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的缘起
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制度转型之中，因原有利益格局的剧变，而导致知识精英的严重分化，本人去年发表的《当今社会四派精英之分疏》一文有所分析，并提到即使被标识为“自由主义”的学者，也会因为对权力资本化､社会公正的看法不同而分化，但当时并未涉及已露苗头的另一端，即高举左翼思潮旗帜､与自由主义学者对垒的学人中，也发生严重的分化，其中一部份人对极权主义的看法和评价，与现代左翼思潮的主流，差距越来越大，实际上他们正在从左翼思潮的阵地上游离出去。
此一端中的有些人，今年以来的言论，与当局在思想界压制知识分子的做法相呼应，给人落井下石之感，显然有违知识分子的为人之本，多少引起我的一点兴趣，去观察和分析“新左派”中出现的这种杂音，以为不平则鸣，这当中，又有个别令人侧目者，如韩德强先生的一些说法，被我引用在以“言实”为笔名的《中国近期知识分子的政策与无耻者的声音》一文（发表时标题被编辑改成《断炊的与分一杯羹的》）中，作为丧失知识分子独立身份的极致标本，他的这段话，是我九月初才在《八面来风》杂志上题为《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一文中看到的，这是一篇为改革前三十年评功摆好的文章，在结尾处韩德强先生说：“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著人家的，用著人家的，住著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五十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历史并不是就此到了尽头，日子还要过下去。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
我以“言实”为笔名的文章之所以特别拎出这段话来批评，是因为这种说法从根本上否认知识分子的行为规范，而且迎合打压知识分子的做法，有违知识分子的基本道义，并可能在思想界成为不良范例的滥觞；但因主题的限制，对於他歪曲历史､尤其是歪曲文革史的研究方法，我还未曾涉及。在发表本文之前，我通过电子邮件向韩德强先生表示，我很愿意与他讨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行事的问题，不过，他似乎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
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现已成为国际社会学界通行的一个标准是：在从事与知识､文化的研究､传播､创造有关的活动的人当中，只有那些具有人文关怀精神､关心社会问题和民众利益的人，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由此，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行为特性，应当是不依附权势､具有道德勇气､能坚持独立思维､敢於直言的人。无论其思想观点接近左翼思潮还是自由主义，在这些基本点上应该不会有差异。转型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们可能倾向於不同的社会群体，或充当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代表，但他们的行为规范应该是相同的。显然，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绝不可能赞同在思想界施行打压的做法的，然而，韩德强先生的那段话，将知识分子和领导人的关系视为“吃了人的就要忠於人”，首先颠倒了政府和老百姓到底谁养活谁这个基本是非问题，其次也从根本上违背了知识分子的良心，说明韩先生似乎根本不明白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为何物。
政府和老百姓：谁该感谢谁？
韩文中有句妙语：“吃著人家的，用著人家的，住著人家的”，这里使用的排比句 “人家的”，如果视为一种北京腔，那就是“我家的”的另一种说法，不信去问任何一个老北京，但我知道韩德强先生的意思不是这个，他所使用的这个“关键词”，毋宁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义，若将他的关键词“人家”换成“皇上”，可能更顺一点，不过也只有在晚清时期还能听到皇上王爷们如此训诫属下，也没见有人这样申斥农工商阶层，因为他们是纳税人，儒家学说常讲的“取之於民”，其实就包含著连儒家也没否认民供养了官这一基本常识。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倒是听过太多诸如“政府给了人民什么什么”､“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之类的习惯用语，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基本关系应该是早就“颠倒”过了的。在现代世界里，谁都知道，国家､公共资源及公民之间的关系为何，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思想家汤姆､潘恩在他那本名为《常识》的小册子里早已谈得清清楚楚，韩先生这一充满了毛式精髓的表达，令人不禁有“今日为何朝”之困惑。
韩先生并不服气，在驳斥笔者的批评中大谈特谈谁应当纳税和如何用税。创造社会财富的不是政府（即韩先生文中的“人家”），而是民众，这是个本不必在此重复的社会常识，到了二十一世纪还得重申这些话，不免好笑。不过，因韩德强先生的观点之故，我不得不从这个基点出发，说明是不是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了，就得象韩德强先生说的那样对政府感恩不尽？
首先要说明的是，改革前中国的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是建立在勒紧老百姓裤带､让大家过苦日子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二十年前经济学界早就有定论的问题，这也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政以后的必然策略。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城市职工得到的“工资”，只能算是低水平的生活费，其他诸如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则以政府恩赐的“社会福利”形式给出；广大农民们得到的“工分”，也是满足了国家提留后剩下的极低水平的生活费用。工农大众创造的社会财富，大部份都被国家集中起来运用，其中很大一部份又完全被“大跃进”､“山､散､洞”之类的投资决策浪费掉。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经济因“大跃进”而陷入严重困难､饿死数千万人的同时，花费巨额资金提炼重水､研究和试验原子弹和导弹的计划并未中止；在大饥馑的年份里，为了筹集外汇黄金进口必要的相关原材料和设备，中国还出口了数百万吨可以救活上千万条人命的宝贵粮食，难怪陈云当年曾经感叹过，中国人民实在太好了，饿死人也不起来造反；1977年万里目睹了安徽农民穷得没裤子穿，也说了“我们何颜以对､问心有愧”的话，未知韩德强先生，是真的稚嫩到了不熟悉这段历史呢，还是明知故犯，连陈云､万里尚有的那点恻隐都不想要？到此，我们倒很想问问韩先生的“良心”了！
其次，九十年代以来，用自己的钱买了股票来扶持国有企业､买了国债让政府有钱开支､或用个人储蓄支撑著国家银行系统免於破产的老百姓，就更没有什么要“谢恩”的了。我１３年前发表於《经济研究》上的一篇关於改革中国民收入流程变化的论文早就说过，中国从那时起，政府就主要靠银行的资金，而不是税收，来维持全国经济的运转，而银行存款主要来自居民储蓄。后来，我也几次撰文提到，中国的金融，完全是靠政府信用支撑，民众也别无选择､只好把存款放在国家银行里，这种现状使政府得以用银行贷款养企业，维持经济繁荣。只要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有基本了解，就明白，这种“花钱买稳定”，其实是以民蓄买民心。可以说，随著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上市､国债发行逐年扩大，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政府主要是靠民众的财力在支撑和维持著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不是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套用韩德强先生的话，如果要“讲良心”的话，应该不是老百姓感谢政府，而是政府要感谢全国老百姓，其中也包括要感谢知识分子。
第三，韩先生的文章中还涉及到对知识分子劳动价值的评价。众所周知，毛时代政府养活知识分子的观念，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养士观念的余绪。现代社会当中，人们早已认识到，知识分子（包括人文知识分子）的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改革以来好不容易才谈清楚的这个问题，到了韩先生这里又变得糊涂起来，仿佛知识分子们的劳动不能创造社会价值，知识分子完全靠政府养活似的。韩德强先生文中教训的，似乎是敢於批评改革前旧体制的学者，就算某学者是直接从国家财政部直属的财政科学研究所领的工资，是否就不应表达自己的独立看法了呢？要知道，这个在政府“养”的部门里工作的知识分子拿了政府的工资，所交换的也只是自己职务范围内的劳动，而不是社会批评的权利。
有了上述三个常识，我们就很清楚韩先生跳出来是要维护谁，对中国所谓“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的失误､荒谬乃至血腥不能质疑，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良心”？假如按照韩先生提供的这种“逻辑”和“良心”，近一点说，大概毛泽东､林彪､四人帮都是冤枉的，而远一点说，今天的德国人就不可以质疑纳粹德国的罪恶，而应当怀念希特勒曾经给他们创造的“第三帝国”；今日的日本人也无须承认“南京大屠杀”，而应当高呼“大东亚共荣圈万岁”……韩先生是想逼迫人们承担这样一种他界定的“民族历史观”吗？
“中国特色”还是极权体制的共性？
现在我才毫不怀疑，由於中国拒绝象德国人检讨､反省纳粹那样，面对自己的大跃进､文革灾难，其结果就会出现类似韩先生者，中国人被剥夺了半个世纪还要被他骂作“没良心”。
凡是五､六十年代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不会忘记大跃进造成的惨状，朴实的农民们――“忆苦思甜”就回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大跃进彻底失败后毛泽东被迫沉潜了一段时间，国民经济休养了几年以后，毛为了转移目标，重新树立个人权威，又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此证明自己的永远正确，将中华民族拖进了更大的灾难。
对这段历史缺少必要的清理，就使真相深深掩藏在欺骗､谬误的一团迷雾后面，充斥著用谎言写就的文本资料，中国人民的巨大生命代价却藏而不露。例如，对大跃进导致的严重后果，官方言之凿凿的解释之一却是“三年自然灾害，其中且有一年的灾害是百年不遇的”，可是已公布的同期气象水文灾害资料却显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自然灾害”。后来的“跛足改革”，单纯强调经济改革､禁止清理历史，事实上使得中国至今连象赫鲁晓夫做过的那种并不彻底的清理也从未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提出“不争论”，轻易地将这段历史是非搁置下来，其结果是，许多深知五､六十年代史实底蕴的老一代人，跳不出旧的话语系统和思维模式，不能还历史真面目；而一些年轻学人不了解当代史，却又不愿从事艰苦的史料挖掘工作，而是忙於搬用时髦概念“建树学术成就”，贸然曲解历史，为己所用，将本来就模糊不清的历史描画得更是一片混乱，这中间有一个时髦，就是在“反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诠释极权体制的“合理性”，所谓“制度创新说”，韩德强先生的“良心观”，就来自这种“合理性”。
我的专业是中俄社会转型比较研究，因此注意到他们总是强调中国改革前旧体制的本国特色，淡化那个体制与苏联模式的整体近似性，从而回避毛泽东中国与斯大林模式的关联。事实上，中苏两国改革前的体制不仅总体上出自同一模式，而且两国改革前一系列的历史演变也惊人的相似，在苏联先后出现的许多历史事件和现象，几十年后以相似的时间顺序又重复在中国出现。比如，强制农业集体化的悲惨结局，中苏两国都是在政权基本立稳脚跟之后就开始工业化，发动完全违背农民意愿的农业集体化为工业化提供积累，这一过程最终都变成了高度政治化的高压强制，其结果是造成严重缺粮，数百万（苏联）､数千万（中国）农民饿死，连两国饿死的农民数量占农村人口的比例都十分接近。随后两国都不得不松动农业集体化政策，让农村休养生息，一旦农村情况好转，则又都再次巩固集体经济，从此农业就徘徊不前了。
第二个例子是，中苏两国都在强制农业集体化造成严重后果之后发动过“文化革命 ”。不少中国学者都知道第一个例子所涉实情，而对第二个例子就少有人知道了。事实上，毛泽东并不是“文化革命”的始作俑者，这个发明权属於斯大林。所以，指责“文革”的人不必把帐完全算在毛泽东的头上，赞赏“文革”的人也不能让毛泽东专享此美。从历史事实出发，追溯“文革”渊源，斯大林才是真正的老师，毛泽东只不过是学生而已。早在1929年至1931年，斯大林就发动过性质与中国六十年代“文革”差不多的“文化革命”，中国的这个运动的名称，与当年苏联这个运动的俄文名称只差一个字，中国的叫“文化大革命”，而苏联当年叫“文化革命”。中国的“文革”在打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其实是苏式“文革”的再版，并无创新，许多口号和发动群众的做法也与当年苏式“文革”差不多。毛泽东的真正“贡献”只在於，他在模仿苏式“文革”时，又加进了满足他个人需要的权力斗争，即打击“走资派”，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文化革命”的规模远远不及中国“文化大革命”声势浩大的原因之一。
后来邓小平的非毛化，虽然完全否定了毛泽东打击“走资派”的政治策略，却未在同样程度上否定打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这恰恰表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并未肃清。如果有谁想从中国的“文革”中寻找“积极”因素，比较严肃的治学态度恐怕应该是从熟悉苏式“文革”的史料起步，然后解释为什么两国的“文革”会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否则连找出来的“积极因素”的国籍都弄错了，岂不是贻笑大方？
举这两个例子只是要说明，对中国改革前三十年的认识，应当放到斯大林模式的建立､演变和转型这个历史大背景中去理解。如果不是整体､系统地清理极权模式，而是像韩德强先生的“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一文那样，选择性地挑几组数字，作偏激､草率的图解，以为就可以评价一个制度体系，那不是科学，而是儿戏。西方左翼思想家有时也会犯这样的错误，不过他们对极权体制是雾里看花，其结论可以归结为“他者”角色常犯的错误，而身为“自己”的中国学者，身处其中却偏要曲解历史，大概不是故作极端，就是模仿西方左翼学者､“邯郸学步”弄成的笑话。
现代西方左翼思潮并不认同极权主义
韩德强先生属於左翼思潮吗？或者，左翼思潮能够成为他的“保护伞”吗？
真正的左翼思潮从来反对任何打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做法。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一种公开赞成打压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极权主义思潮。本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的左翼思潮在理念和观点上，都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越来越泾渭分明，前者总是极力划清与后者的界限。欧洲的左翼政党，对极权体制的种种倒行逆施的批评，远比右翼政党尖锐，就是力图与极权主义划清界限的表现。
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极权主义的实践和意识形态，都是其改革的对象，中国也不例外，只是各国改革的进度不一､著力点和说法不同。在改革过程中，左翼思潮的出现是正常的，它反映了一定的社会认知和社会需要。但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极权主义思潮也可能包装在左翼思潮外衣下，借著左翼思潮的话语还魂。
中国目前的所谓“新左派”，思想脉络虽然多样化，但九十年代以来主要的理论和思想资源还是来自西方近几十年来的左翼思潮，而不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教条。韩先生不应该忽视这样的事实：尽管左翼思潮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一样都批判资本主义，但西方的左翼思潮主流同时也与自由主义一起，把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归为极权主义的实践和意识形态体系而加以批判。从这个角度讲，真正的左翼思潮是绝不愿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唱半句赞词的。或许只有少数人例外，如美国研究苏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曾是共产党员的古德那（Ａｌｖｉｎ Ｇｏｄｌｉｅｒ），就对列宁式先锋队政党的功能大加赞扬，可是这一看法在社会学界并无多少人赞同，最后成了他个人表演的独唱。
把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中出现的腐败归咎为“资本主义复辟”，这种看法假如也算“左翼思潮”的话，至少是一种很肤浅的看法，因为它刻意回避了腐败与极权体制余势的关系。在改革过程中，旧体制的余势还是左右著制度转型的方向和过程，可以说，腐败的大规模出现，其原发的基底是旧体制的延续部份，而经济市场化只不过提供了机会和场合而已，没有市场化，腐败也照样存在，难道我们还不熟悉以一党专制形式独占全社会资源的那种腐败吗？难道有人会相信这种逻辑：毛泽东到处盖他的私人行宫､林立果可以任意选“妃子”不算腐败，而只有陈希同､成克杰才算腐败？早在改革开始前，中共各级干部中就存在著腐败现象，只是权力还没有机会资本化而已。了解苏联历史的学者都知道，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腐败就已成为众所痛诟的现象，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自俄国归国后曾为文叹及此事。所以，把今日中国出现腐败单纯解释成资本主义现象，实在只是“老左”邓力群们的货色，“新左”们能为其增添多少“西方学术色彩”，也是大可怀疑的。
一个学者是否敢於批判资本主义，尤其是在中国进行毫无政治风险､甚至还会受到政府鼓励的此类批判，是根本无法判断他在极权主义和左翼思潮之间的位置的。只有那些既批评资本主义､也批评极权主义的人，才属於真正的左翼思潮。所以，是否批判极权主义，可以说是识别真假左翼思潮的试金石。我在这里之所以慎用“新左派”这个范畴，就是因为在中国，这个范畴所代表的现实对象中，可能既包括了真正的左翼思潮的拥护者，也包括了使用左翼思潮话语的极权主义辩护者，而后者很可能陷前者于不利的境地，甚至污损了前者的社会形像。
极权体制下的“积极分子文化”
事实上，过去半年来中共对知识界的整肃，是大大受到某些“积极分子”们的助威呐喊的，这让人不由得联想起也是“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里的一种恶劣现象：“积极分子文化”。
“积极分子”是从五十年代以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从“土改积极分子”､“反右积极分子”､“四清积极分子”到“学毛著积极分子”､“批林批孔积极分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积极分子”，我们曾经生活在充斥著“积极分子”的社会中。它代表的是一种社会范畴，一种行为模式，一种社会动员工具，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八十年代以来，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出现得越来越少，究其原因，是随著思想的解放和人们独立思考能力的增强，人们对这个词的认同程度越来越低，在大多数老百姓的心目中，“积极分子”已从正面变成负面的了。今天谁要是被同事们称为“积极分子”，恐怕没有人会以为是对他的赞扬了。所以，继续公开直接地使用这个概念来达到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的目的，已经越来越不灵了。
但是，几十年来形成的这种“积极分子文化”并没有消失，它借以生长的体制环境也未获得根本改变，所以，当一些没有“积极分子”头衔的新积极分子出现时，人们也并不觉得十分惊讶。可惜的是，在中国却从来没有人认真分析过这种“积极分子文化”对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惭愧的是，尽管他们与这些角色朝夕相处，却把研究这一现象的成果拱手相让给了外国学者。
第一位研究中国的“积极分子文化”的，是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安德鲁､沃德教授，他在八十年代出版了一本书《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部门的工作环境和管理权威》，此书曾获1987年美国社会学会的杰出学术贡献奖，数年前已由牛津大学出版社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书中鞭辟入里地分析过十年文革时期的这一现象。沃德也是首位从中国的流行政治话语系统中挑出“表现”这个词加以研究的学者，并且用这个词来刻画领导层和“积极分子”之间的互动方式，以及它的社会影响。“积极分子”这个概念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四十岁以上的人只要稍微回想一下自己经历过的社会活动环境，必定能找出几个自己熟悉的“积极分子”的音容笑貌来。
“积极分子”自然是相对於大多数不积极､不很积极分子而言的，是极权社会当中的少数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多数人不愿意主动充当“积极分子”，而且因为充当“积极分子”的过程充满了竞争，为了凸显自己的“积极”，竞争者们必须想方设法“表现”自己，把自己变成少数“表现”突出的人。从历史事实来看，“积极分子”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和发挥了人类性格中潜藏的阴暗面，其主要社会作用是为领导层培养“带头羊”和“打手”，它是极权体制的必然产物，并非“中国特色”，在苏联社会中也存在著类似角色。在极权体制下，“不顺从者不得食”成了强制实行的社会准则，不仅任何“冒犯”性的行为与语言，有时哪怕只是“冒犯”了基层的某个小主管，都可能对人们基本生活状态造成威胁，甚至人们表示“顺从”的态度如何都是领导层衡量下属“表现”的尺度。苏联的党务系统就曾下达文件公开规定，民众“学习”党的文件时必须要保持“正确的态度”，要表示出对党的号召和决定的“忠心拥护”和“热烈响应”，不能表现出任何“勉强和不情愿”。今天的北朝鲜仍然完好地保存著这套做法，并且将其发挥到极致，如独裁者金日成父子被颂扬成了全体国民的“慈父”等等。
然而，要绝大多数人对这种体制发自内心地“忠心拥护”并“热烈响应”，大概只有斯大林和毛泽东凭借个人魅力､充满超经济强制的政治高压才能做到，继任的领袖们即使想效法，也空有其志，难收其功。於是，在极权国家就或早或晚地会出现“公开场合的谎言､私下场合的真话”（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ｅ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ｒｕｔｈｓ）这种社会现象，对此中国人其实非常熟悉，那就是人们并不真的认同官方话语系统，但迫於生存需要，只好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工作场所）勉强地说几句别人已重复了许多遍的“假话､大话､空话”，而在私下的场合，则是说什么怪话的都有。这种状况下，在公众场合中“积极分子”们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他们具有带头表态､把表态的调子拉高､形成对“不积极分子”们的压力的功能。往更深层次看，“积极分子”们的“表现”把这个“假表演”变成了表面上的“真”，从而实现了领导层进行社会控制的目标。由於天天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自然而然地炼就了一套基本功，即识别主动迎合与被动表态之间､应付需要的场面话与逢迎献媚之词之间的微妙区别。1959年上庐山开会的中央委员们当中，不少人准备了两份调子完全不同的发言稿，准备随机应变，就是这种基本功的典型表现。
正因为“积极分子”成了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机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而“积极分子”的“好表现”也无非是为了向上攀升，所以由领导掌握的各种物质和机会性奖赏自然是优先提供给“积极分子”的。这样就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以“表现”换取利益的机会主义政治文化。这样的利益交换机制与“不顺从者不得食”的压制手段，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控制机制赏与罚的两个主要方面，这种机制造成了极不健康的社会气氛和社会行为。
现在，“积极分子文化”虽然在成年人的社会生活中逐渐褪色，但在中小学里却还比较完整地存活著，在孩童的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它的不良影响。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家长都有这种经历，就是如何让幼稚单纯的孩子在这种“积极分子文化”中尽快世俗化，而又不失其真诚之心。家长们必须努力帮助自己的孩子理解：老师们奉命教的教条不能全信，可又要装出非常信服的样子来，以取得老师们的表扬；表面上信誓旦旦，私下里却不必照著做，谁做谁是傻瓜；这种教育还包含著一种技巧：既要让孩子学会表里不一的行为，也得教他如何做得自然而不漏馅。一些家长在对孩子进行这种教育时非常痛苦，因为他们还想让孩子不要过於世俗，多少保持一颗诚实的心。
北京的一位高校院系负责人曾与笔者谈起，前些年中小学奉命发动学生学赖宁，号召中小学生要遇到火灾就见义为勇。这位教授很无奈地说：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给上小学的儿子讲明白：赖宁是英雄､要“学习”，但是儿子你可不要模仿；遇到火灾应该先去报告大人，因为你根本没能力､也不会救火，只能白白送命；但是，你实际上不真学，可还得说一定会“认真学”。这种绕口令式的说法完全不是笑话，而是“积极分子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现实生活。这种文化会改变孩子们本应有的表里如一的诚实，造成社会价值观的畸形，我们今天处处可以看见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它也不是“中国特色”，笔者在俄国就听许多母亲谈过1991年以前她们曾有过的类似烦恼。
虽然依靠“积极分子文化”实行社会控制的机制确实不断再生出“积极分子”来，但随著社会的逐步开放和进步，“积极分子”的社会地位和重要性还是会不可避免地逐渐下降。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包括政治挂帅的式微､官方意识形态的失灵等等，最根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违背了人类偏好说真话的自然本性――“皇帝的新衣”里那位小孩说真话，就是因为小孩还没有被说假话的社会文化异化得失去自然本性。随著“积极分子”渐渐地被多数社会成员冷落，人们在公开场合的应付性表态必然会越来越简单化､形式化，代之而起的是种种政治笑话。政治笑话表面上是“假话”，但却体现了“真话”的某些含义或意向，满足了人们讲真话的需要，也不违背不许在公众场合讲真话的那种行为规范。可以说，政治笑话的流行是“积极分子文化”从整体上崩溃解体的前兆，在苏联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就进入了这种政治笑话的高发期，中国则比苏联晚了二十年。时至今日，中国的“积极分子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愿意充当“积极分子”的角色也依然存在，这就是今天中国必须要反思“积极分子文化”的原因。
文化人中“积极分子”的话语和角色错位
在过去几十年中，学者和文化人里不乏“积极分子”式人物，他们每每以“表现”来换取领导层的青睐，有些人甚至以此为志､为业､为荣。有些人长期扮演这种投机性的角色，久而久之，就从被迫到自觉，从自觉到主动，从主动到把外在的“灌输”内化成“自生的信念”，再回过头来“灌输”给别人。中国改革前的三十年里，这种例子俯拾皆是，结果在“积极分子文化”的压力下，不想充当“积极分子”的人只有默默无语，连文字上都不便留下真正的心声，偌大一个中国我们只看见一位顾准。
也因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苏联的学界，述而不学，术而非学，却很容易就能混得一衔半职，被钦定为“国家级专家”。长期下来，学界风气劣化，“学术”早已不成其为“学术”。郭沫若､钱学森算是对科学有过大贡献的，现在的民间声名却不太好。郭沫若留下来的那些吹捧大跃进､“文革”､“江青同志”的打油诗，钱学森当年以著名科学家的名誉担保大跃进时期粮食放“高产卫星”有科学依据的时文，都留在历史中了。功过本不可抵，后代史家从不客气。身为知识分子敢不慎乎？
其实，按照本文开头提到的知识分子的定义，文化人中的“积极分子”不能再算是知识分子了。不仅是他们的人格和行为模式为世人所不取，还因为按照知识分子的标准来看，“积极分子”的话语和角色全都错了位。
如果借用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古德勒关於知识分子角色的理解（我猜想，这样韩德强先生可能比较不会排斥），知识分子的功能在於主导“批判性话语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在社会学中流行的缩写是ＣＣＤ），也就是独立於主要权力系统，以其话语发挥社会监督和社会批判的作用。这种角色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应该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分析一下文化人中一些“积极分子”的典型言论，就会发现，他们的话语以颂扬现存社会系统的基质为主调，如果他们也在批判什么的话，则往往是批判当局也要整肃的知识分子的言论，或者站在中国大地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因为这根本用不著承担什么政治风险。这一切表明，文化人中“积极分子”的话语是错位的，偏离了知识分子本应有的话语定位，反而站到了知识分子话语的对立面。同时，文化人中“积极分子”的角色也错位了，他们把批判的对象变成了无权势的知识分子，站到了与知识分子角色相反的位置上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文化人中的“积极分子”应该被知识分子群体（包括左翼思潮的拥护者）所抵制，因为他们其实不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而是试图混进这个群体､扭曲知识分子行为和话语系统的杂音制造者。若借用微观经济学的名词，他们是政治势力在学术领域的“代理人”。
在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话语和角色定位与古德勒的说法是一致的。如果有学者具有道德勇气，承担起社会良心的功能，敢於直言不讳地公开讲真话，不“为王者讳”，不“为尊者讳”，更不“为稻粱谋”，他们的作为就体现出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和价值取向，他们也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真诚欢迎和喜爱。他们的书自然会进入畅销书榜，他们的文章发表在哪家杂志上，哪家杂志的销量就上升。当然，他们也可能面临被打压的危险，正是因为存在著这样的危险，他们的知识分子形像尤其让人敬重。
那么“积极分子”呢？他们长於仰领导者的鼻息，却缺乏真知灼见，或者只剩下一身骂人的本事，为了一块“骨头”也甘愿充当“打手”。历代皇帝都懂得，媚官佞臣多了乃亡国之兆，但是，这样的人也总有些“颂君扬圣”的本事，因之在社会上也就会有一块地盘。他们其实也知道自己之不堪，故而时常想扮出一副“懮国懮民”的姿态，来提高一下自己的社会声望。比如，中国现在就有一些人，一面颂扬“光明面”，一面又极力表现自己“关心社会大众”，找不到别的机会，就突然把别的学者已讲了十来年的“社会公正”问题当作一面大旗抢到自己的手里，居然堂而皇之地大批特批真正谈“社会公正”的几位学者的“不彻底”，以此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当然，过去十年来，世道已经大大改变，“积极分子”越来越少，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也越来越低。但是，总还是不时有新的“积极分子”以不同的面貌出来“表演”，以谋取些许利益。无论是从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来看，还是从净化学术环境的角度看，或是从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形像看，中国的思想界都应当形成一种正气，敬重真正的知识分子，疏远“ 积极分子”，支持知识分子应有的行为规范，抵制“积极分子”不良风气的蔓延。
转北大三角地
2002-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