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的业余生活:进京10年没去过天安门

2006年08月21日
迄今爲止,中国农民工进城已近30年。
  在普通市民的印象中,农民工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他们衣衫褴褛,从事著城里人不愿意干的劳动强度大和环境恶劣的工作,整天拖著疲惫的身子,除了干活还是干活,他们像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野百合。台湾歌手罗大佑有一首歌叫“野百合也有春天”。农民工的春天更多地体现在他们的业余生活中,那麽,他们拥有的是怎样的一个春天呢?
  
  “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辛勤把活干/心里头淌著泪我脸上流著汗……”北京朝阳区北双桥的一个马路边传来整齐的男女声多重唱,显然这曲目还停留在10年前的歌唱水平上,除了这支歌,基本上就是“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之类。民工老蔡是晚间唱歌票友会的组织者,像这样经常参加活动的有四五个人,被戏称爲“常委”。
  他们就住在不远的工棚里,每天晚上大约8点半之后,就自动集合。马师傅用二胡充当乐队,老蔡喊上开水泥店的老板娘,联欢的帷幕基本就拉开了。
  53岁的老蔡是马路对面楼盘施工工地的工人,前年从牡丹江来到北京的:“我好唱两口,不太会唱戏文,马师傅是南边这个小区的,看到他一个人干拉,我就干脆跟他配合了。”今年7月初,在这里开水泥店的东北老乡马玉花(化名)也加入并且升爲领唱,“乌七八糟票友会”正式成立。马路南面,将近400米的临时大排档上方,拉起一盏盏的白炽灯,成了他们的舞台灯光。这里每天晚上都有20人左右的铁杆听衆。
  “抽袋烟,解心宽。可我不抽烟也不喝酒。唱歌挺好,这就算是穷开心吧。”每月挣一千多块钱的老蔡这样解释他的“穷开心”,这样的“穷开心”也并非每个从事建筑的农民工所能有的。
  “我去过天安门!”
  瑞气副食店的晚上生意很好,两块钱一包的“沙河”牌香烟每晚都能零卖出去四五条。老板的诀窍是,晚上把21寸的彩电放在外面,民工们就都围过来看,多的时候有50多人。
  小孟是依依不舍离开这里的,他还要加班。
  没人逼他加班,但每天10个小时之外,多出的干活时间算加班。小孟很勤劳,每天都要主动加两个小时。“我们每天起码要干13个小时,加班可以多拿钱!”小孟所在的工程装修队部分农民工来自陕西安康,工头和他们都是彼此相邻的乡亲,当初工头找他来北京“干建筑”,一来就是10年,10年中连自己都数不清转了几个工地,现在小孟已经是而立之年。
  怀柔距小孟的住处有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程,这段是他最喜欢走的路线,车行的尽头是他的媳妇。媳妇爲了能和小孟在一起,也在小孟进京不久,到怀柔一家服装厂找了一份工作,“她收入没我多,但那里干活不累,时间比我富裕,也能请假。”尽管工地一人一个坑,但小孟还是坚持每个月去媳妇那里和她呆上一两天。结婚8年,还没要孩子。当初来首都心里都想著天安门,但在北京两个人都没怎麽出去玩过。
  食堂是小孟喜欢的地方,大家闹哄哄地打饭,然后再闹哄哄地吃。晚上吃完饭就在瑞气副食店前看会儿电视,最多不超过半小时,然后走路10分钟到工地加班,一般每天都要加到淩晨两三点,“早8点准时上班”,小孟认真地说。这样的工作时间决定了他一进工棚便倒头大睡。“都没去过天安门!不瞒你说,我甚至快10年没看电影了。”
  河南滑县的小张在看电影上比小孟幸运,不但看上了,而且还是国外的片子。工地上前几天来了不知是哪里的放映队,“支上大白幛就放,我看不懂,看不懂也看!”小张20岁的眼睛里显出一种异样的贪婪。
  最奢侈的事,是和工地的小弟兄们到大排档喝酒。如果高兴,小张每个月能有3次光顾大排档,因爲每隔10天,工头就给他们发50元钱。
  大冯是“水郡长安”工地的保安,他从湖南常德来到北京,就是想看看首都。来北京两个月就请假跑去看了天安门,从升旗到降旗。由於没钱,大冯只在故宫的外面转了转就返回了。“我去过天安门!”他有些自豪地说。他下一个目标是攒钱去长城,他认爲到了北京不到长城是件极没面子的事情。和大冯同样是月薪800元的小王,看起来还是个孩子。他来北京半年了,天天在工地让他心烦,而每月800元的薪水使他“挣个脸给家里看看”的心思落了空。他准备回家,在拿到工资后,小王说他马上就去天安门玩,还有颐和园也一起看了。
“北京哪会有我媳妇”
  昏暗的灯光中,53岁的老贾在抽烟。
  这个工棚楼是搭建的三楼,老贾坐在一楼看那台“雪花纷飞”的电视,这还是爲了保安值夜班从废品回收站购置的。
据老贾说,这电视在工棚区只有一台。周围是架子床和薄楼板,地板黄暗,每个床头都是各种各样脏鞋子。
  老贾负责后勤,自称“别人不管的事情我都管”。部队出身的老兵使他更习惯用术语来介绍,比如他的伙食人员数量,他说“有一个班”。他所在的建筑单位总共有700多人。除了炊事,还负责库房管理,平时基本没有时间出去。就在工棚区转悠,因爲随时会有事找他。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等工友散工回来,找人下象棋。他房子里的象棋桌,是5年前从收费品的那里5元钱买来的。来北京10年了,但老贾几乎没到街上逛过,虽然也没少在西单、王府井等繁华地带施工。
  “10年我老伴儿来过3次,都是在周围转,没领她去什麽地方,天安门也没去。”老伴儿来的时候,老贾到外面租了间月租100多元的房子,自己做饭。他有3个孩子,都成家了。他打算踏踏实实攒几个钱,给家里增加点收入,“其他的没啥想法”。老贾尽管舍不得花钱,但每年春节,他都要坐火车回河南安阳与家人团聚。
  珠江绿洲小区的南面是一条河,东西向横亘,桥面很宽,一到晚上,三三两两的农民工纷纷到这里来“赶集”,除了围在两个书摊上看免费书的一群人,更多的则是席地而坐,抽烟聊天。在桥上兜售盗版碟的小赵对记者说:“这书都很便宜,都是黄书!”小黄在这里的生意一点也不好,站了两个多小时只有看的,但没卖出一张,他一点也不懊恼:“这是顺手的事,我就是来散散心。”民工看不懂大片,再说他们哪里可能有DVD机呢?
  民工太多了,桥上也没有路灯,居民们来这里的很少,所以这里可以看成是农民工俱乐部。
  桥南下坡西面一排小店前,都支著台球案子,不论是谁,一块钱一杆,生意很好。很多光著膀子的农民工小伙子在那里捅台球,既有玩球的,也有排队替补的,也有在旁观看的。“等不了多会儿,他们不会超过三杆。”9点才下工的小蔡叼著红梅香烟撇著嘴说。小蔡说自己比这些人都牛,因爲他每天至少在这里打两杆,刚才在饭店吃的也是水煮花生喝的扎啤。这个来自重庆的小伙子说自己看的开,有活就干,有钱就花,不攒著。“不像一些人,超过5块钱的菜不敢点,比沙河贵的烟不抽。”
  小蔡没有物件,也不想找:“过一天算一天,北京哪会有我媳妇!”
  小赵虽然和小蔡很熟,但他认爲自己卖碟轻松潇洒自然属於白领,小蔡之类的算民工。有一次上网看到了“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这句话从此就成爲自己的远大理想。
“我把这里就当家了”
  “我有MP3,光磁带就有一大包,还有VCD碟片,好多呢!都自己买的。房子里面没电视,我几乎不呆在屋里。
”张艳艳一脸灿烂。她今年25岁,从山东曲阜来京7年了。“家里没什麽发展前景,你如果到了我们那里就会发现大都是些老年人。”艳艳现在在一家酒吧“发展”,还是个小领导,负责通知酒商来送酒,虽然有时候工作时间很长,但基本算是清闲,还能歇周末。
  两年前经朋友介绍,艳艳当了一个名爲“协作者”组织的劳工志愿者,这是一个帮外地来京打工者的非政府组织——NGO。NGO免费爲他们提供诸如职业培训、法律援助、健康谘询、维权等服务。
  2004年,在“劳工文艺探访队”举办的元旦晚会上,艳艳担纲主持人,“尽管腿也哆嗦,可我慢慢的就行了。”两年来,“劳工文艺探访队”的许多大型义演活动都是艳艳出任主持人,现在,艳艳抽空就去动物园市场大包地买衣服,还准备参加成人大专考试,“我报的是卫生食品工程专业,因爲我做餐饮,将来回老家可以自己做。”艳艳认爲,北京不是她的家。虽然她现在谈了男朋友,但没有在北京扎根的打算。
  不谈朋友,也不准备结婚的秦钢,虽然来自天府之国,但提到自己薪水的时候,他低头摆手不好意思说。
  秦钢在东直门的一家西餐店做后厨,据他说,这个职位收入和服务员差不多。但时间还好,每天上班8个半小时,其余的时间就是睡觉和玩。12个人住在一个公司提供的有电视的大屋子里,但他一般不看电视,而且习惯只睡6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就是玩。秦钢最喜欢的是蹦迪,曾经跳过通宵。在“协作者”参加劳工志愿者之后,秦钢几乎就没蹦过迪,天天来这个位於东四七条的地方参加各种活动,包括义演。“我现在每周来8次,是最多的,我把这里当成家了。”他感觉在这里,人人平等,可以学很多东西,还能帮助人。“我现在对公益事业比较感兴趣。”在公益义演中,秦钢最擅长和最受欢迎的是他模仿卓别林的表演和魔术,他表演魔术的道具和从家里带来的东西都放在“协作者”办公室,“如果能把魔术当工作,还能赚钱的话,还不错。但时机还没到,如果有机会,我会有些成绩的。”
  “协作者”的首席统筹李涛说,尽管他们很努力,但是还不能解决和分担大部分农民工的困难和苦楚,一是农民工太多,一是他们这样的组织太少。在北京,NGO不超过4家。即使是杯水车薪,但这杯水我们总还是要派上用场的。
2006年08月19日  民主与法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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