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大量国际品牌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视为企业文化的重要一环。但是从全球产业供应链的角度来说，其社会责任承诺因为种种原因往往止于中上游企业，而其下游其在存在的结构性不公平却往往被轻视。这样的情況在新冠肺炎全球蔓延中每況愈下，全球南方工人的待遇持续恶化，以CLB的合作伙伴为例——印度有工厂疫情下3年完全没调整过制衣工人的薪资、印度尼西亚的制衣工厂以被品牌减少约3成订单为由，直接削去工人四分之一的薪水。
印度制衣工人工会仍在工厂内积极争取定期集体谈判的权利，而印尼的工会已经与厂方有较为成型的集体谈判架构，不过两地的工会仍然在工人工资问题上触礁——品牌的定价成为了难以突破的天花板。CLB认为，随着欧盟关于企业责任的立法实施，全球供应链新规则已经开始适用，扭转局面的关键时刻正到来。
如果说CLB所协助的印度工会还是蹒跚学步的婴儿（请参考《集体谈判——全球服装产业链上印度工会在行动》系列文章），仍在吸纳工人加入工会、和厂方争取定期的集体谈判；那么印尼的工会则已经是能日常行走的青年——尽管都属于全球南方，印尼的不少工厂内已经与厂方有了定期的集体谈判以及两年一更新的集体合约，这些工厂为包括H&M，Adidas和Nike等大型国际品牌制造产品。
CLB一行日前来到印尼全国工人联盟（Serikat Pekerja Nasional，简称SPN）的总部交流，他们告诉CLB，SPN在工厂的工会代表们均来自生产前线，他们在任期内无需从事生产工作，只需负责工会的各项工作，期间由工厂向他们付薪水。尽管现在仅仅是2023年中，工会的代表们已经在准备2025年集体谈判的内容。
图片：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韩东方与印尼全国工人联盟工作人员交流。
SPN工人代表与工厂的集体合约并不是几页纸，而是内容细致到可以成册、成书标准集体合约。据了解，SPN是采用了全球产业总工会IndustriALL Global Union的标准合约作为模版。这令人感慨，是欧美的国家在过去经了约一个世纪的争取，才慢慢形成的集体合约的细则，如今当印尼的工人要和厂方谈判时，可以直接拿来参考。现时在印尼的许多工厂内，工人们已经可以透过工会去和雇主集体谈判，去保障自己的待遇，这件事值得肯定。
相比起来，印度的工人和工会还停留在争取与雇主平等对话的等待突破的阶段。CLB在印度的合作伙伴，“卡邦制衣工人工会”在提出集体诉求之初时，就遭到了厂方多番阻挠，工人代表们更遭到了管理层的暴力殴打。同样是为国际品牌生产商品，印度工会和印尼工会的待遇却是天上地下，这让人沮丧和不解。印度的工会并非不努力无争取，但印尼的工会之所以能够走到这步，除了工会自己的努力，也是品牌、工厂、国际上的工会、非政府组织机构的参与、以及欧美的立法的合力推进，促成了这件事的发生。尤其是有些品牌同样在印尼和印度有供货商，若能有各方的合力，以及一定的策略，相信印度工人走上集体谈判之路并不是异想天开。
图片：印尼工会向CLB介绍工会工作状况。
供应链各方合作推进集体谈判的契机
诚然，印尼的工会可以开始与厂方谈判，也是因为遇到了不曾有的环境因素。欧洲许多国家，如德国、法国、挪威都对企业在供应链上的责任有了最新的立法。这让过去企业履行企业责任纯属自愿，至多收到道德谴责的状况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早前，荷兰服装品牌G-star，因主动撤单导致越南制衣厂关闭，供应商将品牌告上荷兰法院。法院最终裁定，荷兰品牌严重违反合约，法院根据合约关系，并提及企业未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罔顾越南工人的利益，判决企业需要向越南制衣厂赔偿。因此无论从立法，还是已经有的法院判例，这样的转变对于工人们来说无疑是一把十分好用的武器，当然对于企业来说则变成了再也无法逃避的法律责任。
从过去的可做可不做，变成若是不做便有法律风险，供应链上各持份者之间的关系也应当有相应的改变——从互相指责、推诿，变成了可以一起合作的关系。以印尼的工人为例，大家唯有一起致力于支援工人的集体谈判，让他们的合约进入更好、更细节的探讨，这样工厂和品牌才不至于触犯有关的法律。
印尼工会成熟的集体谈判机制
SPN的工会代表向CLB提供了他们与和Nikomas（宝成印尼集团，为Nike和Adidas生产鞋子）的一份集体合约中的工资部分，内容十分细致——从每月发薪日期，到工资结构组成、不同种类的津贴发放、纳税通报到工资调整标准等都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从模版到落地，再到一期又一期的集体谈判，集体合约的方向、探讨的细节仍然依靠SPN的工人代表们与厂方去协商。
图片：印尼工会的工作者。
在印尼万丹省的首府Serang，CLB见到了当地两间工厂（Nikomas以及Parkland，为包括Nike、Adidas、Asics品牌生产运动装备）的工人代表们。如SPN总部成员所说，这些工人们都来自生产线，而非管理层。他们当中有混炼鞋底材料的工人，有做鞋底热压的，亦有车衣、质检、操控工厂生产机器的工人，他们来自生产线，被选举为工人代表后就一直全职从事工会的工作，若之后不再获选工人代表则要回归生产线继续从事生产工作。尽管长期在类似“城乡结合部”的地方工作，但是这些经历过集体谈判的工人代表们的思维并不闭塞。当CLB向这些工人代表们讲述了在印度的经历，尤其是透过向品牌发信、向品牌投资方施加压力后，成功让厂方为工人们加了疫情以来的第一次薪水时，企业工会代表们在场便鼓掌呼好。企业工人代表们对让品牌参与进集体谈判充满了兴趣，尤其是当CLB与海外的NGO协作，并成功向品牌施压，他们好奇这些海外非牟利组织的角色和策略手法。
这些好奇心并非事出偶然，无论是SPN的总部成员，还是Serang的企业工会工人代表，尽管有了集体谈判机制，但是他们还是遇到了和印度工会一样的问题——工人的工资仍然无法突破品牌设定价格的天花板。在印度的实践中，工会得以与厂方对话，表示过去几年工人的工资没有增长，而厂方在多次推拉中声称，无法加薪是由于品牌的订单价格太低。同样，SPN总部成员指，多间为国际品牌生产商品的工厂在疫情期间均指被减少约3成的订单，而由此工人们的薪水也下调25%，SPN曾一度找上品牌在印尼的分公司要求解释，而品牌分公司则回覆指这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而在企业谈判层面，SPN企业工会代表说，他们在每一次谈判中都希望厂方可以提供订单的细节，包括单价等等，以此作为工资谈判的参考，但厂方每次都拒绝提供。印尼的集体谈判，也在此遇到了瓶颈。
图片：印尼万丹省首府Serang的工厂Nikomas，属于台资企业宝成。
集体谈判和全球供应链思维的结合能否突破瓶颈？
SPN国际关系部的负责人Iwan Kusmawan表示，现在不少印尼的工厂还没有集体谈判，他们认为为这些厂的工人搭建集体谈判机制是重要的。和CLB的想法相同，他们同样重视集体谈判的能力，因此他们很希望工人代表们可以接受集体谈判的培训。Iwan所说的这些话，透露的是有实战经验的工会核心的需求。谈判的技巧自然很多，同样值得留意的是外围环境的变化。全球供应链新规则已经开始适用，当中法律条文的翻译、解释，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的若干项中有何优先次序需要拿来应用，企业工会如何利用行政资源助力集体谈判……这都是工会需要借助策略团队力量，才能慢慢上手的技能。
如Iwan所说，为印尼其他那些还没有集体谈判的工厂，争取集体谈判机制是必要的。而思维若再跳远一些，一些品牌、工厂在其他国家却仍然严厉反对工人争取权益、建立工会。以总部在台湾的宝成集团为例，品牌透过工厂生产商品，工厂却在过去数十年里在中国、越南、孟加拉、柬埔寨多地建立生产基地，他们清楚各国在工人权益上有着参差不齐的标准。——在过去这都可以推给当地的政策法律，但如今企业社会责任成了企业、品牌在法律上的义务，可以撬开板块的可能性便增加了许多，南方工人们有了联手将一度置身事外的国际品牌拉上谈判桌的机会。
图片：SPN国际关系部的负责人Iwan Kusmawan。
这对于未来有望超过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印度当然重要，对于中国当然也是重要启发。过去30年的全球化中，中国的工厂和工人都沦为品牌的工具，才让中国的工人们与“共同富裕”渐行渐远。要想工人和工厂脱离品牌眼中的工具身份，真的成为“人”，就要让他们踏入集体谈判之中，让供应链上游的品牌听到他们的声音，回应他们的诉求。有了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企业责任不再只是道德呼吁和自律，而成了品牌和工厂便都无法继续回避的责任和预防风险的措施。供应链的持份者不应再互相推诿，而应通力协作。只有所有持份者合力支援集体谈判的进行，才能为工人达成更好的合约，过去的恶性循环、压榨底层工人的状况有望逐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