居民保险计划的注册人数迅速增长,以至于官方数据显示,有超过10亿人(10.28亿)受保,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所覆盖的城镇职工和退休人员总数的三倍以上。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的人数喜人,但实际所能提供的福利却非常有限。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的报告,2018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人均支出693元,这样的金额几乎不足以进入一家大医院就诊。与之相比,主要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在2018年共支出1.07万亿元,人均约3,380元。

此外,由于农村地区和小城市缺乏高质量或专业的医疗服务,这些地区的居民常常不得不前往大城市寻求医疗救助,从而给顶级医院带来巨大压力。据《南华早报》 2019年6月报道,中国2300多家顶级公立医院已满负荷运转以努力满足患者需求,而约95万所普通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和诊所则面临着患者短缺的困境。

工伤保险

根据官方统计,与其他社会保险一样,工伤保险的覆盖率在过去十年中也在稳步增长(参见下表)。截至2018年底,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达2.39亿。截至2017年底,在中国最危险的建筑行业中,有超过4,000万名工人(约占总数的80%)参加工伤保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2017年新开工建设项目参保率为99.73%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工伤保险费全部由用人单位缴纳,缴费额为工资总额的0.5%至2%,具体比例根据特定行业和地区的工伤风险程度而有所不同。

如果职工可以证明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并且所遭受的伤害实际上与工作有关,则他们有资格获得工伤保险待遇,但这通常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一旦工伤被认定,地方政府将对伤残程度进行鉴定,等级为1到10,其中等级1最严重。遭受严重工伤的职工比轻微工伤的职工有权获得更多补偿。确切的赔偿金额以及更关键的赔偿责任主要由《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和《职业病防治法》确定。但是,各地法规的实施情况和对某些规定的选择性执行意味着实际支付的赔偿因地区而异。而且,在赔偿金额、赔偿应由谁支付等问题上,用人单位与职工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经常产生纠纷。如果用人单位未缴纳工伤保险,则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违法用人单位拒绝支付职工住院期间基本医疗费用以外的任何费用。根据官方统计,2018年,共有198万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共领取742亿元,平均每人37,475元。

职业病对职工来说是另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职业病通常会在职工离职后才显现出来,这一问题对农民工群体来说格外严重,因为他们很少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据估计,中国有600万工人患有致命的肺尘肺病,但只有大约10%的人被诊断认定为职业病。更多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CLB的研究报告《谁之责?— 对中国尘肺病群体的救助与赔偿研究》

生育保险

截至2019年,生育保险由专门的生育保险基金运营,用人单位需按照当地政府确定的缴费比例缴纳,通常不到工资总额的1%。然而,中央政府计划在2020年将生育保险基金(2018年底的余额仅为580亿元)与更为庞大的基础医疗保险基金合并。政府声称这将简化用人单位的参保程序,并且不会给职工带来任何额外负担,同时又能保证母亲及其配偶现有的福利不变。 2017年,12个城市进行了试点项目,随着合并实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比试点前提升13%左右。一些省份已经制定了具体措施,将在2020年1月1日完成两险合并,但实际实施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生育保险涵盖所有与产妇有关的生育医疗费用,包括节育、产前检查、分娩和产前护理以及产假期间应支付的生育津贴。根据2012年4月28日生效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14周)产假,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应为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一些地方政府也会要求用人单位为收入超过平均工资的职员提供额外津贴。尽管各地区间产假津贴仍存在巨大差异,但基本上都符合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标准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有2.04亿职工参加生育保险。然而,2018年实际只有不到1,100万女职工享受了生育保险待遇,平均每人7,003元。不同省份支付的保险金额差异较大,例如,广东省向190万女职工支付了114亿元人民币,而黑龙江省向8.4万女职工支付了5.4亿元人民币。

许多用人单位仍然想方设法避免向女职工支付她们应得的产假津贴。女性经常被问到自己的家庭计划,有时甚至被迫忍受非法的合同条件,例如,接受怀孕测试或作出延迟怀孕或不怀孕的承诺。许多用人单位通过给怀孕员工分配繁重、危险的工作从而迫使她们主动提出辞职,也有单位通过拒绝给产假,然后以旷工为由解雇怀孕员工。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对这种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法律行动。例如,北京某购物中心的柜台经理尹婧在怀孕期间被非法解雇,2015年11月5日,二审法院判给她62,237元的赔偿。但是,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尤其是低薪的工厂女工,去法院打官司甚至进行劳动仲裁根本不是一种选择,因为她们没有时间和金钱来这么做。有关此问题的更深入讨论,请参见《工作场所中的歧视》

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不是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正式组成部分,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而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但是,由于运作方式类似,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通常将其与其它五种官方社会保险归为一类。

住房公积金制度始于1999年,当时中国各地有数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政府不能再依靠国有企业给劳动者提供住房,因此加快了住房公积金的建设,以此为广大劳动者提供购买以及维护房屋的途径。住房公积金存款人可以申请优惠贷款,用公积金购买、建造、翻修、大修自住住房,也可以交纳房租。若职工之前未曾使用,则可以在退休时提取本人账户内的住房公积金,因此,住房公积金实际上充当了第二养老金。最近,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修正案,允许将公积金用于非住房相关事项,例如紧急或严重情形下的医疗费用。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职工和单位的具体缴存比例应由当地政府确定,但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以北京为例,单位和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5%到12%,上海市,单位和职工本人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各5%至7%。但总的来说,缴存都是按月进行,且该部分款项可以免税。

传统上,国有企业职工、政府职工以及教师、公务员等群体是住房基金主要的供款者和受益者。从2000年代中期到2014年,职工和单位的数量激增,缴纳住房公积金的职工数量仍稳定在1亿左右。截至2014年底,住房公积金实缴单位210万个,实缴职工1.19亿人。截至2018年底,四年时间里,实缴单位已增至290万,实缴职工增至1.44亿,增长了2500万人。数字上的突飞猛进几乎可以完全归因于私营企业和城市专业人士的购房需求。2014年,在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上班的劳动者约有60%,到了2018年年底,这一比例下降到51%,而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作的职工从19%增加到约40%。此外,在2018年新开设的公积金账户中有61%是私企和外企的员工。

数据来源:全国住房公积金2018年年度报告

然而,对于大多数低薪工人而言,在城市购买房产仍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根据政府2018年发布的农民工调查,租房居住的农民工占大多数(61.3%),购买住房的占19%,还有12.9%居住在由雇主提供的住房如工厂宿舍中。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农民工及其家庭被排除在保障性住房之外。许多大城市的农民工只能负担得起位于城市郊区、年久失修、面积狭小的住房,即使是租住这样的房子,租金也可以占到他们月薪的很大一部分。如果农民工缴存了住房公积金,他们有时可以将其用作一次性提取的养老金,不过,在实际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过程中通常会遇到许多行政上的障碍。

社会保险和农民工

《社会保险法》第95条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依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但是,社会保险制度在设计上显然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社保是一个高度本地化的系统,它假定职工整个工作生涯和退休后都留在同一地方。尽管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有所提高,但参加养老保险或任何形式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比例仍然很低。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报告称,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只有22%左右,参加工伤保险的27%,参加失业保险的只有17%,分别比2012年底增长36.5%、24.6%、9.3%和81.2%。

用人单位过去经常声称,他们没有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是因为工人本身对养老金不感兴趣。他们表示,农民工认为养老金系统没有吸引力的主要原因是缴费比例高且养老金账户的可转移性差。但是,这种辩解完全忽略了用人单位在法律上有为每位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此外,农民工不愿意缴纳养老保险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缴费比例太高,而是因为他们的基本工资太低,任何比例的工资扣除都将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水平产生重大影响。

一个亟需注意的问题是农民工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中年工人已经在计划退休。 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在2008年仅为34岁,而这一数据在2018年达到了40.2岁。第一代农民工的年龄已经超过50岁,许多人因为没有退休金而仍在继续工作。过去的几年里,许多年长工人一直处于要求单位支付社会保险的最前沿。随着农民工群体不断老龄化,这些要求只会越来越显著。

更多详情请参考《农民工及其子女》

结论

在中国开始其极力鼓吹的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在劳资关系中的权威逐渐让位于给商业利益。随着私营部门的扩大,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任意规定其职工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从而将工资保持在较低水平并压榨职工几乎不存在的福利。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实施立法(例如1994年的《劳动法》和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来保护工人的权益,但是地方政府不能也不会在工作场所严格执法。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由用人单位主要对职工社会保险负责的制度注定无法成功。单位通常可以无视其法律义务,而且在当局的纵容下继续照常营业。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政府允许陷入财务困难的企业将社会保险费推迟六个月缴纳,该政策从未被正式废除。直到工人自己开始要求企业支付社会保险费时(最著名的是2014年裕元大罢工),企业才被迫遵守法律缴纳社保。

中国政府未能执行法律,也未能建立覆盖所有人的社会保险体系,不仅使中国工人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严重阻碍了政府推进并实现其他重要政策目标的能力。

在过去的几年中,政府经常宣称其关键政策之一是拉动国内消费,以确保未来更加稳定和均衡的经济增长。然而,中国的大部分消费能力仍掌握在最富有的1%的人手中,这导致大量资本外流,而没有增加国内消费。大多数工人仍然不愿意消费,由于缺乏养老金或医疗保险,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钱用于银行储蓄和其他风险较高的投资上,以试图确保自己的未来不会遇到太大困难。

实际上,过去二十年里,应该缴纳的社会保险只落实了一小部分,这意味着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所承受的压力要大得多。随着中国人口快速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尤其面临更大问题。如上所述,政府认为,如果要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将来所有预期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则需要提高退休年龄并进行广泛的改革。

但是,政府仍然不愿或无法强迫用人单位遵守现有的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相反,政府正试图减轻用人单位所承受的社会保险负担,并将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缴款的义务转移给劳动者个人,无论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正式劳动关系。

与其逃避社保体系现存问题,政府需要调和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建立一个现实而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工人在年老和疾病时得到照料,并创造对收入满意的体面劳动者群体,从而通过创新、提高生产力以及商品服务消费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本文首发于2012年8月,2019年10月最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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