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重要目标。然而，数百万传统行业的工人被下岗，制造业走向服务业的转型中，许多新兴工作要么薪水较低、要么令工人缺乏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过去三年（2020–2022年），新冠疫情及随之而来的防控政策影响大量企业减产减员，而政府对互联网、房地产、教培等行业的强力行政干预导致这些吸纳大量就业的产业发展低迷。十多年前政府建立的保护工人的法律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甚至于无法保证工人们能按时获得劳动报酬，而逐渐增多的灵活用工人士时至今日依然难以被社会保障网所覆盖。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中国试着用法律框架保障工人，并确立公平的劳动法律标准。这一尝试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因为资方不断在法律框架下钻空子，甚至连欠薪这种涉及工人基本权益的问题，都广泛发生在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身上。
过去十几年，最低工资标准尽管稳步上升，但区域差异巨大，尤其在大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没有跟上生活成本的迅速攀升。中国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尽管政府出台了长期的扶贫政策，但城乡差距依然顽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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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全面的法律框架来界定雇主和雇员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法律规定有1995年的《劳动法》和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其中载有关于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工资支付、福利和终止雇佣的明确规定。具体条例如下：
- 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10条）
- 劳动合同应当载明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报酬、劳动保护等内容。（《劳动合同法》第17条）
- 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但在某些条件下允许弹性工作时间。（1995年《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
- 超过标准工作时间的工作应支付加班工资，加班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劳动法》第41条）
- 加班工资不低于正常工作日员工工资的150％；休息日不低于200％；国家法定休假日，如春节，不低于300％。（《劳动法》第44条）
- 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劳动法》第50条）
- 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劳动法》第51条）
- 在规定情况下，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员工有权根据受雇年限获得经济补偿。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劳动合同法》第47条）
这些法律规定赋予了工人广泛的权利和合理的保护。然而，自从《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生效以来，雇主一直试图削弱劳动法律的效力，地方政府官员也未能有效执行劳动法，使得工人只能自己通过劳动仲裁、法院系统或集体行动来捍卫自身权利。
迄今为止，雇主对《劳动合同法》最常见的应对是重新分配现有雇员，并招聘劳务派遣工而非正式员工作为新雇员。这是一种降低公司所需承担福利的方法，也使雇佣和解雇工人变得更容易。劳务派遣经常被滥用，为了堵塞法律漏洞，2013年，政府出台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确保用工单位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然而，许多雇主继续大量雇佣劳务派遣工，剥夺他们享有与正式雇员相同的工作条件和福利的权利。截至2016年底，在中国东北城市长春，中德合资汽车制造企业一汽大众的一千多名劳务派遣工已经忍无可忍，他们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提出申诉，要求同工同酬。尽管采取了集体行动并诉诸劳动仲裁，工人们的不满在一年多之后仍未得到解决。
长春一汽大众派遣工维权，2017年5月
一些雇主通过引入灵活工时制度，削弱标准工时制的保护，降低用人成本。2016年5月，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Walmart）对中国约10万名员工实施了所谓“综合工时制度”。此举（根据现有条款，几乎肯定是非法的）允许公司根据其需要安排工人的工作时间，减少工人加班时间和其他福利，并使低薪员工无法同时拥有第二份工作。沃尔玛员工以罢工、法律诉讼和广泛的网络抵制作为回应。
为了逃脱劳动合同的法律限制，一些公司，尤其是制造业公司，通过雇用职业学校的学生来满足高峰期的生产需求。最臭名昭著的学生工雇主之一是电子制造商富士康，该公司于2017年9月从郑州城市轨道交通学校招募了3000名实习生，以便在工人短缺导致苹果iPhone X手机生产延迟之时赶制订单。
在潘毅、陈慧玲和马克·塞尔登2015年合著的《苹果背后的生与死——生产线上的富士康工人》（英文版Dying for an iPhone出版于2020年）中，详述了有关雇用学生工的情况，政府对名额的硬性要求以及学校老师可以收到的回扣，都令“实习生”们在没有劳动合同、没有法律保障、也没有社会保险及其他政府福利的情况下，被迫以少于最低工资的报酬劳动。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工厂的工作与他们学习的课程专业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被告知，只有参加工厂实习项目才可以顺利毕业。
新兴服务行业，特别是时下热门的平台经济，许多工人没有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而是被雇用为个人承包商，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任何工作保障，也没有任何正式员工所拥有的福利和社会保险。例如，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食品配送行业越来越多地与外卖配送员签订“个体承包商”的非正式关系，使得外卖员像是在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竞标配送订单，而平台公司无需与工人签署任何正式的劳动合同。
在这些新兴服务行业中，许多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突然改变。激烈的竞争导致许多新兴企业倒闭，工人因此被解雇，却得不到任何赔偿。即使在较为传统的行业，雇主也会要求工人搬去另一城市任职，只留给员工极短的通知期和极少的补偿金。若是工人拒绝了雇主新提供的工作条件，便可能丢掉这份工作。而在工作地点转换之后，工人们还要面对包括社保转移困难等官僚问题，因为他们的劳动关系仍归曾经的工作辖区管理。
尽管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6至59岁）自2012年以来持续减少，但就业人口仍逐步扩大，直至2016年达到顶峰，共计8.07亿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劳动力人口下降至7.8024亿。过去三年，就业人员数量维持在7.5亿左右，尽管根据官方数据，该群体人数从2016年开始持续轻微下降。
中国政府长期致力于创造就业机会，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和经济稳定的重要举措。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扰乱经济之前的5年中，中国平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1300万人，失业情况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详见下文）。
问题不在于缺乏就业机会，而是许多新创造出的工作岗位报酬低且不稳定，通常需要员工在危险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大批为网上购物提供包裹递送服务的快递员是一明证，体现了中国涌现的新兴就业机会及其带来的新问题。一名快递员描述了他们如何“每天工作12小时，运送300多件物品”。
我们分拣几吨包裹，即使是最轻的货物也在七到八公斤左右。我每天穿越40多公里，爬过46层楼去送快递。手机必须一天24小时保持开机状态，还要自己支付所有的电话费。我的月平均工资大约为3400元。
此外，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以来，一直难以为雇主提供充分培训、有竞争力、能为企业带来效益的劳动者。求职者和雇主两者需求无法匹配的问题，在过去几年更为显著，尤其当每年应届毕业生进入求职市场时。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有874万，受新冠疫情影响，他们中绝大部分都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到2022年时，应届毕业生首次突破一千万，但当中一半决定考研而非寻求工作机会。2023年，应届高校毕业生预计更将升高至1158万人，这些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成为近年来突出的难题。
在中国强调学术知识、以考试为导向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学生往往难以符合职场的需要。这一问题在职业技术学校也是类似的，因无法培养熟练或半熟练工人，职校长期以来遭受批评。政府也试图令教育系统更符合商业市场的要求，不过，推动私有化、鼓励企业参与等方法都尚未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劳动市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许多企业不愿意在培训上投入任何时间或资源；相反，他们希望新员工能够具备立即开展工作所需的全部技能。许多企业主的观点是，为自己的员工提供培训，只会鼓励他们跳槽寻找一份报酬更高的工作。如果中国要填补由“低工资经济”转型向“技能型经济”的技能差距，就应改变企业这种短视的观点。
一些制造商和物流企业正试图通过自动化来解决员工的招聘和培训问题。尽管机器人制造业蓬勃发展，但事实证明，找到机器人能代替的职位比预期困难得多。甚至，以“工业机器人”出名的公司富士康也缩减了其自动化计划。该公司的神秘老板郭台铭（Terry Gou）计划，2013年公司工业机器人数量有望达到100万个，但2015年，富士康自动化技术开发委员会总经理戴佳鹏（Day Chia-Peng）透露，其中国工厂内仅安装了大约5万台完全可操作的工业机器人。他表示，公司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每年至少在中国工厂内增加1万台机器人，取代所谓的“3D”工作，即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和沉闷（dull）的工作。此后，该公司更为实际的目标是到2020年，其在中国的工厂要实现30%的自动化。不过，这一数字现时看来是过分乐观了，富士康仍然依赖工人而非机器为主完成苹果生产线任务。2022年10月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富士康在中国河南的工厂有超过20万员工，而当工人受疫情影响无法工作时，富士康甚至委托当地政府帮忙招工。而且，富士康正努力寻求更为廉价的人力市场，将生产线转移至中国以外的印度等地。
在2010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4%左右，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稳定在900万左右。这种“稳定”是因为统计数据的来源非常有限。城镇登记失业率只统计非农业户口的工人（约占劳动力总数的一半），且仅包括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它忽视了所有农村工人和农民工、外籍工人以及不稳定工人、兼职者或临时工。
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统计数据在衡量中国真实的失业状况方面几乎毫无用处。因此，2018年，国家统计局首次正式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据报道，国家统计局将按月定期发布全国和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其数据定义标准与国际劳工组织标准相一致。2018年1至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0%、5.0%和5.1%，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比全国水平略低，分别为4.9%、4.8%和4.9%。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城镇地区失业率水平仍低于发展中国家（5.5%）和发达国家（6.6%）平均水平。
比起以前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新发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无疑在统计的科学性上有所改善，但它仍然不能全面反映失业情况。不仅是农村失业情况未被包括在内，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工作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的短期工或是不稳定就业者也未被纳入统计。统计显示，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达2亿左右。在2020年新冠肺炎爆发后，有关失业浪潮的媒体报道层出不穷，但官方公布的2020年2月份失业率仅微升至6.2%。即使在具有较强传染性的新冠病毒株“奥密克戎”大爆发的2022年，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的数据也始终维持相对平稳。其中，仅有2022年4月城镇调查失业率突破了6.1%，其他时候通常维持在5.5%至5.7%。而在新冠疫情管控越来越严的末期，企事业单位面临随机封控、工人要么感染病毒要么被封控在家，市面一片萧条、工人为稳住工作范围而战战兢兢之际，中国2022年10月、11月、12月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仍然一片和谐，分别是5.5%，5.7%，5.5%。
这一相对较低的数据也显示，传统计算失业率的方式已无法全面反映新经济形势下的就业情况。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Raymond Yeung）在2020年8月向《南华早报》指出：
“问题在于，失业率本身无法反应整体就业压力。如果你从事兼职工作，那你可能就不被算在统计之内。但由于就业不足，你的工资压力还是很大。”
自新冠肺炎爆发开始，中国政府引入一系列针对私人企业的救济措施，以求避免大规模裁员的局面。但是，政策的受益者往往是大中型企业，许多小微企业缺乏资金又难以贷款，无奈之下只能裁员，甚至彻底结业。政府将失业救济范围扩大至一些原本不符合条件的工人，例如农民工。可是，政府的援助比最低工资还要少，面对如此之低的福利，比起花时间去申请，工人们更愿意去找任何一份能够糊口的工作。
2022年：就业形势格外严峻的一年
2022年，政府针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政策仍然严格，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包括高校毕业生和工人们的自由流动和择业。2022年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失业从统计局的个别失业率调查数字上可见一斑。
2022年5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至6.1%，创2020年3月以来新高。换句话说，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几乎回到了两年前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失业率的持续增长从2021年10月（4.9%）就开始了，春节前后的换工作旺季结束后，失业率并没有如往年一样随着劳动者找到新工作而下降，而是在2022年的3月及4月继续攀升。显然，这是由于全国各地开始不同程度的封控、停工停产，有数据平台估算出中国有2亿人口在2022年4月静止。31个大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自治区首府）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攀升至6.7%，连续两个月创有历史数据以来最高并明显超过全国总体水平。
比较不同群体的失业情况，外来户籍人口和16-24岁的青年人口就业问题最为明显。外来户籍人口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从1月的5.1%增长至4月的6.9%，增幅高达35%，相比之下，本地户籍人口失业率只提升了5.6%。这也侧面反应了外来务工人群多从事零散、稳定性较低的工种，一旦遇上疫情防控措施、经济形势变化，他们的岗位往往最快被波及。
除了外来务工人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民工）之外，青年群体的失业问题也成为2022年最瞩目的就业问题。
2022年4月，16-24岁人口的调查失业率录得18.2%，创有历史数据以来最高，比2019年4月的数据（9.9%）几乎多了一倍。通常青年失业率的高峰出现在7、8月高校毕业季，但4月青年失业情况未到毕业季已超过18%，意味着失业率将进一步上升。果不其然，随后多月青年失业率持续攀升。5月，失业率升至18.4%，6月，失业率升至19.3%，7月，失业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点的19.9%，连续4个月创下历史新高。从8月开始，青年失业率轻微下滑到18.7%; 到12月时，青年失业率才降至16.7%。
这几年，年轻毕业生的竞争变得激烈无比，而且竞争的范围由吸纳大规模就业的私营企业飞速扩展至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过去吸纳大量就业人士（特别是年轻毕业生）的是私企，但他们受到政策波动影响明显——特别是过去几年，互联网行业、房地产行业、教培行业等受到行政强力干预政策的影响，导致就业岗位不稳，就业容量急速萎缩。青年就业意向快速倾向政府部门和国企的现象背后，是私营企业及外资企业更容易被国家政策影响、导致行业发展不稳定的现实。在宏观政策影响之下，国企和政府工作成为更稳定的岗位，为年轻人趋之若鹜。政府对此应有反思。
当工人被辞退时，他们往往还被拖欠着数月到半年不等的工资。迄今为止，拖欠工资仍是中国劳资纠纷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无论是下岗工人，还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仍然无法保证能够按月足额拿到工资。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显示，每年大概至少有约80%的工人集体行动与拖欠工资有关。在建筑行业，拖欠工资的现象十分普遍，约90%以上的劳资纠纷是由拖欠工资引起的。
中国的政府官员们非常清楚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也承认尤其是建筑行业的“深层次矛盾”仍未得到解决，且这一问题正在蔓延到其他行业。在2017年1月《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一名官员指出:
一方面，老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建筑施工业、加工制造业和租赁场地经营业仍是欠薪高发的重灾区；另一方面，新的矛盾又逐步凸显，“互联网+”模式等新业态企业欠薪案件高速攀升。
官方将新兴行业欠薪问题的恶化归咎于市场不确定性、经营扩张过快，以及不稳定工作的增加。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提出若干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制定了到2020年“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的最后期限。但到最后期限过后，2022年12月29日，总理李克强仍然在“对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作出重要批示”。显然，农民工欠薪问题依然没有根治，政府每年依然为此焦头烂额。
多年来，政府出台的大多数措施仅仅是以行政或司法方式减轻雇主的过失，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劳资关系不平衡问题——正是这种关系不平衡导致雇主不签署正式的劳动合同，并随意推迟支付工资。
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生活成本、工资和劳动力总体供需情况确定。因此，大型城市和较贫困地区的最低工资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2023年2月，全国月最低工资最高的是上海（2590元人民币），大约是广西、湖北、新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省份小城市的两倍。尽管如此，雇主仍通过各种方法逃避支付最低工资的责任。
在制定这一工资标准时，地方政府并不是要保证工人们的基本生活，企业的顾虑以及可能对本地招商引资带来的影响才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考量。2004年，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最低工资规定》，要求各地政府至少每两年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但到了2010年代中期，为了减缓制造产业外流至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和中国内陆，经济强省广东将最低工资的调整年限变为三年，很快其他省份和地区也纷纷效仿。到了2010年代末，中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频率明显下降。而到了2020年，在中美贸易战及新冠疫情的双重压力下，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基本没有任何提升。（详见下图）
总部设在香港的机构“劳动力”在201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最低工资增长放缓严重影响了全省低收入工人的生活。接受调查的大多数工人的基本工资都达到了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但没有高出太多，仅够维持基本生活。他们被迫住在价格低廉的劣质房屋里，大部分收入花在食物上，为了以节省交通费用，许多人步行上下班。在后续报告中，“劳动力”以最低工资为平均工资的40%这一全世界较普遍的情形作参照，建议2019年广东省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广州3728元，东莞2331元，惠州2588元，而类似河源的四线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为2298元——而这四个地方实际的最低工资分别是2100元, 1720元, 1550元及1410元。
“劳动力”的计算方式实际上在《最低工资规定》有所体现，其附件说明，国际上一般月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月平均工资的40%至60%。然而，很少有城市达到过这一标准。过去十几年间，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之间的差距并未减小，反而由于特权阶层拉高了平均收入、而工资最低的群体收入停滞不前，差距愈发扩大。全国工资最高的几个城市，例如北京、上海等地，月最低工资尚不及月平均工资的20%。例如，2022年在广州，第四档城市的月最低工资是1620元（2021年最后一次调整），而当年广东省月平均工资为8310元，月最低工资是月平均工资的19.5%。
2020年6月，在一年一度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这一发言令不少人惊讶，尤其是考虑到过去5年里，中国政府在消除贫困人口上投入了巨大资源。但是，李克强的讲话确实基于公开的官方数据，进一步分析也不难发现，只有一小部分中国人口受益于经济改革，而余下的绝大多数收入仅略微增长。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2019年的数据分析，中国有43%的人口（约6亿）每月收入少于1090元，69%月收入少于2000元，84%月收入少于3000元，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占到总人口的95%，月收入过万的只有0.6%。2019年的福布斯排行榜上，有近400位亿万富翁来自中国，其中科技企业家马云（Jack Ma）以382亿美元的净资产位列榜首。
与此同时，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地区收入不平等问题在过去十年变得更严峻。在居民五等份收入统计中，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收入水平从高到低顺序排列，平均分为五个等份，处于最高20%的收入群体为高收入组，依此类推依次为中间偏上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低收入组。在2013年至2021年间，城镇居民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近45000元，而城镇居民低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6850多元（见下图）。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2022年。
北京师范大学调查显示，75.6%的农村居民月收入低于1090元。如果把农村居民计算在内，贫富差距变得更突出。2021年，城镇居民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01596元）比农村居民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856元）足足多出了97440元，比2010年的差距39288元高出2.5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2022年。
城乡差距可能是当今中国财富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农村家庭不仅收入更低，而且一般有更多的老年亲属和子女需要赡养——这是计划生育政策和养老金制度严重偏向城市的遗留问题（详见《中国的社会保险体系》）。此外，中国最好的医疗、教育、文化和社会服务几乎都在城市地区。城市居民可以合理而不受限制地享受这些资源，而农村居民前往并留在城市就要一笔开支，获取这些资源和服务更要额外的费用。尽管一些中小城市已经开始放宽对农村居民的行政壁垒，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会向农民工开放社会福利、医疗和教育体系。
从长期趋势来看，Thomas Piketty，Li Yang和Gabriel Zucman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与农村的平均收入差距已经从1978年的不到200%上升到2015年的350%左右。从全国范围来看，收入最高的10%人口国民收入份额从1978年的27%上升到2015年的41%，而收入最低50%的份额从27%下降到仅15%。Piketty等人还发现，从1978年到2015年，尽管中国的平均年收入增长率为6.2%，但底层50%人口的年收入增长率仅为4.5%，而顶层1%人口的收入增长率接近9%。超级富豪，即前0.001%人口的收入增长最快，平均每年增长10.4%。
粗略看中国的主要城市，似乎可以看到一个相当繁荣的社会景象：年轻、勤奋的中产阶级家庭，决心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然而，这一幻想在2017年末破灭了，当时北京市政府开始了为期40天的高调驱逐运动，清理城市棚户区，驱逐所谓“低端人口”，正是这些人生产、销售、运送北京中产家庭所追求的商品、服务和生活方式。驱逐事件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中国城市的富裕几乎完全依赖于底层阶级的贫困。
中国政府已将减轻贫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扩大中产阶级列为高度优先事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上的讲话中指出：
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然而，该演讲缺乏实现这些目标的真正具体做法，尤其是中国经历了新冠疫情严防严控之后，经济体大受打击，短时间内生产和消费仍未复兴，一个公平的分配制度显得更加遥远。
低收入者迄今未能获得体面收入，以及未能弥合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差距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们缺乏集体谈判制度以争取更好薪酬和工作条件。过去十年来，工人们一再表明，当劳工权利受到侵犯时，他们有手段和能力集体组织罢工和抗议。然而，工人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他们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工会。
作为中国唯一的法定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在许多工作场所都有名义上的存在，但工会代表主要受资方控制，与普通工人缺乏真正的联系。中国工人越来越迫切地需要真正掌有工会，使工会更具代表性和有效性。中国政府也需要向中华全国总工会施压，使其在改善劳资关系和维持长期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方面发挥作用。
本文首发于2008年，最后更新于202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