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道很江湖的问题，想向朋友们请教——是朱熔基总理聪明，还是一个乡镇干部聪明？
在朋友们给出答案之前，请允许我先说说自己的看法。
原来我的答案是很明确的：当然是朱熔基总理聪明。不然，各国场面上的人士，怎么都盛传朱的智商系数高达200以上呢。
但是，一次与一位很普通的乡镇干部的对话改变了我的看法。
1998年底，当我和这位朋友探讨朱总理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计划能否实现时，这位仁兄完全做了否定的回答，他的看法是，同历来的政策一个样，中央的这次改革计划与下面的实际偏差太远，没有人会当真执行。政府粮食收购部门心黑手辣，坑农的办法花样百出，手中就是有钱照样要打白条。农民更想把粮食卖给私人粮商，比起国营的粮管所，粮商的收购价格实际要高些，交易起来的公平度实际也要高些，况且能够让农民拿到现钱。现在不准粮商下乡收购粮食，最终受损害的还是农民。这位仁兄很有把握地断言，这套所谓的改革计划最终还是搞不长久。
问，如果中央放开管制让粮商去自由收购粮食，中国粮食产量多大呀，粮商有能力盘活这么大的局面么？
他说，嘿，粮商的能量大得很，盘活粮食流通市场绰绰有余。他举出了大批实际例子为他的观点作证。
这次探讨的话题，在我的心头留下了重重疑团。接下来，我在报章中读到朱总理坚持不懈地指挥打击“粮贩子”们的消息，读到国有粮食部门的官员如何糊弄亲临基层督导改革的朱总理的消息，读到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种种进展……
2000年春，一位勇敢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运用传统的“上书”方式，把“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实情给捅到了中央。朱总理震惊了，流泪了。此后，农村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重视。
在新的大张旗鼓的税费改革试点中，那套以对粮食销售实施管制､只准国营不准民营为核心的改革计划被悄悄地终止，对粮商下乡的禁令开始偷偷摸摸地给予松动。
据我得到的信息：约在2001年年中，中央开始在南方部份省区让早稻退出保护价，放开粮食收购，对於粮商由不准入改为准入。据说，这一政策将来还要一波一波地推广。
可是，三年的宝贵时间就这样给损失掉了。三年中农民兄弟的经济损失该有多大呀。早在三年前干什么去了？
在得到上述放开管制的信息后，我不禁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关於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面，朱熔基总理不见得比一个乡镇干部聪明。我相信，象这位更了解实际､有著起码的远见的乡镇干部，还有许许多多。朱熔基总理不见得比许许多多的乡镇干部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懂得的更多。真实情况似乎是，朱熔基总理的有关思想，比一些普通的乡镇干部至少要落后三年。但是，他们的口小，总理的口大，三年前，哪有他们说话的权利和机会。三年后，情况又能好到哪儿去？
今日中国的“三农”危机严重到了如此地步，在公正尺度上它已引起民冤沸腾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在效率尺度上它已严重牵制到“发展”这一“硬道理”。让我们认真反省一下，这中间，除了市场供求的变化，难道就没有决策者朱熔基在1995-1996和 1998-1920两次巨大指挥失误的责任？
如果把这两次巨大失误仅仅看作为决策者朱熔基的个性使然，那就未免过於简单化了。难道温和如温家宝者，当初不也持有相同的思路？
问题的根源在於与决策者的思维同构的决策体制。
当代中国塑造了一个新的神话——中央政策是好的，就是地方上执行不好，甚至胆大妄为到竟敢直接糊弄政府总理的地步！
这是专门供中央集权的统治者享用的神话，这一神话有时候也成了底层民众用於反抗直接的压迫者的权宜之计。但是，它的负面作用，要远远大於在中央——地方——底层三者博弈中的些许边际收益。
这似乎已经是“皇帝的新衣”了，底下的人们都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似乎还有许多大人物在真诚地相信这一神话呀。
如果主要决策者还是沉湎於这种神话之中不能自拔，那就危险了。如果他们还是像几千年来的帝王宰相们那样，把诸多的精力，用於从事蒙蔽与反蒙蔽的游戏，那么，中国底层的亿万农民还会有更大的苦果果要吃啊。
地方官员如何糊弄朱熔基的故事已经众所周知了，但是，温家宝也不可能不碰到类似的情况，在中国民间，早有许多这样的故事在流传。同朱熔基一样，温家宝也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据传媒报导，不少反蒙蔽的操作技术，被精明强干的温家宝发明了出来，比如，象古代兵法所说的那样“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考察的中途突然下车拐入估计地方事先没有做过安排的乡村，去检查中央政策的落实情况。或者，象戈尔巴乔夫那样，突然走到普通人群中，与群众对话……
温家宝是多么敬业啊，其诚意令人尊敬。
但是，这还是在抓由上到下的命令之“出”上面做文章啊，还是在主抓落实啊。
这个在落实中遇到重重阻力､需要大力推行的中央决策指令，与下面的实际情况总是偏差太远——这一长期存在的战略性难题，依然没有得到充份的认识和解决。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不管执政者是如何的勤政爱民，其工作的实际成效可想而知。要制度性地解决这一战略性难题，必须首先从研究由下到上鲜活具体真实的资讯和意见如何“进”的问题上入手，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中央集权体制汲取信息的方式，作出重大决策的方式，以及相应的贯彻重大决策的方式。
我想，这是从现任总理朱熔基在农业问题上的重大决策失误和政策反覆中可以得出 的留给候任总理温家宝的警示。
我们只要读一读温家宝过往关於农业问题的讲话，就知道发掘这一警示不是没有价值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集众智之所成，则无不为也”。当今中国威权政治的决策者们，似乎没有汲取这一哲理智慧的兴趣。他们似乎更乐於“奋其私智”。
曾经在改革开放伟业中领一代风气之先的实干家们，早已不能代表中国最高智力，早已和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哲学思想领域的原创隔绝，可是他们还不自知。
从朱熔基总理大骂台湾民主选举是假民主那时起，我就开始怀疑，对於社会历史经验和知识，朱熔基这些工程师们的知识结构是否存在著严重的缺陷？这不仅仅是该不该多读几本西方书籍的问题，而是一代政治家在没有基本的社会历史知识和预见力的情况下如何从事政治活动的问题。
曾经在1990年代充当了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暂时遏阻了权贵资本主义泛滥成灾､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朱熔基先生，在卸任总理后，也该有时间好 好反省一下十年来的成败得失了。
当年88岁的邓小平就可以“换脑袋”，74岁的朱熔基为什么就不可以？
多维新闻网
2002-12-19
在朋友们给出答案之前，请允许我先说说自己的看法。
原来我的答案是很明确的：当然是朱熔基总理聪明。不然，各国场面上的人士，怎么都盛传朱的智商系数高达200以上呢。
但是，一次与一位很普通的乡镇干部的对话改变了我的看法。
1998年底，当我和这位朋友探讨朱总理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计划能否实现时，这位仁兄完全做了否定的回答，他的看法是，同历来的政策一个样，中央的这次改革计划与下面的实际偏差太远，没有人会当真执行。政府粮食收购部门心黑手辣，坑农的办法花样百出，手中就是有钱照样要打白条。农民更想把粮食卖给私人粮商，比起国营的粮管所，粮商的收购价格实际要高些，交易起来的公平度实际也要高些，况且能够让农民拿到现钱。现在不准粮商下乡收购粮食，最终受损害的还是农民。这位仁兄很有把握地断言，这套所谓的改革计划最终还是搞不长久。
问，如果中央放开管制让粮商去自由收购粮食，中国粮食产量多大呀，粮商有能力盘活这么大的局面么？
他说，嘿，粮商的能量大得很，盘活粮食流通市场绰绰有余。他举出了大批实际例子为他的观点作证。
这次探讨的话题，在我的心头留下了重重疑团。接下来，我在报章中读到朱总理坚持不懈地指挥打击“粮贩子”们的消息，读到国有粮食部门的官员如何糊弄亲临基层督导改革的朱总理的消息，读到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种种进展……
2000年春，一位勇敢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运用传统的“上书”方式，把“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实情给捅到了中央。朱总理震惊了，流泪了。此后，农村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重视。
在新的大张旗鼓的税费改革试点中，那套以对粮食销售实施管制､只准国营不准民营为核心的改革计划被悄悄地终止，对粮商下乡的禁令开始偷偷摸摸地给予松动。
据我得到的信息：约在2001年年中，中央开始在南方部份省区让早稻退出保护价，放开粮食收购，对於粮商由不准入改为准入。据说，这一政策将来还要一波一波地推广。
可是，三年的宝贵时间就这样给损失掉了。三年中农民兄弟的经济损失该有多大呀。早在三年前干什么去了？
在得到上述放开管制的信息后，我不禁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关於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面，朱熔基总理不见得比一个乡镇干部聪明。我相信，象这位更了解实际､有著起码的远见的乡镇干部，还有许许多多。朱熔基总理不见得比许许多多的乡镇干部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懂得的更多。真实情况似乎是，朱熔基总理的有关思想，比一些普通的乡镇干部至少要落后三年。但是，他们的口小，总理的口大，三年前，哪有他们说话的权利和机会。三年后，情况又能好到哪儿去？
今日中国的“三农”危机严重到了如此地步，在公正尺度上它已引起民冤沸腾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在效率尺度上它已严重牵制到“发展”这一“硬道理”。让我们认真反省一下，这中间，除了市场供求的变化，难道就没有决策者朱熔基在1995-1996和 1998-1920两次巨大指挥失误的责任？
如果把这两次巨大失误仅仅看作为决策者朱熔基的个性使然，那就未免过於简单化了。难道温和如温家宝者，当初不也持有相同的思路？
问题的根源在於与决策者的思维同构的决策体制。
当代中国塑造了一个新的神话——中央政策是好的，就是地方上执行不好，甚至胆大妄为到竟敢直接糊弄政府总理的地步！
这是专门供中央集权的统治者享用的神话，这一神话有时候也成了底层民众用於反抗直接的压迫者的权宜之计。但是，它的负面作用，要远远大於在中央——地方——底层三者博弈中的些许边际收益。
这似乎已经是“皇帝的新衣”了，底下的人们都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似乎还有许多大人物在真诚地相信这一神话呀。
如果主要决策者还是沉湎於这种神话之中不能自拔，那就危险了。如果他们还是像几千年来的帝王宰相们那样，把诸多的精力，用於从事蒙蔽与反蒙蔽的游戏，那么，中国底层的亿万农民还会有更大的苦果果要吃啊。
地方官员如何糊弄朱熔基的故事已经众所周知了，但是，温家宝也不可能不碰到类似的情况，在中国民间，早有许多这样的故事在流传。同朱熔基一样，温家宝也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据传媒报导，不少反蒙蔽的操作技术，被精明强干的温家宝发明了出来，比如，象古代兵法所说的那样“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考察的中途突然下车拐入估计地方事先没有做过安排的乡村，去检查中央政策的落实情况。或者，象戈尔巴乔夫那样，突然走到普通人群中，与群众对话……
温家宝是多么敬业啊，其诚意令人尊敬。
但是，这还是在抓由上到下的命令之“出”上面做文章啊，还是在主抓落实啊。
这个在落实中遇到重重阻力､需要大力推行的中央决策指令，与下面的实际情况总是偏差太远——这一长期存在的战略性难题，依然没有得到充份的认识和解决。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不管执政者是如何的勤政爱民，其工作的实际成效可想而知。要制度性地解决这一战略性难题，必须首先从研究由下到上鲜活具体真实的资讯和意见如何“进”的问题上入手，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中央集权体制汲取信息的方式，作出重大决策的方式，以及相应的贯彻重大决策的方式。
我想，这是从现任总理朱熔基在农业问题上的重大决策失误和政策反覆中可以得出 的留给候任总理温家宝的警示。
我们只要读一读温家宝过往关於农业问题的讲话，就知道发掘这一警示不是没有价值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集众智之所成，则无不为也”。当今中国威权政治的决策者们，似乎没有汲取这一哲理智慧的兴趣。他们似乎更乐於“奋其私智”。
曾经在改革开放伟业中领一代风气之先的实干家们，早已不能代表中国最高智力，早已和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哲学思想领域的原创隔绝，可是他们还不自知。
从朱熔基总理大骂台湾民主选举是假民主那时起，我就开始怀疑，对於社会历史经验和知识，朱熔基这些工程师们的知识结构是否存在著严重的缺陷？这不仅仅是该不该多读几本西方书籍的问题，而是一代政治家在没有基本的社会历史知识和预见力的情况下如何从事政治活动的问题。
曾经在1990年代充当了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暂时遏阻了权贵资本主义泛滥成灾､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朱熔基先生，在卸任总理后，也该有时间好 好反省一下十年来的成败得失了。
当年88岁的邓小平就可以“换脑袋”，74岁的朱熔基为什么就不可以？
多维新闻网
2002-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