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对我国的国企改革，很多人是无可奈何的。开始人们还义愤填膺地谴责，后来是无可奈何地哀叹，只有张宏良等学者还在义正词严地批判。从这种状态看出了人民的无奈！你有什么办法呢？权力和资产都掌握在精英手里，要捞要贪全随其便，社会愤怒又有何用？道义谴责又有何用？改革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改掉公有制，就是要由某些人来瓜分，这是在国家保护下进行的私有化，很多人就是拥护私有制，并且，私有制的力量就是比公有制强大，你有什么办法？中国这种国家一旦私有化，那么私有化的程度要比西方国家还要厉害。这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集中程度与权力集中程度一样，都是高度集中。中国的私人资本一旦形成，便会令当年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还要逊色。这将是中国的特色。幸亏有张宏良教授这么一批人还在拼命抵抗这种不公正、不正当的财富集中。但这种抵抗恐怕也无济於事，再有一段时间等时机成熟后，中国的巨型私人资本便会清楚地显现。我们好象已经看到了这种前景，难道中国还会走别的道路或者走过去的道路吗？
但不管怎样搞私有化，都要有一个公正的过程，我们不反对私有化，但要公平、公开地私有化，不能包著捂著搞隐蔽的、腐败的私有化。鲁能这样一个大企业的产权变化，为什么不能透明一点，让人民大众有点知情权？如果现在社会上有些谣言和虚假消息，那就请有关权威部门尽快发布真实的信息，公开真相。光是靠宣传和安全部门禁闭和封锁消息怎么能解决问题？我们希望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认真对待这些牵动人心的重要改革事件。]
如何认识和处理挑战和谐社会的惊天大案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张宏良
一、惊天大案暴露了百姓贫困根源和临头国难
就在人们对建设和谐社会充满希望之际，原国家计委副主任陈光健递交的一封举报信如同青天霹雳砸向全国13亿人民：山东最大的国有公司——拥有738亿资产的鲁能集团被几个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悄然黥吞，完成了国企改制三部曲的第二步：把集体资产变成了私人资产。电力行业国企改制的一般规律就是三部曲：第一步是把国有资产变成职工集体资产；第二步是再把集体资产变成私人资产；第三步就是把国内资产变成外国资产，彻底摆脱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制度约束，实现“蛹化蝶”的全部过程。虽然大家都在这样干，都在玩抢劫国有资产的游戏，但是鲁能却玩的太大玩的太急了，如此天文数字的惊天黑幕把整个中国都惊呆了：
一是如此惊天动地的巨额国有资产被黥吞，居然不知道收购者是谁？一个新的中国首富诞生了，整个中国却不知道这个首富是谁？不仅局外人不知道，包括鲁能集团处级干部，全国各地属下几十个总裁都不知道，目前站在前面的是一个36岁的小伙子，小伙子背后是一个24岁的小姑娘，小姑娘背后干脆就是内蒙大草原几个放羊的，放羊的背后是谁，谁都不知道，估计这几个放羊的自己也不知道，其身份之神秘恐怕连美国中央情报局都难以做到。
二是这几个放羊的能耐之大更是惊人，黥吞如此天文数字的国有资产，居然不屑对当地国资委打个招呼，到案发为止，专门管理国有资产的山东省国资委居然毫不知情，山东省工商局则直接为其保驾护航，禁止人们查询鲁能集团任何资料，山东省工商局竟然变成了鲁能集团的私人保密局。
三是资产数额之大空前绝后（能绝后吗？），以劫匪闻名天下的山东响马有史以来的抢劫总额加起来，恐怕也不到鲁能资产的十分之一，登陆鲁能网站就会看到，这个横跨煤电、矿业、房地产、工程建设、金融、港口、高速公路、体育等多项产业的“经济王国”，实际资产绝不止738亿，738亿显然是一个为收购而故意压低的资产数额，即便不计算其他众多行业的巨额资产，如覆盖全国十几个大城市的房地产等，仅计算其东海之滨到西北高原覆盖全国的十几个能源基地，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下百亿之巨，也就是说，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其实际资产也绝不会少於上千亿，由於我们拿不到真实的会计资料，也就只能接受他们自己声称的738亿。
即便是738亿这个已经被大幅压低到认为是“很低调”的数额，在人均收入只有1700美元的当今中国，也足够惊天动地了。要知道，2005年全国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也就是349.85亿元， 2006年中央政府解决全国孩子上学问题不过就40亿元，几个放羊的一次性就拿走了全国两年多的中央教育经费，吞掉了全国孩子18年的义务教育经费。再从山东省来看，2004年整个山东省预算内教育经费总额231.3亿，2007年山东省为全省八百万中小学生义务教育免去学杂费共20亿，吞掉一个鲁能，等於是拿走了山东省3年的教育经费，拿走了全省八百万孩子37年的学费。山东省2004、2005两年，用2．6亿元就解决了全省约80万农村贫困家庭学生的上学问题，也就是说，仅仅一个国有企业被侵吞资产的千分之三，就能解决全省农村贫困孩子的上学问题，还能说老百姓上学难等问题不是富豪掠夺的结果吗？
主流经济学家总是说，中国老百姓的贫困是仇富心理造成的，现在你一次性就吞掉了全省老百姓孩子37年的学费，并没有一个老百姓公开出来仇恨你们，做人总应该多多少少讲一点良心吧，老百姓毕竟也是人啊！报纸上刚刚传来消息，一位大学生的母亲，为供养儿女上学，卖淫中被嫖客杀害，这位被杀害的卖淫母亲生前居然舍不得为自己买一件新衣服，虽然类似为供养子女弟妹上学、为父母公婆治病等而卖淫的消息不绝於耳，可看到这条消息时仍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们国家不是没有钱啊，我们是持续几十年震惊世界的经济超高速增长啊，我们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达到4万亿元，相当於实行全民免费教育的70年代的100倍啊，在那个被主流经济学家称之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时代”，我国的妇女都没有靠卖淫养家啊，那时的大学生不仅不用缴纳学费，而且还像现在公务员领工资一样的领取生活费，可现在这个知识精英称为“中国五千年最伟大的盛世”，却把人类最伟大的母爱逼到了依靠卖淫供养儿女上学的地步！一边是几个人就能几百亿的瓜分国有资产，另一边是我们的母亲为每月几百元的学费被迫卖淫！请问那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吃遍中国玩遍世界的改革精英们，这位大学生母亲的卖淫和被害，是因为她仇富吗？是她的仇富心理造成的吗?从鲁能集团反映的对国有资产的疯狂抢劫中，从主流经济学家龇著大牙的狂笑中，从这位卖淫母亲以及类似妇女的血泊中，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正在迫近的血雨腥风。
再用鲁能集团对照一下这些年形成的看病难，山东自从建省以来到2005年，全省卫生机构固定资产共567.62亿元，其中医院固定资产470.59亿元，其中大部分还是最近十几年医疗行业暴利积累的结果，即便如此，也不过才是被侵吞鲁能资产的一多半，这意味著山东全省三家公有制医院中就被侵吞掉二家，也就是说，如果鲁能不被私吞，现在山东全省医院能够增加近二倍，老百姓还会看病难吗？据山东省统计，2003年山东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全年收入45.8亿元，支出36亿元；截止到2005底，全省114个县（市、区）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筹集合作医疗保障基金8.18亿元；这意味著侵吞鲁能等於是吞掉了全省城镇职工16年的医保收入，20年的医保支出，90年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要知道，这还是一个国有企业改制的损失，整个山东省国企改制有多少？整个中国国企改制又有多少？96年到现在整整十年国企改制的损失加起来，该是全国老百姓多少年的学费多少年的医疗费用！
由於国有资产瓜分的速度远远超过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能够用到老百姓身上的教育医疗费用越来越低，以致与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医院：就是医生不是根据患者病情用药，而是根据医保药品清单用药；凡是医保清单上没有列出的药品，哪怕是药到病除立刻救命也绝不能使用；同样，凡是医保清单上列出的药品，哪怕是没有一样能够救命，也只能在其中选择使用。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用什么药治病不是医生说了算，而是政府官员说了算，，医生用药与官员用药之间有本质区别，医生用药往往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人道主义贯彻到底，官员用药则是活马当作死马医，无论死活都要以控制费用为目的，想治病就下辈子做牛做马也别做老百姓。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制度即便是华佗在世、扁鹊重生，恐怕也难以成为悬壶济世的有德名医。在医生看来，既然政府都规定要钱不要命，钱比命重要，那干脆就把选择用药作为发财手段，谁家给钱多就用谁家的药，於是瓜分国有资产的捞大钱，医生跟著捞小钱，就苦了中国的老百姓。并且目前已经形成了钢铁般的恶性循环：国有资产被瓜分的越疯狂，政府用於百姓医疗的费用就越少；政府医疗费用越少，对医生用药控制就越严格；对医生用药控制越严格，就越是提醒医生用药是经济手段而不是治病手段；既然用药是经济手段，医生就只能是效益优先，兼顾患者，甚至干脆不顾患者；医生越是不顾患者，医院医生的效益就越高，医疗行业就越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就越大。可见，中国各个行业乃至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老百姓的贫穷具有相互依存的天然内在联系，我们的高速增长完全是建立在“窝里斗”基础上，是通过内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掠夺、个别富豪对国家的掠夺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日本老百姓的工资赶上了美国，而我国老百姓连原有福利都彻底丧失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这种建立在老百姓越来越贫穷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种经济模式，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没有过，亚洲其他新兴工业国家历史上没有过，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上也没有过，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同样没有过。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增长模式？许多极端右翼的知识精英故意混淆视听，认为是缺乏民主分权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集权国家出现过随意抢劫国有资产的现象，希特勒的德国应该是最集权的国家了，可是不仅没有人敢抢劫国有资产，甚至除犹太人之外老百姓的财产都没人敢抢，当时政府修建国家公园拆迁老百姓的房子，遇到我们所谓的“钉子户”，不是用推土机和警察强行拆迁，而是忍气吞声地用数倍于市场价格的钱把老百姓的房子买下来。如果当时德国也像我们这样能几百亿几百亿的随意抢劫国有资产，他们也不可能有能力发动世界大战。
所以，无论民主国家还是集权国家，都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样随意抢劫国有资产的现象，目前中国之所以能够一次就几百上千亿的抢劫国有资产，完全是国家被绑架的结果，国家被绑架的标志，就是没有任何公开职务的人可以随意“任命”国家主席政府总理，甚至连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要反映自己的意见都需要托关系找路子，国家和政党完全成为个人手中的玩物，中央政府的权威荡然无存，在财富占有上整个国家进入了真正的无序状态，谁捞著就算谁的，由地方官僚、权贵资本和改革精英组成的“铁三角”精英集团，根本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像陈良宇那种上海滩上的小瘪三，都敢冲著总理拍桌子，地方开会时骂总书记，甚至想学老爷子生前那样阴谋换掉总理和总书记。去年“西山会议派”那帮改革精英，居然在北京开会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是“没有注册的非法组织”，直到现在这些人依然活跃在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上。
在这些人的眼里，被绑架的国家如同被绑架的漂亮女人，可以随意的羞辱玩弄，无论你把目光投向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看到这种随意羞辱中央政府的现象：胡温新政实行亲民政策要控制房价，政策一出台，上海房价立刻火箭般的上升，连翻三番；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提出到2006年彻底解决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结果2006年底频频爆出民工讨要拖欠工资被活活打死的消息；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提醒对外开放要注意国家经济安全，结果各个地方把中国28个行业中21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卖给了外国人，中国银监会不仅把国家银行股份卖给了外国人，甚至为防止中国人在银行业卷土重来，还规定以后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不能单独办银行，要办银行必须和外国人一起办（此规定 2007年1月8日发布），连日本鬼子占领时期都没有规定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不准办银行；中央六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山东马上找个放羊的来一次性侵吞738亿国有资产，把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之路给你彻底堵死；此类事件不胜枚举。绑架的目的是勒索赎金，瓜分全部国有资产并且通过《物权法》再把抢劫的资产用法律漂白，就是他们给中央政府开出的双份赎金，而中央政府的回旋余地却越来越小，鲁能事件就反映出中央政府正在逐渐丧失控制国家利益的能力。
只要稍微咀嚼一下738亿这个天文数字，就知道国家已经危机到了何等程度。当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重建颐和园，被认为是亡国大祸的根源，十年总共挪用500万两白银，相当於三艘定远舰的价格，按照年均挪用50万两计算，也就是十几门大炮的价格。而目前738亿对中国海军意味著什么？按照中央电视台7频道透露的国际价格计算，意味著中国3艘大型航空母舰被击沉；7艘中型航空母舰被击沉；20艘轻型航空母舰被击沉；按照网上流传的国产航母30亿的建造费用，则意味著24艘国产航空母舰被击沉。换成是目前中国海军看家武器的潜艇，则意味著5艘战略核潜艇被击沉；30多艘常规动力潜艇被击沉；而5艘战略核潜艇可以同时摧毁数百个战略目标，足以震慑住任何敢於对中国动武的国家。如果换成空军战机，相当於中国空军300多架进口的先进战机苏27被击落；相当於2400多架令国人自豪的歼10战机被击落。2400多架先进战机，不知道打一场对日战争会不会损失这么多，但至少武力统一台湾是用不了的。这么多战机战舰不战自毁，完全可以说明为什么历史上中国总是挨打了，就是国家被掏空的结果。那些反动的极端右翼知识精英，20多年来却总是不停地重复一个谎言：“落后必然挨打”，用以掩盖他们掏空国家的罪行，并且在摆脱落后挨打的旗号下，把主席生前建立的完整强大的国防工业转为民用，然后再私有化为个人财产，使中华民族重新回到了解放前依靠购买武器保卫国家的被动状况，随著国有资产被抢劫一空，连购买武器保卫国家的能力都没有了。北洋水师两年没买兵舰，知识精英就把战败的全部责任推到慈禧太后身上，说是修建颐和园挪用了买兵舰的钱，以致与本来是我们订购的吉野舰被日本人买走了，所以战败。如果说少买一艘兵舰就是战败祸首，那么摧毁绝大部分国防工业又该当何罪？
其实知识精英之所以把鸦片战争以后丧权辱国的责任推到慈禧太后身上，完全是为了掩盖新老改革精英的历史罪责。对比一下19世纪的中日改革就会发现，中日改革的不同结局，绝不像知识精英的历史谎言所描述的那样，是什么日本西化比较彻底，中国西化不彻底的结果。相反，中国的悲剧恰恰是知识精英推行西化的结果。当时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提出的口号是“尊王攘夷”，神化皇权，并且通过“王政复古”政变建立了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采用比西方宗教更加有效的“武士道”精神，唤醒了东方民族最原始的血性基因，把整个民族凝聚成一个铁拳般的统一整体，才使当时身材瘦小、智商低下的小日本能够打遍欧亚无敌手。反观中国改革与日本正好相反，当时的改革精英不是强化中央集权力量，而是把国家推向一盘散沙，打著“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旗号，实行全盘西化：洋务运动是经济上全盘西化，实则是人人自肥，大肆抢劫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戊戍变法是政治上全盘西化，通过分权制衡摧毁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支柱，导致了后来几十年的军阀割据，给予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机会。虽然表面上还在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则是对中学全盘否定，就像现在全盘否定否定社会主义和民族文化一样。
本来中国的农业社会就是一盘散沙，只能通过中央集权才能形成强大的民族力量，当时晚清政府如同《红楼梦》中所言，已是大厦将倾，而洋务运动到戊戍变法的改革，不是加强中央集权修复大厦，而是把唯一能够将一盘散沙的农业社会连接成为统一整体的中央集权给毁掉了，特别是20年的洋务运动，地方挟洋人自重，官员靠洋人自肥，政府借洋人助剿，西方列强也利用中国的买办集团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国完全变成了西方列强圈养的一头肥猪，宰杀这头肥猪唯一的担忧就是中国民众的反抗，中国历史上民众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民众的固定逻辑，使洋人一直有所顾及，后来看到中华民族最后一点血性基因义和团被中国政府配合自己镇压后，便放心大胆的举起了屠刀，八国联军进入中国，中国几乎亡国灭种。这就是中日几乎同时改革却截然相反的不同命运：日本通过改革变成了强大的虎狼，中国通过改革变成了肥大的猪羊，并且是世界最肥大的猪羊，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只是猪羊再肥大也是被宰杀的对象，并且越是肥大就越是临近被宰杀的时刻。20年洋务运动对中国经济的催肥，是中国被肢解为半殖民地的主要原因，而绝不像知识精英叫嚣的那样，是什么集权专制和义和团反抗的结果，要知道，日本直到二战失败前一直是个集权专制国家，他不仅没有沦落为别人殖民地，甚至差点儿把整个亚洲变成他的殖民地。所以国人一定要牢牢记住，国家的肥大和强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国家经济上越肥大就越危险，只有政治军事上的强大才安全。中国知识精英之所以总是要把国家改革成肥大国家，是由中国知识精英怯懦低能、猥琐龌龊的太监特性决定的。
把国家推向强大的改革，需要改革精英的是付出和献身，从哥伦布、麦哲伦到日本的维新三杰，无一不是充满冒险和牺牲；而把国家推向肥大的改革，改革精英则可以没有任何风险地骄奢淫逸、纵情享乐，如同中国现在这些改革精英，把他们放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的改革中，他们猥琐龌龊的秉性决定了只能是路边的垃圾，而在中国就能成为随意抢劫国有资产和霸占百姓财产的公众偶像，不仅能够随意玩弄身边的妇女，还把约2000万百姓妻女逼良为娼变成玩物。如果中国不出问题，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永无休止地这样抢下去玩下去；如果中国出了问题他们马上就可以投靠洋人怀抱；如果洋人占了中国他们就留在中国当汉奸；如果洋人失败他们就去洋人国家当寓公。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改革精英总是勾结洋人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根本原因。打开中国历史就会看到，中华民族从来没有毁於外患，每一次灾难都是毁于精英汉奸，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宁可原谅外敌也绝不原谅汉奸的原因。可以断定，鲁能的这738亿，如果中央政府不抓紧干预，很快就会落入外资手中，完成国企改制三部曲的第三步。目前中国类似鲁能规模的能源集团不超过6家，如果这些国家能源基地陆续落入外资手中，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以往中华民族的危机都是表现为“国破山河在”，现在则是国在山河破，一旦中华民族完全失去抵御外侮的物质依托，恐怕所有炎黄子孙就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对天长叹了。
可见当今中国，百姓穷，穷于精英！民族难，难於精英！精英误国，精英祸国，精英卖国，精英亡国！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精英不除，国无宁日！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精英误国史。
二、惊天大案暴露了国企改革完全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掠夺
鲁能事件是中国国企改革合法性的终结者，它表明了中国国企改革从开始就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历史性抢劫。最初《中共中央关於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十三大、十四大文件都讲的很清楚，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的目标是搞活国有企业，并没有说最终要把企业卖给管理层和外国人，变成他们的私人资本，所以全国人民才欢天喜地的跟著搞改革，如同最初答应让人家女儿生活幸福，人家父母才欢天喜地把女儿送来，可得到后便转手卖掉了，并且女儿父母还没见到一分钱，这至少算是诈骗吧！去年两会期间，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质询财政部，全国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一共卖了多少钱，钱都用到哪里了，可是财政部直到今天都装聋作哑不回答，怎么回答？可能财政部压跟儿就没见过一分钱！以往国企私有化改革的各种奇谈怪论都一直打著效益的幌子，什么冰棍理论、靓女先嫁理论、烂苹果理论、坐失不如流失理论等，其共同特点就是认为国有企业没有效益，是国家和地方财政应该甩掉的包袱，而鲁能事件则彻底粉碎了这些年来一直充斥媒体响彻云霄的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创建于1995年的鲁能集团，从最初“只有5个人一间房”，用十几年的时间就发展到738亿横跨诸多行业的经济王国，其效益速度规模恐怕不输於世界任何一家最优秀的跨国公司，既不是正在化掉的冰棍，也不属於担心以后嫁不出去的丑女，更不是满筐中的烂苹果，价值不仅没有坐失，甚至以惊人的速度在增殖，无论用主流经济学家的哪个理论来衡量，都找不出鲁能私有化的理由。或许有人会说，西方发达国家好的国有企业也经常卖掉，不错，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经常把对国计民生重要又效益不好的私企买过来，搞好以后再卖掉，但都是在资本市场上以股份转让或股票出售的方式公开卖掉，不仅富人可以买，路边摆滩的穷人都可以买，并且经过国家这一买一卖，原本纯粹的私人企业变成了资本高度社会化的企业。而鲁能的买卖则完全是一种到现在都看不清楚的黑幕，不仅不知道购买者是谁，连出售者的身份都糊里糊涂，专门管理国有资产的国资委都不知道买卖是这么发生的，以什么方式买卖的，买卖的价格是怎么确定的，买卖的资金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恐怕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如此莫名其妙的市场经济了。
其实，回顾一下国企改革的历史过程，就能明显看出类似鲁能集团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被私吞，完全是预谋设计的结果。中国国企改革先后选择了工业社会中两个最糟糕的管理模式：先是前苏联赫鲁晓夫的物质刺激加驯服工具，后是西方国家原始积累时期最野蛮残暴的血腥压榨。大体包括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1977年“抓纲治国、抓纲治厂”到1984年的厂长负责制。用8年时间全面恢复了前苏联的赫鲁晓夫体制，废除了主席生前已经逐步形成和正在完善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型企业管理体制，把本来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国有企业逼上了死路。中国当初创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新型企业管理模式，直到现在都是以微观管理自豪於世界的日本管理模式和西方现代企业文化的精髓，而当时全面建立的前苏联模式，恰恰是当时苏联东欧正在通过改革废除的管理模式，是把苏联东欧引入死胡同的管理模式。之所以会选择这个悲剧模式，主要是当时疯狂的阶级报复形成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生前所建立的一切都要打倒，凡是毛主席生前被打倒的一切都要恢复，由於中国企业新型管理模式就是建立在批判物质刺激和驯服工具论基础上的，所以就一定要坚决废除。并且仅仅一个赫鲁晓夫模式还不够，同时还把野蛮血腥的泰勒制也揉了进去，把工人和技术人员从企业管理层排除掉，对那些仍然误认为自己是企业主人翁的工人，统统作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实行坚决镇压。当时从红头文件到报刊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都是告诉工人，只有“老黄牛精神”，甘愿做牛做马才是真正的主人翁精神，并且报纸天天不厌其烦的用舞台演奏音乐指挥的例子，教育工人只有做厂长的驯服工具，企业才能办好。赫鲁晓夫模式加泰勒制，标志著中国工人阶级企业主人翁地位的彻底丧失，是中国工人悲剧命运的历史起点，只是当时在奖金的物质刺激下，工人如同温水中被煮的青蛙，不仅还不知道未来等待著的悲惨命运，甚至还十分高兴，不断增加的奖金让工人幻想到了未来美好天堂。
在赫鲁晓夫模式加泰勒制管理模式的支配下，国有企业被迅速推向了死路，一方面，奖金推动了企业成本越来越高，因为私企老板奖金发的是自己的钱，不会滥发，只能根据员工效益发放，并且是秘密发放，每个员工都会误以为自己是最高奖金，所以具有刺激作用。而我们的书记厂长发的是国家的钱，发放标准不是职工对企业贡献大小，而是个人好恶，并且国家的钱只能公开发放，奖金的作用完全倒了过来，100人发奖金，只要其中一个人多一块，另外99人就骂娘，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提高全体职工奖金总额，导致企业成本火箭般上升。另一方面，泰勒制代表的血腥管理方法又导致企业效益不断下降，因为企业效益和书记厂长没有任何关系，血腥管理不是用来榨取企业效益，而是用来驯服工人做奴才，满足个人权利欲，把企业变成了山大王的土匪窝，大家只捞奖金不管利润，企业效益疾速下降。国有企业终於被彻底赶进了死胡同，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了，再看看苏联东欧等一些国家也都在放弃这种管理模式，於是便开始了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并且这时国有企业改革也形成了强大的内部动力，虽然奖金没有刺激起工人的积极性，但是却唤醒了书记厂长升官发财的欲望，被毛泽东断开几十年的升官和发财之间的桥梁，被奖金重新结合以来，在发放奖金过程中他们初次感受到了权钱结合的无比美妙，同时也越来越不满足於仅仅是同工人之间奖金数额的差异，他们需要和工人完全不同的发财地位，於是便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承包改革。
第二阶段，1984年到1988年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无论从生产关系还是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这个阶段都是国有企业的质变阶段。就生产关系来讲，承包经营责任制使厂长和工人，由原来的仅仅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转变为劳资双方的关系，彼此经济利益上形成了对立，书记厂长的利益来自於承包利润，工人的工资来自于成本，成本和利润的对立便成为工人与管理者之间阶级对立的经济基础，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已经悄悄改变了。就生产力来讲，经营承包是国有企业前所未有的一场巨大灾难，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就彻底摧毁了国有企业的技术基础，为后来私有化和外资瓜分创造了条件和藉口。所谓经营承包在当时就是利润承包，这完全是一套逼良为娼的管理模式，由於承包时间比较短，技术改造的投入和产出周期比较长，结果是谁搞企业技术改造，奠定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和后劲，谁就在承包期内没有利润，谁就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谁的结局就越倒霉，如同后来形成砍树省长砍树市长的道理一样，在利润的逼迫下，国有企业大肆掠夺式经营，甚至连续几年的不提折旧，更不用说投入了，在疯狂掠夺式经营的同时，还把包括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全部社会的负担都压到国有企业头上，庞大的国有企业如同一个不堪重负的衰弱病人，剩下的只是挣扎和喘息了。国有企业的毁灭性灾难，导致国家财政收入以年均2.5的速度疾速下降，到1988年已经下降到了15%的极限，国有企业由原来的财富创造者变成了财政的包袱，进一步宰杀国有企业的机会形成了。与此同时，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动力也形成了：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土崩瓦解过程中发了大财的承包者，越来越不满足於只是占有企业利润，贪婪的目光又盯上了企业资本；另一方面，承包过程中发财的只是正在成为商人的企业官僚，行政官僚和知识精英还没有机会切到蛋糕，因而急需创造一种商人，官员和知识精英三家共切蛋糕的新型体制，於是，国有企业改革便进入了又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阶段，1988年到1996年实行减员增效，搞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果说第一阶段8年的前苏联模式，是工人尝到甜头的时期，那么这8年类似西方国家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压榨，则是工人付出惨重代价的时期，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著血和肮脏的东西！”在此期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血腥展现，三千万下岗工人被抛向街头，二千万劳动妇女靠卖淫为生，“下岗女工不流泪，姐妹走进夜总会；陪吃陪喝又陪睡，只为儿女挣学费。”“弱女子当自强，开发身体养爹娘”，是开发身体养爹娘啊！这是何等凄绝惨烈的天地哀歌！把同胞姐妹逼到了开发身体养爹娘的地步，中国男人还是人吗！中国下岗工人的不尽悲歌，将永远是人类编年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一方面甩掉了工人这个包袱，摆脱了企业原有的社会福利和保障负担，为后来的管理层收购和外资收购准备了一份干净资产；另一方面，也为官产学三家共分蛋糕创造了一种双赢分配格局，通过股份划分蛋糕。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特色的奇妙作用：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发明放到中国来，都成为了作恶的工具。现代股份制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通过资本的高度社会化，开始了私人占有制向社会占有制的转变，如同中央六届三中全会所讲的那样“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可是在中国，却成为官产学三家改革精英瓜分国有资产以及向社会大肆圈钱的一种有效手段。可见，人类的一切伟大发明都具有双重性质，股份制就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在西方发达国家，它正在把私有制变成社会所有制；在中国正相反，把公有制变成了私有制。如果没有股份制，中国精英集团在瓜分国有资产上至少会遇到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
在解决了瓜分国有资产的技术问题以后，官产学三家改革精英便开始在下岗工人无边血泪的基础上，欢天喜地的切分属於自己的那块蛋糕，以往人们总认为商人的那块蛋糕最大，其实知识精英的那块蛋糕才最惬意，知识精英的蛋糕主要有三块，第一块蛋糕是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各种兼职：既有在各个领域中不同身份的兼职，又有同一身份在各个公司中的兼职；就前者来讲，中国知识精英兼职之乱堪称世界之最，即便用他们自己印制的名片来找，都找不出一个干净的学者；就后者来讲更是让人吃惊，有的知识精英居然兼职几十家公司的独立董事，每年仅独立董事的车马费就超过百万。第二块蛋糕是除巨额国家项目经费之外的各种公司资助和出场费，顾维军雇了几个主流经济学家到人们大会堂为他说话，一次就支付了500万现金，并且不需要承担官员和商人瓜分蛋糕的风险，完全是合法收入。许多被关在铁窗下的贪官奸商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额外收入，官员拿了就是犯罪，商人拿了就是犯罪，唯独知识精英拿了就不是犯罪，因为想不明白，就拼命让孩子读书，希望将来也成为能无风险分蛋糕的知识精英。第三块蛋糕是通过为权钱交换牵线搭桥直接或者由亲属出面创办公司，把国有资产变成私人财产。
经过8年的股份制改造，到1996年，除了100多个特大型国有企业留著继续赚取垄断利润外，全国几十万个国有企业和上百万个集体企业组成的数万亿元的大蛋糕，在经济上已经瓜分完毕，剩下来的就是一个法律手续问题，即如何在法律上变更企业性质，把国有企业变成公开合法的私人公司。在整个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对国有企业的瓜分主要是以期股期权的形式实现的，虽然期股期权明确了管理层对公司资本的占有关系，但是公司本身还不是管理层私人的，仍然戴著国有企业的红帽子，这就使当时的瓜分者陷入了一个难以解脱的悖论当中：如果他们掏钱兑现所获得的期股期权，巨额现款本身就证明自己是腐败分子；如果他们不掏钱兑现，瓜分到的资产就感觉不踏实。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大都是政客出身，以往运动中多吃多占都要挨整的情况历历在目，现在居然把如此巨额的国有资产划归自己，心里如何能踏实，笔者就曾遇到不止一个企业家表示过类似忧虑。
国有企业改革再次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同《国际歌》中唱到的“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瓜分国有资产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在这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后关头，以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开始了大显身手，他们一改过去那种“馒头不叫馒头，叫碳水化合物”的深奥学术语言，专门为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创造了一系列极端通俗的经济学理论，什么老鼠偷油理论，冰棍理论，烂苹果理论，靓女先嫁理论，丑女陪嫁理论等等，最先沸沸扬扬闹起来的就是老鼠偷油理论，起因就是为当时贪污判刑的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鸣不平，在全国掀起了老鼠为什么偷油吃的大讨论，整个知识精英集团讨论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想老鼠不偷油，就要事先喂饱它。用什么来喂？就用国有资产喂；凭什么用国有资产喂？因为国有资产如同冰棍，不喂老鼠就化了，与其白白化掉，不如让老鼠吃掉。这一系列让人哭笑不得的荒唐理论，最终主导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开始了所谓国企改革的最后攻坚战：产权制度改革。私有化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第四阶段，1996年以“国退民进，抓大放小”为标志的产权制度改革。这是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最后完成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几十年艰苦奋斗创立的国有企业，就此变成了极少数贪官奸商和改革精英的私人财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的穷人和富人的历史大较量胜负已定：穷人再次输了！直到此时，那些曾经为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流血奋战以及建国后数十年艰苦奋斗的健在老将军、老干部、老科学家才恍然大悟：受骗上当了！所谓国企改革完全是一个历史圈套！可是已经晚了，全都晚了，就在那些共和国的创立者和建设者还没搞明白什么叫MBO的时候，由官产学组成的“精英铁三角”，已经通过MBO（管理层收购）将全国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尽数收入囊中。
所谓管理层收购，就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自己确定个价格把企业卖给自己，最为荒唐的是这里的所谓收购不过是借用了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其实一分钱也不出，或者把还不属於自己的企业拿到银行抵押贷款来收购；或者用还不属於自己的企业未来利润作抵扣；或者干脆不出面，由信托投资公司带为收购；等等方法还有许多，其共同特点就是不付一分钱，用国有企业自己的钱收购国有企业，如同你们家保姆用你们家抽屉里的钱收购你们家的房子。这种无异与公开抢劫的所谓收购引起了越来越多人们的不满，於是主流经济学家联袂出场，一时间“丑女陪嫁理论”响彻云霄，意思是国有企业是丑女人，嫁给谁是谁的负担，因此不仅不能收钱，还应该给收购者适当陪嫁。如此荒谬的丑女陪嫁理论，居然最终影响了国务院决策者，形成了衡量地方官员的政绩标准，赔钱卖国企犹如狂潮大浪般席卷全国，整个中国大地响彻著一个口号：卖光！卖光！全卖光！什么山东的陈卖光，四川的萧卖光，卖光国企的政治新星一颗接一颗的在中国天空升起。各地开列的国企陪嫁条件也越来越优厚：诸如企业欠款可以挂账停息，银行可以给予贷款，财政税收可以减免，工人闹事由公安局保驾护航（至今重庆公安局还设有专门保护企业家的机构）等，唯恐卖光国企的政绩落在别人后面，那种壮观场面，远远超过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产权改革。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蔚为壮观的产权改革，第一次是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产权改革，第二次就是卖光国企的产权改革。后者是对前者的历史清算，由於后者是“笑到最后笑的最好”的清算者，所以后者的壮观场面远远超过前者。如同马克思讲“革命是人民群众最盛大的节日”一样，卖光国企成为有史以来中国富人最盛大的节日，无论是参与的官员，商人，还是学者，组成铁三角的每个一人都兴奋异常眼放绿光，铁三角辉煌的历史性胜利，连那些已经被边缘化为行尸走肉的酸臭文人都跟著激动起来，当时具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的40多个作家，联手弄了个“穷棒子王国事件”，大骂那些当初曾经吃到天鹅肉的穷棒子癞蛤蟆，最可怜当初创立过穷棒子社的那位80多岁的老农民，在40多个具有政治头衔的大作家的联手打击下，求天天不应，告地地不灵，只能在家天天看著主席像以泪洗面，中国的诸位大文豪大英雄啊，你们不应该联合起来声势浩大地去欺负一个80多岁的老农民啊！
从国企改革的整个过程可以清楚看出，最终的私有化完全是一个有预谋有计划的极端巧妙的设计过程，其巧妙之处就在於，其中每一步都是死路，并且出口只有一个，绝没有第二个选择。最初全面建立苏联赫鲁晓夫管理模式，把国有企业逼上死路，自然就形成了如何摆脱死路的国企改革问题；由增加企业成本的奖金模式出发的改革，只能选择关心利润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利润承包制必然是摧毁国有企业的技术基础，尽最大可能让更多工人下岗，国家和工人同时遭受巨大损失；要改变经营者一统天下损害所有者利益的企业格局，就只能实行股份制；而国有企业“老三会”与股份公司“新三会”之间完全不同的决策机制，必然形成不可调和的企业内部冲突，使股份公司根本不可能正常运行；组成国有企业决策结构的是党委会、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组成股份公司决策结构的是董事会、股东大会和监事会，二者之间如同长度和重量一样，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作为决策者就只能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要么回到最初的完全国有化，要么实行完全的私有化；除此之外绝没有第三个选择。由於回到国有化的道路早已不复存在，决策者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接受全盘私有化，所以客观的讲，在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决策者始终是被动的。有的人看到这里会误以为我们在为决策者解脱历史责任，其实不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类似决策者被利益者牵著鼻子走，官被僚牵著鼻子走，狼被狈牵著鼻子走的反常现象，并且这种反常现象在中国历代重大变革中几乎都会表现出来。
在瓜分完几十万中小型国有企业以后，类似鲁能集团这样的超大型国有企业也被持续多年的高额垄断利润养肥了，并且是世界上最肥的企业。可以说，世界上有许多比我们国有垄断企业更大的跨国公司，却没有一个比我们更肥的跨国公司，目前世界最大公司是沃尔玛，但是并不肥，它的中国公司连个轿车都没有，老总居然坐著送货的面包车去机场迎接前来视察的总部领导，至於前些年世界最大的微软公司老总比尔盖茨，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吝啬鬼。而中国大型国有垄断企业之肥震惊天下，从我国周边地区到遥远的北美，世界到处都在翻建赌场，以更好的伺候中国富豪，像刘金宝这类不过是属下公司的一个经理，都能一次甩出几百万元为情人美容，可见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肥到了何等程度。这些巨肥的超大型国有企业自然成为新一轮也是最后一轮宰杀的目标，可是，就在铁三角再次启动，将要展开一场古往今来最壮观的世纪大猎杀时，天色变了，胡温新政出台，猎杀者的步骤被打乱了。他们紧急调集全国主流经济学家和法学精英为主体的一流知识精英，聚集北京西山，召开了中国改革三十年来规模最为盛大的“民间”理论大会，即著名的“西山会议”，商讨宰杀超大型国有企业的新型改革理论，可是这一次铁三角中的知识精英却让同行们大失所望，或许是脑满肠肥的过多脂肪阻滞了他们大脑运转，他们“上天下地入黄泉”地搜遍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理论，仍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再也找不出宰杀超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理论了，於是恼羞成怒地图穷匕见，直接喊出了心里话“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共产党抢来的，再从共产党手里抢走，不过是物归原主。”显然，这是一个没有丝毫历史常识的说法，共产党的国有企业并不是抢来的，至少中国国有企业不是抢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干出来的。先不说这种理论在共产党领导下行不通，就是在逻辑上也说不通，并且急转直下的形势变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创造新的改革理论了，时间机会都不等人，当初中国工人阶级在创造大型国有企业时那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大庆精神，被他们接过来用在了侵吞这些大型国有企业上，没有理论依据就干脆悄悄的干，於是便有了鲁能集团738亿的绝密收购。
鲁能事件使中国原本正在逐步晴朗的政治天空再次复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甚至否定胡温新政的伟大转变。就思想理论来讲，我们坚持认为六中全会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也注意到了最近两年特别是2006年瓜分国有资产进入了最疯狂阶段，这种疯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鲁能集团为代表的对超大型国有企业的侵吞。鲁能集团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是唯一一个私有化的超大型企业集团，随便翻看一下报刊资料就会发现，在提到中石化、中石油等超大型国有企业时，股评家最常用的术语就是：“该股最具震撼力的，是其私有化题材”，私有化题材已成为购买超大型国有企业股票的最响亮口号。二是外资对中国行业龙头企业、核心大企业以及大银行的渗透和控制。2006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60亿，就控制了拥有3558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500强的广东发展银行。
或许有人会认为，相比花旗银行用60个亿收购3558亿的广发行，用37亿收购738亿鲁能的人出钱还是比较多的，其实不是，外资收购无论价格多低至少还是真出钱，而内资收购往往是不见分文，完全是用你们家抽屉里的钱买你们家的房子。这两类收购虽然同样疯狂并且同样严重威胁到共和国的发展，但是它们却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已经完全失去了政治合法性和理论合法性，他们从现有中央政治路线和理论体系中已经找不到任何藉口了，只能是不讲任何理由的埋头蛮干。不仅收购鲁能是埋头蛮干，向外资贱卖银行股份同样没有一个像样的理由，中国银监会和各大银行都承认，银行贱卖股份引进外资不是因为缺钱，把银行交给外国人是为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此说法还未等国人反驳，就被外国人狠煽了一个耳光。英国伦敦卡斯商学院搞了个世界最具才干的年轻CEO排行榜，来自中国公司的管理者占绝对优势，不仅位列榜首的是中国人，前10名中的8席，前20名中的14席，前50名中23席都是中国人，并且多数（12名）年龄在40岁以下，最年轻的33岁。而日本CEO的平均年龄是62岁，美国是55岁。这个排行榜至少说明了中国不只是不缺钱，同样不缺少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人才。银行也知道贱卖银行股份没有任何能摆上桌面的理由，所以和鲁能事件一样选择了埋头蛮干的做法。
大家都还记得，曾几何时，中国改革精英的潘多拉魔盒里几乎什么希奇古怪的理论都有，甚至是流氓强奸都能论证出受害妇女的快感来，可是现在，他们只有疯狂没有了理由，一个社会集团一旦发展到连自己都找不到自己存在理由的时候，无论这个集团多么疯狂都只能是最后的疯狂了，目前中国铁三角构成的利益集团就是进入了历史上最后的疯狂，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的期限到了，他们的游戏就要结束了！现在唯一不能确定的是，他们在完蛋之前会让整个国家和人民付出多大的代价。
三、惊天大案正在堵塞和谐社会发展道路
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强取豪夺的社会，是一个能够除暴安良的社会，是一个能够扶弱锄强的社会。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强取豪夺始终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祸乱之根动乱之源，所以古往今来人类建设和谐社会的斗争，也始终集中於打击强取豪夺，可以说，除中国最近这30年改革之外，打击强取豪夺一直是世界各国历朝历代的基本政治任务。
中国自古至今打击强取豪夺的基本经验是除暴安良，借除暴以安良，除暴是手段，安良是目的，通过铲除类似南霸天北霸天等流氓恶霸，让那些依靠自己劳动谋生的良民能够活下去，避免出现崔英杰那种因为诚实劳动而被判死刑的千古悲冤，在这方面，毛泽东可谓是古往今来除暴安良的第一大师，他不仅干干净净铲除了恶霸，并且连同产生恶霸的基础一并铲除了，那个时期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唯一没有恶霸横行的历史。与中国打击强取豪夺的方法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是扶弱锄强，即通过国家的转移支付功能，把强者一部分钱拿过来扶助弱者，这是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新经济制度运行的基本核心。虽然西方国家的扶弱锄强与中国传统的除暴安良之间重点不同，除暴安良重点解决的是百姓生存环境问题，贯穿著惩恶杨善的政治伦理，而扶弱锄强只是缩小强弱差别的财富二次分配，但是二者打击强取豪夺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回顾历史就会看到，中国历史上任何长治久安的盛世，西方发达国家战后长期的繁荣稳定，无不是有效打击强取豪夺的结果。
胡温新政以来，在扶弱安良方面已经做了并且正在做著大量工作，仅2006年一年出台的亲民政策就超过以往30年的总和，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出台频度越来越高的一系列亲民政策，波及到了全国城乡各个角落，波及到了每一个渴望上学的贫苦孩子，再次燃起了人们安居乐业的良民梦想。“胡哥，你好！”“总理，辛苦了！”2004，2005两年春节期间网民自发的拜年声，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中央战略转变的欢欣鼓舞和充分肯定，这是中国自第一代领导人去世后，几十年来首次出现人民群众自发地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拜年。
可是，与扶弱安良方面十分明确的政治信号相比，在除暴锄强方面的政治信号则比较模糊，仍然沿袭著已经失灵的固有反贪模式，把贪污索贿的职务犯罪当作打击对象，而没有把颠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强取豪夺作为打击对象，以至与2006年十分猛烈的反贪风暴没有起到任何震慑作用。目前中国存在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腐败现象，一种是以贪污索贿的职务犯罪为特徵的人格型腐败，另一种是以强取豪夺为特徵的制度型腐败。人格型腐败源自於个人恶劣品质，是各个时代都会出现的一种常规性腐败，在基本经济制度确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道德教化和严刑峻法来解决，毛泽东时代杀掉一个刘庆山一个张子善，社会廉洁几十年就属於这种情况。制度型腐败则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变迁造成的，与个人品质没有必然联系，其中既有好人也有坏人，如同马克思说的“资本家中也不乏有品格高尚的绅士”一样，制度型腐败中同样有品格高尚的绅士，其典型特点就是许多形成制度型腐败的人，不仅是一个好父亲好母亲好兄弟好姐妹，一个好朋友好邻居好上级好下级，甚至没有丝毫贪污索贿行为，当然，我们说制度型腐败与个人品质没有关系，是就其形成阶段而言，但这种腐败形成后，则会把人变成彻底丧失人性的最疯狂的野兽。
近30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完全陷入了历史性财富大洗牌的经济乱局中，颠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各种强取豪夺，超过了人类历史上豪门权贵最大胆最疯狂的想像，在这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财富乱局中，单纯打击职务犯罪的人格型腐败，不仅对强取豪夺的制度型腐败没有震慑作用，反倒会使他们在保持职务廉洁的情况下，更加放心大胆地去强取豪夺。2006年诸如陈良宇、邱小华、王守业、刘志华等一大批贪官纷纷落马，社会强取豪夺的现象不仅没有收敛，反倒疯狂加剧的原因就在於此。鲁能不过是私有化大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并且客观地讲，比较我们所掌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案例，37亿收购鲁能738亿还是出资比例最高的，一些海内外著名国有企业无论是被洋人收购还是被国人收购，其出资比例都远远低於鲁能，人们关注鲁能，是担心我国能源基地继制造业之后也会落入外国人手中。毕竟没有任何人向国人保证，这些能源基地不会卖给外国人，将来一旦内外能源一起切断，中华民族就连最后拼命的机会都没有了！
由於除暴锄强的政策没有及时跟上扶弱安良的政策，扶弱安良又触动了强势集团的蛋糕，所以在由丛林社会向和谐社会转变过程中，强势集团抢劫国有资产的活动便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疯狂了，并且强势集团也意识到，只要建设和谐社会的扶弱安良政策坚持下去，就肯定会发展为除暴锄强政策，社会就那么一碗水，穷人多喝一口就意味著富人少赚一笔，特别是30年的改革把中国变成了世界上唯一的哑铃型经济结构：富人穷人越来越多，中产阶级越来越少，任何扶弱安良政策都意味著大切富人蛋糕，必然引起富人的仇恨和反抗。
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中产阶级为主体、富人穷人两头小的枣核型社会，扶弱安良是由富人和中产阶级构成的社会大多数人买单，冲击力量较小，很少导致富人对穷人的极端仇恨；中国以往传统社会的塔型结构，社会养育的富人比较少，穷人可以自安，很少去打扰富人，因而也很少引起富人对穷人的极端仇恨。目前中国富人对穷人的仇恨之所以越来越极端，一方面是中央扶弱安良的政策分切了他们的蛋糕，引起了他们对那些穷鬼越来越憎恨，另一方面是他们横扫天下如卷席的强取豪夺，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内在恐惧，强烈的内在恐惧必然转化为疯狂的对外仇恨，如同大屠杀能够把士兵变成野兽一样，屠杀规模越大就越恐惧，越恐惧就越疯狂越仇恨，屠杀规模就更大。历史上害人者的仇恨远远超过受害者，并且受害者越老实越容忍，害人者的恐惧和仇恨就越强烈。北京人那句话“见了耸人耧不住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30年来改革精英们总是散布什么中国人有仇富心理，其实恰恰相反，中国人对富人的宽容天下无双，中国人对穷人的仇恨同样天下无双。汉语词典中咒駡富人的成语很少，而咒駡穷人的成语则多如牛毛，西方国家从最早的莎士比亚到现在的好莱邬，作品中几乎所有坏事都是富人干的，中国30年来几乎所有的媒体天天都在神化富人妖魔化穷人，以至於在当今中国并且唯独在当今中国，贫穷已成为黄赌毒盗抢、坑蒙拐骗假等所有罪行中最严重的罪行，“万恶穷为首，百善富为先”，人们宁可为偷为盗为骗为娼，宁可贪污索贿制毒造假，宁可伤天害理为祸天下，也不愿意作穷人。可以说，当今中国社会的全面腐烂堕落，就是强势集团持续多年强取豪夺的结果。
中国强势集团的仇穷心理，在目前建设和谐社会的斗争中表现的特别强烈，自胡温新政推出一系列扶助弱势群体的政策后，中国的改革精英一改过去为民请命的旗号，公开警告中央政府如果代表弱势群体利益将会“亡党亡国”，西山会议更是宣布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是一个“没有注册的非法组织”，在经济上是一个抢劫他人财产的抢劫集团，并且积极准备通过政变或“颜色革命”扭转中央政治路线，后来，陈良宇的垮台粉碎了其政变企图，毛左派的卷土重来又堵塞了其“颜色革命”的道路，他们便开始全面激化矛盾，公开几百上千亿的抢劫国有资产，引领外资控制中国装备工业，勾结国际游资潜入中国金融市场，强行通过《物权法》等一系列极端做法，把包括左派在内的各种正义力量逼上绝路，引爆社会矛盾，最终逼迫政府动武，再来一次八九风波，彻底摧毁反对他们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所以，尽最大努力把中国引向暴力选择道路，就是几十年来一直打著民主旗号的右派精英，为中国设计的政治归宿。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右派对暴力的迷恋，喜欢和迷恋暴力，是中国右派不同於西方国家右派的一大特点。一般来讲，西方国家的右派不太喜欢暴力，这倒不是因为西方右派比中国右派慈悲，而是西方右派比中国右派聪明。人们对社会的支配是通过三种力量实现的：权力，财力和暴力，由於富人拥有权力财力，穷人除了暴力一无所有，只要将暴力排除掉，就等於捆住了穷人的手脚，任凭富人宰割。所以西方国家在用权力财力能够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很少选择使用暴力，并且为防止老百姓使用暴力，在政治伦理上对暴力进行全面妖魔化。中国右派则恰恰相反，他们对血腥的兴奋程度远远超过海洋鲨鱼，可以说是世界所有生物中最喜欢血腥的一种动物了，从慈禧太后杀六君子，到蒋介石“4.12”大屠杀，抗战胜利后发动内战，到文革初期搞白色恐怖，76年宫廷政变，89年军事戒严等，无不反映了中国右派特别迷恋使用暴力。相反，中国的左派倒是天真温情，不被杀至最后一个人绝不会选择暴力反抗，从最初的共产党到后来的红卫兵都是这样，如同李小龙和成龙电影中的那些英雄一样，只有在被杀的还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才会绝地反击，暴力求生。可以断定，如果胡温新政不能像古今中外那些成功新政一样，果断有效的打击强势集团的强取豪夺，那么，中国的暴力结局将不可避免，所以我们总是讲，胡温新政是中华民族实现不流血转变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其实，中国强势集团留给胡温新政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小了，《物权法》就是一个典型信号。如此迫切的要搞一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物权法》，其实就是为了用法律洗钱，把这些年通过国企改制到手的财产漂洗干净，可偏偏说什么富人穷人都有财产，《物权法》对富人穷人是平等的，这等於是说西门庆和武大郎都有妻子，允许闯入对方卧室的法律，对双方都是平等的一样，而故意回避了武大郎根本没有条件闯入西门庆卧室，搞这么个法律等於是任凭西门庆占有武大郎妻子，哪怕是没有丝毫经济学和法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社会是员工出力老板出钱，由於员工的劳动力不是物，自然不在《物权法》保护范围内，《物权法》所要保护的只能是老板的钱，怎么能说对富人穷人的保护作用都一样！如此简单的道理大家都懂得，那为什么去年刚刚被否决的《物权法》今年一定要强行通过？道理同样很简单：国家被绑架了，没有选择余地。即便把整个中国最激进的左派都放到人民大会堂，只要对国家和民族还有责任感，就只能选择投票通过。现在的鲁能就是典型案例：鲁能的738亿已经成为私人财产，如果你通过《物权法》，这738亿就可能留在国内；如果你否决《物权法》，这738亿马上就可能流向国外。九十年代私有化大幕拉开后，每年都有数千亿资产流向海外，全国私有化的企业数十万，资产数万亿，如果都流向海外，哪个中国人不心疼！除了同意法律洗钱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最近一位央行副行长的话概括的十分准确：“一个富人赚了钱就转移到国外的经济制度是很难持久的”，要想把类似鲁能集团这些私有化的国有资产留下，就只有通过《物权法》，承认这些资产私人占有的合法性，庄严宣告这些资产从现在开始“神圣不可侵犯”，什么“原罪问题”、“第一桶金问题”，自然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可见，《物权法》就是国家绑架者开出的赎金，既然我们的资产已经在对方手中，如果我们不想失去这些资产，那么就只能像不想失去孩子的父母一样，如数支付赎金！
鲁能集团和《物权法》标志著国家进入了可怕的无序状态，社会无序状态的标志就是其行为的合法性。鲁能集团的律师已经宣布，鲁能集团的收购完全符合法律程序，没有任何法律破绽；将要强行通过的《物权法》更是人大代表投票通过。历史上再也没有比人神共愤的邪恶行为具有合法性更加可怕的现象了，邪恶行为的合法性，往往是天下大乱的绝望徵兆。道理很简单，如果邪恶行为是违法的，表明这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和基本制度是健康的，邪恶行为是破坏社会制度违背社会秩序的结果，无论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还有一个解释和希望，希望通过制度本身的完善和更新来消除邪恶。所以，违法的邪恶行为无论多么严重，都不会导致百姓绝望和引发社会动乱，包括违法者本身在内的整个社会都知道，违背现行法律的行为，是由违法者自己承担“买单”风险，他所获得的是一种“杀头利润”，社会对这种“杀头利润”往往能够容忍，并且会用恶有恶报、平安是富来安慰自己。比如进口垃圾就是一个典型，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的垃圾场，全世界70%的有毒垃圾都运进了中国，垃圾已成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商品之一，仅英国每年倒在中国的垃圾就超过二百多万吨，整个太平洋和大西洋上日夜奔流的远洋巨轮，大都是把中国廉价商品送到发达国家满足他们消费，然后再装满他们消费后形成的垃圾运回中国，汕头大学研究报告指出，垃圾进口地区的中国孩子80%铅中毒，每个中国人从小就歌唱的我们“可爱的祖国，可爱的家乡”，现在居然变成了洋人的垃圾场，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大的奇耻大辱， 1月28日新华社《参考消息》头版用通栏特大标题报道了此事，表明了媒体对此事的极度关注，可是整个社会居然没有丝毫反映，为什么？除了国人的麻木之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向中国倒垃圾是一种违法行为，国人相信通过制度自身的完善和更新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而鲁能收购对国有资产的随意占有和《物权法》对民众意志的随意玩弄，则是完全合法的行为，合法行为意味著不是由他们自己承担“买单”风险，而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基本制度为他们“买单”，形成了私人发财、国家“买单”的“免费午餐”，这种绝妙的“免费午餐”完美体现了国家绑架者的政治意图，使社会所有进步的政治力量同时陷入了完全绝望的境地：在现有政治制度框架内已经彻底丧失了解决问题的任何希望。因为他们合法，他们合法则意味著任何反对者都违法，违法就是坏人恶人，在此好人和坏人分毫不差的彻底颠倒过来了，高俅童贯变成了好人，林冲宋江变成了坏人，每个社会集团甚至其中每个人都面临著一种极端选择：要么接受他们的掠夺和强奸，要么就变成现有制度的敌对者，此外绝没有第三条道路。这就是几十年来中国精英集团背离世界政治文明发展进程，借改革之名另搞一套具有中国特色法律制度的真正用意，现在他们正在试图用这个东西把胡温新政置於死地。
其实这并不是中国强势集团什么新的政治发明，早在几十年前他们就用这个东西对付过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政权，试图通过对共产党和共和国的政治绑架来达到其政变目的，致使毛泽东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把党和国家从绑架者手里最终拯救出来，避免了后来苏联东欧那样的国家大分裂，如果那种情况出现在中国，不仅是国家大分裂，还要出现社会大屠杀，人民大流血。本来六中全会后中国的政治天空已经晴朗起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可是鲁能事件和《物权法》发出的国家被绑架的政治信号，使六中全会刚刚点燃的辉煌的希望之火突然熄灭，高昂的社会激情再次低落到冰点，人民哭了，历史哭了，被绑架的共和国更是哭了！无数左派人士，无数正义人士，无数进步人士，无不把闪亮的泪眼投向茫茫苍穹，中国出路在哪里？人民幸福在哪里？为什么苍天总是和中国老百姓过不去？六中全会的风帆刚刚杨起，难道中国大船的桅杆就要折断？被绑架的共和国会不会还像第一次那样安然无恙？
历史上国家被绑架的后果历历在目，最终无一不是通过政治专政的极端形式解决的。20世纪初两种不同历史性质的政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和法西斯专政的崛起，就是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被垄断集团绑架的结果。当时的垄断集团也是通过对国家的政治绑架，以立法形式取得了全面合法性，并且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再加上国家力量，形成了为所欲为的统治地位，彻底摧毁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部成果，把整个社会推向了没有丝毫出路的绝望地步，最终导致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迅速崛起，虽然这两种历史力量具有根本不同的历史性质和历史作用，但是在当时所有历史选择中，只有这两种政治专政有能力打垮绑架国家的强势集团。大家可以想想，当时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老百姓，宁可放弃自由民主接受法西斯主义，也要坚决铲除强势集团的垄断统治，可见强势集团把社会祸害到了何等程度，把百姓祸害到了何等程度！
现在，由铁三角组成的强势集团也正在把中国逼向极端道路，中国通过建设和谐社会逐步解决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之间的矛盾，实现不流血无动荡转变的发展道路，正在被彻底堵死。一旦和谐社会发展道路被堵死，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就只能是当初欧洲人民的两种历史选择：无产阶级专政和法西斯专政。不过中国曾经拥有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上法西斯道路，而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这次的无产阶级专政绝不会像50年代60年代的人民民主专政那么温和。解决矛盾的手段永远都是由矛盾性质决定的。到时候中国的强势集团就会明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