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前面「汲取」后面「退出」：原始积累的「流水线」与当代中国的国有资产功能
经过这些年的私有化后，中国的国有资产净值还剩若干？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前些年有人根据当时「国有资产流失」的规模，曾预言二十世纪末国有资产净值将趋近於零。今天看来似乎并非如此。但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也是不争的事实。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002年两会政协经济组接受媒体访问时引述「某研究机构」的资料：中国的银行不良贷款、政府投资的潜在及或有债务最高的估计达到六万至七万亿元人民币，世界银行的预测最少，也有1.9万亿元。相对国有净资产三万多亿元的水平来说，负债占了资产的相当比重，甚至有可能出现净负债的局面[9]。亦即如今国有资产负债率在66-200%乃至更高。
民间学界比较乐观的说法是：财政赤字只是政府负债冰山上的山尖。如果考虑到政府需承担的银行不良资产、社保资金等等隐性负债，则「中国国家综合负债率」至少在70%以上，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亚洲许多国家以及欧盟（60%）和美国（60%）。而比较悲观的说法，如北师大钟伟计算说：国家财富总体上是资不抵债，负债总计约为12.8万亿元，相当於GDP的140%，而「国富」的资产方总计约九万亿元。换言之国有资产净值已经是负数――净负债3.8万亿元或曰负债率36.2%。最近「国有股减持」风传一出股市就暴跌至几乎崩盘，就是国有资产在国民心理上的「负数效应」的体现。
但另一方面，由於旧体制下的资源汲取机制披上「市场」外衣，国企走上了一条「吃了财政吃银行，吃了银行吃民间」的道路。国有经济通过「股市圈钱为国企解困」汲取了大量民间资本，数额据说高达每年一万亿元。形式上股市似乎是自由交易场所，但中国股市的「供方」是高度垄断的，上市的公司只有3%是属於民营企业，90%以上的国有企业在股票市场筹集民间资本。根据2001年的统计，到12月20日为止已融资一万亿元，这一万亿元的资金80%流入了国有企业。而中国式的股民不同於常规市场经济中的「股东」，其对国企的权利可以说等於零。如果说中小大众股东难以参与企业治理，还是股份制一般现象而不能说是中国特有的话，那么股民分红权的悬空则无疑是中国特色。即使高赢利企业如「五粮液」也不分红，股民回报只能寄希望於「先入吃后入」的投机，在「投资不分红，投机又被屡屡打击」的条件下，股市实际上成了民间资本「国有化」的一个管道。第二个管道是信贷渠道流失。目前我国银行的居民信贷储蓄达到七万亿，而中央每年新增贷款1.5万亿元左右，放贷给国有企业的占70%，只有30%的贷款额度给非国有经济。第三管道是国债渠道流失。从1998年开始每年发行6,000亿元，这些国债都转化成为新增的国有企业和国家建设专案，国有资本每年都在不知不觉中成倍放大，但是效率和效益却低下，而且浪费是惊人的。另据相关报导指出，我国每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三万亿元，其中有30%的资源浪费，30%赚钱，20%是有效的，20%不死不活。这其中所谓的「浪费」和不「赚钱」至少有相当部分实际上是又进入了权贵私有化的回圈。
除此以外，我国还存在其他的「化私为公、再化公为私」的途径。例如：前些年许多不景气国企搞「集资上岗」的强制「入股」改革，让职工掏钱买饭碗，不掏就扫地出门。而职工掏钱后并未得到股东的权利，企业依然由官府委任者治理，而且往往亏损依旧。直到企业再度陷入破产，职工的集资打了水漂。其中相当一部分又以「浪费」、「穷庙富方丈」的形式落入私囊了。
在农村，90年代前期内地许多省份号称效仿沿海大搞乡镇企业，并为此强制向农民集资摊派。但80年代苏南等地特定条件下的「乡企奇迹」没能在90年代的内地复制，这些「运动」出来的乡镇企业大多不久就垮了，而农民的私钱有相当部分却就此经过「公家」的中转落入了有关人员的口袋。大办乡镇企业运动如今已被公认为当前农村严重的乡（镇）村两级债务危机的主要源头之一。而债务危机又使农民负担日益沉重。当前许多地区农民对「公」债务已经从过去以生产生活借贷为主转变为以欠缴钱粮转债为主。另一方面，自90年代中期起银行已不愿向乡村财政贷款，两级财政的债务主要转变为乡村干部私人借给「公家」的高利贷。於是「公家财政」向农民追款，又向干部还款便成了如今农村债务链的主要形式。2000年以来一些农村发动「追收农户欠款，化解乡村债务」运动，除了「收（农民的）地清欠，卖（公）产还债」外，债务强制转换以解脱乡村财政的「转债」模式也成为运动的内容之一。所谓转债，即以农民欠公家的与公家欠干部的两种债务相冲抵，让农民直接向干部还债而把「公家」解脱出来。显然，这种情况下「公家」财政已经成了财富由农民向干部手中转移的中转库。
因此，当代中国「私有化」与「国（公）有化」两条渠道都存在，而且都在发展。中国的私有化规模不见得小於东欧，但那种「国有化」却是东欧没有的，甚至在80年代的中国也不突出。这可以解释经过如此规模的「权贵私有化」，何以如今官营经济还有如许影响。
然而，这种官营经济性质上已经不同於改革前的公有经济。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时代是主流的乃至唯一的经济形态，在改革前期直到90年代初也是和非国有经济并列的一个经济形态。而现在中国这个国有经济，已经不是独立的经济类型，它已经变成利用权力和垄断手段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中转站」了。如今中国一方面国有资产流失非常厉害，另一方面，非国有资源被「国有经济」吸纳的规模也非常大。通过「圈钱脱困」、金融垄断乃至强迫集资汲取民间资源供「公家」部门占有，这些部门并非提供公益而是活动於竞争领域，然后在这类领域通过「浪费」等不明不白的方式又流进另一些人的私囊。所以现在有人说，中国目前不仅有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有民间资产流失问题。实际上这两方面是一回事。中国权贵资本在一开始民营经济微弱的情况下，主要靠的是从国库中挖资源。现在国库渐渐挖得没甚么了，就逐渐转而把国库当成一个中转站，通过国库去挖民间的资源。一方面「化（平民之）私为公」，另一方面「化公为（权贵之）私」，这比权贵直接「私对私」地掠夺民众要有效得多。於是国有资本一方面在流失，另一方面也在膨胀。因此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确大大提高，但「抢来本钱做买卖」的原始积累过程远没有终结。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回避公正问题，以及作为公正前提的权力制衡――政治民主问题，无论「公有化」还是「私有化」都会导致对民众的掠夺。如今有论者大力主张提高国家的「汲取能力」，有论者要求加快国有部门的「退出」，然而实际上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前面抢劫式的「汲取」与后面分赃式的「退出」已经逐渐结合成一条流水线。有人说如今的国企「圈钱解困」已经比「抢来本钱做买卖」都不如，是「圈来本钱混日子，连买卖都不做」。而那种「界定式私有化」则是「把混日子的本钱也抢光了」。语虽过激，却也不无道理。
笔者过去指出，「斯托雷平式」转型社会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分家与否」，而是「如何分家」之争。如果说90年代前半期的经济界前一种争论还不时露一下头，到了世纪之交它已基本沉寂。
新世纪经济界的第一场重大笔墨官司「基金黑幕」之争，争论双方（厉以宁等五人对吴敬琏）不仅都主张市场经济，而且也很难说谁更「激进」。指责吴敬琏的五位学者固然都摆出一副「捍卫市场经济」的姿态，娴熟地运用几十年来我们很熟习的「主流―支流」分析法来为股市这个「婴儿」做保姆。而吴敬琏也在国内外久有「吴市场」的盛名，他不仅不是计划经济的辩护者，也不是对市场持保留态度的凯恩斯主义者或批评「休克疗法」的所谓渐进派。他对市场经济改革，包括对产权改革、对资本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的支持，可以说并不亚於他这次面对的批评者。然而在同样赞成市场经济的这双方之间却发生尖锐分歧、甚至国外的凯恩斯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这经济学两大「主义」之争也很少以这种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原因很明显：就是因为公正与否比激进与否更敏感、如何「分家」比是否「分家」更敏感，经济学家的利益分化已经比他们的「主义」分化更重要了。
最近围绕「国有股减持」的争论火药味更浓，不仅卷入者从一般股民、著名学者到政府官员为数之众恐怕自中国有经济学以来前所未见，「战场」从网上、大众传媒、学术刊物直到政府与「两会」，光提出的方案据说就超过一千个。争论中的激动者政治帽子、人身攻击都上来了。然而其中却没人认为国有股不该减持的，只是各自争取自认为公正的（或有利於自己的）减持方案。甚么叫「国有股减持」？不就是卖掉国有产权，即所谓私有化吗？而在「私有化」一词仍属忌讳的中国，争论者不分左右都在讨论如何卖掉国有产权，却没人说不该卖。其中一些号称左派的经济学家，常把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挂在嘴边，然而他们提出的方案却最激进――要求国家「让利」於股民，即不是卖掉、而是白送掉一部分国有股！无论这个主张在技术上是否可取，作为「左派」主张的确骇人听闻――如果说「私有化」就是「右」的话。格瓦拉泉下有知，听说他的崇拜者竟然主张把「社会主义国有资产」不是卖给、而是干脆送给私人，不知他当作何想？
知识界的争论是如此，社会上的「阶级」或利益群体的冲突亦然。90年代后期中国的农潮、工潮成了日益引人注目的现象。就农潮而言，它基本上是针对乡村吏治败坏与农民负担苛重而发的，虽然农村中也不乏「如今那治安没有毛泽东时代好，如今的干部可比当年的『四不清』要黑多了」之类的「今不如昔」论，但那与其说是怀旧不如说是怨今。农民并没有忘记改革前作为原始积累的承担者在有束缚无保障的公社体制下饥寒交迫（官方的说法是「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岁月，真想回到过去的不能说没有，但不会多。而城?堛满u下岗」职工就不同了，改革前虽谈不上当家作主但毕竟受束缚的同时也享有保障，比起农民来俨然是上等的「市民种姓」中人；比起「臭老九」又可以显显空头老大的虚荣。如今束缚未去（依然没有谈判权利）而保护已失，「机会」未得而「代价」沉重，所谓「看成败，人生无奈，说甚么从头再来」。因此他们中的确存在著怀旧的土壤，存在著「反邓思毛」的情绪，尤其在传统重工业区与大中型国企集中的内地各省更明显。
然而实际上，这样的「怀旧」与其说是对「分家」本身的抗议，不如说至少其初是因不公正的「分家」方式引起的。即使在如今工潮最激烈的地区，工人虽然不像农民那样主动发起「分家」，但对公正的「分家」也还是接受乃至有所期待的。郑州C厂是当今内地工潮中「毛主义」意识形态色彩最浓的案例之一，但就是这个厂的工人，1996年曾经在职代会上表决同意由政府牵头与某「港商」签署「破产后整体收购、全员安置协议书」，支持把厂改制为私营公司[10]。然而实际接管时，原称资产达四亿元并将拨出2,000万「专项收购及发展基金」的香港公司却变成了注册资金仅300万的「合资企业」河南D公司，而该公司副总经理居然就是C厂原上级主管局财务处长、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清算组副组长。所谓注册资金也是以「收购」的该厂资本充抵的。这样「空手套白狼」地化公为私之后，D公司就逐步推翻了协议书的所有承诺，不仅不注入资金实现转产，反而要职工掏钱「集资」，并很快把该厂设备厂房变卖，最后露出这次「改制」的本意：把该厂所处的市区地皮卖掉，把职工抛向了社会。原来这是衙门中人支持私商以「收购」为名炒卖地皮牟利的骗局，职工在这一骗局中不仅失去了工作，而且应得的安置费用和自掏的集资款也化为乌有[11]。无论甚么样的「主义」恐怕也不能容忍这样的「分家」吧？！
因此，类似C厂这样的工潮虽然打著「毛主义」的旗号，我们却很难据此认为工人本来就反对「私有化」。包括今年发生在东北的几次事件在内，近年来的工潮多数是因强势者违背原订改制协定拒不履行义务结清历史契约（所谓「欠帐」）所致，少数是因缺少委托―代理机制的「看守者交易」不具合法性所致。捷克、波兰等国在民主私有化过程中，工人与其他利益群体正常的讨价还价和有组织的维护权益行动[12]，恰恰是「中国式私有化」所缺乏的。中国工人今天争取的正是捷克、波兰工人早已得到的那些权利。而常规市场经济中的劳资矛盾与中国如今的「如何分家」之争就更不是一回事了。一些激进左派（按：与知识界的「新左派」不是一回事）往往以这类工潮证明市场化改革的罪恶与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意志。的确，历史上反民主的寡头主义与反自由的民粹主义往往互为因果，造成「不公正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正」之恶性循环。这正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巨大风险。然而，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从不认为这种危机可以用「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来解决，他们要求的，正是以「美国式道路」反对「普鲁士道路」，亦即以民主私有化反对权贵私有化。
五 尘埃未定的中国转轨之路
十年前笔者提出「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的问题时有人不以为然，他们觉得中国国情与「美国」或「普鲁士」相去太远，还是「四小龙」式的「亚洲价值」国家或同样出现了「腐败市场」的拉美、意大利经验对中国更有可比性。其实纯就经验而言中国就是中国，她与任何其他的经验「模式」相比都是特殊的，不可能以这些「模式」来硬套。然而问题在於：所谓「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从当年提出时就是一个逻辑概念而不是一个经验概念，它与美国或普鲁士的实际历史关系不是很大[13]，而是从依附於共同体到走向「人的独立性」这样一个核心问题中逻辑地产生的，这正是所谓「转型」的实质。任何转型社会（如中国与东欧以及当年走出「公社世界」的沙俄）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任何非转型社会，包括所谓「亚洲价值」国家与拉美、意大利等在传统私有制基础上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内，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按列宁在1917年前的说法，「目前在俄国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普鲁士容克式的缓慢而痛苦的资产阶级演进，或者是美国式的迅速而自由的演进。其余一切都不过是幻影而已」[14]。而「美国式的演进」意味著「生产力能最迅速地发展，居民群众能有最好的劳动条件」，「工人和农民群众处於商品生产下一般可能的最好境况下最迅速而自由地发展；由此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革任务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15]。直到1917年以前，列宁一直以这类「最迅速」、「最好」、「最自由」、「最有利」等「最」高级形容辞，把「美国式道路」看作俄国的方向。在这个时期的列宁笔下，俄国现代化的一切光明面几乎都可以归之於「美国式道路」，而一切阴暗面归之於「普鲁士道路」。前者是百善之首，而后者是万恶之渊。而这时民主革命的含义显然已经与斯托雷平以前的时代、以至马克思的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不是「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冲突，甚至也不是半封建的、不彻底的资本主义与彻底的资本主义之冲突。但是，列宁当年从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出发解释斯托雷平时代社会矛盾的这个「两条道路」论，比起民粹主义与寡头主义的解释（「个人主义西方瘟疫」论与「改革就是要依靠强者」论）无疑要高明。事实上，「后共产主义」的转型时代犹如当年俄罗斯的「后公社世界」时代，同样面临从依附於共同体到走向「人的独立性」这样一个核心问题（通俗的说也就是所谓「分家」问题），因而也同样面临「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的选择――当然，从俄国的结局和中国面临的危机看，也还有普列汉诺夫（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当年最害怕而列宁认为绝无可能、但后来恰恰是由他一手实现的第三选择：以「超民粹主义」手段重建并空前强化共同体控制、进而彻底消灭「人的独立性」！
当然，美国与普鲁士实际上也没有经历这样的转轨，所以百年前俄国人的这种提法，只是表明那时即使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认为自由民主但并非「福利国家」的（前罗斯福时代的）美国，要远远优於在欧洲最早建立福利制度但比较专制的俾斯麦德国，这种价值观是已经拥有了自由民主而再追求福利国家的现代西方左派不大提及的，也是我们这?堛漪Y些「左派」真的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的――但就经验过程而言，「美国」与「普鲁士」并不是为上述两条道路命名的最佳选择。
就专制条件下的权贵私有化「警察改革」而言，俄国当时正在实践的斯托雷平模式要比并无「瓦解公社」内容的普鲁士实践典型得多，所以我曾建议就把这种改革类型称为「斯托雷平式道路」；而就民主条件下的大众私有化改革而言，当代中东欧国家，尤其是民主宪政最为健全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等中欧四国）又比美国更为典型，因此我建议把这类改革称为「维谢格拉德式道路」。
当年俄国的社会民主派认为，虽然斯托雷平代表的「老爷」们与农民群众都要搞独立农庄，问题在於独立农庄应该建立在牺牲普通公社农民利益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牺牲权贵原始积累利益的基础上？在贵族们看来，如果是后者，「这就算是『破坏』」；而如果是前者，「这就算是『建设』了」。今天的转型社会不也面临类似问题吗？在如今一些权贵看来，如果国有资产平分给了老百姓，这就算是「破坏」；而如果国有资产转到他们手?堙A这就算是「建设」了。几年前厉有为那篇著名文章就明确地说：决不能把国有资产公开公平地「分配给职工和居民」，而「除此之外」的一切产权变革都可以搞。邓力群他们因此痛骂厉有为弃「社」走「资」大逆不道，他们宣称「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已成心腹之患，必须严打，而「官僚资产阶级」仅仅是「萌芽也开始出现」而已。表面上两边似乎一「左」一「右」，一「社」一「资」，实际上在前面「汲取」后面「退出」的原始积累机制中双方的功能有甚么区别？
在中东欧实现民主化前，波兰、匈牙利等国也在搞「价格靠拢市场」并开始出现官员的「自发私有化」，而那时的民主运动却具有明显的「反市场化」形式。尤其在波兰，70年代以来历次工潮几乎都是直接反对「价格改革」的，而到80-90年代之交则直接反对「自发私有化」，反对「政治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16]。正如斯托雷平时代的农潮都是反对「警察私有化」的一样。但谁也不会认为东欧当时的民主运动是在为斯大林主义招魂。实际上正如90年代的进程已经表明的：反对「自发私有化」是为了启动民主私有化，而在民主化之后价格放开时，过去为价格问题动辄上街的波兰人却「表现了惊人的理智」，使转轨得以顺利实现。
相比之下，中国的1989年运动的「反市场化」形式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至少也比东欧民主运动淡化得多。尽管当时面临通货膨胀，「物价闯关」又刚失败，但运动中并没有出现波兰式的抗议物价改革的主张，而这明显是出自避免妨碍经济改革的考虑。学生们当时主要要求扩大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而市民，包括规模不大的工潮则主要是支持学生。当时与经济有关的要求主要是「反腐败，反官倒」。而这是直接冲著一年前出现的「官僚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第一级火箭」论而来，堪称为最典型的以维谢格拉德道路或「美国式道路」反对斯托雷平道路或「普鲁士道路」的主张。如今汪晖先生把这场运动说成是反对市场经济、怀念社会主义的运动，那他该怎样评价「反市场化」形式比中国1989年运动鲜明何止百倍的东欧民主运动？他该不会认为团结工会是为怀念斯大林统治而发动的吧？
其实今天看来，1989年运动若能像东欧人那样更有力地遏制权贵私有化倒好了。如今中国与波兰这类国家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波兰人的民主运动遏制了权贵私有化，使他们在民主化时公共资产保存得还相对完整。后来的私有化是在民主化条件下进行的，不仅「公共选择」比较发达，各利益群体的讨价还价反覆博弈相当充分，更重要的是代议制民主的委托授权―代理监督机制解决了把「看守者交易」变成合法的委托代理交易的问题。虽然正是由於这一过程中充满讨价还价与反覆博弈，使「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升高，因而出现了一定时段的经济动荡，然后才恢复增长，而不像我们这?妫L论「汲取」还是「退出」都是斯托雷平式的铁腕行为，大众基本没有博弈能力，「私有化的交易成本很小」，加上改革前的「无计划命令经济」又具有「无代价可放弃性」，中国经济因而得以持续增长。
然而，波兰式的民主私有化最终实现的产权配置尽管并非尽善，在多元化社会?堣H们评价也不一，但其基本的公信力与合法性却无可置疑。尽管「剧变」以来十余年?碱F权左右轮替多次，「前共产党人」下台又上台，这一产权配置结果却得到公认，决不会出现清算问题。正常的市场秩序与经济增长机制也得以实现。而中国就不同了，「无民主化的私有化」不可避免地出现未经授权也不受监督的看守者交易，十余年后中国的工潮再要抵制权贵私有化，已是为时过晚，公共资产净值已严重缺失。而在「卖方缺位」下形成的产权配置既未经公众参与及谈判过程，又未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必然缺乏公信力与合法性，平时公众在压抑下不能作声，一旦民主了，他们能不提出质疑？到那时「斯托雷平式私有化」所节省下来的「交易成本」，怕要付出许多倍的代价来抵偿！到头来中国与东欧在转轨问题上谁笑到最后，就不好说了。
我们知道转型时期是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大变动的时期，专制政府可以以铁腕形成既成事实，民主政府却只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达成社会契约。东欧转型启动时在「先民主化，后私有化」条件下民主政府可以凭手中的公共资源在私有化过程中摆平各种利益关系：或者可以像捷克那样把国有资产公平分配，让大家自己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通过「公平分家」实现「亲兄弟，明算帐」的交易秩序。或者可以变现国有资产以获得财政能力，支付转型时期的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物品供应以及「历史欠帐」。转轨以来东欧各国虽然麻烦不断但多能维持社会基本稳定，就是以此为基础的。然而如果在民主化时公共资产已经先流失掉，在社会矛盾严重时民主政府分没有可分的，卖没有可卖的，就会丧失平衡能力，如果到了不能不从一些人那?媢雰虒篞葱驯t一些人并且力度超过一般的「二次分配」，社会稳定就会大受冲击。
迄今世界各国的民主化成功过程虽然细看各有特点，总的说来无非是两大类：第一类，像拉美、南非、东南亚，民主化以前就是传统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化以后还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存在经济转轨问题，在民主化过程中为避免失序所需要的无非是一个政治和解，通俗地讲，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与德克勒克（Fredrik Willem de Klerk）一握手，主要问题也就解决了。第二类，一些需要由「公」而「私」转轨的国家像前中东欧列国，在公共资产基本保持完好的情况下完成了民主化，此后的产权改革因而可以在公共参与、公共授权、公共监督的条件下进行――纵使其「实质公平」可以质疑，但其「形式公平」至少可以实现，其产权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成为社会稳定的条件。这也就是所谓维谢格拉德道路。
斯托雷平道路的实践不同於以上任何一类，历史上还没有沿这条道路走向民主化的成功先例[17]。如斯托雷平俄国的经验所示，「寡头主义繁荣」导致「民粹主义混乱」并从混乱中产生新的、往往是更严厉的专制，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危险却是十分明显的。实际上，以「（结果）平等」的名义抢劫私财与以「效率」的名义私吞公产往往是很容易互相转换的。「权力统治财产」的制度在导致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同时，同样无法保护公共财产不受权门的侵犯。而宪政民主下的公平交易市场制度往往被认为是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实际上它也最能保护公民共有即所谓公有的财产[18]。「五个人作出决定就可剥夺第六个人」的民粹主义很容易转化为「（声称代表五个人的）那个人作出决定就可剥夺任何一个人，即可以剥夺所有人」的寡头主义。反过来也是一样。跳出这种怪圈并非易事。
如今有人喜欢用亚洲诸「龙」「虎」的例子证明「先发展，后民主」的道路优越。世纪之交印尼等地的例子似乎对此是个否证。但我认为不妨退一步假定东南亚新兴国家「先发展，后民主」的模式确实成功，问题在於这并不等於「先私有化，后民主」也能成功。那些新兴国家并不是转型国家，基本没有私有化问题。但对於原来并无产权制度的转型国家而言，没有产权改革很难推进「发展」，而不民主的「看守者交易」无法为私有化建立公信基础，即便它能因所谓「减少交易成本」而一时有利於「发展」，但它却大大增加了未来民主化进程的风险。而这，至少相对而言，是非转型的新兴国家无需面对的。
具体而言，中国如果等到公共资产不明不白地「流失」完毕后再来搞民主化，就会面临以上两类国家都未面临过的大难题：长期被说成是「公有财产」主人的公众一旦有了知情权、监督权乃至政府命运决定权时，却发现他们的那一份资产已被偷光，那时产生的问题，有谁能保证像曼德拉与德克勒克那样一个「历史性的握手」就能化解？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联想。1905年时的俄国农民对「剥削者公社」并未表现出多少好感，那时如果民主进程成功进行，或许俄国已经通过民主私有化走向了「美国式道路」――就像现今的波兰人那样。但是到1917年「警察式私有化」已经引起众怒，一场民粹主义的清算浪潮使俄国在「普鲁士式道路」上取得的进展冰消瓦解，但俄国这时退出普鲁士道路却没能转向「美国式道路」了――清算普鲁士道路的结果是普列汉诺夫讲的「亚细亚专制的复活」，直到70多年后，俄国人才又一次得到了他们在1905年失去的机会。
当然假如没有那个因沙皇放弃「公社精神」转而煽动民族主义作为替代而走向的战争，俄国未必一定会有1917，如果普鲁士道路能够顺利走到底，俄国也会是另一个前途。同样，假如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完成后铁腕政治能够稳定延续一百年，人们大概已经把这过程忘了。可是这可能吗[19]？再者，假如在1913年「斯托雷平繁荣」的高峰时期俄国统治者能够主动恢复1907年被警察手段中断的民主进程，结果必定也会与经济崩溃后激发的1917年「二月民主」大有不同。同样，假如中国在如今经济周期的增长活跃阶段能不失时机地启动民主进程，许多矛盾的确可以由於「蛋糕不断做大」而缓解，因民主化而带出「矫正正义」的问题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可以说，这是关心中国稳定与民主、市场化与公正、自由与秩序的人们能够希望的最好结果，也是中国在「转轨效果竞赛」中最终胜出的希望所在。
然而这时如果陶醉於「落日辉煌」而感觉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等到活跃阶段过去（毕竟任何经济都不可能永远超常增长），那时许多原先被高速增长掩盖著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形成我们在印尼「苏哈托繁荣」之后看到的「危机激发的迟来之民主」。在印尼以这种方式启动民主所经历的混乱，人们都看见了。然而要知道印尼毕竟还不是转型国家或斯托雷平式的「后公社」国家，如果是在「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完成后的国度?堨X现印尼式的民主启动方式，那将出现怎样的局面？
注释
9 「快乐好」：〈专家称中国赤字财政势必加税〉，刊於人民日报「强国论坛」，2002年3月7日，21:59:27。（返回）
10 1996年12月10日《香港D集团有限公司对C厂破产后整体收购全员安置协议书》。（返回）
11 原C厂职工：《致市委、市政府申诉书》（2001年3月16日）。（返回）
12 参见〈产权改革与工人参与：波兰特大国企克拉科夫钢铁联合企业改造的案例分析〉，见金雁、秦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页122-30。（返回）
13 在斯托雷平时代这个「两条道路」的经验符号其实是不确定的。例如所谓「普鲁士道路」当时又被称为「意大利道路」、「英国式道路」等，但其所针对的现实都是斯托雷平当时搞的那一套。（返回）
14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载《列宁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页307。（返回）
15 《列宁全集》，第1版，第13卷，页233；第3卷，页13。（返回）
16 J. Tarkowski, "Endowment of Nomenklatura, of Apparatchiks Turned into Entrepreneurchiks", Innovation 14, no. 1, 1990 (Vienna).（返回）
17 如上所述，普鲁士实践不能作为专制私有化道路的典型，她的宪政道路实际上属於上述第一种类型。（返回）
18 试想，那种「界定式私有化」在发达民主国家能够想像吗？（返回）
19 中外历史表明能够持久延续的专制制度都是「家天下」，而「党天下」是一种易导致内乱（哪怕未必导致民主）的制度，它若不变成民主制的「公天下」，最终只能回归「家天下」的传统。但是这同样意味著某种「政治改革」（当然，改革一词在此无褒义），而且袁世凯、张勋的前车都表明这种「改革」的风险――无论对国民还是对当事人自己――都不亚於民主宪政改革。一般地说，这种「改革」在没有神授皇权的宗教信仰基础时只能指望强大的世俗奇里斯马，这通常只有创业者才可能，守成者是没有这个机会的。（返回）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二零零二年九月号 总第6期 2002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