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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上半年，中国劳工通讯报道指中国的罢工和工人抗议事件回升。来到2024年，工人抗议事件数仍然高企，甚至高于去年同期。工人集体行动地图于今年上半年共收集到719起工人集体行动事件，高于去年同期696起事件。

去年7月，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反映制造业的工人抗议大增。今年上半年，制造业及重工业的讨薪、搬厂和倒闭抗议比去年同期更多，有233起（32.4%），稍高于去年同期197起事件（28.3%）。平均每月中国劳工通讯都可收集到30-40起事件。沿海制造业如电子、制衣等工厂搬迁倒闭及减产的情况仍然持续。

今年上半年占最大比例的抗议仍是建筑业的工人讨薪，一共收集到344起事件（47.8%），跟去年同期相约（320起事件，占46.0%）。工人讨薪事件在农历新年前的1月最多，有超过100起，之后个案就回落至每月50起左右。

至于服务业（64起，8.9%）和物流业（32起，4.45%）的工人抗议均低于去年（97起和55起）。服务业于2023年同期收集到的个案较多，主要是因为其时两家连锁百货店步步高和家乐福有大量门店倒闭，引发工人抗议。物流业方面，今年上半年工人抗议数略有下降，是由于本年收集到的出租车抗议以反对网约车和电动单车为主，相比去年同期，要求产权及经营权合一的抗议数字减少。

教育及党政机关的抗议事件搜集到各8起和6起（加总约占2％）。这些事件大多来自教师罢工，不满学校拖欠工资。此外，中国北部、东北部一些与政府相关的机构，例如林场、自来水公司、粮食局等拖欠工资的情况也引起工人抗议。

本文将梳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情况。

电子、制衣工厂拖欠工资、逃避补偿 工人持续罢工抗议

电子、制衣和汽车厂等工人的抗议在上半年持续不断，集中在广东、浙江和江苏等沿海省份。工人的诉求集中在企业欠薪（155起）和抗议搬迁倒闭（61起）。

在纺织服装业，在竞争中落败的服装加工厂相继出现拖欠工资和资金流断裂。今年1月23日，浙江嘉兴濮院镇一家名为“木子萱”的服装店老板被发现卷款超三千万跑路，拖欠了一百多家小加工厂加工费和工人的工资。该天，数十名工人在镇政府大厅讨薪，更有工人登上楼顶以命相挟。视频中可以看到楼下铺设了充气垫，民警正在与工人交涉。28日更新的视频中显示，没钱回家过年的工人携带棉被在镇政府大厅抗议讨薪。年终时节，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集到15起制衣业的工人抗议事件。一些难以结账的服装店老板半夜卖掉机器跑路，将财产转移到他人名下，让工作数月的工人和小加工厂无钱可拿。

国际品牌的订单减少，导致一些以海外市场为主要流通渠道的服装厂陷入困难，工人抗议平均每月都有7－8起。3月20日，主要以厚料服装外销的南通明龙时装有限公司门口聚集了十多名工人，讨要两个月的欠薪和长达17个月的社保缴费。5月8日，多年来为外国奢侈品品牌代工的东莞诺德皮具厂宣布结业，数十名工人聚集在工厂门口，抗议工厂倒闭且尚未发放一月份的工资，而皮具厂的供应商如样未拿到数万元货款。该厂工人在4月底曾在网上求助，指公司欠缴社保一年，欠薪四个月，很多工人无奈离职。一直要等到工人抗议后5天，当地劳动局人员才出面，让厂区房东代为垫付工资。到7月23日，广东省鞋机协会报道指该厂已清仓，但厂门仍贴著多份劳动仲裁通知，以及有银行工作人员到工厂寻找企业负责人，显示欠薪和遣散等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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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及汽车制造业工人除了讨要欠薪，也抗议工厂缩减工时、用各种方法扣减及不支付倒闭或搬迁的经济赔偿金。例如1月15日，上海安费诺永亿通讯电子有限公司宣布搬迁到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部分工人不想跟随搬迁，要求公司支付补偿金。不过，公司只愿意以每个月基本工资和约200元的补贴为基准计算经济补偿金，不将加班费等计入其中，导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降低一大截。最终公司提出的补偿金额与工人计算的相差约一倍。由于不少同事已经离职，加上工会律师的劝退，工人最后接受了公司的补偿方案。

很多工厂一早已有搬迁计划，却不公布消息和与工人协商，引起工人不满继而发起抗议。例如长春威卡威汽车零配件有限公司的工人便因工厂搬迁的问题在5月27日聚集在公司门口，希望公司给出说法。该公司将由长春市搬迁到公主岭市范家屯，理应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的条件，但公司既不与工人协商，也未能给出安置或赔偿方案。反而有不明身份人员出动，给工人家人打电话施压，制造工人愤怒与不安的情绪。

为了逃避支付工人的赔偿金，一些公司以停工但不关厂的方式将责任推给工人，迫工人自己离职。像新能源公司爱康科技集团的工厂便在6月初宣布停工2到3个月，只给工人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生活费，又禁止工人找其他工作，否则就当工人辞职。工人们于是到爱康办公室抗议，要求企业给出合理的停工方案。另一家从事家具及五金生产的盈冠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则在4月宣布停产放假半年，但工人得到的只有基本工资。面对公司提高住宿开支，令工人生活开支增加，工人围坐在工厂门口抗议，要求厂方直接按解雇处理，依法支付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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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抗议停工的事件中，让人看到制造业工人只靠基本工资往往无法过活，只能以超出法律规范的条件加班才能赚取到足够体面的工资。实行“五天八小时”的工作制，在制造业当中，对中国工人来说反而成为了降薪的惩罚。因此，一些工厂为了应付生产淡季和订单减少，要求工人缩减工时，但却不调整基本工资，引起工人集体不满。

5月13日，江苏省无锡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的工人发起罢工，工人们反对公司不遵守收购捷普时的承诺，擅自改动工时制度为“四班倒”，变相令他们减少收入。由于基本工资有限，工人以往一直依靠每周六天班、每天12小时的超长工时来赚取足够收入。变更为4班倒后，工人们每日只需要上一更9小时（包含一小时吃饭），每周工作5天，这样一来工资大约只有3000到4000元，仅略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2940元/月），这样的收入难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工人们罢工了至少三天，其间人事部与工人的协商无法说服工人，最后部分工人获分派到其他工厂上班。

控制工时是工厂在生产不稳定时很容易就选择的手段。除了透过缩减工时来减少企业开支和逼工人自愿离职，一些企业以减少工时来逃避支付工人“返费”。3月底，生产汽车束线的重庆沪光汽车电器有限公司爆发了劳资冲突。经劳务中介招聘的小时工聚集抗议，指工厂在他们即将做够拿“返费”的工时之前不再给他们安排工作，导致几乎没人拿得到返费。工人又指工厂没有即时结算工资，只让工人在宿舍等待安排工作，小时工认为自己变相提前被解雇。工人因此在工厂门外抗议，却遭到头戴钢盔的工厂保安用钢叉将工人架开。

工人们的抗议还遇到来自管理层的报复。为多家跨国汽车品牌生产汽车音频系统的乔丰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为例，工人抗议公司从深圳搬迁到河源，集体拦住大货车，要求公司依法支付搬迁补偿金并补缴社保。在这起事件中，据悉公司解雇了至少两名工人维权代表，并威胁对工人代表提起诉讼。

以上这些案件，中国劳工通讯均已去信工厂相关的品牌方，要求对工人的超时加班、体面工资、工人的结社和谈判权等作出调查。

抖音图片：乔丰工人集体拦住大货车 

基建、住宅项目欠薪问题未解 建筑工人讨薪多时

制造业以外，建筑业工人的讨薪抗议依然最频繁地发生。除了广东（50起）以外，工人抗议集中在近年发展迅速的华北和华中省份，包括山东（46起）、河南（23起）、河北（21起）和陕西（20起）。

不少工人讨薪抗议的建筑项目都是疫情后两三年施工的工程，已经拖欠工资多时。例如，2月28日，20名农民工联名举报中冶天工项目部，指该公司在山西吕梁市离石区一项医疗卫生园区工程没有给工人结算工资。据工人描述，他们分包了木工、砌墙、浇砼等工程项目，工程由2020年8月便已经开始，至2022年5月份完工。工程结束后，公司总共拖欠约54万元工资。两年以来，公司都没有发放这笔欠薪。工人们找到了建筑劳务公司，于去年11月23日获承诺春节前会支付工资25万元，但公司最终违反承诺。工人多次讨薪不果，最后在网上要求国家和山西省市县区委解决问题。

基础建设项目的工人持续在多地讨薪，这些工程项目都跟国有建筑企业相关。由于发债收紧而出现资金链断裂，公司即使仍在运作也不给工人发工资。例如6月23至27日，在河南省郑州市，约百多名在比亚迪园区修建道路的工人在郑州航空港区投资集团总部讨薪，两名工人被迫要跳楼讨薪。据《昨天》的消息，该项目已完工并且投入使用一年多，但超过4亿的工程款只付了几百万。郑州政府曾在去年年初发专项债，但债务最终被用作发放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由于发债渠道收窄，总包企业拒绝解决欠薪，影响到大量工人和供应商，最后演变成工人集体讨薪和跳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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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住宅发展商的项目仍有不少工人抗议欠薪。一些工人的合同虽然写明项目结束就结清工资，但最终工人可能只拿到一半或更少。6月24日，山东省济南市，旭辉银盛泰翰林府项目的工人便发起抗议，指公司合同约定月结工程的百分之八十，工程离开后结清百分之九十五，最后百分之五属质量金，一年后结清。但工人事实上只获支付百分之三十多点的工资，且工资已连续拖欠五个多月，令一些工人没钱而要睡在大街上。

一件记录在工人求助地图的集体求助个案可以说明工人讨薪抗议历时之长。2月6日，75名工人在网上求助，指他们在河南郑州市康桥玖玺园工地干活，但遭拖欠工资超过148万。玖玺园于2020年开盘，获得44亿元销售额，但项工2021年停工，2022年业主宣布停贷。其后，政府介入将楼盘改作保交楼，声称2023年10月交房，但到期时仍有大半工程未完成。玖玺园的业主在求助信中指出，在2021年8月、9月、12月、2022年2月和6月，工地均出现工人拉横幅索要工资。2023年10月23日，又再有农民工因为被拖欠工资而威胁跳楼。直至今年2月，工人在网上求助，已经历时接近三年，政府的介入并未使工人薪资到位，工人必须不断抗议。

新、旧式零售餐饮业倒闭致工人讨薪

由于服务业分类所涵盖的工人抗议杂多，以下将会集中描述像餐厅、酒店、酒吧等住宿餐饮业（14起）以及零售业（9起）的的工人抗议。
餐饮企业的工人抗议中，较为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互联网品牌倒闭并拖欠工资的事件。3月16日，网红蛋糕品牌“熊猫不走蛋糕”突然宣布停工，公司群突然被解散，近千名员工约三四个月的工资未发，社保公积金断交，工人于是在网上组成讨薪群维权。该蛋糕品牌成立于2017年，以“线上下单+仓库配送”的模式，提供生日蛋糕销售和配送服务。客户下单后，公司员工就从周边网点配货，配送员会身穿熊猫服装上门送蛋糕，并进行表演及互动游戏。不过，经过一段快速扩张期后，集团负责人表示他“对疫情对政策对市场作了错误判断”，导致公司资金链断裂，欠薪负债，公司最后要求员工自行走程序申请劳动仲裁。一些较新式但结业的店铺，还有像重庆T61酒吧欠薪、云南昭通市DT.CLUB酒吧结业欠薪。

传统零售业也有连锁店倒闭，引起工人和供货商维权。继家乐福、步步高等品牌在2023年倒闭，在湖北省各市均有分店的富迪超市员工在4月3日至6日抗议企业倒闭并索要被拖欠的工资。富迪超市成立于1989年，是湖北省的农村连锁超市企业。近十年来，面对电商及其他同业的门店竞争，公司表示“转型发展未达预期，公司出现经营困难”。据《昨天》的消息，4月3日起，其在仙桃、荆州、天门等地的分店相继关门闭店，引起工人抗议。仙桃市三友富迪超市的员工们一度阻断交通，但随后被警察暴力驱散。4月6日，仙桃市商务局及富迪超市联合发布公告，承认公司发生矛盾纠纷，市商务局已介入并成立联合工作组，要求工人及供应商停止行动，走“合法渠道”。

来源：富迪超市员工讨薪视频截图

工人抗议民营医院负债倒闭 小部分卫健局拖欠工资

民营医院员工抗议企业欠薪的事件偶有发生。一些在过去数年急速发展的民营医院在疫情后出现债务问题，引发一连串的工人欠薪。1月31日，山东省聊城市的鲁西南医院多名人员拉横幅，要求“给医院一次重整机会”。鲁西南医院一期工程是2016年山东省重点建设项目，2018年该院投入营运，先后引进不少专家人才。不过，该院自疫情后出现债务违约，由于药品药材几乎耗尽，收了病人也没办法医治，无法正常营运，全体员工当时已经8个月未发工资。员工的集体行动相信主要是向债权人喊话，而非直接向管理层讨薪。同样与拖欠工资相关的民营医院抗议事件，还发生在吉林省沛恩泽中医医院、广州增城区艾玛妇产医院。

一些地方的卫健局由于政策执行及工资支付问题也遭到工人抗议。例如，湖南省长沙县300多名医护人员在2月初向县卫健局和县政府寄发异议书，抗议当地的合作办医计划终止，导致医护人员的身份由省医院职工变为县医院职工。事缘2017年，长沙县政府与湖南省人民医院合作办医，筹建长沙县人民医院，又以省级三甲医院的招聘标准聘用了五百余名职工。不过，县医院因为疫情、融资以及工程验收等原因至今未开业，全体职工一直被安排在湖南省人民医院的其他三家分院培训和工作。2024年初，这批医护被告知，原有的合作办医模式终止，因此他们不再是省医院职工，引发医护不满。长沙县以外，一些地方卫健局有拖欠工资问题，例如防疫人员在河北省三河市抗议欠薪，山西省临县的村医到卫生局讨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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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疫情前后中国医护行业工人的集体行动分析，可参看中国劳工通讯2月发布的《中国医护劳动权益报告》。

网约车、共享单车大量增加 出租车司机罢工抵制

最后将略述交通运输业的工人抗议。该行业半年来出租车司机的罢工抗议有14起，快递员6起，仓储员4起。

疫情后部分行业经营状况衰退，令更多工人进入网约车市场兼职工作，导致多地接连宣布网约车运力饱和，劝阻仍想加入平台的司机。网约车的泛滥也引起出租车司机们的反弹，今年上半年接近一半（6起）的出租车司机抗议都跟网约车竞争有关，要求产权和经营权合一的抗议则有4起。

出租车司机以请愿和罢工的方式向政府要求限制网约车扩张。6月30日，江西省赣州出租车司机发出请愿书，指网约车竞争导致生意下滑，并请求机场公安部门加大出站口治安秩序，维护出租车利益，请愿书至少有50名司机签署。为了阻止网约车揽客，出租车司机表示“拟组织志愿者在机场、火车站做秩序维护员，协助运管劝阻黑车”。内蒙古乌海市的出租车司机在6月19日向交通局递交诉求书，要求限制网约车与出租车的融合发展政策（简称“巡网融合”）。司机要求平台必须承诺不给私家车派单，由政府管督，并且鼓励从业者及市民对黑车、网约车进行举报。乌海市全体出租车司机表明，如政府拒绝，将拒绝巡网融合。

6月12日，陕西省榆林市出租车司机连续三天罢工，诉求除了燃气费太贵及运营价太低以外，排第一的不满仍是关于网约车。司机不满大量上班族涌入网约车行业，在下班后经营网约车生意，抢走巡游出租车的客源，抗议这些上班族与出租车司机竞争，令他们收入下滑。

出租车司机反对的还有共享电动车的竞争。4月28日，约百名位于湖南省龙山县的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抗议公司投入发展共享电动自行车。罢工发生后，湖南龙凤龙骧出租车有限责任公司发出紧急通知，指共享电动自行车尚未取得相关资质，不能合法经营，已经停止将其投入市场，所有车辆将会撤回。科技企业以网约、共享的方式与传统出租车行业竞争，导致出租车行业日渐式微，无法转行的司机陷于收入减少的境地，持续发起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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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超长工时成工人基本劳动条件 工厂违法状况需品牌调查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6月周平均工时为48.6小时，为近6年同期次高，比2019年同期上涨2.9小时，超过“六天八小时”工作制。当行业内部在重组时，旧有行业的工人面临工厂倒闭和欠薪，但在市场中得利和新发展起来的企业却让工人长时间工作。工人们为了收入和工作稳定，也只有接受违法超长时间的工作。

围绕工时问题，中国劳工通讯于7月发布了《新报告：中国工厂搬迁、倒闭模版揭示工人工时过长问题——中国劳工通讯连结德国供应链法找寻工人新出路》。透过过去一年跟进的十数个个案内发现的工时问题，我们佐证工时广泛地影响着中国制造业工厂及工人的工作状况。此外，报告中19家工厂、共31名工人的工资条显示，工厂普遍发生工人工时超过法定工时标准的情况，而工人严重倚靠加班工资作为总体工资的重要部分。

跟建筑业、服务业等工人抗议相比，制造业工人抗议的规模要大得多，至少有一半抗议的人数超过100人，有5起人数超过1000人。在这些个案中，警察频频出动劝阻工人，但这样无法解决工人面对的劳资纠纷。中国劳工通讯本年提出新的个案工作法，指出工厂的劳动矛盾既需要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和工会代表制度，同样工会亦需要认识欧洲各国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法规，要求跨国品牌介入调查供应链内部的违法行为。中国劳工通讯已经将搜集到的个案去信品牌要求展开调查。有关将中国制造业工人权益和国际供应链法规连结的方法请见此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