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农民工赵飞在电话里表示：“明天早上10点，我想去杀一个人……”面对记者，他攥著写好的遗书说：“我只想爲所有农民工出口气，这样(欠薪)的老板太可恨！”他妻子说：“他现在一出门，我就怕（怕他杀人）！”，女儿对他说：“爸爸，杀人要蹲大牢，我跟妈妈就都看不见你了！”（《华商晨报》8月24日报道）
爲了讨要欠薪，农民工竟按耐不住心中的愤怒与冲动，非理性地“预谋”杀人，这样的事例让社会惊诧，更让熟知内情的人心酸、同情！我相信，农民工赵飞心本善良，他不是天生的“恶棍”、“社会渣子”，动辄居心叵测地想去杀人。好在赵飞及时向媒体袒露心迹，并在记者的说服下放弃想杀人冲动，避免了一场人间悲剧。
但类似像赵飞有杀欠薪老板冲动的农民工并非个别，并且，最近几年，农民工通过自焚、跳楼、爬塔吊等非理性手段讨要欠薪的案例司空见惯，通过杀欠薪老板等极端恶性报复事件也是不断上演。报载，山东省招远市一工人向一家养鸡场场主讨薪，屡次未果，结果竟将老板的妻子和儿子砍死；因爲老板拖欠40元工钱，被20岁的打工小伙顾春一怒之下捅死等。
面对已发生的血腥案件，以及想要杀欠薪老板的“赵飞们”，应该引起谁的警醒呢？
我想，首先是那些已欠薪或者准备欠薪的老板们。“欠钱还钱，天经地义”，从法理上讲，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按月以货币的形式支付给劳动者工资，欠薪，属於违法行爲；从利益关系上讲，农民工付出的是血汗，是劳动力，老板支付的是工资，挣取的却是利润，双方的雇佣关系实现的是“双赢”；从情理上讲，农民工挣的工资，是用来养家糊口的，是维系一个家庭生存的支撑，欠薪，意味著这个家庭没有了希望。欠薪，自然会把有些农民工逼上绝路而铤而走险。作爲欠薪的老板，有必要因爲欠薪把自己置於危险的风口吗？
其次，应该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惊醒。农民工是国家公民，其被侵权行爲，理由得到法律、政府部门的及时庇护，而不能听任农民工以非理性的方式“ 维权”。一谈到维权，很多人就冠冕堂皇、侃侃而谈，什麽寻求工会、政府、法院等部门，
以正常途径维权如何。我不能否认，依法讨要欠薪，本属於农民工正常维权途径。但现实是，依法维权的“高成本”（包括时间、精力和金钱），让农民工望而怯步，退避三舍，对欠薪，要麽忍气吞声，自认倒楣；要麽以非理性手段“自我了断”。因此，从农民工想要杀人等非理性维权行爲中，政府与执法部门应该反思自身执政、执法中的缺陷与漏洞，要及时修补、完善，避免公权、法律的闲置。
当然，作爲被侵权的农民工应该保持理性，别做违法的傻事，毕竟，违法维权，伤害的不仅是欠薪的老板，而且也包括自己以及无辜家人。可以说，讨薪民工想杀人，是当今社会不和谐的音符，是一种损害社会整个利益的危险信号，希望社会千万别等闲视之，甚至当成一种笑料一笑至置之，而应该高度惊醒，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防范、杜绝。
2006年08月27日 人民网 作者：惠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