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归来
承平日久，军人似乎已离我们远去。
然而，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士兵突击》，军旅片的热播一次次将我们的目光投向军人。而那些已经从军营中走出来的复员转业军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则用不同的方式扮演著自己的角色。
在今天的商业时代，从军营归来的士兵中也不乏领军人物：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拥有5年军龄，这成了他一生的骄傲；海尔的张瑞敏也出身行伍，还有华爲的任正非、万科的王石……
无毋讳言的是，随著社会和军队自身的转型，退伍军人的固有的安置模式也面临著种种挑战。
中国军队要想继续一直以来的辉煌与传统，仍需要军队这个大熔炉，能够吸纳这个社会杰出的年轻人，并把他们打造成这个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
这需要一系列的探索。
崔新国的复员之旅
两代士兵的入伍和复员经历，不经意间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变迁
在退伍之前，崔新国又专程去看了一次二舅。
二舅并不是亲舅舅，因爲和母亲同姓，崔新国一直这样叫，这一称呼比一般的“叔叔”显得要亲。两年之前，正是在二舅的帮忙下，崔新国才得以顺利入伍。
当时，崔新国初中毕业闲置在家已经两年多。18岁那年，听说街道有招兵的指标，父亲就赶紧给他报了名。但是，崔新国的视力颇成问题，就一直悬著。二舅是街道办事处的主任，在父亲带著崔新国去见了他之后，由他出面，摆了一桌酒席，请了武装部和前来招兵的部队“首长”。两个月后崔新国顺利地入伍了。
两年之后，服役到期的义务兵崔新国在退伍之际首先想到的就是二舅。在鄂西北的这个小县城里，二舅是一个颇有些影响的人物。在这个基本都是熟人的社会里，二舅是个“太平洋的警察”，无论红白喜事、家长里短，大家都爱请二舅帮忙张罗，而且只要他一出面，各方面的关系都能摆平。大家有些解决不了的困难，也往往要请二舅这个街道办事处主任出面帮忙疏通各种关系。
崔新国想到要找二舅的更主要原因在於父亲的意见:你们都当过兵，话好说一些。
二舅1979年入伍，后改爲志愿兵，1992年复员，被安排在街道工作，几十年过去就成了街道办事处主任。虽然官儿不大，但是关系广，他当年的一个战友，现在已经是市人事局军转办主任。“那是掌权的，”崔新国的父亲非常明白这一点，而且他也明白，将来想要在县城谋得一个职位，都得过二舅这一关。
复员归来
父亲当初力主送崔新国去当兵，是希望他去经受一下磨练的。崔新国并不像他那些同样初中毕业的同学，成天无所事事，在县城四处惹是生非。但是，父亲仍然觉得独子的他娇生惯养，“那时觉得可能只有军队能把他给磨一下”。
这种磨练的效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作爲230万军人中最基层的一个普通士兵，崔新国很快就具有了一个军人的外在特徵。不惟显眼的小平头，更主要的是膀阔腰圆。而在两年前，他单薄得“一阵风就能吹倒”。8月16日，就是在退伍半年之后，他告诉本刊记者，“我现在还能够很轻易地跑五公里”。
前去当兵，除了身体的历练，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在和本刊记者聊天时，他母亲就半开玩笑地说，“将来找媳妇儿也容易些”。而更主要的考虑，还是关於崔新国的前途的。
就是在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小县城，初中毕业生的学历都还是显得太低。崔新国的父亲是当地一个医院的副院长，母亲在一个商店上班，家庭条件在县城还属於不错的。但是，父母亲都很爲崔新国担心，“那时候，出去打工他年纪太小，去厂里干活他又受不了那个苦，只有当兵可能是条出路。”
按照《兵役法》第56条第(二)款：家居城镇的义务兵退出现役后，由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安排工作。
对於一心求稳的父母来说，能够给崔新国在县城的机关或事业单位找到一个铁饭碗是最佳的选择。更何况他们觉得还有些关系可用。
所以，在崔新国即将退伍之前的11月，父母就要崔新国回家来，一方面可以在家里过一个年，另外一个就是好便利找工作。在崔新国去找二舅之前，父亲特意买了两瓶比较高档的酒。
崔新国的到来，令二舅很开心。他留崔新国的父亲和崔新国吃午饭。酒酣耳热，便向崔新国说起很多军旅往事。
二舅是从农村应徵入伍的。入伍通知书收到的当天，大队里就组织人过来，给他戴上大红花，家里爲此还请了几天客，亲朋好友纷纷前来道贺。
从县城的武装部到车站，当时是锣鼓喧天，人们排著一里多的长队，夹路相迎。二舅和他的很多战友们，都热泪盈眶。而退伍时，是由部队的车直接送到了工作报到的地方。
这和现在有很大区别。不惟入伍时没有往昔的隆重，退伍时找工作更是成爲一件颇爲费力的事情。此外，从部队回来时，双方的收入差距也拉大了，不过含金量不可同日而语。二舅当年在部队时，每个月拿6块钱，剩下来寄回家够一家人的开销;而崔新国一个月拿近千元的津贴，转业时还拿到几千元的退伍费，回家后这些钱却干不了什麽。
“现在和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当兵的不再那麽受重视了。”二舅说。父亲在一边趁机接过话头，“是啊，现在当兵的回来也比那个时候难了，新国的事情到时候还得二舅多帮忙操心。”
二舅似乎愣了一下，随即表示，“到时候再说，先等等。”
虽然没有明确的答复，父亲还是很高兴。回去经过磷肥厂的时候，他指著看门的老头告诉崔新国，“他也当过兵。”
崔新国倒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老头他倒认识，从小他就喊“于爷爷”。父亲告诉他，於是早年从军队复员转业的老军人，和二舅差不多同时，不同的是，他进了县里的一家国有企业。2003年时，企业破産了，他年纪已大，就被一次性买断工龄，得了一万多元。
早些年，崔新国还曾见他蹬著三轮儿给别人送货，“那个时候生活也艰辛得很。”父亲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作爲企业的军转干部，他还是得到一些退休金，每个月能够有1450元。
在这个县城里，这钱养老是够了的。
北京之行
春节时，崔新国给一个战友拜年，战友顺便问他工作的情况。在崔答复尚无著落后，战友说北京一个企业正在招退伍军人，他刚进去不久，如果崔新国有兴趣，他可以帮忙问问。
居委会一直没有工作的消息，开年了也没有什麽事情可干，而崔新国也一直想到北京去看看，於是就坐上火车到了北京。战友那个时候正在北京市海淀区一个叫上地的地方住，条件也并不太好，还是四个人住的架子床，崔新国就跟著挤了一个铺。
第二天，战友就告诉崔新国，公司要他去面试。
这是一个自主择业的军人开办才三年的企业。
从2001年起，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开始推行计划分配与自主择业相结合的安置政策。政策规定，担任团级或者营级职务且军龄满20年的转业干部，可以选择自主择业安置方式，按月领取退役金。政府不再指令性安排工作和职务，而是创造条件协助就业。
根据相关政策，崔新国去面试的这个公司，在过去的三年，一直享受免税待遇。
这是一个搬运公司，总经理原来是一个副团长，转业时可以选择计划安置，也可以选择自主择业，这个副团长拿到了一笔钱，就自主择业开了这家公司。
当天，谈到具体的薪水崔新国并不太满意，而且也并不太看好这家公司，双方似乎都没有进一步接触的意思。
回归县城
到北京的第五天，崔新国接到了家里的电话，二舅要他赶紧回去上班。他被安排在了城管大队。
刚从部队回家时，崔新国一时还有些不习惯，五点半就早起的习惯还保持了两个多星期。醒了发现没什麽事就又睡过去。
家里没什麽事情干，他於是就去找幼时年轻的伙伴喝酒，他也向大家吹嘘部队的生活，“喝啤酒都用脸盆”。也给大家讲一个胖新兵刚开始五公里的拉练跑不下来，几个老兵用绳子绑了他在前面拉著他跑的故事。
随著这些故事的逐渐远去，他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而工作，曾有一段时间让他颇不适应。“我那时还是太直。”他说。跟著大家执勤时，“有时掀别人的摊子还是下不了手。”一起出勤的同事，大家松松垮垮的，唯有他一直笔挺著腰。“毕竟还是刚当兵回来的。”领导这样笑他。不过，过了两个月，就没人再把他当作刚回来的军人了。
“我已经成功转业。”他说。
军旅制造
随著社会形势的变化，军队在对军人的冶炼上有了更高的要求
在中国，对民衆而言，军人的意义从来不仅止於保家卫国。
曾经的辉煌
从“十送红军”到“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从“南征北战”到“谁是最可爱的人”，军人在中国民衆心目中，一直充当著榜样与英雄的角色：
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史光柱……
战争成就了军人的辉煌。那些从枪林弹雨中走出的英雄们，成爲了一种符号。在不同的年代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军阀混战时期，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追求下，当红军，闹革命，是对旧社会“反抗”的同义词；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是申张民族大义、坚持抗日的代表；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是推翻三座大山、赢取解放的主力；在抗美援朝中，志愿军是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楷模;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反击侵略、有理有节的威武之师。
人们把一个社会最爲狂热的感情给予了军人。
由军人作表率的英雄主义情结弥漫於中国社会。“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无数最爲优秀的年轻人，纷纷在“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号召下，伴随著血染的风采，参军入伍。
军人改变著社会，同时社会的优秀青年，也在改变著军队。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所副所长、大校公方彬教授说，“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总是胜利者。”
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军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著民衆的生活。
六七十年代，社会上最爲时尚的装束莫过於上衣板绿，深蓝黑色的裤子，肩背军挎包，再别上个红五星。在那个年代，数亿的中国人，都以拥有一套军装而自豪。社会上流行“吃菜要吃白菜心，嫁人要嫁解放军”的说法。
到了80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再次激起人们对军人的敬仰。著名战斗英雄史光柱从老山走来，走进了198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一曲自己作词的《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传遍大江南北。“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壮语响彻神州。
90年代，一场大洪水再次检验了人民子弟兵的威力。虽然在和平时期，但是，经常担负的抗震救灾、抗洪抢险、国防施工和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等急难险重任务，使得军人的形象更加丰满。
每一个时代，军人都把他们的印记深深地刻在社会的记忆里。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平是军人的坟墓。当战争不再是社会的焦点，自成体系的军队不再时时刻刻和民衆发生关系的时候，那些退伍、复员、转业的军人就成爲了民衆了解军人的一个更爲直接的途径。
这个时候，商业与技术精英正站在中国社会舞台的最中心。
安置难，成爲横亘在军人与英雄之间的一道坎儿。
当代的现实影响
实际上，在备战备荒逐渐远去，冷战格局也消失之后，中国军队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在民衆的面前：
抗击“非典”、抗洪救灾、载人航太……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所副所长公方彬说，相较于国外军人的职业化特点，中国军人担负著更多超过作战的功能。
这种传统，衍生到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从“向雷锋同志学习”到《高山下的花环》，“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人们在具体的生活中感受军人的同时，也开始一种更爲人性的眼光来看待英雄。不再是血与火中的钢铁英雄。
甚至在经过几十年的和平时期后，人们的英雄情结再一次被唤起。一系列的电视剧开始在大陆热播：《激情燃烧的岁月》《幸福像花儿一样》《亮剑》《军歌嘹亮》《垂直打击》《士兵突击》。在世俗的生活中寻求价值的人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军人。
而那些已经从军营中走出来的复员转业军人们，则在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演绎著军人的风采。这种传统也是很久远的。
在解放初，曾有一个转业潮，大批军队干部脱下军装去主持地方工作，还有衆多的建设兵团就地转业，成爲一个地方建设的生力军。“文革”中间，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一些干部到了地方成了地方一些单位的革委会成员，最后干脆就在地方上转业了。
不同的时代，那些已经脱掉军装的老军人，都在社会中扮演自己的角色。
就是现在，在那些站在大衆追逐舞台中央的企业家中，军人也有相当的地位：
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拥有5年军龄，这成了他一生的骄傲。海尔的张瑞敏也出身行伍，还有华爲的任正非、万科的王石……
柳传志说，“企业成功跟我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全部；这一定的关系之中，跟我在军队里养成的性格又有一定的关系。”
军营塑造了这些企业家别具一格的气质。研究企业的人发现：意志坚定、头脑敏锐、雷厉风行、气宇轩昂，这些军人的品质，正是商业领袖所需求的。
许多人曾引一位将军的话：“没有什麽路比从军的路更能磨练人的意志，没有什麽职业比军人更能体现人生的价值，没有什麽学校比军队这所大学校更能培养和造就人。”
而是否能够给自己的军人锻造出这些品质来，也成爲一支军队实力与地位的象徵。
“二战”以来，美国最著名的三所军校:西点军校、海军学院和空军学院，已经培养了1531位500强级首席执行官、2012位公司总裁、5000多位副总裁，以及数以千计小公司企业家。
美国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以及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曾被问及同一个问题：在培养领导者方面，谁做得最好？他们的答案既不是哈佛商学院，也不是通用电气，而是美国军队。
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军队将怎样继续他的传奇，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更高的要求
要继续一直以来的辉煌与传统，那就需要军队这个大熔炉，能够吸纳这个社会最爲杰出的年轻人。
但是，在没有战争血与火考验的和平时代，军队本身的吸引力也需要不断的提高拔升。凝聚人气的，公方彬说，那就是军队的核心价值观。
这个核心价值观，要既能体现军旅特点，又能契合社会时代特色。只有当它成爲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并且能够引领时代的时候，军队才能永葆青春，成爲一个社会真正的长胜军。
公方彬认爲，这个核心价值观包括：使命、忠诚、纪律、牺牲。
而这不光是一个口号的形成。它需要一系列的改进。既有军队本身的，也有后勤服务保障等各方面的。
而相应的社会环境仍然存在。在今年的“八一”建军节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举行的一项针对全国青年读者的调查显示，当代中国青年普遍尊军爱军，1508名参与者中，86.5%的人表示“愿意成爲一名军人”。
军转之变
作爲一种方向，自主择业型转业正在逐渐推开，但这一政策本身也受到就业难的大环境制约，要想彻底解决安置难题，需要实现三个转变：由政策分配变爲制度分配、由政府分配变爲市场分配、由地方分配变爲中央分配
崔新国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准确的。正确的表述应该是：他顺利退伍了。
安置：老路难行
关於军人离开队伍，有多种说法:转业、复员、退伍。他们具体的指称是不一样的。
湖北省襄樊市军转办的一位元负责人说：军队是保家卫国的神圣护卫，进入军队，就成爲特殊身份的人——军人；回到地方社会又恢复原来的身份，叫复员；军队服役期满了后，退出队伍，叫退伍。现在军队也进行职业化，军人也是一种职业，从军人到社会上的工作者，是工作行业改变，也叫转业。
更明确地说，在职军官退出现役到地方叫转业，在职士官退出现役到地方叫复员，义务兵退出现役到地方叫退伍。
当了两年义务兵的崔新国，回到家乡只能称爲退伍。国家相应地要对他这样的城镇户口的兵进行安置。
而农业户口的士兵倘要转成非农业户口，则只有在成爲志愿兵的情况下方有可能。
按照《兵役法》规定：家居农村的义务兵退出现役后，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妥善安置他们的生産和生活。
这是中国军队最基层士兵的安置办法。
相对来说，崔新国的去路还是比较好的。他成功地获得了一个事业单位的编制，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
他属於这个群体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个。绝大多数退伍复员转业军人，选择的是一次性领取退伍安置费，自谋出路。据国家有关部门2005年抽样调查统计，当时城镇退役士兵实际得到政府安排工作上岗的比例，大中城市约爲30%〜40%，农业县市一般在15%〜20%，而且这个比例在逐年下降。
他们都是安置工作比较好解决的一群。类似于崔新国这样才20岁的“小伢子”，年轻力壮，有的是时间与机会。
真正难解决的一群是师团级。其间原因，湖北省襄樊市军转办的负责人解释，等到该转业时，师团级干部年龄都已经在40岁上下，面临工作、房子、退休等一系列问题，转业所面临的风险与落差都将远远大於年轻人，也比年轻人保守。
当然，对他们要完全解决也不是没有办法。在今年6月18日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表示，“要继续突出师团职转业干部这个重点，从优安置功臣模范和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役的转业干部。”
按照《兵役法》，国家对这些转业军人进行指令性安置是理所当然的。根据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公布的资料，全国三年共安置军队转业干部25.6万名，安置随调随迁家属6万余名。
在领导的重视下，地方政府各出其招对转业军人进行有效安置。按照河南省2002年出台的《关於全日制大学生入伍服役、退伍安置的优惠政策》：全日制大学生入伍后，纳入干部管理轨道，服役期间计算工龄、干龄；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以上或被评爲“优秀士兵”者，退伍后报考公务员给予加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2006年底《解放军报》引述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提供的一份资料称：从2001年至今，河南省先后有1917名全日制大学生入伍参军，其中1316名退伍返乡，有784人被录用爲公务员，占近60%。
当然，这种安置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地方政府领导能够克服许多困难。“指令性计划安置，在很大程度上透支著政府的行政资源。总有人相信那是无限的。”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所副所长、大校公方彬教授说。他向记者表示，“传统的军转安置办法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据《中国市场发展报告》1995年的不完全统计，1994年安置的退役士兵人数即占到全国净安置就业人数的大约15%，其他年份，也大都维持在10%上下。
有官员称，安置工作已经成爲比计划生育还难的“天下第一难事”。
而一位元军转官员则告诉记者，现阶段的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是“三头”：接收部门摇头，各级政府挠头，安置部门皱著眉头。
济南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在2005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全国每年约有10多万城镇退役士兵因安排不了工作滞留社会，成爲待业青年，且逐年累积增多。而据总政信访局统计，2002年退役士兵因政府安排工作问题到总政信访局上访的有30批630人；2003年上升到53批825人；2004年达到142批2098人；2005年截至5月底，就又有56批1051人。
变化的形势
安置不易，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政府可以动用的行政性安置资源是越来越少了。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人员安置上的“机动能力”都越来越小。
退伍军人很大的一个去向曾经是国有企业。但在1989〜2002年，全国国有企业数量由10.23万个减少到4万个左右，职工数由原来的8000多万减少到4000多万，在职工队伍中的比例已不足21.5%。
在大量自身职工下岗的时候，想要安置退伍军人，实在是勉爲其难。按照《兵役法》的规定，退役士兵由政府指令性安置。这样便出现拿著《兵役法》的退役士兵被拿著《企业法》(规定企业有经营自主权)的企业主拒收的局面。而那些接收的企业，不是效益不好，就是即将倒闭的，分配进去的风险甚至还要大於不被分配。
与此同时，政府机构精简。中国庞大的行政人力成本支出曾屡屡被社会各界所诟病。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推行机构改革，政府编制被大量冻结。而同时公务员制度改革，凡进必考。以前成爲安置复员转业军人主力的公检法机构，随著专业门槛的升高，也不再能够提供更多的空间。在此背景下，复员转业军人想进政府序列捧起“铁饭碗”，等於千军万马踏上独木桥。
事业单位，同样也正面临著减员增效的改革压力。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复员转业军人，政府面临著全方位的安置难题。
军队本身面临的压力也在增加。在军人职业化的西方，军队是一个精英云集的群体，军人们享受著军队提供的高额薪水。美国普通士兵平均年收入约爲3.22万美元，军官平均年收入约爲6.42万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国民平均年收入约爲2.83万美元，比普通士兵的平均年收入少近4000美元；小公司经理平均年收入约爲4.5万美元，比军官的平均年收入少近2万美元，美军的这些收入还不包括享受的各种保险及税收优惠。而且转业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各大公司猎头早就盯好的物件。
在中国，一方面，裁军的压力空前巨大。从1950年到2005年，中国经历了十次大裁军。1985年中国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到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423.8万减到323.5万。之后，又作了进一步裁减。至1990年，全军总员额减到319.9万。1997年，中国决定在三年内再次裁减军队员额50万，使中国军队规模降至250万的水平。2003年，中国决定在两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使军队总规模降至230万。
另一面，在就业市场上，军人已经不再具备优势，有时甚至还处於劣势。虽然军营是个大学校，但是，军营毕竟自成体系，军营的历练只是经历而不是职业经验的积累。
湖北省襄樊市军转办的负责人表示，退役士兵的职业素质与用人单位要求不相适应加剧了“安置难”的矛盾。退役士兵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大多达不到其档案记载的学历水平。而知识和技能的欠缺与不对口，又使得退役士兵畏惧参与竞争，依赖国家安置，并且对政府安排工作有很高的期望值。
在入伍时，很多士兵本身盯著的即是可以安置的规定。不少农村青年现在没有了参军积极性，因爲回家还是种田，不如出去打工，反而是城镇的一些年轻人，由於就业难，便采取以参军的方式来“曲线就业”，这又使得城镇义务兵比例过高，增加了将来的安置难度。襄樊军转办的负责人说，城镇入伍士兵，大多不是家庭难以管教，要送进军营去磨一下的，就是爲了图个将来有个安稳的工作。
而且随著对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地户籍的放开，更使得安置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城市的中心区。
以北京爲例，从2004年至今，三年来中央给北京市下达安置军转干部总数爲1.5万多名，其中计划分配军转干部1.2万多名，自主择业军转干部3000多名。安置到市级单位的占总数的46%，安置到城八区的占总数的44%，安置到远郊区县的占总数的10%。
安置难，使得一到转业时期，即将转业的军人就面临著非常大的心态调整。
已安置者的新问题
新的社会形势影响到的不仅仅是新转业的军人。那些当年进入企业的军转干部，也开始面临新的难题。
这些原本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复员转业军人，当年退役后纷纷被安置进企业。但是，随著企业改制，他们又往往因爲年纪大了，相当部分被解聘或一次性买断。而他们往往是拖家带口，很多生活陷入困境。
於是，很多人拿出当年的文件，要求恢复一个身份(干部身份)、两个待遇(政治待遇、经济待遇)。
2002年、2003年，针对企业军转干部的现实困难，中央先后发布了几个文件，提出进一步落实完善针对企业军转干部的解困政策。
湖北省襄樊市军转办的负责人分析说，之所以提解困政策，是爲了避免企业内部的矛盾。“企业别的职工会有意见：都是企业职工，凭什麽你有我就没有？”
但是，解困政策在使得企业内部的矛盾不致突出的同时，却使得志愿兵的矛盾空前突出。
按照规定，这些志愿兵在复员之后，所应该享受的待遇都是参照干部标准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复员后也被分到企业，而等到企业改制或者破産时，他们正是年纪大了的时候，於是被解聘或者一次性买断。面对企业军转干部所争取到的待遇，老志愿兵们同样感到非常不平衡。
对於这些企业军转干部和老志愿兵所反映的问题，襄樊市军转办的负责人说，有的确实出於生活困难，有的则是心理不平衡。
突围路径
今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与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5个政策性文件。民政部与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於调整部分优抚物件抚恤补助标准的通知》，从今年8月1日起，在现行抚恤补助标准的基础上，残疾军人抚恤金提高30%，最高达到每人每年18900元；烈属定期抚恤金按城乡分别提高了20%和15%，最高达到每人每年6000元；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生活补助标准提高了20%，最高达到每人每年13680元。
这也是1998年以来国家连续第9年提高抚恤补助标准。
同时，民政部还与财政部、人事部等5部门联合下发了《关於做好部分原8023部队及其他参加核子试验军队退役人员有关工作的通知》，与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4部门联合下发了《关於印发〈优抚物件医疗保障办法〉的通知》，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於进一步落实部分军队退役人员劳动保障政策的通知》，与建设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於进一步落实和完善1993年至1999年军队复员干部住房政策和做好生活救助工作的通知》，力图从方方面面解决安置问题。
爲保证这5个政策性文件的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及时下发了《关於进一步做好优抚物件和军队退役人员有关工作的通知》。此外，中央财政还安排1亿元专项经费，爲残疾退役军人更换新型假肢、残疾人专用三轮车、轮椅等辅助器械。
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探索和实践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安置难题。
传统的计划指令性安置就业，除了本身操作上的困难外，它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也在遭受质疑。
民政部副部长罗平飞在2006年撰文指出：“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的情况下，退役军人的指令性行政安置，是试图仍然以单位保障代替社会保障的行爲，这就不仅人爲地继续维护了退役军人保障权利的不公平性，限制了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弱化了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与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从2001年开始，国家对军转安置政策进行改革，在对团级以上及有20年军龄的营级干部，在对他们的生活保证的情况下提供一些资金和条件，鼓励他们自主择业，并相继出台了《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关於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管理暂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退役金发放管理办法》。
这一改革很快就産生了影响。在政策推出的当年，很多转业干部都选择了自主择业。今年8月1日，由中共南昌市委、南昌市人民政府、亚洲会展节事财富论坛 、《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知名军旅企业家高峰论坛举行，有近三百出身军旅的企业家应邀前往，其中相当多就是前几年选择自主择业的转业干部。
但是，一些地方相关的资料表明，这一政策本身也受到就业难的大环境制约。在短暂的自主择业高峰之后，更多的师团级转业干部还是更倾向於选择计划安置的方式。
这种选择更多的源于现实的理性考虑。毕竟创业的难度与风险都很大。
但是，作爲一种方向，自主择业正在逐渐推开。
针对当代中国军人退役安置制度，湖北省襄樊市军转办的那位负责人评价说，“突出特点是计划性、强制性和封闭性。”
而这种局面要得到改变，他说，就必须充分借鉴外军经验，实行“三个转变”：由政策分配变爲制度分配、由政府分配变爲市场分配、由地方分配变爲中央分配。
2007年08月30日 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何忠洲
承平日久，军人似乎已离我们远去。
然而，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士兵突击》，军旅片的热播一次次将我们的目光投向军人。而那些已经从军营中走出来的复员转业军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则用不同的方式扮演著自己的角色。
在今天的商业时代，从军营归来的士兵中也不乏领军人物：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拥有5年军龄，这成了他一生的骄傲；海尔的张瑞敏也出身行伍，还有华爲的任正非、万科的王石……
无毋讳言的是，随著社会和军队自身的转型，退伍军人的固有的安置模式也面临著种种挑战。
中国军队要想继续一直以来的辉煌与传统，仍需要军队这个大熔炉，能够吸纳这个社会杰出的年轻人，并把他们打造成这个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
这需要一系列的探索。
崔新国的复员之旅
两代士兵的入伍和复员经历，不经意间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变迁
在退伍之前，崔新国又专程去看了一次二舅。
二舅并不是亲舅舅，因爲和母亲同姓，崔新国一直这样叫，这一称呼比一般的“叔叔”显得要亲。两年之前，正是在二舅的帮忙下，崔新国才得以顺利入伍。
当时，崔新国初中毕业闲置在家已经两年多。18岁那年，听说街道有招兵的指标，父亲就赶紧给他报了名。但是，崔新国的视力颇成问题，就一直悬著。二舅是街道办事处的主任，在父亲带著崔新国去见了他之后，由他出面，摆了一桌酒席，请了武装部和前来招兵的部队“首长”。两个月后崔新国顺利地入伍了。
两年之后，服役到期的义务兵崔新国在退伍之际首先想到的就是二舅。在鄂西北的这个小县城里，二舅是一个颇有些影响的人物。在这个基本都是熟人的社会里，二舅是个“太平洋的警察”，无论红白喜事、家长里短，大家都爱请二舅帮忙张罗，而且只要他一出面，各方面的关系都能摆平。大家有些解决不了的困难，也往往要请二舅这个街道办事处主任出面帮忙疏通各种关系。
崔新国想到要找二舅的更主要原因在於父亲的意见:你们都当过兵，话好说一些。
二舅1979年入伍，后改爲志愿兵，1992年复员，被安排在街道工作，几十年过去就成了街道办事处主任。虽然官儿不大，但是关系广，他当年的一个战友，现在已经是市人事局军转办主任。“那是掌权的，”崔新国的父亲非常明白这一点，而且他也明白，将来想要在县城谋得一个职位，都得过二舅这一关。
复员归来
父亲当初力主送崔新国去当兵，是希望他去经受一下磨练的。崔新国并不像他那些同样初中毕业的同学，成天无所事事，在县城四处惹是生非。但是，父亲仍然觉得独子的他娇生惯养，“那时觉得可能只有军队能把他给磨一下”。
这种磨练的效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作爲230万军人中最基层的一个普通士兵，崔新国很快就具有了一个军人的外在特徵。不惟显眼的小平头，更主要的是膀阔腰圆。而在两年前，他单薄得“一阵风就能吹倒”。8月16日，就是在退伍半年之后，他告诉本刊记者，“我现在还能够很轻易地跑五公里”。
前去当兵，除了身体的历练，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在和本刊记者聊天时，他母亲就半开玩笑地说，“将来找媳妇儿也容易些”。而更主要的考虑，还是关於崔新国的前途的。
就是在这样一个比较落后的小县城，初中毕业生的学历都还是显得太低。崔新国的父亲是当地一个医院的副院长，母亲在一个商店上班，家庭条件在县城还属於不错的。但是，父母亲都很爲崔新国担心，“那时候，出去打工他年纪太小，去厂里干活他又受不了那个苦，只有当兵可能是条出路。”
按照《兵役法》第56条第(二)款：家居城镇的义务兵退出现役后，由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安排工作。
对於一心求稳的父母来说，能够给崔新国在县城的机关或事业单位找到一个铁饭碗是最佳的选择。更何况他们觉得还有些关系可用。
所以，在崔新国即将退伍之前的11月，父母就要崔新国回家来，一方面可以在家里过一个年，另外一个就是好便利找工作。在崔新国去找二舅之前，父亲特意买了两瓶比较高档的酒。
崔新国的到来，令二舅很开心。他留崔新国的父亲和崔新国吃午饭。酒酣耳热，便向崔新国说起很多军旅往事。
二舅是从农村应徵入伍的。入伍通知书收到的当天，大队里就组织人过来，给他戴上大红花，家里爲此还请了几天客，亲朋好友纷纷前来道贺。
从县城的武装部到车站，当时是锣鼓喧天，人们排著一里多的长队，夹路相迎。二舅和他的很多战友们，都热泪盈眶。而退伍时，是由部队的车直接送到了工作报到的地方。
这和现在有很大区别。不惟入伍时没有往昔的隆重，退伍时找工作更是成爲一件颇爲费力的事情。此外，从部队回来时，双方的收入差距也拉大了，不过含金量不可同日而语。二舅当年在部队时，每个月拿6块钱，剩下来寄回家够一家人的开销;而崔新国一个月拿近千元的津贴，转业时还拿到几千元的退伍费，回家后这些钱却干不了什麽。
“现在和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当兵的不再那麽受重视了。”二舅说。父亲在一边趁机接过话头，“是啊，现在当兵的回来也比那个时候难了，新国的事情到时候还得二舅多帮忙操心。”
二舅似乎愣了一下，随即表示，“到时候再说，先等等。”
虽然没有明确的答复，父亲还是很高兴。回去经过磷肥厂的时候，他指著看门的老头告诉崔新国，“他也当过兵。”
崔新国倒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老头他倒认识，从小他就喊“于爷爷”。父亲告诉他，於是早年从军队复员转业的老军人，和二舅差不多同时，不同的是，他进了县里的一家国有企业。2003年时，企业破産了，他年纪已大，就被一次性买断工龄，得了一万多元。
早些年，崔新国还曾见他蹬著三轮儿给别人送货，“那个时候生活也艰辛得很。”父亲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作爲企业的军转干部，他还是得到一些退休金，每个月能够有1450元。
在这个县城里，这钱养老是够了的。
北京之行
春节时，崔新国给一个战友拜年，战友顺便问他工作的情况。在崔答复尚无著落后，战友说北京一个企业正在招退伍军人，他刚进去不久，如果崔新国有兴趣，他可以帮忙问问。
居委会一直没有工作的消息，开年了也没有什麽事情可干，而崔新国也一直想到北京去看看，於是就坐上火车到了北京。战友那个时候正在北京市海淀区一个叫上地的地方住，条件也并不太好，还是四个人住的架子床，崔新国就跟著挤了一个铺。
第二天，战友就告诉崔新国，公司要他去面试。
这是一个自主择业的军人开办才三年的企业。
从2001年起，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开始推行计划分配与自主择业相结合的安置政策。政策规定，担任团级或者营级职务且军龄满20年的转业干部，可以选择自主择业安置方式，按月领取退役金。政府不再指令性安排工作和职务，而是创造条件协助就业。
根据相关政策，崔新国去面试的这个公司，在过去的三年，一直享受免税待遇。
这是一个搬运公司，总经理原来是一个副团长，转业时可以选择计划安置，也可以选择自主择业，这个副团长拿到了一笔钱，就自主择业开了这家公司。
当天，谈到具体的薪水崔新国并不太满意，而且也并不太看好这家公司，双方似乎都没有进一步接触的意思。
回归县城
到北京的第五天，崔新国接到了家里的电话，二舅要他赶紧回去上班。他被安排在了城管大队。
刚从部队回家时，崔新国一时还有些不习惯，五点半就早起的习惯还保持了两个多星期。醒了发现没什麽事就又睡过去。
家里没什麽事情干，他於是就去找幼时年轻的伙伴喝酒，他也向大家吹嘘部队的生活，“喝啤酒都用脸盆”。也给大家讲一个胖新兵刚开始五公里的拉练跑不下来，几个老兵用绳子绑了他在前面拉著他跑的故事。
随著这些故事的逐渐远去，他很快就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而工作，曾有一段时间让他颇不适应。“我那时还是太直。”他说。跟著大家执勤时，“有时掀别人的摊子还是下不了手。”一起出勤的同事，大家松松垮垮的，唯有他一直笔挺著腰。“毕竟还是刚当兵回来的。”领导这样笑他。不过，过了两个月，就没人再把他当作刚回来的军人了。
“我已经成功转业。”他说。
军旅制造
随著社会形势的变化，军队在对军人的冶炼上有了更高的要求
在中国，对民衆而言，军人的意义从来不仅止於保家卫国。
曾经的辉煌
从“十送红军”到“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从“南征北战”到“谁是最可爱的人”，军人在中国民衆心目中，一直充当著榜样与英雄的角色：
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史光柱……
战争成就了军人的辉煌。那些从枪林弹雨中走出的英雄们，成爲了一种符号。在不同的年代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军阀混战时期，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追求下，当红军，闹革命，是对旧社会“反抗”的同义词；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是申张民族大义、坚持抗日的代表；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是推翻三座大山、赢取解放的主力；在抗美援朝中，志愿军是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楷模;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反击侵略、有理有节的威武之师。
人们把一个社会最爲狂热的感情给予了军人。
由军人作表率的英雄主义情结弥漫於中国社会。“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无数最爲优秀的年轻人，纷纷在“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号召下，伴随著血染的风采，参军入伍。
军人改变著社会，同时社会的优秀青年，也在改变著军队。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所副所长、大校公方彬教授说，“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总是胜利者。”
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军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著民衆的生活。
六七十年代，社会上最爲时尚的装束莫过於上衣板绿，深蓝黑色的裤子，肩背军挎包，再别上个红五星。在那个年代，数亿的中国人，都以拥有一套军装而自豪。社会上流行“吃菜要吃白菜心，嫁人要嫁解放军”的说法。
到了80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再次激起人们对军人的敬仰。著名战斗英雄史光柱从老山走来，走进了198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一曲自己作词的《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传遍大江南北。“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壮语响彻神州。
90年代，一场大洪水再次检验了人民子弟兵的威力。虽然在和平时期，但是，经常担负的抗震救灾、抗洪抢险、国防施工和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等急难险重任务，使得军人的形象更加丰满。
每一个时代，军人都把他们的印记深深地刻在社会的记忆里。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平是军人的坟墓。当战争不再是社会的焦点，自成体系的军队不再时时刻刻和民衆发生关系的时候，那些退伍、复员、转业的军人就成爲了民衆了解军人的一个更爲直接的途径。
这个时候，商业与技术精英正站在中国社会舞台的最中心。
安置难，成爲横亘在军人与英雄之间的一道坎儿。
当代的现实影响
实际上，在备战备荒逐渐远去，冷战格局也消失之后，中国军队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在民衆的面前：
抗击“非典”、抗洪救灾、载人航太……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所副所长公方彬说，相较于国外军人的职业化特点，中国军人担负著更多超过作战的功能。
这种传统，衍生到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从“向雷锋同志学习”到《高山下的花环》，“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人们在具体的生活中感受军人的同时，也开始一种更爲人性的眼光来看待英雄。不再是血与火中的钢铁英雄。
甚至在经过几十年的和平时期后，人们的英雄情结再一次被唤起。一系列的电视剧开始在大陆热播：《激情燃烧的岁月》《幸福像花儿一样》《亮剑》《军歌嘹亮》《垂直打击》《士兵突击》。在世俗的生活中寻求价值的人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军人。
而那些已经从军营中走出来的复员转业军人们，则在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演绎著军人的风采。这种传统也是很久远的。
在解放初，曾有一个转业潮，大批军队干部脱下军装去主持地方工作，还有衆多的建设兵团就地转业，成爲一个地方建设的生力军。“文革”中间，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一些干部到了地方成了地方一些单位的革委会成员，最后干脆就在地方上转业了。
不同的时代，那些已经脱掉军装的老军人，都在社会中扮演自己的角色。
就是现在，在那些站在大衆追逐舞台中央的企业家中，军人也有相当的地位：
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拥有5年军龄，这成了他一生的骄傲。海尔的张瑞敏也出身行伍，还有华爲的任正非、万科的王石……
柳传志说，“企业成功跟我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全部；这一定的关系之中，跟我在军队里养成的性格又有一定的关系。”
军营塑造了这些企业家别具一格的气质。研究企业的人发现：意志坚定、头脑敏锐、雷厉风行、气宇轩昂，这些军人的品质，正是商业领袖所需求的。
许多人曾引一位将军的话：“没有什麽路比从军的路更能磨练人的意志，没有什麽职业比军人更能体现人生的价值，没有什麽学校比军队这所大学校更能培养和造就人。”
而是否能够给自己的军人锻造出这些品质来，也成爲一支军队实力与地位的象徵。
“二战”以来，美国最著名的三所军校:西点军校、海军学院和空军学院，已经培养了1531位500强级首席执行官、2012位公司总裁、5000多位副总裁，以及数以千计小公司企业家。
美国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以及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曾被问及同一个问题：在培养领导者方面，谁做得最好？他们的答案既不是哈佛商学院，也不是通用电气，而是美国军队。
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军队将怎样继续他的传奇，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更高的要求
要继续一直以来的辉煌与传统，那就需要军队这个大熔炉，能够吸纳这个社会最爲杰出的年轻人。
但是，在没有战争血与火考验的和平时代，军队本身的吸引力也需要不断的提高拔升。凝聚人气的，公方彬说，那就是军队的核心价值观。
这个核心价值观，要既能体现军旅特点，又能契合社会时代特色。只有当它成爲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并且能够引领时代的时候，军队才能永葆青春，成爲一个社会真正的长胜军。
公方彬认爲，这个核心价值观包括：使命、忠诚、纪律、牺牲。
而这不光是一个口号的形成。它需要一系列的改进。既有军队本身的，也有后勤服务保障等各方面的。
而相应的社会环境仍然存在。在今年的“八一”建军节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举行的一项针对全国青年读者的调查显示，当代中国青年普遍尊军爱军，1508名参与者中，86.5%的人表示“愿意成爲一名军人”。
军转之变
作爲一种方向，自主择业型转业正在逐渐推开，但这一政策本身也受到就业难的大环境制约，要想彻底解决安置难题，需要实现三个转变：由政策分配变爲制度分配、由政府分配变爲市场分配、由地方分配变爲中央分配
崔新国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准确的。正确的表述应该是：他顺利退伍了。
安置：老路难行
关於军人离开队伍，有多种说法:转业、复员、退伍。他们具体的指称是不一样的。
湖北省襄樊市军转办的一位元负责人说：军队是保家卫国的神圣护卫，进入军队，就成爲特殊身份的人——军人；回到地方社会又恢复原来的身份，叫复员；军队服役期满了后，退出队伍，叫退伍。现在军队也进行职业化，军人也是一种职业，从军人到社会上的工作者，是工作行业改变，也叫转业。
更明确地说，在职军官退出现役到地方叫转业，在职士官退出现役到地方叫复员，义务兵退出现役到地方叫退伍。
当了两年义务兵的崔新国，回到家乡只能称爲退伍。国家相应地要对他这样的城镇户口的兵进行安置。
而农业户口的士兵倘要转成非农业户口，则只有在成爲志愿兵的情况下方有可能。
按照《兵役法》规定：家居农村的义务兵退出现役后，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妥善安置他们的生産和生活。
这是中国军队最基层士兵的安置办法。
相对来说，崔新国的去路还是比较好的。他成功地获得了一个事业单位的编制，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
他属於这个群体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个。绝大多数退伍复员转业军人，选择的是一次性领取退伍安置费，自谋出路。据国家有关部门2005年抽样调查统计，当时城镇退役士兵实际得到政府安排工作上岗的比例，大中城市约爲30%〜40%，农业县市一般在15%〜20%，而且这个比例在逐年下降。
他们都是安置工作比较好解决的一群。类似于崔新国这样才20岁的“小伢子”，年轻力壮，有的是时间与机会。
真正难解决的一群是师团级。其间原因，湖北省襄樊市军转办的负责人解释，等到该转业时，师团级干部年龄都已经在40岁上下，面临工作、房子、退休等一系列问题，转业所面临的风险与落差都将远远大於年轻人，也比年轻人保守。
当然，对他们要完全解决也不是没有办法。在今年6月18日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表示，“要继续突出师团职转业干部这个重点，从优安置功臣模范和长期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役的转业干部。”
按照《兵役法》，国家对这些转业军人进行指令性安置是理所当然的。根据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公布的资料，全国三年共安置军队转业干部25.6万名，安置随调随迁家属6万余名。
在领导的重视下，地方政府各出其招对转业军人进行有效安置。按照河南省2002年出台的《关於全日制大学生入伍服役、退伍安置的优惠政策》：全日制大学生入伍后，纳入干部管理轨道，服役期间计算工龄、干龄；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以上或被评爲“优秀士兵”者，退伍后报考公务员给予加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2006年底《解放军报》引述河南省委副书记陈全国提供的一份资料称：从2001年至今，河南省先后有1917名全日制大学生入伍参军，其中1316名退伍返乡，有784人被录用爲公务员，占近60%。
当然，这种安置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地方政府领导能够克服许多困难。“指令性计划安置，在很大程度上透支著政府的行政资源。总有人相信那是无限的。”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所副所长、大校公方彬教授说。他向记者表示，“传统的军转安置办法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据《中国市场发展报告》1995年的不完全统计，1994年安置的退役士兵人数即占到全国净安置就业人数的大约15%，其他年份，也大都维持在10%上下。
有官员称，安置工作已经成爲比计划生育还难的“天下第一难事”。
而一位元军转官员则告诉记者，现阶段的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是“三头”：接收部门摇头，各级政府挠头，安置部门皱著眉头。
济南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在2005年的一次讲话中提到，全国每年约有10多万城镇退役士兵因安排不了工作滞留社会，成爲待业青年，且逐年累积增多。而据总政信访局统计，2002年退役士兵因政府安排工作问题到总政信访局上访的有30批630人；2003年上升到53批825人；2004年达到142批2098人；2005年截至5月底，就又有56批1051人。
变化的形势
安置不易，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政府可以动用的行政性安置资源是越来越少了。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人员安置上的“机动能力”都越来越小。
退伍军人很大的一个去向曾经是国有企业。但在1989〜2002年，全国国有企业数量由10.23万个减少到4万个左右，职工数由原来的8000多万减少到4000多万，在职工队伍中的比例已不足21.5%。
在大量自身职工下岗的时候，想要安置退伍军人，实在是勉爲其难。按照《兵役法》的规定，退役士兵由政府指令性安置。这样便出现拿著《兵役法》的退役士兵被拿著《企业法》(规定企业有经营自主权)的企业主拒收的局面。而那些接收的企业，不是效益不好，就是即将倒闭的，分配进去的风险甚至还要大於不被分配。
与此同时，政府机构精简。中国庞大的行政人力成本支出曾屡屡被社会各界所诟病。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推行机构改革，政府编制被大量冻结。而同时公务员制度改革，凡进必考。以前成爲安置复员转业军人主力的公检法机构，随著专业门槛的升高，也不再能够提供更多的空间。在此背景下，复员转业军人想进政府序列捧起“铁饭碗”，等於千军万马踏上独木桥。
事业单位，同样也正面临著减员增效的改革压力。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复员转业军人，政府面临著全方位的安置难题。
军队本身面临的压力也在增加。在军人职业化的西方，军队是一个精英云集的群体，军人们享受著军队提供的高额薪水。美国普通士兵平均年收入约爲3.22万美元，军官平均年收入约爲6.42万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国民平均年收入约爲2.83万美元，比普通士兵的平均年收入少近4000美元；小公司经理平均年收入约爲4.5万美元，比军官的平均年收入少近2万美元，美军的这些收入还不包括享受的各种保险及税收优惠。而且转业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各大公司猎头早就盯好的物件。
在中国，一方面，裁军的压力空前巨大。从1950年到2005年，中国经历了十次大裁军。1985年中国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到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423.8万减到323.5万。之后，又作了进一步裁减。至1990年，全军总员额减到319.9万。1997年，中国决定在三年内再次裁减军队员额50万，使中国军队规模降至250万的水平。2003年，中国决定在两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使军队总规模降至230万。
另一面，在就业市场上，军人已经不再具备优势，有时甚至还处於劣势。虽然军营是个大学校，但是，军营毕竟自成体系，军营的历练只是经历而不是职业经验的积累。
湖北省襄樊市军转办的负责人表示，退役士兵的职业素质与用人单位要求不相适应加剧了“安置难”的矛盾。退役士兵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大多达不到其档案记载的学历水平。而知识和技能的欠缺与不对口，又使得退役士兵畏惧参与竞争，依赖国家安置，并且对政府安排工作有很高的期望值。
在入伍时，很多士兵本身盯著的即是可以安置的规定。不少农村青年现在没有了参军积极性，因爲回家还是种田，不如出去打工，反而是城镇的一些年轻人，由於就业难，便采取以参军的方式来“曲线就业”，这又使得城镇义务兵比例过高，增加了将来的安置难度。襄樊军转办的负责人说，城镇入伍士兵，大多不是家庭难以管教，要送进军营去磨一下的，就是爲了图个将来有个安稳的工作。
而且随著对复员转业军人安置地户籍的放开，更使得安置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城市的中心区。
以北京爲例，从2004年至今，三年来中央给北京市下达安置军转干部总数爲1.5万多名，其中计划分配军转干部1.2万多名，自主择业军转干部3000多名。安置到市级单位的占总数的46%，安置到城八区的占总数的44%，安置到远郊区县的占总数的10%。
安置难，使得一到转业时期，即将转业的军人就面临著非常大的心态调整。
已安置者的新问题
新的社会形势影响到的不仅仅是新转业的军人。那些当年进入企业的军转干部，也开始面临新的难题。
这些原本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复员转业军人，当年退役后纷纷被安置进企业。但是，随著企业改制，他们又往往因爲年纪大了，相当部分被解聘或一次性买断。而他们往往是拖家带口，很多生活陷入困境。
於是，很多人拿出当年的文件，要求恢复一个身份(干部身份)、两个待遇(政治待遇、经济待遇)。
2002年、2003年，针对企业军转干部的现实困难，中央先后发布了几个文件，提出进一步落实完善针对企业军转干部的解困政策。
湖北省襄樊市军转办的负责人分析说，之所以提解困政策，是爲了避免企业内部的矛盾。“企业别的职工会有意见：都是企业职工，凭什麽你有我就没有？”
但是，解困政策在使得企业内部的矛盾不致突出的同时，却使得志愿兵的矛盾空前突出。
按照规定，这些志愿兵在复员之后，所应该享受的待遇都是参照干部标准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复员后也被分到企业，而等到企业改制或者破産时，他们正是年纪大了的时候，於是被解聘或者一次性买断。面对企业军转干部所争取到的待遇，老志愿兵们同样感到非常不平衡。
对於这些企业军转干部和老志愿兵所反映的问题，襄樊市军转办的负责人说，有的确实出於生活困难，有的则是心理不平衡。
突围路径
今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与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5个政策性文件。民政部与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於调整部分优抚物件抚恤补助标准的通知》，从今年8月1日起，在现行抚恤补助标准的基础上，残疾军人抚恤金提高30%，最高达到每人每年18900元；烈属定期抚恤金按城乡分别提高了20%和15%，最高达到每人每年6000元；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生活补助标准提高了20%，最高达到每人每年13680元。
这也是1998年以来国家连续第9年提高抚恤补助标准。
同时，民政部还与财政部、人事部等5部门联合下发了《关於做好部分原8023部队及其他参加核子试验军队退役人员有关工作的通知》，与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4部门联合下发了《关於印发〈优抚物件医疗保障办法〉的通知》，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於进一步落实部分军队退役人员劳动保障政策的通知》，与建设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於进一步落实和完善1993年至1999年军队复员干部住房政策和做好生活救助工作的通知》，力图从方方面面解决安置问题。
爲保证这5个政策性文件的贯彻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及时下发了《关於进一步做好优抚物件和军队退役人员有关工作的通知》。此外，中央财政还安排1亿元专项经费，爲残疾退役军人更换新型假肢、残疾人专用三轮车、轮椅等辅助器械。
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探索和实践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安置难题。
传统的计划指令性安置就业，除了本身操作上的困难外，它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也在遭受质疑。
民政部副部长罗平飞在2006年撰文指出：“在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的情况下，退役军人的指令性行政安置，是试图仍然以单位保障代替社会保障的行爲，这就不仅人爲地继续维护了退役军人保障权利的不公平性，限制了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弱化了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与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从2001年开始，国家对军转安置政策进行改革，在对团级以上及有20年军龄的营级干部，在对他们的生活保证的情况下提供一些资金和条件，鼓励他们自主择业，并相继出台了《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关於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管理暂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退役金发放管理办法》。
这一改革很快就産生了影响。在政策推出的当年，很多转业干部都选择了自主择业。今年8月1日，由中共南昌市委、南昌市人民政府、亚洲会展节事财富论坛 、《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知名军旅企业家高峰论坛举行，有近三百出身军旅的企业家应邀前往，其中相当多就是前几年选择自主择业的转业干部。
但是，一些地方相关的资料表明，这一政策本身也受到就业难的大环境制约。在短暂的自主择业高峰之后，更多的师团级转业干部还是更倾向於选择计划安置的方式。
这种选择更多的源于现实的理性考虑。毕竟创业的难度与风险都很大。
但是，作爲一种方向，自主择业正在逐渐推开。
针对当代中国军人退役安置制度，湖北省襄樊市军转办的那位负责人评价说，“突出特点是计划性、强制性和封闭性。”
而这种局面要得到改变，他说，就必须充分借鉴外军经验，实行“三个转变”：由政策分配变爲制度分配、由政府分配变爲市场分配、由地方分配变爲中央分配。
2007年08月30日 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何忠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