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饲料价格上涨了，猪肉禽肉鸡蛋价格也随之迅猛上涨，再加上国家减免农业税费，还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农业补贴，应该说农民是受益了，农副业应该也有些生气了。但是，农民到底受益多少呢？假使一位农民一年收入3000元，过去需要拿出500元来缴纳各项税费，现在这些税费减除了大半，很多地方干脆免除了。免除前这位农民的实际收入是2500元，免除后的净收入则为3000元，也就是说尽管总的毛收入没有增加，税费的负担却减轻了甚至没有了。再加上国家不断增加的各种农业补贴，这位农民每年还能得到100元左右的直补款，这样他就有了3100元的年收入，比起缴纳各种税费时收入增加了600元左右，收入几乎增加了20%。
算到这里，诸君可别以为农民的收入就这样干净利索地增加了，不要说很多地方的农业税费还未能完全免除，也不要说农业补贴被挪用挤占和贪污，单单说那些农副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就让农民的收入打了折扣。记得农业税刚刚开始免除时，受惠农村当地的农用生产资料就开始涨价，从化肥、农药、种子到地膜、农具等等，无一例外地开始涨价，因为这些生产资料的生产厂家和经销商们都知道农民手里又多了点钱，都想跟著农民朋友沾光，於是便不约而同地通过价格上涨将中央惠农政策的一部分转移到自己的身上。这样，上面那位农民因为受惠於中央的政策多了600元的收入，由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他又因此多支出了300元左右，也就是说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后的实际收入只增加了300元。尽管中央的惠农政策落实到基层后打了些折扣，但农民毕竟受益了，收入也略微有些增加，可生活在城镇里的工人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的工资几乎风吹不动雷打不动。
有人说，城市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呀？你没见中央公布的每年城镇人均收入增加多少云云？是啊，类似的数据太多了，这里也不想再一一列举了，而且平均来看城镇人均收入还真有模有样地增加了不少。但是城镇人口比之农村复杂得太多，这里有公务员、有老板、有经营管理人员、有白领、有工人，这里有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合资企业以及各种事业单位等等，显而易见，不同阶层和不同行业的收入是绝不相等的。在城市，如果不算贪官污吏，收入最高的是老板和经营管理人员，收入增长最快的是公务员，其次是白领，除国有垄断企事业单位和部分外资企业的工人收入有所增加甚至较高外，广大的城市工人的收入数年如一日几乎不见有什么增长。就这样，涨工资频度最高的公务员、收入最高的老板和经营管理人员、收入稳步增长而又非常可观的白领、收入不错的国有垄断单位和外资企业的工人、处於被遗忘角落里的广大普通的城市工人，这数块人群平均起来，每年的城镇平均收入数据自然非常可观。可就在这个光鲜陆丽的平均收入数据之下，掩藏著的是一大群最普通的城市工人，他们拿著数年雷打不动的工资，还要忍受著物价上涨和房地产价格的飞涨。这群工人，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什么地位，更没什么话语权，甚至没有谁来真正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一年一度的城镇人均收入增长数据就将他们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
我们总是高调地宣传要建设什么“和谐社会”，这个口号固然不错，可也得落实到实处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显而易见，“和谐社会”不是为了和谐少数人，而是为了和谐全中国的人，最不济也要和谐大多数的人。在城市里，广大普通的工人是真正的主人，他们才应该是首要的和谐对象，可是我们却在和谐公务员、和谐老板和企业经营管理阶层、和谐精英白领们的时候，恰恰忘了和谐广大工人。当然胡温执政后没有忘了工人，所以才强行普及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此不惜断送了上海某大贪官的大好前程。但是，仅有这些显然不够，和谐工人的最显著标志需要体现在他们的收入上，只有工人们的收入增加了，城市的和谐才会有了根本保障。
百草止水不止一次地呼吁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然而在网上讨论了这么久，尽管得到了很多网民们的支持，但总会有部分所谓的“理性”人士认为不妥。到底哪儿不妥呢？第一，我国的经济发展一靠外资二靠出口，无论外资还是出口都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工厂”战略。“廉价劳动力”换个说法就是广大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低下，为了我们“世界工厂”战略长期持续下去，为了维持较高数据水平的发展速度，中国就这样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外资和出口，於是维持“广大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低下”就成了我们的长期政策。如果没有外国的反对和非难，百草止水还不至於现在就责难这一国策，问题是我们牺牲了广大工人们的切身利益维持住了世界低通胀的水平，人家老外还不买账，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还总是拿我们的低成本说事，而且还不止一次地对中国的产品提高了关税，这相当於变相地将本该增加中国工人的工资部分无偿送进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国库里。现在几乎全世界都说我们搞不正当竞争，说我们为出口提供补贴，说我们故意将人民币估值过低。其实这一切的根源都是我们广大的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过低的缘故，可人家不这么说，非要说什么补贴，其实也正是中国工人反过来无可奈何地给国家的补贴；非要说什么人民币估值太低，其实恰恰是中国工人的收入太低，如果中国工人的工资提高了，物价自然上涨，人民币估值过低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尤其是几乎全世界的工人都反对我们的“世界工厂”战略，因为那将严重剥夺他们的工作机会，所以就强迫他们的政府反对中国。如果我们不谨慎处理我们的发展战略，不光中国难以和谐，整个世界也难以和谐起来。
第二，有些人很“理性”地说提高工人工资会导致物价飞涨，这些人太有才了，工资都上涨了物价焉有不涨之理？但这些人接下来的话就大错而特错了，他们说物价飞涨将完全淹没工人工资的上涨，甚至工资的上涨跟不上物价的上涨，并由此得出工人工资绝对不能上涨的结论。其实“工资的上涨跟不上物价的上涨”指的是现在，不是将来，这恰恰说明中国工人的工资太需要大大上涨了。本文的开头就已经交待了，由於农民的收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农资物价也跟著出现了上涨，尽管农民的收入因此打了一定折扣，但总体上农民的收入依然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工人工资上涨的结果也是这样，随著工人工资的增长，城市整体物价也会必然抬升，但物价上涨的总效果必然是低於工资上涨的总水平的，这其实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沾现象，怎么可能会出现物价上涨完全淹没工资上涨的现象呢？当然“物价上涨完全淹没工资上涨”的现象并非不能存在，就像现在整体工资平均水平的上涨推动了物价的上涨，由於广大普通工人工资的停滞不前，这些人的生活就处於被上涨的物价淹没之中；如果政府象国民党逃离大陆之前那样拚命发行货币，自然也会导致“物价上涨完全淹没工资上涨”的现象；如果战争发生或社会大乱，这种反常现象也会出现。但是，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工资的增长虽会推动物价上涨，却不会导致“物价上涨完全淹没工资上涨”现象的出现。
第三，拒绝为中国工人长工资的还会有一个藉口，那就是工人工资上涨是企业行为，中国现在是市场经济，政府爱莫能助。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国外是如何涨工资的：首先，外国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都会制定详细的最低工资标准，任何企业用工都不得低於最低工资线。譬如美国法律规定每小时最低工资为7.25美元，日本全国平均最低工资为每小时约44.3元人民币，新加入欧盟不久的波兰是欧洲工资最低的，其最低月工资为205欧元。中国也有最低工资线，北京每月600元，上海每月690元，广东690元，深圳810元，福建在400元到650元之间，青海是440元到460元……有人说那是发达国家，我们不能跟人家比，但是比较一下制订最低工资标准的初衷还可以吧？人家是以一份工资能够保障一个家庭的最低生活为基准，我们却仅仅是为了保障工作者自己，而且这些保障也仅限於吃饭和穿衣，住房、医疗、娱乐和学习则不在考虑之列。其次，西方国家的法律执行极其严格，真正能够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法律规定了最低工资线，那么企业和雇主用工就必须严格遵守，不得私自逾越最低工资界限，否则将遭受法律的严厉惩罚。中国最低工资莫说低得可怜，就算如此也经常得不到很好地执行，低於当地最低工资用工的比比皆是，政府和司法部门对此一清二楚也懒得伸手管辖。再次，人家的工资是由工会和企业管理阶层谈判磋商出来的，工会完全代表工人利益。我们呢？自然也有工会，但工会领导全由政府任命，私营企业则是政府和企业磋商任命，他们与工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自然就不会出面为工人争取工资待遇，中国工人只能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第四，西方国家虽然属於资本主义制度，但对工人的劳动保障极端重视，从工时、劳动强度、健康到劳保、医保、失业保险等等，都规定得极端详细和细致，而且用法律的手段确保一丝不苟地得到执行。我们似乎也有这些名目的东东，但都不健全不完善，执行起来更是不彻底，对企业的各种违法用工行为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对於一个号称世界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来说简直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由此可见，政府并非不能提高工人工资，而是不想作为，这才是中国工人工资无法提高的真正根源。
总之，中国工人的工资太需要上涨了，这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决定的，更是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工人工资上涨还能一举解决纺织品贸易领域的摩擦和人民币汇率纠纷，其详尽说明散见在百草止水的《美国妖魔化“中国制造”的背后是什么？》、《提高工人工资是解套经济和贸易困局的关键》、《中经济飞速发展民众感觉为何迟钝》、《纺织品劳动力价格及国家发展战略》等文章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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