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 河北青龙满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青龙县)急救中心自年初至今，因该县农村妇女自杀引起呼救的人数已达到134人，但对於医务人员来说，这早已不是新闻，且相比以前人数还是有所下降；另一个消息是，日前，全国妇联已在十三个省设立监测点，将要对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状况进行摸底式调查。
隆冬即将来临的青龙县，寒风凛冽。作爲青龙县原妇联主席，许凤琴尽管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但她还是闲不下来，最让她牵挂的就是妇女自杀率偏高的青龙农村，甚至曾有村庄在短时间内出现25例妇女自杀身亡的事件。
而今，她每月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到县急救中心统计自杀人数，并做出分析统计上报给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对於青龙县的高自杀率，曾到过该县的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专案官员许容也身有同感，“我们以前在青龙考察专案时，看到仅县医院一家平均每天就送去一名喝农药的轻生者，有时一天竟高达四名，急救车的笛声听得让人揪心。”
事实上，早在两年以前，面对严重的生命危机现状，许凤琴联合两名热心妇女工作的好友，一名是妇科医生，一名是老妇联干部，于2004年7月15日成立“青龙满族自治县农家女健康促进会”，组织了十余名志愿者，在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支援下，利用公益机构的资助，在当地开展了“生命危机干预专案”，并选择东蒿村、三十六滚子村作爲试点。
2006年12月7日，记者赶赴青龙县对专案实施两年以来的执行状况展开调查，而许凤琴的第一句话则是，“尽管专案地两个村一例死亡也没有出现，其他村庄也略有下降，但问题依然严峻，年初至今死亡呼救仅县急救中心就接近200人了！”
有分析人士认爲，农村妇女自杀的严峻现状，在国内绝非青龙县独有。
一个残破家庭的凄凉样本
“前几天，我去上坟，给海霞也烧了些纸钱，告诉她别惦记家里，都挺好的，孩子上小学四年级了，”12月8日上午，在青龙县三十六碾子村，许凤琴对靠在轮椅上的侄子孙江宝(海霞的丈夫)说话的同时，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焦虑与不安。
显然，在村中孙江宝家的房子很矮小，相比于邻居来说，算是比较差的，但许凤琴清楚，村里人也承认，这一切原本不该如此。
当日，江宝的母亲正要炖肉，原因是家中养的猪突然得病死了，可是，他们并没有选择将病猪肉扔掉，而是要吃下去，这多少让人感觉有些凄凉，而并非嘲弄她们的无知。
“本来想留你们一块吃饭，可又怕你们不吃这个肉，”江宝年迈的母亲无奈说，凄冷的风中，她鬓角的白发飘起，脸上的皱纹刻下岁月的痕迹，“唉！让我这白发人去给黑发人上坟烧纸，算什麽事！”说著，眼角的泪似要滚落。
江宝面对记者，依然坚强的笑了笑，“孩子都十岁了，上小学四年级，”其他什麽也说不出口。
孙江宝，今年34岁，7年前，妻子因家庭纠纷而自杀身亡，留下三岁的孩子和一个残缺的家。
往事不堪回首，当时他正在北京打工，据说一个月能挣到2000-3000块钱，相对於农村来说，这是一笔客观的收入。但由於新婚不久，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妻子海霞提出也要到北京打工，不巧的是，遭遇到家人的一致反对。
“真知道会这样，当初就带她到北京了，”江宝很后悔，可是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妻子愤而喝下农药，人还没有送到医院就已经不行了，留下了孩子和一个残缺的家庭。
海霞去世后，娘家人强烈要求厚葬，万般无奈之下，尽管忍受著丧妻的悲痛，江宝和家人还是欠下巨债，送海霞穿金戴银的“风风光光”上路了。
安葬完妻子，不堪生活的重负与举债临头，江宝决定到附近的金矿打工，尽管危险性过高，但却可以尽快还债，贴补家用。
破屋偏遭连阴雨，江宝在的矿上出事了，一次事故使得他再也站不起来，腰椎砸伤下肢瘫痪，终日只能在床上仰面长叹，看著年迈的父亲还要出门打工、做苦力，他不止一次曾想过让生命终止，但回头想想这个家，想想孩子，在专案组的帮助下，活了下来。
一个原本完美、人人羡慕的家庭就这样毁了，却因爲一件非常小的纠纷，而当海霞喝下农药的一刹那，她也后悔了，但一切已经迟了。“不知道是前辈子做了甚麽孽！”江宝的母亲叹息。
事实上，尽管这个家庭毁於七年前，但时至今日，青龙农村的这种悲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变，一切一如既往，频繁发生，一天平均一例的自杀事件并不少见。
三年内全县曾自杀1014 例
青龙满族自治县座落在河北北部的深山区，总面积 3510 平方公里，辖 25 个乡镇，396 个行政村，总人口 50.4 万，其中农业人口 35.9 万，占 71.2% 。
“现在，青龙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尽管经济总量有所上升，但大都是矿业兴起，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大部分人依然很贫困，”青龙县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分析说。
此前，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曾对青龙县三年内的自杀现象做过一次调查分析，发现问题较爲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发生自杀 1014 例，死亡 476 人，死亡率达 46.9% ，其中女性占 71% 。
调查发现，走上轻生之路的人群中，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在自杀案例中，农民占 96% 以上，大部分是小学文化；青壮年居多，年龄集中在 30 岁-50 岁左右，这一群体绝大部分已结婚生子，经济负担较重，思想压力大；女性多於男性；情感问题较多，夫妻生气或家庭不和；自杀方式以服农药居多，该地区农村家家农妇会做豆腐，喝卤水自杀的高於其他地方。
此外，专案组分析了自杀死亡率偏高的原因，一因青龙属山区，农民居住多爲山沟小岔，距医院较远，交通不便，使轻生者不能得到及时救治；二因轻生者多服剧毒农药，来不及抢救；三因地方经济不发达，就近医疗站、乡村医院条件差，只能进行一般的洗胃治疗，不具备综合抢救能力，易延误时间。
“如果你在县急救中心待著，不出两天，绝对有新的自杀案例出现，尤其是在七八月份，一天能有好几例，”许凤琴对记者说，尽管她已经开展了近三年的干预专案，但在青龙农村，妇女自杀依然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需要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据记者调查，尽管许凤琴的组织“青龙满族自治县农家女健康促进会”取得县妇联作爲主管单位、在民政局正式注册，她本人也按照年度向地方各有关部门汇报工作情况，但并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经费支援，而该县也并未将此事列入过工作范畴。
“我们不像当官的，一分钱工资没有，就是自己想做点事，帮助姐妹们走出误区，”专案地点之一东蒿村的李桂民组长认爲，许凤琴带给他们更多的，是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
青龙专案的成功与尴尬
“我第一次去北京参与专案时，还没有离开工作岗位，当时虽然不在妇联工作，但还是县工商局的党委书记，”面对尴尬的现状，许凤琴对记者讲述了她在青龙开展自杀干预专案的过程。
事实上，在2002年9月，当时的许凤琴并没有退休，也没有辞职，但由於在单位发生一点意外，便以到北京伺候重病家属的原因，到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打工，正值农家女执行干预自杀专案起步之初，她已是中心下属学校的常务副校长了。
刚好，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在学校举办农家女心理健康培训班，当时想到，婆家叔伯妯娌王久生曾经三次自杀，而且没有人来关注她，家族都在歧视她，当时就请示秘书长谢丽华，很快便申请到一个指标。
随后，许凤琴决定，从身边的叔伯妯娌做起，很快，王久生到北京参加培训，回去后，像变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喂猪喂鸡，也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开始安心的过日子，在村里还宣传农家女培训班内容。
之后，许凤琴辞职从北京回家，决心致力於地方专案的开展。她到村中与人闲谈时，竟然发现一个七十多户的小村庄就先后自杀过九个人，当时就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并开始谋划(促进会)章程，因爲植根於农村，并且做20年妇联工作，她很快，就把在农家女学校学习的理念(NGO)结合实际，拟定了章程并申请成立组织，且很快得到批准。
2004年，许凤琴带领全县 22 名农村妇女参加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在京举办的心理健康培训班，其中有妇女骨干，大部分是自杀未遂者及自杀者亲友，培训的很成功。
东蒿村的张晓云从北京学习后再也不想死了，她办起了废品收购站，组织了 200 来名农村妇女到周边各县收废品。两个孩子也愿意跟妈妈谈心了，专案官员许容入村的时候，母女俩还特意约在一起找许老师谈心，两个孩子也成了许老师的朋友，她们说：“是北京农家女，是许容阿姨帮妈妈改变了，我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幸福。”
当日，记者再次见到张晓云时，她说，“不提往事了，咱们现在村里生活也是一流的了。”
东蒿村轻生者李素香，夫妻俩下岗后回乡，无房无地，无任何生活来源，也无人问津低保问题。在促进会帮助下，向乡县级政府及民政部门逐级反映、跑办，终於在 8 月份解决了李素香夫妻的低保问题，现在钱已兑现，她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用领到的钱做服装生意，第一天就收入 200 元，现在她再也不想自杀了，她感到生活充满阳光。
同时，在县医院急诊室的帮助下，从2004年开始，许凤琴就开始统计自杀抢救资料调查，剖析了马圈子镇三十六滚子村、土门子乡东蒿村妇女自杀及未遂者的原因分析，东蒿村在过去的五年里，曾经有 25 人有过自杀行爲。专案爲试点村配备了彩电、音响、 DVD 机等设备，帮两个村成立了秧歌队、建立活动室。东蒿村因爲没有村部，小组长李桂民腾出自家的新房做活动室，她家的门前空地就是姐妹们扭秧歌的场地。
“现在最困难的是经费，尽管取得一定效果，但是经费的限制，使得专案根本无法做大，我很担心，”许凤琴说。
青龙专案的上游组织
事实上，自1996年开始关注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状况以来，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秘书长谢丽华、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等社会人士，从不同层面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时至今日，相对比较成功的专案实施，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全国妇联已经选择国内十三个省，对於农村妇女的自杀状况进行摸底调查，这个消息，让这家非政府组织的专案官员们多少感觉到一阵兴奋，因爲他们知道，单纯依靠他们的力量，解决严峻的农村妇女自杀现状，是力不从心的。
“在河北青龙、海兴、正定和新乐，上个月的自杀统计总数据是404人次，”2006年12月4日，北京昌平的农家女技能培训学校的专案培训进行中，谢丽华一语打破会场平静。
当日，来自河北正定、新乐两个县的37名农民按照既定时间，参加爲期三天培训的开始，题目则是“男性参与干预自杀专案”，此前，另外两个县青龙和海兴的代表则刚刚结束离去，而能够参加培训的，大都是专案组选定的“骨干人员”。
“我们是在培训女性的基础上，增设了男性专案，”谢丽华说。
“早在五年前，统计资料就表明全国一年有近28万人死於自杀，按照国际惯例，自杀未遂应该是死亡人数的20倍，且未遂代表自杀实际人数，也就是说，国内应该几百万人走生轻生之路，”讲课结束之后，谢丽华对记者说，“通过调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我们才向公益机构申请了培训专案，现在已经开展了三年，比较顺利，效果也显著，起码在专案开展之后，专案村没有再出现过自杀现象。”
实施上，专案组在2004年只是选择了青龙、海兴、正定等三个专案点，而新乐则是今年新近加入的，当日，新乐的一位妇联副主席也赶来听课，且对於培训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其实，实施专案的另一方面，来源於我自身，我姥姥死于自杀，但是她死亡的原因依然是咱们现在还没有打破的一些观念，自1996年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情了，不过，做大是近几年的事，”谢丽华说，农村妇女的生命缺少尊重，很少有机会学习和体验生命的意义，因爲农村的贫穷和发展中，妇女承当了更多的义务和代价，由此她们的心理承接著更大的压力，这样极易导致踏上轻生之路。
阻止轻生之路的试解
“我小时候在重庆生活时，母亲冰心不止一次告诫我，要呵护生命，记得曾经抓过一只小鸟，天黑时，母亲突然问我，‘天一黑，你首先想谁？’我听到后，马上便把小鸟放生了，让她去寻找自己的母亲，”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著名社会人士吴青女士在12月5日的专案培训课上讲述著。
这场“珍爱生命”的课程曾经让参加过的专案培训的学员们牢牢记住，青龙东蒿村的李桂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把整趟课的内容很生动的讲述出来，她说，“人活著就的有点意义”，事实上，她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
另一层面，谢丽华在接受记者记者时说，“根据国内官方公布资料，艾滋病感染者我国有13万多，死亡还不到1万人，相比於因自杀身亡的，这个数位太小了，自杀更应该引起重视。”
据介绍，在美国的每个州都有一条干预自杀的热线，志愿者24小时值守，除接听电话外，均在第一时间对试图自杀者做安抚工作，生命危机的干预已经进入一个良性轨道。
“我觉得我们过去更注重农村妇女的经济发展，更注重她们的发家致富。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农村搞的调查，就是农村妇女的幸福与不幸福，有的时候是和她的经济，就是和她的财富关系不大，而是和她的家庭的关系心理的健康，和她家里的人际关系更密切，所以我觉得我们搞心理健康，就是爲了提高农村妇女的生活质量，提高她们的综合素质，”谢丽华说。
事实上，作爲一家专业心理机构，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主任费立鹏早已提出，死亡预防干预措施，必须由国家、地区和当地三个方面同时进行，在国家方面，需要一个由政府倡导的全国性的自杀监测和干预系统来支援对自杀的研究、告知政府领导者和公衆有关自杀的重要性和颁布相关政策以减少导致自杀的各种因素；在地区方面，需要集中力量以改变公衆对自杀的态度，对那些自杀高危人群加强社会和心理支援并减少获得剧毒农药的途径；在当地，妇联、初级卫生保健人员以及其他地方干部，需要学会如何识别自杀高危人群，保证高危人群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社会支援，培训公衆认识自杀的先兆和如何处理机型自杀行爲，对实施自杀未遂或成功者的家庭成员提供社会和心理支援。
“实现目标是个长期的过程，我们的路还很长，”临别之际，许凤琴对记者说。
2006年12月12日 公益时报 作者：赵冠军
隆冬即将来临的青龙县，寒风凛冽。作爲青龙县原妇联主席，许凤琴尽管已经离开工作岗位，但她还是闲不下来，最让她牵挂的就是妇女自杀率偏高的青龙农村，甚至曾有村庄在短时间内出现25例妇女自杀身亡的事件。
而今，她每月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到县急救中心统计自杀人数，并做出分析统计上报给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对於青龙县的高自杀率，曾到过该县的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专案官员许容也身有同感，“我们以前在青龙考察专案时，看到仅县医院一家平均每天就送去一名喝农药的轻生者，有时一天竟高达四名，急救车的笛声听得让人揪心。”
事实上，早在两年以前，面对严重的生命危机现状，许凤琴联合两名热心妇女工作的好友，一名是妇科医生，一名是老妇联干部，于2004年7月15日成立“青龙满族自治县农家女健康促进会”，组织了十余名志愿者，在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支援下，利用公益机构的资助，在当地开展了“生命危机干预专案”，并选择东蒿村、三十六滚子村作爲试点。
2006年12月7日，记者赶赴青龙县对专案实施两年以来的执行状况展开调查，而许凤琴的第一句话则是，“尽管专案地两个村一例死亡也没有出现，其他村庄也略有下降，但问题依然严峻，年初至今死亡呼救仅县急救中心就接近200人了！”
有分析人士认爲，农村妇女自杀的严峻现状，在国内绝非青龙县独有。
一个残破家庭的凄凉样本
“前几天，我去上坟，给海霞也烧了些纸钱，告诉她别惦记家里，都挺好的，孩子上小学四年级了，”12月8日上午，在青龙县三十六碾子村，许凤琴对靠在轮椅上的侄子孙江宝(海霞的丈夫)说话的同时，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焦虑与不安。
显然，在村中孙江宝家的房子很矮小，相比于邻居来说，算是比较差的，但许凤琴清楚，村里人也承认，这一切原本不该如此。
当日，江宝的母亲正要炖肉，原因是家中养的猪突然得病死了，可是，他们并没有选择将病猪肉扔掉，而是要吃下去，这多少让人感觉有些凄凉，而并非嘲弄她们的无知。
“本来想留你们一块吃饭，可又怕你们不吃这个肉，”江宝年迈的母亲无奈说，凄冷的风中，她鬓角的白发飘起，脸上的皱纹刻下岁月的痕迹，“唉！让我这白发人去给黑发人上坟烧纸，算什麽事！”说著，眼角的泪似要滚落。
江宝面对记者，依然坚强的笑了笑，“孩子都十岁了，上小学四年级，”其他什麽也说不出口。
孙江宝，今年34岁，7年前，妻子因家庭纠纷而自杀身亡，留下三岁的孩子和一个残缺的家。
往事不堪回首，当时他正在北京打工，据说一个月能挣到2000-3000块钱，相对於农村来说，这是一笔客观的收入。但由於新婚不久，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妻子海霞提出也要到北京打工，不巧的是，遭遇到家人的一致反对。
“真知道会这样，当初就带她到北京了，”江宝很后悔，可是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了，妻子愤而喝下农药，人还没有送到医院就已经不行了，留下了孩子和一个残缺的家庭。
海霞去世后，娘家人强烈要求厚葬，万般无奈之下，尽管忍受著丧妻的悲痛，江宝和家人还是欠下巨债，送海霞穿金戴银的“风风光光”上路了。
安葬完妻子，不堪生活的重负与举债临头，江宝决定到附近的金矿打工，尽管危险性过高，但却可以尽快还债，贴补家用。
破屋偏遭连阴雨，江宝在的矿上出事了，一次事故使得他再也站不起来，腰椎砸伤下肢瘫痪，终日只能在床上仰面长叹，看著年迈的父亲还要出门打工、做苦力，他不止一次曾想过让生命终止，但回头想想这个家，想想孩子，在专案组的帮助下，活了下来。
一个原本完美、人人羡慕的家庭就这样毁了，却因爲一件非常小的纠纷，而当海霞喝下农药的一刹那，她也后悔了，但一切已经迟了。“不知道是前辈子做了甚麽孽！”江宝的母亲叹息。
事实上，尽管这个家庭毁於七年前，但时至今日，青龙农村的这种悲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变，一切一如既往，频繁发生，一天平均一例的自杀事件并不少见。
三年内全县曾自杀1014 例
青龙满族自治县座落在河北北部的深山区，总面积 3510 平方公里，辖 25 个乡镇，396 个行政村，总人口 50.4 万，其中农业人口 35.9 万，占 71.2% 。
“现在，青龙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尽管经济总量有所上升，但大都是矿业兴起，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大部分人依然很贫困，”青龙县委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分析说。
此前，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曾对青龙县三年内的自杀现象做过一次调查分析，发现问题较爲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发生自杀 1014 例，死亡 476 人，死亡率达 46.9% ，其中女性占 71% 。
调查发现，走上轻生之路的人群中，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在自杀案例中，农民占 96% 以上，大部分是小学文化；青壮年居多，年龄集中在 30 岁-50 岁左右，这一群体绝大部分已结婚生子，经济负担较重，思想压力大；女性多於男性；情感问题较多，夫妻生气或家庭不和；自杀方式以服农药居多，该地区农村家家农妇会做豆腐，喝卤水自杀的高於其他地方。
此外，专案组分析了自杀死亡率偏高的原因，一因青龙属山区，农民居住多爲山沟小岔，距医院较远，交通不便，使轻生者不能得到及时救治；二因轻生者多服剧毒农药，来不及抢救；三因地方经济不发达，就近医疗站、乡村医院条件差，只能进行一般的洗胃治疗，不具备综合抢救能力，易延误时间。
“如果你在县急救中心待著，不出两天，绝对有新的自杀案例出现，尤其是在七八月份，一天能有好几例，”许凤琴对记者说，尽管她已经开展了近三年的干预专案，但在青龙农村，妇女自杀依然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需要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据记者调查，尽管许凤琴的组织“青龙满族自治县农家女健康促进会”取得县妇联作爲主管单位、在民政局正式注册，她本人也按照年度向地方各有关部门汇报工作情况，但并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经费支援，而该县也并未将此事列入过工作范畴。
“我们不像当官的，一分钱工资没有，就是自己想做点事，帮助姐妹们走出误区，”专案地点之一东蒿村的李桂民组长认爲，许凤琴带给他们更多的，是感受到了人生的意义。
青龙专案的成功与尴尬
“我第一次去北京参与专案时，还没有离开工作岗位，当时虽然不在妇联工作，但还是县工商局的党委书记，”面对尴尬的现状，许凤琴对记者讲述了她在青龙开展自杀干预专案的过程。
事实上，在2002年9月，当时的许凤琴并没有退休，也没有辞职，但由於在单位发生一点意外，便以到北京伺候重病家属的原因，到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打工，正值农家女执行干预自杀专案起步之初，她已是中心下属学校的常务副校长了。
刚好，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在学校举办农家女心理健康培训班，当时想到，婆家叔伯妯娌王久生曾经三次自杀，而且没有人来关注她，家族都在歧视她，当时就请示秘书长谢丽华，很快便申请到一个指标。
随后，许凤琴决定，从身边的叔伯妯娌做起，很快，王久生到北京参加培训，回去后，像变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喂猪喂鸡，也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开始安心的过日子，在村里还宣传农家女培训班内容。
之后，许凤琴辞职从北京回家，决心致力於地方专案的开展。她到村中与人闲谈时，竟然发现一个七十多户的小村庄就先后自杀过九个人，当时就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并开始谋划(促进会)章程，因爲植根於农村，并且做20年妇联工作，她很快，就把在农家女学校学习的理念(NGO)结合实际，拟定了章程并申请成立组织，且很快得到批准。
2004年，许凤琴带领全县 22 名农村妇女参加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在京举办的心理健康培训班，其中有妇女骨干，大部分是自杀未遂者及自杀者亲友，培训的很成功。
东蒿村的张晓云从北京学习后再也不想死了，她办起了废品收购站，组织了 200 来名农村妇女到周边各县收废品。两个孩子也愿意跟妈妈谈心了，专案官员许容入村的时候，母女俩还特意约在一起找许老师谈心，两个孩子也成了许老师的朋友，她们说：“是北京农家女，是许容阿姨帮妈妈改变了，我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幸福。”
当日，记者再次见到张晓云时，她说，“不提往事了，咱们现在村里生活也是一流的了。”
东蒿村轻生者李素香，夫妻俩下岗后回乡，无房无地，无任何生活来源，也无人问津低保问题。在促进会帮助下，向乡县级政府及民政部门逐级反映、跑办，终於在 8 月份解决了李素香夫妻的低保问题，现在钱已兑现，她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用领到的钱做服装生意，第一天就收入 200 元，现在她再也不想自杀了，她感到生活充满阳光。
同时，在县医院急诊室的帮助下，从2004年开始，许凤琴就开始统计自杀抢救资料调查，剖析了马圈子镇三十六滚子村、土门子乡东蒿村妇女自杀及未遂者的原因分析，东蒿村在过去的五年里，曾经有 25 人有过自杀行爲。专案爲试点村配备了彩电、音响、 DVD 机等设备，帮两个村成立了秧歌队、建立活动室。东蒿村因爲没有村部，小组长李桂民腾出自家的新房做活动室，她家的门前空地就是姐妹们扭秧歌的场地。
“现在最困难的是经费，尽管取得一定效果，但是经费的限制，使得专案根本无法做大，我很担心，”许凤琴说。
青龙专案的上游组织
事实上，自1996年开始关注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状况以来，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秘书长谢丽华、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等社会人士，从不同层面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时至今日，相对比较成功的专案实施，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全国妇联已经选择国内十三个省，对於农村妇女的自杀状况进行摸底调查，这个消息，让这家非政府组织的专案官员们多少感觉到一阵兴奋，因爲他们知道，单纯依靠他们的力量，解决严峻的农村妇女自杀现状，是力不从心的。
“在河北青龙、海兴、正定和新乐，上个月的自杀统计总数据是404人次，”2006年12月4日，北京昌平的农家女技能培训学校的专案培训进行中，谢丽华一语打破会场平静。
当日，来自河北正定、新乐两个县的37名农民按照既定时间，参加爲期三天培训的开始，题目则是“男性参与干预自杀专案”，此前，另外两个县青龙和海兴的代表则刚刚结束离去，而能够参加培训的，大都是专案组选定的“骨干人员”。
“我们是在培训女性的基础上，增设了男性专案，”谢丽华说。
“早在五年前，统计资料就表明全国一年有近28万人死於自杀，按照国际惯例，自杀未遂应该是死亡人数的20倍，且未遂代表自杀实际人数，也就是说，国内应该几百万人走生轻生之路，”讲课结束之后，谢丽华对记者说，“通过调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我们才向公益机构申请了培训专案，现在已经开展了三年，比较顺利，效果也显著，起码在专案开展之后，专案村没有再出现过自杀现象。”
实施上，专案组在2004年只是选择了青龙、海兴、正定等三个专案点，而新乐则是今年新近加入的，当日，新乐的一位妇联副主席也赶来听课，且对於培训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其实，实施专案的另一方面，来源於我自身，我姥姥死于自杀，但是她死亡的原因依然是咱们现在还没有打破的一些观念，自1996年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情了，不过，做大是近几年的事，”谢丽华说，农村妇女的生命缺少尊重，很少有机会学习和体验生命的意义，因爲农村的贫穷和发展中，妇女承当了更多的义务和代价，由此她们的心理承接著更大的压力，这样极易导致踏上轻生之路。
阻止轻生之路的试解
“我小时候在重庆生活时，母亲冰心不止一次告诫我，要呵护生命，记得曾经抓过一只小鸟，天黑时，母亲突然问我，‘天一黑，你首先想谁？’我听到后，马上便把小鸟放生了，让她去寻找自己的母亲，”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著名社会人士吴青女士在12月5日的专案培训课上讲述著。
这场“珍爱生命”的课程曾经让参加过的专案培训的学员们牢牢记住，青龙东蒿村的李桂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把整趟课的内容很生动的讲述出来，她说，“人活著就的有点意义”，事实上，她刚刚经历了丧子之痛。
另一层面，谢丽华在接受记者记者时说，“根据国内官方公布资料，艾滋病感染者我国有13万多，死亡还不到1万人，相比於因自杀身亡的，这个数位太小了，自杀更应该引起重视。”
据介绍，在美国的每个州都有一条干预自杀的热线，志愿者24小时值守，除接听电话外，均在第一时间对试图自杀者做安抚工作，生命危机的干预已经进入一个良性轨道。
“我觉得我们过去更注重农村妇女的经济发展，更注重她们的发家致富。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农村搞的调查，就是农村妇女的幸福与不幸福，有的时候是和她的经济，就是和她的财富关系不大，而是和她的家庭的关系心理的健康，和她家里的人际关系更密切，所以我觉得我们搞心理健康，就是爲了提高农村妇女的生活质量，提高她们的综合素质，”谢丽华说。
事实上，作爲一家专业心理机构，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主任费立鹏早已提出，死亡预防干预措施，必须由国家、地区和当地三个方面同时进行，在国家方面，需要一个由政府倡导的全国性的自杀监测和干预系统来支援对自杀的研究、告知政府领导者和公衆有关自杀的重要性和颁布相关政策以减少导致自杀的各种因素；在地区方面，需要集中力量以改变公衆对自杀的态度，对那些自杀高危人群加强社会和心理支援并减少获得剧毒农药的途径；在当地，妇联、初级卫生保健人员以及其他地方干部，需要学会如何识别自杀高危人群，保证高危人群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社会支援，培训公衆认识自杀的先兆和如何处理机型自杀行爲，对实施自杀未遂或成功者的家庭成员提供社会和心理支援。
“实现目标是个长期的过程，我们的路还很长，”临别之际，许凤琴对记者说。
2006年12月12日 公益时报 作者：赵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