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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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和农会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推翻旧政权的左右臂膀。建国以后，工会继续保留了下来，但农会销声匿迹了。据媒体新近报导，朱□基总理在今年四月访问美国时说，中国有工会，但没有农会。他会见了美国农场局主席，并邀请他访华，向中国介绍经验，以便中国研究一下，是否应该成立一个农会，来代表农民的利益。朱总理提出了一个对中国农村发展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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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国民党政府也发展过农会，但对吸收农会会员作了许多限制，后来实际上取缔了农会。共产党在农村广泛发展了农会，使农会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的组织基础。建国后，党在农村建立了基层政权，农会的某些职能消失了，而某些职能被基层政权替代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基层政权替代农会的职能已显示很大弊病。世界农村发展的经验证明，一个健康发展的农会有利於改变农民相对低下的社会地位，也有利於保障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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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建设时期，农会是保障农民合法政治经济权利的组织。从宪法秩序和国家意识形态上说，基层农村政权的施政行为当然应该与农民的愿望保持一致，但实际过程中并没有一种制度或监督机制来保证这种一致性。在一定制度框架下，政府官员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对政府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而政府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特别由於受到合法暴力的支持，政府的力量是一切社会集团中最强大的力量。此外，在工业、商业和金融服务业领域，农民所面对的也是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而在另一方面，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是分散弱小的，农民决不会因为其人数众多而拥有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平起平坐的对话能力。农民自发组织的成本极其巨大，在没有合法性的情况下，农民自发组织活动还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因此，在分散的农民与有组织的政府和其他社会集团之间，存在一种力量不对称，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有可能滥用权力。无庸讳言，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在我国农村，农民的税费负担，土地承包权利，粮食收购，农民的生产自主权，金融和技术服务，以及司法审判等许多方面存在农民合法权利得不到充份保障的问题。中央政府对解决这些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但中央政府的政策在基层落实时遇到不小阻力。广大农民对此种情形是不满意的，但因为农民的意见没有一个农民所信赖的、具有组织化、秩序化特徵的渠道表达，不少农民常常盲目自发行动，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后果。笔者相信，如果有合法农会存在，情况就会有很大不同。健康发展的农会一定会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增强农民与社会强势集团的对话能力，使强势集团滥用权力的行为受到制约。
恢复和发展农会还有利於农村社会稳定。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农民自己的组织获得发展以后会不利於农村社会的稳定。事实恰好相反。据我研究观察，社会集团的组织程度越高，社会集团之间对话成本就越低，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度离散的社会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邪教的蛊惑，并很容易成为立场极端的领袖人物的基础。这种规律也在各种农民事变中得到了证实。据>名农村社会问题学者米格代尔的分析，分散的农民可能是“革命者”的社会基础，而有组织的农民则可能是改良主义者甚至是保守主义者的社会基础。如果通过农会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政府与农民对话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农民的愿望就容易通过秩序化的组织渠道得到表达，一些突发事件也可以得到缓冲和调解。
农会与农村社会目前已经发展起来的专业合作组织不同。各种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民在经济领域的一种合作共同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有时还可以有盈利的目的。农会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农民最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为农民得到平等的市场交换权利、公正的司法裁判待遇服务，并监督基层政权严格执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使农民享有国家应该赋予农民的各项实际利益。政府可以通过农会了解农民的愿望，形成政府与农民之间有序的信息传递渠道，为制定和调整农村发展政策创造更好的条件。农会还可以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更顺利地进行市场活动提供服务。
当然，如果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农会也有可能难以发挥维护农民社会政治权利的作用，而成为一个摆设。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拒绝农会的理由。建立一个健康的农会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美国的农场局是一个重要的农场主组织，相当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农会。这个组织是从基层发展起来的。许多州政府规定，每个县均必须建立农场主协会以表明其有兴趣得到更多的有关现代农业技术资料，否则就得不到政府为住县员支付的任何资金，这些县的组织就叫农场局。以后有了州农场局，1919年又有了美国农场局联合会。美国农场局为维护农场主利益，促进美国农业发展，协调农场主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和发展农会，我们无疑是缺乏经验的，但只要我们积极探索，不断总结经验，一个健康发展的农会一定会出现。
2002-10-25
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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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和农会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推翻旧政权的左右臂膀。建国以后，工会继续保留了下来，但农会销声匿迹了。据媒体新近报导，朱□基总理在今年四月访问美国时说，中国有工会，但没有农会。他会见了美国农场局主席，并邀请他访华，向中国介绍经验，以便中国研究一下，是否应该成立一个农会，来代表农民的利益。朱总理提出了一个对中国农村发展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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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国民党政府也发展过农会，但对吸收农会会员作了许多限制，后来实际上取缔了农会。共产党在农村广泛发展了农会，使农会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的组织基础。建国后，党在农村建立了基层政权，农会的某些职能消失了，而某些职能被基层政权替代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基层政权替代农会的职能已显示很大弊病。世界农村发展的经验证明，一个健康发展的农会有利於改变农民相对低下的社会地位，也有利於保障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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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平建设时期，农会是保障农民合法政治经济权利的组织。从宪法秩序和国家意识形态上说，基层农村政权的施政行为当然应该与农民的愿望保持一致，但实际过程中并没有一种制度或监督机制来保证这种一致性。在一定制度框架下，政府官员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对政府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而政府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特别由於受到合法暴力的支持，政府的力量是一切社会集团中最强大的力量。此外，在工业、商业和金融服务业领域，农民所面对的也是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而在另一方面，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是分散弱小的，农民决不会因为其人数众多而拥有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平起平坐的对话能力。农民自发组织的成本极其巨大，在没有合法性的情况下，农民自发组织活动还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因此，在分散的农民与有组织的政府和其他社会集团之间，存在一种力量不对称，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有可能滥用权力。无庸讳言，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在我国农村，农民的税费负担，土地承包权利，粮食收购，农民的生产自主权，金融和技术服务，以及司法审判等许多方面存在农民合法权利得不到充份保障的问题。中央政府对解决这些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但中央政府的政策在基层落实时遇到不小阻力。广大农民对此种情形是不满意的，但因为农民的意见没有一个农民所信赖的、具有组织化、秩序化特徵的渠道表达，不少农民常常盲目自发行动，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后果。笔者相信，如果有合法农会存在，情况就会有很大不同。健康发展的农会一定会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增强农民与社会强势集团的对话能力，使强势集团滥用权力的行为受到制约。
恢复和发展农会还有利於农村社会稳定。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农民自己的组织获得发展以后会不利於农村社会的稳定。事实恰好相反。据我研究观察，社会集团的组织程度越高，社会集团之间对话成本就越低，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大。高度离散的社会群体最容易受到谣言和邪教的蛊惑，并很容易成为立场极端的领袖人物的基础。这种规律也在各种农民事变中得到了证实。据>名农村社会问题学者米格代尔的分析，分散的农民可能是“革命者”的社会基础，而有组织的农民则可能是改良主义者甚至是保守主义者的社会基础。如果通过农会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政府与农民对话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农民的愿望就容易通过秩序化的组织渠道得到表达，一些突发事件也可以得到缓冲和调解。
农会与农村社会目前已经发展起来的专业合作组织不同。各种专业合作组织是农民在经济领域的一种合作共同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有时还可以有盈利的目的。农会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农民最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为农民得到平等的市场交换权利、公正的司法裁判待遇服务，并监督基层政权严格执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政策，使农民享有国家应该赋予农民的各项实际利益。政府可以通过农会了解农民的愿望，形成政府与农民之间有序的信息传递渠道，为制定和调整农村发展政策创造更好的条件。农会还可以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更顺利地进行市场活动提供服务。
当然，如果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农会也有可能难以发挥维护农民社会政治权利的作用，而成为一个摆设。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拒绝农会的理由。建立一个健康的农会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美国的农场局是一个重要的农场主组织，相当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农会。这个组织是从基层发展起来的。许多州政府规定，每个县均必须建立农场主协会以表明其有兴趣得到更多的有关现代农业技术资料，否则就得不到政府为住县员支付的任何资金，这些县的组织就叫农场局。以后有了州农场局，1919年又有了美国农场局联合会。美国农场局为维护农场主利益，促进美国农业发展，协调农场主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和发展农会，我们无疑是缺乏经验的，但只要我们积极探索，不断总结经验，一个健康发展的农会一定会出现。
2002-10-25
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