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震惊中外的辽阳市工人大游行之后，三名抗议活动组织者的下场最能说明在共产党领导人决心镇压劳工运动的情况下工人代表的命运和困难选择：坐牢､背叛或藏匿。
华盛顿邮报二十八日发表文章说，最敢於直言的工人代表之一姚福信拒绝同当局合作，至今仍在监狱。另一代表陈典范(音译)放弃了工人的利益，现在得到新的工作。一名要求只说出姓名中一个字“铁”的工人逃脱逮捕，继续组织抗议，但他比以往更加谨慎，几乎不相信任何人。
文章说，在大规模抗议游行的第二天，辽阳市政府官员提出谈判。工人们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有十几个人在三万多聚集街头的工人欢呼声中走出来，走过防暴警察，进入市政厅。
这些工人代表的确完成了一件大事——将全市分散在各个工厂的工人组织起来，形成当地共产党官员从未看到过的最大规模示威。但是，现在他们进入更危险的领域：对政府官员暴露他们是抗议活动组织者，而政府官员连日来正在试图确定和拘留组织者。
在二楼会议室，工人们陈述他们的痛苦——拖欠工资､失去养老金､腐败官员侵吞工厂财产并关闭工厂。市领导承诺抗议结束后就要解决问题。公安局长保证不会逮捕一个人。那些乐观的工人代表同意停止示威，给政府六天时间回应。但五天之后，警察开始逮捕工人。
文章说，距离北京三百五十英里的辽阳市看起来正在死亡。灰蒙蒙的道路两侧是破败的国有企业，当地居民说至少一半工厂工人失业。
许多被解雇工人都对共产党幻灭，谴责它背弃终生雇佣和提供福利的承诺。但是姚福信和辽阳其他工人领袖有时提出了令当权者不安的其它问题，抨击一党专制，要求更大政治权利。
具有高中文化､五十二岁的姚福信从一九九二年失去国有轧钢厂的工作之后就开始组织辽阳的抗议活动。他常听美国之音，支持中国民主改革。他妻子经常要他小心，但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五年下乡，有时说他什么都不怕。
六十岁的陈典范在抗议运动的高潮中不再出头楼面，私下说非常害怕。有些工人说他被警察收买，散布恐吓信息。后来，陈典范到一家工厂食堂工作，而很多只有陈典范年龄一半的人却没有工作。
上述三名代表的下场给人们提出如下问题：面对几乎没有成功可能的事业，一个人该做出多大牺牲？背叛朋友而养活子女对不对？什么样的战斗值得坐牢？
他们的故事也能解释为什么在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痛苦转变过程中､大批工人失业､广泛存在不满，中国却没有出现持久的全国性劳工运动。
辽宁省是中国生锈的工业带，各个城市都存在大量失业。中国工人每天都举行抗议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冒险，但却是引起当局注意并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因为中国的法庭和工会都被共产党控制。但这些零星发泄不满的活动几乎都是局限於一家工厂，他们很少扩大到一个又一个城市。
原因之一就是禁止官方媒体报导劳工动乱的严格政策。共产党系统瓦解抗议运动，将劳工领袖孤立分化的方式也很关键。当局通过妥协，通常是给许多工人小额现金，破坏对劳工领袖的支持。政府还直接把矛头对准劳工领袖，逮捕某些代表，收买另外一些代表，造成他们之间互斗。
这种策略迫使最强有力的关系遭受考验，迫使劳工组织者在自由和忠诚之间做出抉择，撕裂一起生活或者工作了十年的友谊。就辽阳来说，两名工人领袖被监禁，两人被保释，其他人分散四处､遭受恐吓､被负疚､愤怒和相互猜疑情绪所左右。
铁说，“我们曾经团结一时。但现在不存在工人团结。”他在今年接受秘密采访时边说边摇头，“我们不再相互信任。我们也许不该。”
多维新闻网
2002-12-28
华盛顿邮报二十八日发表文章说，最敢於直言的工人代表之一姚福信拒绝同当局合作，至今仍在监狱。另一代表陈典范(音译)放弃了工人的利益，现在得到新的工作。一名要求只说出姓名中一个字“铁”的工人逃脱逮捕，继续组织抗议，但他比以往更加谨慎，几乎不相信任何人。
文章说，在大规模抗议游行的第二天，辽阳市政府官员提出谈判。工人们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讨论，有十几个人在三万多聚集街头的工人欢呼声中走出来，走过防暴警察，进入市政厅。
这些工人代表的确完成了一件大事——将全市分散在各个工厂的工人组织起来，形成当地共产党官员从未看到过的最大规模示威。但是，现在他们进入更危险的领域：对政府官员暴露他们是抗议活动组织者，而政府官员连日来正在试图确定和拘留组织者。
在二楼会议室，工人们陈述他们的痛苦——拖欠工资､失去养老金､腐败官员侵吞工厂财产并关闭工厂。市领导承诺抗议结束后就要解决问题。公安局长保证不会逮捕一个人。那些乐观的工人代表同意停止示威，给政府六天时间回应。但五天之后，警察开始逮捕工人。
文章说，距离北京三百五十英里的辽阳市看起来正在死亡。灰蒙蒙的道路两侧是破败的国有企业，当地居民说至少一半工厂工人失业。
许多被解雇工人都对共产党幻灭，谴责它背弃终生雇佣和提供福利的承诺。但是姚福信和辽阳其他工人领袖有时提出了令当权者不安的其它问题，抨击一党专制，要求更大政治权利。
具有高中文化､五十二岁的姚福信从一九九二年失去国有轧钢厂的工作之后就开始组织辽阳的抗议活动。他常听美国之音，支持中国民主改革。他妻子经常要他小心，但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五年下乡，有时说他什么都不怕。
六十岁的陈典范在抗议运动的高潮中不再出头楼面，私下说非常害怕。有些工人说他被警察收买，散布恐吓信息。后来，陈典范到一家工厂食堂工作，而很多只有陈典范年龄一半的人却没有工作。
上述三名代表的下场给人们提出如下问题：面对几乎没有成功可能的事业，一个人该做出多大牺牲？背叛朋友而养活子女对不对？什么样的战斗值得坐牢？
他们的故事也能解释为什么在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痛苦转变过程中､大批工人失业､广泛存在不满，中国却没有出现持久的全国性劳工运动。
辽宁省是中国生锈的工业带，各个城市都存在大量失业。中国工人每天都举行抗议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冒险，但却是引起当局注意并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因为中国的法庭和工会都被共产党控制。但这些零星发泄不满的活动几乎都是局限於一家工厂，他们很少扩大到一个又一个城市。
原因之一就是禁止官方媒体报导劳工动乱的严格政策。共产党系统瓦解抗议运动，将劳工领袖孤立分化的方式也很关键。当局通过妥协，通常是给许多工人小额现金，破坏对劳工领袖的支持。政府还直接把矛头对准劳工领袖，逮捕某些代表，收买另外一些代表，造成他们之间互斗。
这种策略迫使最强有力的关系遭受考验，迫使劳工组织者在自由和忠诚之间做出抉择，撕裂一起生活或者工作了十年的友谊。就辽阳来说，两名工人领袖被监禁，两人被保释，其他人分散四处､遭受恐吓､被负疚､愤怒和相互猜疑情绪所左右。
铁说，“我们曾经团结一时。但现在不存在工人团结。”他在今年接受秘密采访时边说边摇头，“我们不再相互信任。我们也许不该。”
多维新闻网
2002-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