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通讯编者按：《回到人民中去》一文的作者吕日周是全国颇有名气的"清官"。然而，
对我们来说，该文的价值是反映了中国北方农村那些触目惊心的现实。
吕日周（山西长治）
骑自行车，我觉得是联系群众的一种好形式。走得慢，看得真；体积小，方便行；费力气，感受深；群众见，觉得亲。平
时去不了的地方能去了，见不到的人能见到。从当县委书记到现在的20多年间，只要有空闲，我就骑上自行车转转，有时走得
近点，有时走得远些。日子久了，群众不仅愿意和我说话聊天，还不时有人坐在我的车后，让我驮著他们四处看看。每逢这个
时候，我为群众没有把我当外人而高兴，我也为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欣慰。
骑车下乡是我个人的工作方式，我一直强调说骑自行车下乡不一定是最好的形式，但坐卧车下基层却不能成为惟一形式。
联系群众就要用群众的方式，群众坐拖拉机､坐畜力车､坐公共汽车，甚至骑马､步行，市地以下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有这样的
实践体验，一年有那么几次也行。市地以下干部本来生活的环境就在人民中间，老坐小车出出进进，群众就会与你产生隔膜。
使用群众的交通工具，像老百姓一样正常生活，才能贴近群众､了解群众，带ぴ感情去关心群众，进而与群众建立血肉联系。
一路民告官
2001年春天，农忙的日子悄悄抬头。城里却迎来了“五一”长假。我想，平时日常杂务多，不妨趁这个长假骑自行车到周
边县区的工厂､农村､学校看看。从4月28日到5月6日，我和几个同志先后分两次抽出五天时间，骑自行车到了郊区､潞城､
长治县､长子的45个村子､12个学校和9个企业，一路行程250多公里。
潞城市羌城村是个离公路并不太远的村子，街头扎堆儿闲坐著一群老人。我停下自行车问大家，你们村有什么问题没有？
乡亲们有什么困难没有？有个老汉直言快语地说：“村干部前年就吃了5.7万元。”我问，去年吃了多少？老汉摇摇头，说：“
去年就不上账了。”老汉说他叫李安生，老党员，敢说敢当。“村里卖地得了7万元，账上只有几千元。”“钱哪去了？”“大干部
花大钱，小干部花小钱，老百姓花不上钱。”李老汉越说气越大。我对随行人员说把这些问题都记住，逐项查清楚，马上给群
众个明白。一个村子一年吃喝几万元，怎能不让老百姓心寒。
在长治县郝家庄村，群众见我下乡来，大家争著反映村上问题。一个叫高连生的群众说，1982年村里变压器被盗，去年在
邻近的义堂村找见了，大伙一合计把变压器拉了回来。我们把这件事反映到乡里，他们官官相护，不问丢失原因，不敢处理当
事人。老高继续说，过去村里有8辆汽车，一辆吉普车，还有装载机，现在全无下落。过去给煤站上煤，每年集体收入几十万
元，钱也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
舞台广场上的群众越聚越多，反映的问题也越说越细，宅基地问题､垃圾问题､打架纠纷问题等等。我告诉大家，老乡们
不要著急，有问题慢慢说。有人见我有耐心，索性把我拉到问题现场去。走出郝家庄，我心情特别地沉重，为什么民怨鼎沸？
村务和财务不公开是引发各种矛盾的祸根。
一路走来，我接了不少状子，费了许多口舌去解释，有时被反映问题的人们拖住自行车后尾架，能使我原地倒转一圈。有
时被激动的人群围住，有时被扯住衣服，有时被拽丢扣子，想想那些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群众，市委决定要求从市到村，四级
干部都公开，谁不公开谁下台。
放羊娃小会文
一条小溪潺潺流过潞城市的南舍村。河边柳枝轻拂，野草青青。一群羔羊在悠闲地寻找食物。羊群一旁站著放羊老汉，一
头跟著一个十几岁孩子。眼前这幅景象，简直像浪漫诗人笔下的“桃花源”。
深入到“桃花源”中调查，才发现里边竟是令人心酸的故事：我和“老羊倌”问话，得知他叫李红喜，今年62岁，上世纪60
年代当过村党支部书记。放羊孩子叫任会文，今年14岁，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是他雇来帮工的小羊倌。我问，孩子上学
吗？老汉摇摇头。
小会文是个命苦的孩子。父母原来都是长治缝纫机厂职工，他出生8个月时，爸妈离异。之后，他跟随父亲住单身宿舍，过单
身生活。他6岁那年，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父亲的生命。小会文被爷爷奶奶领回到黎城县停河铺乡的小山村。尽管日子清贫，但
那也总算是个家。好景不长，三年后，爷爷奶奶相继辞世。爷爷生前攒下两缸老玉米，算是留给小会文的惟一遗产。小孩孤零
零住在破窑洞里，衣服脏了无人洗，头发长了没钱理，日子久了，粮食没了，便开始四处流浪。乡亲们帮他打听母亲改嫁的地
方，最后在潞城市翟店镇南舍村找到小会文他娘。令人痛恨的是，生身母亲竟然不肯认领自己的亲生骨肉。大伙苦口婆心，她
才勉强收下，但小会文还是食不饱肚，衣不遮体，他曾痛心地对小伙伴说，我是这个家里的多余人。
邻居李红喜老汉见孩子孤独无靠，就把他带在身边，跟著羊群找点事干。每当看到同龄人背书包上学，小会文就会躲到一
旁痛哭。
听李红喜老汉讲小会文的事，我鼻子发酸。我抚摸著小会文的头，问他一些同年龄孩子的事。他低头嗫嚅著，而我未能控
制住自己的眼泪。临走的时候，我没有给他放钱，我的工资又能供养几个这样的孩子呢？我要做的是调查实际情况，解决长治
存在的所有的突出问题，尽快帮助更多人走出困境。临别时，我对李红喜老汉说，放羊时给孩子带本书，让他把眼睁开，不要
当“睁眼瞎”！
我告诉同来的同志，要把小会文的事登在报纸上。很快，小会文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翟店镇机关干部自愿捐了300元钱送
到南舍小学，学校为任会文买了书本､买了学习用具和校服。5月7日一大早，这个14岁的孩子终於坐进了南舍小学一年级的教
室里。就在这一天，来长治投资考察的印尼客商从《长治日报》得知这件事，为小会文捐了5000元。
可气的是，小会文得到社会援助后，他的母亲见钱眼红，说她是小会文的娘，捐给孩子的钱不应该交给学校，要由她负责
保管。我批评了她，教育她身为人母，要做楷模。事后，群众说我办了一件大好事。同时也有人说我管得太细､太小。我说，
如果干部都去管，就不用我去管了，正因为没有人管，我才去管。这件事，我做个样子，带个头。希望全体干部都去带头做些
具体事。不能借口自己是领导，只管大事而不管“小事”。何况，对小会文来说，谁又能说这是件小事呢！我们要求干部能做大
事，也要能做具体事，假如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把自己寻找到的身边具体事做好了，人民就会更加爱戴党､拥护党。
“邋遢村”和干净村
郊区有个针漳村，从东到西，整整一条街堆满了垃圾。走进村西北侧的一户农民家，年轻的女主人正端著一盆脏水往马路
上倒。我问她，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她说：“大家都是这个样子，我为什么不倒？”如果每个人都不自觉，什么时候才能改了
呢？年轻妇女不接话茬，扭头进院了。
我决定去村委院看看。办公楼里出来一个人，好像认出了我，他“唉哟”一声躲起来不见了。我推开一间办公室，只见办公
桌上､椅子上､地上厚厚地罩著一层灰。办公楼下､院子里杂草丛生，纸屑飞扬。我找村支书，几次问话都无人应答。一个蹬
三轮车的人站在一旁说风凉话：“你们才走一次，村里人天天走都不在乎，你管它干净不干净！”
后来，我无可奈何地给他们戴了一顶帽子：一个邋遢支部带著一群邋遢干部，一群邋遢人住在一个邋遢村。这句话被记者
引用曝光后，他们压力骤增，很快解决了问题并请我再去针漳看他们的新面貌。我说，你们要我去的时候，我一般是不会去的
。等什么时候再脏了，我会去的。我的经验是：很多地方讲卫生，都是应付领导的。过几天，便会旧脏复发。
路过长治县的一个村，垃圾包围了村庄，侵占了农田。我下车问正在地里干活的一个中年妇女：“占了你的地，为什么不找
村干部？”“找也不顶用，干部哪能管这事儿。”
再往前走，长治至长子的旧路上，好端端的路面堆满了建筑垃圾。我对邻路的村干部说，要下功夫抓住乱倒垃圾的车，然
后扣车拍卖，把卖车的钱用来搞卫生。有时候，对待一些不自觉的人和事也需要采取一些强制的办法。
长治县林移村是闻名全国的林业典型，这个村的人是清一色从河南林州逃荒要饭迁来的。吃苦耐劳有传统，村子建得也不
错。我们进了几个家庭，发现每户院子里都有一个大猪圈，猪吼的声音很高，猪粪的气味很臭。有人说，河南人就是这习惯。
我对村干部说，这习惯一定要改，村干净不能院差屋脏，不能离自己越近的地方环境越不好，林移村什么都好，小院大猪圈确
实让人不舒服。村里要统一规划一下，养猪不能污染环境。
庭院究竟能不能养猪？当我们骑车来到长治县北呈乡西坡村时，这个问题有了答案。西坡是一个养猪专业村，大户养上百
头猪，一般户养二三十头，少者每年收入数千元，多者几万元。猪舍搬到院外，和人分离得较远。我问村支书：“你们猪圈卫
生咋处理？”支书领著我来到一户人家，双层猪舍，水冲猪圈，没有一点异味。我不由连连称赞：“这个办法好！赶快告诉林移
村，让他们来参观学习。”来到长子，更有高招。青岭村养猪用沼气，只要花上500元，就能用上沼气点灯､取暖､做饭。
农村垃圾也不是没有办法。离针漳村三五里地的长治县王童村，就是另外一番景象。尽管这天刮著大风，街道上却没有什
么杂物，村子里也看不到一处垃圾。几位年长者在凉亭里闲聊，我过去夸奖他们：“这里的卫生不错啊！”一会儿，村委主任李
天乐过来，他介绍说，村里党员搞“三包”：包卫生､包植树､包村民纠纷。一个党员包一片，发现谁不卫生，先追究党员责任
，再教育处罚群众。垃圾用拍卖的办法，全村的所有垃圾以4800元拍卖，应标者必须先交1万元抵押，到年终大家评，认为清
得净､拉得好，连押金带工资一次全部付清。
我对基层干部讲，垃圾也是资源，经过加工处理就会变成米粮。农村卫生问题，看似小，不算小。我们一个320万人口的
地方有250多万人口在农村。城市搞建设､讲文明，农村谁管？农民要脏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农村里曾经灭绝了的传染病，
又死灰复燃了。毛主席老人家过去送走的“瘟神”，又大摇大摆地来了。所以，我常说不关心农民，我们就失去了关注的主体，
“三个代表”也就失去了大多数。
中午时分，我在群众家吃饭，王童村老支书牛满成找来，我和他一边吃饭，一边讲群众如何夸他搞卫生。我说，为了把村
子清理干净，你带领全家扫了七天街，了不起。过去坏人扫街，好人享受。如今不搞阶级斗争了，就要党员吃苦受累，让群众
分享成果。他听了我的话，没有高兴，反而哭了。说起了另外的事。“吕书记，他们不该那样待你！”我问什么事？他说：“前
几天你在会上作报告，他们不给你倒水。我在电视上听见你说：给我倒点水！”听到这儿，我不禁笑了，告诉他，这不是服务
员故意不倒水，是忘记了。这件事，我会永远牢记！尽管事情不大，话语不多，群众的点滴之恩，会作用我一辈子：群众对我
们的关心，如父母对小孩寄予希望，体贴入微；而我们对群众的关心，却如大孩对父母，不需依靠时，常有不孝！
菜农之惑
骑车走在309国道郊区南垂路段上，远远就见许多菜农正在忙碌著。我们进了路边的蔬菜大棚。一个叫雷左进的棚主拖ぴ
一条残腿告诉我，现在大棚菜难种哩！我说，怎个难法？老乡说，别看大棚能挣钱，没有技术也不行。我告诉他现在就是科技
时代，没有技术肯定不行！他又说许多名词听不懂，许多新技术不会用，他希望有文化的干部下乡来指导指导。
再往前走，我们又进了潞城市崇道村的一个蔬菜大棚。看到大棚里的西红柿长出了怪状，我问怎么回事？主人任素斌说，
过去种过几天大棚，不懂多少技术，原先种黄瓜还凑乎，现在改种西红柿，就闹出了笑话。围过来的其他菜农说：“好的西红
柿一斤能卖七八毛钱，现在这模样也顶多买个毛把钱。”
在场的人七嘴八舌，有的说是种子问题，有的说是管理问题，还有的说是肥料问题。我把这些情况记下来，对大伙说：“我
会很快让农业部门派技术人员来这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这件事，使我想起在沁县漳源镇蹲点时，农民反映牛为什么要啃
木头咬砖头？羊为什么越长越小？黄花菜为什么会烂根？这些问题都涉及到科学技术，都需要给农民以新的传播。於是，我们
在全市全面安排了科技下乡活动，为思想解放了的农民再送去科技财富。
在长子邹村，我看见一个大棚简陋得一场大风就可能刮倒，抱著孩子的女主人说：“我们刚刚结婚，家里欠下不少债，小额
贷款又贷不到，只能凑乎弄吧。”我说，你去找农行，他们有的是钱。去年，争取来1亿元小额低息贷款，年底放不下去，最后
给中国人民银行写了检查才退回去。老百姓听了我的话，又高兴，又担心：“吕书记，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找信用社好话说过
几箩筐，人家就是不理睬。那些人手里有点权，就变著法子刁难人，跑上十回八回没个准信，我们也就不去求他们了。”
金融部门地方管不了，但我相信，群众的困难是真的。以后我们千方百计和金融部门多联系，多沟通，市里活动请他们参
加，重要事情让他们参与，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帮助我们尽快甩掉穷帽子。长治的各级干部这样做，感动了金融系统的领导。人
行行长尹有树担任一把手以来，当年就深入全市11个县调研，历时70余天。之后，他又一次次蹲点，总结出200多种化解风险
的具体办法，为全市调产筛选出159个重点项目。2002年1到9月份，全市农信社整体经营实现月月盈余，农民人均收入前6个
月达到989元，高余去年同期20.8%。
大棚做不大，官却有人想做大。我骑车每到一个地方，总在屁股后跟两三个跑官的人。只要知道我去哪里，他们就带著关
系信和个人简历不辞辛苦地找来，最后总是千篇一律地再三说一句：“我的事全靠您了！”我也总要反问一句：你不干好自己的
工作，那农民的事靠谁呢？我告诉他们农民盼服务，要尽快帮农民迈过生活坎､生产坎､科技坎和经营坎。
永远调不走的村官
国家干部有很多好处，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干，他还能想办法调到别的地方干。农村干部就不行了，他在自己的身上印了个“
农”字，怎么干也脱不开“村”缚。这些人肩挑著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没有多少谋私的条件，只靠觉悟或者叫良知为老百
姓办事。有的地方穷，村干部不好选，就用抓的办法，谁抓到谁认罚当干部。甚至有地方还选不出村书记，一缺就是几年。我
们说关心群众，农村干部就是最优秀的群众，没有他们的努力和默默奉献，我也不敢去设想会有什么结果！
时已过午，长治县北郭村有一家人还在田里播种谷子。我从田间路过，问其中的长者：“你觉得农村的关键问题在哪里？”
老人说：“干部难当，村里不本份的人多，经常闹事，找干部的麻烦。”随行的同志怕他替干部说情，问他：“你当过干部？”老
人说：“我一辈子是个庄稼汉，我是看干部太可怜。”我听懂了他的话。我父亲当过村干部，农村工作得罪人多。父亲在外惹了
人，母亲就把家里鸡下的蛋拿去赔情，求人家谅解。所以，我小时候在家里很少吃上鸡蛋。
中午时分，我们在群众家吃饭，卸任的老支书来找我，想说说农村干部的清苦。这位干了21年农村工作的老支书，由於身
体原因，去年主动让贤。村里的变化，老百姓都说是老支书干出来的。他说：“我得为村官说句公道话。如今是商品社会，一
些人为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动么就要干部赔钱，凡事都用钱说话，花钱总得有个原则､有个说法吧。干部能有多少钱？他总
不能老拿自己家的钱办大家的事吧。吕书记，你也要大力支持那些好干部！”我明白了，这位老支书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对村
干部严格要求多，但支持力度还不够。他又说：“村干部在乡里挨骂，回村里受气，到家里老婆和你打架，真叫难呢。市委要
给村干部说句公道话。”我像学生听老师讲课；也像下级听上级指示。什么叫指示？上级布置的任务叫指示，老百姓需要我们
解决的突出问题也是指示，叫做人民群众的指示。我们不能只执行上级党员､政府的指示，不管老百姓给我们做出的指示。“
大力支持好村干部”，“给村干部说句公道话”。这就是老百姓的指示，我们必须听，否则我就是老百姓说的那种人，上身穿棉
袄，下身穿裤头―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还有的人是光头赤脚，中间穿个棉背心，对上不负责――对下不负责，只对自己负责
。
在长子骑车走了很多村，群众说冷存蔬菜卖价好，听说固益村正在盖冷库。我骑车前往。包工的河南工头介绍说，冷库投
资者是这个村原任支书，叫申贵堂。他本来干部当得挺好，为群众办了很多事，村里变化也特别大，但因为工作认真得罪了不
少人，村党支部换届时，他干脆辞职不干了。自己投资盖冷库，主要是解决当地人储菜问题。也为了让群众多赚几个季节差价
的钱。他的冷库下边储蔬菜，上面建宾馆。
工地转了一圈，工头把我领进工棚休息。这个工棚低矮､简陋，我尽量弯身侧腰，还是沾了一头草。工头从漂ぴ灰尘杂物
的水缸里舀了一碗水，递给我，我接过碗把水喝进肚里。他望了我好半天，然后笑著说：你怎么和村支书申贵堂一般般的。我
也笑著回答他，25年前，我也是个村支书。工头话题一转，又说这个原任村支书了不起，自己下了台还不忘大伙的事儿。我们
同情他，也只在这里挣个饭钱就行。我和他细算这项工程投资所需，土建六七十万元，加上设备100多万元，全部配套下来，
整个工程要200多万元。我问，他有那么多钱？工头说，钱都是借来的，这不，他又去跑贷款的事了。从官场到市场，这个决
心下得不容易。过去在农村工作做过贡献的同志，我们都不要忘了他们，要多给他们创造条件，支持他们大胆地往前闯。
在潞城市东天贡村，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骑车进了姓甄的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大门，他们正吃著饭，我问老甄要了一碗面
。这位副书记见我十分随意，便和我说起集体的事:村里没有企业，上面却强行摊派工商税，我们只好把仅有的一点提留用来
买税，剩下的钱给老人们发点补助。村干部一年工资千把元，几年没有兑过现。我们苦点､累点､紧点都无所谓。本来群众工
作就难做，上面再无端增加负担，这工作就更难了。
他说的现象，我早有耳闻，1999年，全市财政收入达亿元的潞城､襄垣和长治县，均有买税和浮夸作怪，再加上沁源县､
沁县等地的虚假，全市财政浮夸超过数千万元。过去的传言在东天贡村又得到证实。我通知潞城市立即取消对东天贡村摊派的
工商税，再次要求全市分三年解决农村买税现象和财政浮夸问题。直至今年，襄垣县仍有几个乡镇为消化浮夸而在负增长。
在长子县街头与群众对话时，我把这次农村调查归纳为一个方面的两个问题，干部中既存在著“不公开､不发展和不文明”
问题；群众中也存在著“闹宗派､闹私利､闹干部”现象。农村要解决“三不问题”和“三闹现象”同时并举。“三不”固然可怕，
但“三闹”也容易犯。我为农村干部大声疾呼，群众是农民，干部也是农民，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两条，
一条是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另一条是严重的问题在於教育农民。这是当前农村工作一个问题的两
个方面。
喝一碗被污染的水
东宁静不宁静，这个村子位於浊漳河畔，这里的老百姓祖祖辈辈吃水靠漳河。清凌凌的河水，过去也只是在洪汛期才发几次脾气，那时大水裹挟著黄沙，翻滚怒卷，往下奔流，因此，落下个浊漳之名。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她还是柔静得像个美丽的少女，在潺潺流淌中唱著一首不息的歌，人们感激她，呵护她，珍惜这像命根子一般的河水。因为，她哺育了两岸数万人们。直到1985年，随著上游造纸厂的建立､潞城市店上镇一带煤焦企业的增加，还有一些省属企业大量排污，浊漳河更浊了。老百姓赖於生存的河水像泥汤一样发黄，群众把水打到家里，经过反复沉淀过滤后才能饮用。后来，人们发现喝了河水头发渐渐稀少，牙齿随之脱落，染上水病的人一天天多起来。河里的鱼虽然还活著，却变成了“毒鱼”。
2000年10月，中央电视台把收集到的资料拍成专题片。我被请到北京的演播现场表态。我说，我们要以壮士断臂的决心和志气治理环境污染，以女士绣花的耐心和智慧创造生态平衡。绝不能为了增加财税源而多了污染源，更不能为了达小康而不顾人民的健康。
一年过后，再到东宁静，我走进一户姓张的农民家，拿起水瓢，从水缸里舀起一瓢凉水，看一看，清澈透明；尝一口，甘甜纯净。我的心感到舒坦多了，群众总算喝上了干净水！县里同志介绍说，去年，他们投资52万元，改造了附近一个三线工厂废弃的深井，又修渠把井水引到了村里，结束了群众吃污水的历史。我问农民群众还有没有发愁的事？没想，大家的顾虑还是在水上，他们听说引水工程渗水，担心会把损失转嫁到群众身上。我说，水价不会涨。工程质量由工程部门负责，出了问题追究责任人。
东宁静虽然宁静了，但浊漳河依然污水横流。我推著自行车爬了足有一公里的大坡，坡的中间有个村庄叫石堕，岸下就是不堪入目的浊漳河。石堕村的人畜饮水还没有完全解决。村民有时候还要吃污染水。我的心头又像压了一块石头。快到村旁，自行车不能在路上立放，我索性平放在马路上。下岸找不到路，同志们用手臂当绳子，把我送到岸下的河边。我说，拿个水杯来，我要从河里舀水，河水混浊看不见杯底。我豪不犹豫地一饮而尽。然后又令在场的县委书记､县长，市委办公厅主任每个人都尝尝被污染了的水。我讲了这样一番道理，领导干部只有和群众同污共染，同清共净，才能保证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我想只有今天不怕喝污水，来日才能保证群众喝清水。喝了污水的人变得头脑清醒了，有同志介绍说，浊漳有三个源头，从榆社､武乡过来的北源水几乎无污染，从西源沁县过来的水略有污染。最头痛的要数南源水，沿河的石û尔`煤矿､漳村煤矿､漳泽电厂､长治合成厂､五阳煤矿五大企业不断排污，上游沿河的洗煤厂没有净水设施，致使沿河老百姓深受污水之害。
污水有源，治污要从源头抓起。我说，要把排污的企业家请来，让他们亲口尝尝百姓吃什么水，想一想他们该承担什么责任，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让浊漳河还原水质，还原人民。
长治市地处太行山区的上党盆地，是山西省唯一的富水区。由杨贵带领河南省林州人民建造的红旗渠，其源头就在长治市的平顺县境内，那里已形成了太行水乡旅游区。潞城市辛安泉是华北地区的第二大地下湖泊，也在长治辖区内。市区辛安泉第一期引水工程只解决了1/3居民饮水，还有1/3的市民继续饮用ぴ由水库污染水和泉水合流在一起的混合水；另有1/3的市民完全饮用著水库的污染水。我到长治工作后，也吃了一年多的污染水，水里的鱼腥味和各种污染物曾使我皮肤变色。2000年，市委痛下决心加快辛安泉第二期引水工程建设速度，同时建造日处理10万吨污水的污水处理厂，到2002年国庆前，引水工程完工。市区居民告别吃污水的历史！
威风“门官”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这种指责官僚作风的话人们经常说，这种滋味却不曾人人尝过。骑自行车从武乡返道襄垣，我实领教了一次衙门作风。
早晨5点钟，我来到了下良镇，镇机关旁边有早起的农民，我上前打招呼说他们起得早，老乡说:“不算早，庄稼人图凉快，早起下地干活的人多了。”
镇政府机关铁门紧锁著，院子里也有早起者，我想进院子看看，便让院里一个小姑娘帮助叫门。小姑娘喊了好一阵子，门卫没有应答。一个穿白围裙的厨师去厕所，我再请他叫门，门卫仍旧不理睬。门房临街有扇窗户，我们有个同志隔著窗户与门卫对话：“我们是县里干部，请你开一下门。”
“你哄谁呢？不要骗人！县干部还在睡大觉，乡干部也起不了这么早！”他终於答话了，但仍旧不起床，继续面壁而睡。我们央告说：我们进去有急事，你帮我们开开门。“门官”面壁，我自岿然不动。我们放大声音反复说：我们已经看见了桌子上的一串钥匙，你从窗户递出来，我们去开门，你还继续睡你的。“门官”不光不起床，还不时传出他假睡的呼噜声。真是“县官”不如“现管”。叫门的时间过了半小时，我还在门外进不去。实在无奈，我们找了一根长木棍，慢慢地把那串钥匙挑出窗外，从铁栏门外递给院内的小姑娘试图让她开门，又过了10分钟，小姑娘找不到打开锁的钥匙。我们的同志只好爬门进院，到后院喊起了镇党委书记。镇党委书记过来叫门，门卫仍在屋里迟疑了一阵子，然后才懒洋洋地起床开门。衙门作风竟然渗透到了“看门人”的身上，一个“门官”竟然都有如此十足的“官架子”，那么，乡官们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问镇党委书记，这个人凭啥不起床，镇党委书记解释说：“他平时工作负责，不轻意开门。”不开门就叫负责任，我们说县干部他不给开门，我市委书记站在门口他不让进，群众又该怎么办？后来有人说他不知道是你来了，要知道是你，借他十八个胆也不敢不开门。
我听说这个“门官”后来被除名了。其实，门卫的懒是由乡干部懒造成的，乡干部的懒是由县干部懒造成的，县干部的懒是由市干部的懒造成的。群众懒是由党员懒造成的，党员懒是由党员领导干部造成的，各种懒是“一把手”懒造成的。长治的懒根儿责任要追到我这儿。因为，如果市､县､乡干部经常早起迟睡，这个“门官”会这样懒得出奇吗？他被抓了典型，只要他受了教育，改正了错误，还可以继续当“门官”。他给我写了一封认错信，我表明了以上态度。
其实，爬门进院的事，我经历了不止一次。进壶关县集店乡机关爬过门，到沁源白狐窑乡爬过门，到长治县苏店和沁县漳源镇，吃了多次闭门羹。因此，长治产生了个办法叫查岗。起初下面采取对策，叫“防火､防盗､防书记”。四处打听我的行踪，我往哪个方向去，哪里的干部就格外谨慎小心。几抓典型后，我们让老百姓有了对干部的监督权，有了决定干部命运的评判权，干部在人民的监督下作风变好了，变实了。
长治县韩店镇一个领导向上报告他下乡的情况，说是在柳林村养鸽子专业户家中吃过顿饭，还解决了什么问题。我们把他的下乡“记录”公示於报纸。他去的那个村的干部和他去的那户人家说，这个乡领导根本没有到过此村。所谓“记录”是编造出来的假话。为此他受到批评和处份。此后，我们逐步把党内测评和群众测评结合起来，使干部对党和人民的责任感增强了､变实了，工作的效率更高了。
用群众办法解决群众问题
2002年6月4日，《长治日报》用整版篇幅刊发了对郭堡村上访现象的深度透视，黑体大字标题写著《小事反映大问题，病根究竟在哪里》。这篇报导可谓近年来舆论监督中的一磅“重炮”。看到当天报纸，我决定下午骑自行车到长治县郭堡村，现场解决群众上访问题。
长治县过去是个上访大县，县委书记王斗林说，“告状文化极为丰富”。一年前的“五一”长假期间，我曾骑自行车到过这里，对此也深有感触。一年后，旧路重走，时过境迁，老百姓说，变了！这里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在郭堡，遇到的村民向我反映，这两年，村党支部､村委会给大家办了不少好事，村民说，两委班子团结，在老百姓中的威信还行。又是什么原因让郭堡村背上一个“乱名”呢？
进村后，我在农民李建伟家里住下，群众给我讲报纸上反映问题的前因后果，仔细听来，报告上言言数千字，也就是群众说的芝麻粒大的两个小问题。姚金生告状，讲的是承包集体加工厂的合同续签问题，前任后任交叉，问题并不复杂，这其中有村干部公开不够的原因，也不乏无理取闹因素。李风鸣上访，说的是出租房屋收不到租金的问题，姚､李二人在县城花30元钱，请律师代写了一封上访状，所以，就把事情搞大了，招来了乡､县､市三级书记。
解决存在於群众中的问题，要用群众的办法。我把江总书记“5•31”重要讲话精神讲给县乡村三级干部听，我们任何事情都不能离开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充份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我们党的出发点和归宿。
当天夜里，一场由群众参与的解决群众问题的讨论在小学校展开。一方是上访告状群众，一方是村支委干部，中间是本村群众和市县领导，原告方首先陈述原因，被告再做出问题答疑，群众根据问题原委，结合社情民意，逐一进行评说，在充份民主的基础上再进行集中。姚金生说罢自己的理由，不等村干部发言，群众一片哗然，显然，道理不在老姚一边。村干部解释作答，群众一阵掌声，显然，理在集体一方。最后，群众表决，支持村干部占了绝大多数，不少群众代表还当场指责了老姚的错误做法，对他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也批评了乡干部把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干部也做了检查。一场风波，用群众方式很快有了结论。
如释重负的村干部，第二天一早来到我住宿的农户家，进门便说，还是让群众说话好！我和县乡村干部一道总结这次实践，只要按江总书记的要求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走群众路线，不仅可以解决农村中存在的问题，还可以把农村的发展问题，建设问题，制度问题，包括宅基地纠纷､家庭不和､邻里矛盾等等问题都交给群众讨论，让大家广泛参与进来，通过投票表决，用民主集中制的办法，认真加以解决，问题就会变成了不是问题，困难也就变成了没有困难。任何时候，只要心里装著群众，我们就有了牢固的基础。
6月5日，一夜喧闹之后，郭堡现象得以圆满解决，村子变得平静了，但平静之中，未必都能心情舒畅地接受这个现实。早晨六点，我担心姚金生被群众批评指责后的思想疙瘩不能解开，所以来到了上访户姚金生家。姚金生先是一惊，后又热情地迎我进门。他的老婆有气未消，冲著我就是一句牢骚“你们官官相护”，站在一旁的姚金生马上阻止她：“吕书记是个清官，你不能胡说。”我站在院里，一边批评了他们，又一边耐心地做老姚夫妇的工作，不要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就不顾集体的利益；不要只想自己的事，而不顾大家的事；更不能无端上访告状，制造各种事端，破坏村里的稳定。凡事要有个集体观念､大家观念和群众整体观念，干部不能脱离群众，作为群众也不能脱离大多数群众，我们的出发点是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
姚金生接受了我的劝说，当即表态愉快接受。随后，他又找到我住的农户家，为他妻子不冷静的态度表示歉意。我对他说，手心手背都是肉，长治工作要努力做到不让一个群众掉队。多一个群众，我们就多一份干好长治工作的力量。
走出姚家，村干部又讲述了因宅基地而闹矛盾的一对纠纷户。过去村里改造道路拆迁民房，一户讨便宜得到了大面积宅院，另一户吃亏宅院狭小。小院想与大院平分，两家因院墙闹纠纷不可开交。村干部工作做不下来，把难题交给了我，看了前院，又去后院，前后面积区别太大，大宅院不尽合理，小宅院多有委屈。两户主人都不在家，我告诉村支书，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多问问群众。让大伙讨论评判，一个晚上不行，就搞两个晚上，让群众说该怎么办？由群众投票表决，一切听群众的意见，把问题交给群众，相信公论就有了。问题的关键是个利益关系，我们讲，要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两个人的利益总比一个人的利益更重要，两个家庭总比一个家庭更人民吧！走在群众中，就要敢於面对大家，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用什么样的“三观”，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这是我们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重要一步。
2002-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