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者谈教育医疗问题，有直接对话，也有间接体现，作者是：南昌林金芳、彭兴庭（萧坊），杭州舒圣祥，江苏肖华、陈文祥，广州叶花果，重庆唐厚梅（铃带雨）、徐晓，四川万大成，河北王艳坤，山东毕延河，辽宁崔书君，太原樊仁秀等，重视教改与医改，一并发表，以供讨论。
还有多少教育乱收费没治理？
●林金芳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教育部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治理教育乱收费等情况并答记者问。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教育部党组成员田淑兰透露，2003年以来，治理教育乱收费约达17亿元，这些钱中的绝大部分都已退还给了学生家长。（《新京报》3月22日）
此外，教育部监察局局长刘金平还列举了2003年以来中国治理教育乱收费取得“八个成效”，在此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而言之，看起来真是成果喜人。这次新闻发布会，无疑是教育部的“庆功会”。但是，我还是想怯怯地问一句，治理了这么多的教育乱收费，那又有多少教育乱收费没有治理？
早在2004年，国家发改委曾公布一个“价格举报六大热点”，其中显示，教育乱收费居首位。当时，新华社报导，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每年教育乱收费达200亿元。2003年到2006年，就保守一下，算两年吧，那也有400亿。两年400亿教育乱收费，只治理了17亿，也就是说，只有4.25％的教育乱收费得到了治理。可以肯定，这被治理的17亿元乱收费，只是冰山一角。
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就是许多部门在摆设自己的“成果”时，往往是列出“做了什么”，然后一连串的数字，看得读者眼花缭乱。而对於没做到的，捂著盖子就是不说。
比如说，这段时间，审计部门就搞了一个统计，内容是，2005年，审计相关机构拒绝被审计单位宴请13054次，拒收礼品、纪念品3551件，拒收现金、有价证券及支付凭证等160万元，谢绝旅游、娱乐等活动6280次。然后得出结论：审计的社会形象不断提升。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是比前以拒绝得多了，收得少了，所以形象提升了？诚如有网友所言，审计部门拒绝了这么多“宴请”、“礼品”和金钱，那么，又有多少没拒绝呢？
对於数字，最重要的是要有可比性。还是拿这个治理教育乱收费来说吧，既然要摆庆功宴，总要显示进步的地方。国家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首先要先回顾一下过去，才能展望未来，也只有这样，才有说服力。然而，就一个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17亿，能说明什么问题？一个17亿，看起来是天文数字，怪吓唬人的，可是比一下，原来才知道，只是一只小花猫，没有什么了不起。
乱收费只是大部分退还？
●肖华 (江苏庆丰镇宣传办)
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田淑兰介绍说，通过几个部门下去检查得到的数字，这几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大概有17亿，这个数字是来自各级的治理乱收费的工作部门统计上来的。这部分钱绝大部分都已经退还给了学生家长。(3月21日新华网)
我们从教育部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教育部还是比较满意这几年来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成绩的。17亿绝大部分都已经退还给了学生家长，这些确实不错。但是这些能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吗？
据一些教育专家保守测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总额超过2000亿元，也就是每年至少有200亿元。可是这几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大概有17亿元，一年200亿元，几年才治理教育乱收费17亿元，这一切能说取得显著成效吗？
我们暂且不说这些，就说退还乱收费这件事上。即使按照教育部自己承认的，也不过是绝大部分退还给了学生家长，也就是说几年来还有一些乱收费的钱没有退还给学生家长，这些钱虽然是少数，但对照17亿元的基数，相信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把这些钱分担在一个家庭身上，也会使这些家庭承担不少的经济压力。
乱收费大家都知道，是一笔不合理的费用，是一笔违反法规收取的费用，对於这样的钱，不但不应该收取，即使收取了，也应该无条件的退还给学生家长，更何况是好不容易查出来的教育乱收费，更应该通过必要手段让学校全部退还。可以我们的教育部门，对查处出来的教育乱收费，几年来也没有让学校全部退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不是不退还的原因。没有全部退还，只能说明我们在查处的力度上还不够，除此而外，我们还有什么解释？
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教育部说，三年以来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具有几方面特点：领导高度重视，教育部党组列为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七部委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形成齐抓共管的治理工作机制等等。可是就是在这样的“高度重视、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等情况下，仍没有把查出来的乱收费全部退还给学生家长。这让让人想到，如果不高度重视，不知道还有多少查处出来的乱收费不退还？
这说明了“高度重视”对一些学校是不起多大作用的，有的学校并不怕教育部领导的高度重视，不怕联席会议制度。一些乱收费的学校不怕乱收费的查处，不退还收取的不合理费用，还能说治理乱收费取得很大成效？
教育部门，当说到在“领导高度重视”下，只有“绝大部分钱都退还给了学生家长”，不知道脸红不脸红。要想治理乱收费，不妨从查出的乱收费入手，应当用无一例外的方式处理乱收费的任何学校，否则，难免给了其他学校更大的冒险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查出再多的乱收费学校也是白费。
见习制度：新时代的“上山下乡”？
●舒圣祥 (杭州注册会计师，媒体评论员)
从今年开始，中国将陆续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建立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以帮助回到原籍、尚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提升就业能力，促进供需见面，尽快实现就业。毕业生见习期限一般为六个月，最长不超过一年。见习期间，由见习单位和地方财政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见习生提供基本生活补助。（3月22日《中国青年报》）
2005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338万人，今年将达413万名。虽然统计资料显示，截至去年九月一日，200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高达72.6%，但是谁都知道该数字的可信度极低。因此，缓解如此严峻的就业压力，无疑是政府部门推出就业见习制度的初衷。时长可达一年的见习期，有利於将就业压力推迟延后，也有利於减少“毕业即失业”的教育尴尬——虽然这不是什么“治本”之策，但至少可以暂时缓和矛盾，并为期待奇迹出现赢得时间。
但是，就在这缓和矛盾的表像之下，却隐藏著加剧就业矛盾的隐忧。在某种意义上，见习制度是一种无用的历史倒退，像是一场新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无助於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真正解决，反而向公众传达了“黔驴技穷”的失望感。
首先，见习制度原本就是一个历史怪胎。我们既有实习期，又有见习期，还有试用期，这常常搞得一些毕业生不知所措。实习期是指在校学生到用人单位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时间，与实习单位不形成劳动关系；试用期是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相互了解、选择而约定的考察期，《劳动法》规定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而一年见习期是为适应当初的毕业分配体制，为工资定档等提供依据而设定，见习期间实行见习工资，不得调动工作，期满经考核合格方转正定级。如今，国家早已不提供“毕业分配”待遇，现行法律法规对见习期内权利、义务也没有具体规定，因此，见习制度理应被废止。
其次，见习制度是对大学生合法权益的一种侵犯，将加剧大学生的“廉价化”。见习期间，大学生只能得到基本生活补助，显然要低於正式职工的工资待遇。《劳动法》规定，这种“廉价使用”时间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可见习制度却无故将其延长到了一年，这是涉嫌违反《劳动法》的。见习期间，本来就很低的大学生起薪工资，将再次被砍去一大截，教育投入和产出更加不成比例，“读书无用论”会更猛烈地泛起，进而影响到国之根本的教育大业。
再次，见习制度在制造出虚假就业的泡沫繁荣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企业单位的用人需求量，大学生将面临著更加严重的“一职难求”局面。从根本上说，见习制度是建立在对企业单位“公益性”的充分信任基础上，可是企业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是为社会解决就业问题。见习工资本来就少，加之还有地方财政的支援，有限的工作岗位必然会被大量的见习大学生充斥；而一旦见习期满，在经济人逐利本性作用下，新人会立即取代老人，老人随之失业，从此走入一个恶性循环。如此一来，见习制度将演变成企业降低成本的饕餮大餐，而大学生得到的除了一年被剥削的机会，就是从“毕业即失业”换成了“一年后失业”。
当年的“上山下乡”名义上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就业问题；如今，见习制度说是为了“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可实际奉行的却是同样的缓和就业矛盾的“搁置疗法”。仅就这一点而言，见习制度很像当年的“上山下乡”。
大学生当村官：严酷就业环境下的现实选择
●徐晓 (重庆)
昨天，大学生村官的报名工作已经结束，北京市共有11354名高校毕业生报名村官。由於今年村官的计画招聘人数为2000人，这就意味著录取比例大致为6比1。北京市教委、农委提供的资料显示，2006年北京地区普通高校的毕业生总数约为17.8万人。这就说明，北京市17个大学毕业生中就有一个报名当村官！（2006年03月19日 北京晨报）
这真是一条令人可乐的消息，想不到上山下乡又成了时髦。当然，这个下乡不是去当农民，而是去当农民的父母官。但揣测一下这些愿意下乡当官的大学生的心态，还是很有意思的。
一是大学生当村官的地方是首都北京的农村。北京的地面很大，当然包括北京的农村地面。但首都就是首都，即使在首都的农村，各种条件恐怕也是其他地方所不能比的。这是北京的大学生愿意当村官的第一个理由。
有优厚的待遇是大学生愿意当村官的又一理由。据2月6日《新京报》报导：招聘为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高校毕业生，第一年人均月薪2000元，第二年2500元，第三年3000元。非北京生源北京高校毕业生，聘用两年连续考核合格者，经市人事局批准，可转为北京户口。在校期间已通过北京市国家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的，笔试合格证书有效期延长至其3年合同期满后的6个月，3年合同期满考核合格且具有北京市国家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合格证书的，如北京市用人单位元元需要，经面试合格，可优先录用为北京市国家公务员。
还有什么条件比这样的条件更优厚呢？我想，这恐怕是所有愿意当村官的大学生们的最实在的理由。不必说2000元到3000元的月薪，也不必说两年后可转为北京户口，单是3年后可优先录用为北京市国家公务员这一条就足以让更多的大学生去当村官了。
更为现实的是当下大学生们的就业环境日益严峻。就在3月16日至18日短短三天时间内，北京就有大小近10场针对大学毕业生的招聘会。据最新资料表明，2006年预计全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预计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高校毕业生依然面临结构性就业难题。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上年增加75万人，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3月18日《光明日报》）
另据国家发改委《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披露，2006年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而预计今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於求将达到1400万人。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上年增加75万人，这更清楚的表明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可以说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
由此看来，大学生当村官是严酷就业环境下的现实选择。这种选择很可能不是大学生们发自内心的，而是权宜之计，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的选择。因为，毕竟村官与大学生所学专业相差甚远，据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村干部具有农学背景知识的仅有4％。此外，医学占2％，工学占6％，法学占3％，经济与管理专业的占22％，哲学、历史学以及说不清楚的占18％；理学、文学、教育学三者占总数的45％。（中国青年报01月20日）
这就清楚表明，如果不是把当村官当成留在北京的跳板，或把它当做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权宜之计，恐怕是没有多少大学生真愿意当村官的。
这也说明，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大学生就业更是我国就业问题中带有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大问题。而创造种种优惠条件让大学生乐意当村官只是一种解决就业难的“临时”举措，要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还需要我们的各级政府本著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加以解决。
我的聋哑父母
●铃带雨 (重庆)
父母在聋哑学校同窗十载，结下了深厚情意，毕业时，他们的爱也水到渠成。父母22岁时生下我，两个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人，听不见也说不出，抚养我自然要比正常人付出更多的艰辛。我10个月大时，父母每次外出做小本生意，都用绷带把我松松地拴在床帮上。有一次，绷带留得长了些，我被吊在床边，两头不著岸，"哇哇"大哭起来。父母回家后，从窗外看到我不在床上，以为我被坏人抱走了，於是两人"哇哇"哭叫著冲出院门，一路疯跑著，挨家挨户地打听。一个多小时后，父母没有找到我，就跑回家取钱准备搭车外出寻找，这时才发现了吊在床边的我。转悲为喜的两人轮换抱著被憋得脸色发紫的我，父亲还用一只手使劲揪住自己的耳朵，另一只手做了个割耳朵的动作，母亲则弯曲手指揪著自己的喉管--他们是在恨自己有耳朵听不见、有嗓子不能说啊！我看到父母这么奇怪又"有趣"的动作，居然"格格"地笑了起来，父母也不由得破啼为笑。
一转眼，我背起书包上学了，可一进校门我就受到了很多同学的歧视，他们不叫我的名字，而是叫我"哑巴崽"。我万般委屈地跑回家，揪住母亲的长发又哭又闹，母亲也抱住我痛哭不已。父亲在小院里足足转了20圈，而后用笔写下："女儿别怕，爸爸保证明天起就没人敢欺负你！"那天，父亲去了校长办公室，一头给校长跪下了，并用笔写道："校长大哥，你必须答应我，谁也不准欺负我的女儿，否则我就不起来。我女儿是多么的聪明又脆弱，我和她妈妈已经对不起她了，不能再让她受更多的委屈呀！"校长的眼圈红了，他当即召开校务扩大会议，要求全校师生爱护和扶助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学生。
七年前我高中毕业，家中因供我读书已欠下4万元债。高考过后，我以优异成绩被北京一所著名高校录取。我把录取通知书悄悄藏起来，骗父母说没考上。谁知，我的话一出口，就被父母揭穿：“傻孩子，你的高考成绩我们早从大红榜上抄下来了”。
为了筹集我上大学的费用和应付天天上门的债主，父母痛下决心，要把我们赖以栖身的三间房子卖掉。买主只肯出49000元，父亲急了，又是比划又是写，非让对方无论如何再加1000元，因为还清债后必须余出1万元才够我大学一年的费用。买主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父母手拉著手，在小院里转来转去，后来，父亲把圈里的两头正长膘的大肥猪牵到买主面前。买主还不满意，他又和母亲把笼子里的30多只鸡也捆起来摆在买主面前。接下来，父亲把身上那件半新的衬衣也脱了下来，准备“押”上去……这时，母亲、我、还有买主，都哭了。
我去学校报到那天，父母特地为我做了一桌子可口的饭菜，他们则坐在一旁看著我吃。看著刚40岁就有了白发的双亲，想想今后他们不知栖身何处，我终於忍不住扑在母亲怀里大哭起来。
大学一年级的寒假，我从学校回家得知父母搬到了市郊一座被菜农遗弃的临时房里。为给我积攒以后的学费，他们干起了运送大粪的活儿，因怕干这样的脏活让我脸上无光，於是舍近求远搬到这里。
父母见我知道了他们拉大粪挣钱的事，心里很是不安。晚上，母亲在数一天挣来的零碎钞票时，不好意思地比划著"说"："爸妈无能，你不会嫌我们赚来的钞票脏吧？"我抑制不住地哭了，对父母打著手语："爸，妈，女儿永远不会嫌弃你们。"
就这样，我用父母拉大粪赚来的钱，加上勤工俭学读完了大学，又考上了研究生。父母高兴坏了，手牵手跑到附近的街道上，见谁给谁报喜。别人不懂他们的意思，他们就到商店买了几张大红纸，裁成小纸条，写上"我女儿考上研究生了"，然后沿著街道边走边撤。
去年夏天，我如期拿到硕士学位后，又顺利地考上了博士生。在我进京深造前夕，社区领导特地为我开了一个气氛热烈的欢送会，并让我和父母坐在敞蓬轿车上，沿市中心大街游了一圈。那一刻，我看到父母的眼睛里盈满了喜悦的泪花，他们哭著笑了，而我笑著哭了。
我的父母贫穷而卑微，却以两个小人物的全部能量，把女儿托举到受人羡慕和尊重的高度。面对他们山高水长的爱，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比别的孩子做得更优秀，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尽力让双亲能安享幸福的晚年。我坚信那一天的到来，一定不会太遥远！
留住人才是本事
●万大成 (四川广安)
看一个领导有没有本事，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看他能不能留住人才。在实施人才战略的今天，重视这一点很有必要。
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人才也是这个道理。国家以人兴，事业以才强。留住人才就留住了“第一资源”。人才都留不住，还谈什么用人才、出政绩？同样一个人才，有的单位能留得住，有的单位就留不住，这同留人的本事大小很有关系。历史上的刘邦，自己曾讲过文不如谁谁，武不如谁谁，总之自身实力不大，但他能留得住人才，用好人才，结果人才济济，得了天下。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其本事不小，但就是不会留人才、用人才，导致好多人才“流失”，有的还跑到刘邦那里效力去了，结果弄得众叛亲离，演出了霸王别姬的悲剧。当然刘邦和项羽成与败的因素很多，但能不能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是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这样的经验教训，不仅历史上比比皆是，现实生活中更是屡见不鲜。
留住人才，关键是留住高素质的人才。应该看到，随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各单位对人才的吸引力将会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对人才队伍建设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另一方面意味著留住人才的难度进一步增大，对我们保留人才的水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的领导干部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留住人才要什么本事，一个子：卡。”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人才管理必须讲纪律、讲规矩。该“卡”的时候不是不可以“卡”，但不能代替留住人才的全部工作和要求。有些人才虽然被“卡”住了，但“身在曹营心在汉”，最终还是流失了。简单的“卡”只能“卡”一时，不可能“卡”长久。
掌握留住人才的本事，需要从多方面努力，归结起来，有四句话，即用宏伟的事业凝聚人才，用崇高的精神激励人才，用真挚的感情关心人才，用较好的待遇吸引人才。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每个单位、每个时期的人才队伍状况不尽相同，做好这四个方面要求可以也必须有所侧重，一切从实际出发，拿出本单位的办法和措施，但一定不可偏废。总而言之，只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各级领导留人才的本事就会越来越大，人才济济的局面就一定会形成，各项建设和工作就一定会开创新局面。
人力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毕延河 (山东淄博)
我国科技人力资源达到3850万人，位居世界首位。今后五年内我国将组织研制核电站，同时，研制民用客机已列入未来1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昨天，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新闻发布会上，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和教育部的负责人带来一系列振奋人心的利好消息。（3月11日北京晨报）
我国科技人力资源达到3850万人，研发人员109万人，在世界上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我们有世界数一树二的人力资源和研发人员，并且在生物、纳米、航太等一些重要领域研究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水准，但是我们不是科技强国。我们有庞大的科研人员却没有建立起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不仅没能像发达国家的大企业那样创新、扩散技术，而且不少产业的关键技术自给率很低，特别是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百分之八十以上尚依赖进口。目前中国大中型企业中百分之七十一没有技术开发机构，三分之二没有技术开发活动。中国已经生产了全世界７０％的鞋子，组装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影印机、微波炉和世界上一半的个人电脑，但在名列世界５００强的１４家中国公司中，没有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我国有100多种重要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不少产品却要缴纳昂贵的专利费，导致所获利润很薄，正如一位企业家所说：“卖一台PC机只能赚一捆大葱的钱。”所以，就有了8亿双袜子去换一架飞机的贸易，因为我们没有核心技术。
我们有世界最庞大的人力资源，可是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根据有关研究报告，二００四年中国国科技创新能力在四十九个主要国家（占世界ＧＤＰ的百分之九十二）中位居第二十四位，处於中等水准。不要说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就是韩国相比我们都是落后的。科技部副部长尚勇在深圳公开对上百家企业代表说：“韩国科技起步比我们晚10年，为什么在很多领域韩国远远领先？”为什么呢？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人力资源是科技竞争力的基础，让我们深思的是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人力资源的创造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没有人力资源的创造就是一句空话。中国不缺科技人才，缺乏的是良性的促进科技创新机制。地方上忙於采取“土地换技术、市场换技术”的经济发展模式，企业忙於给发达国家挣那么点加工费，一九九一年至二００三年，中国大中型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始终徘徊在百分之零四至百分之零点八之间，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费用也仅占销售收入的百分之三左右。在发达国家，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一般占其销售额的百分之三左右，高技术企业的这一比例超过百分之五。 官本位思想的腐蚀和官僚体制的束缚，更加限制了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制度是影响和制约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近现代世界各国的经济兴衰无一例外地与技术创新相关联，而技术创新优势的前提是制度优势。新制度经济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有效的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不仅有影响，在某一阶段这种影响甚至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没有创新机制，人力资源的浪费就是最大的浪费。
让“睡眠日”成为“睡眠权益保护日”
●崔书君(辽宁锦州)
据《新京报》3月20日报道，“现在失眠人群中，中青年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小学生普遍睡眠不足，很多初三高三的孩子每天睡不够6小时。”21日是“世界睡眠日”，19日，中国睡眠研究会表示，将从4月开展“健康睡眠进校园”活动，让学生从小养成健康睡眠的习惯。
另据《新京报》3月19日报道，在中国大中城市，高达57%的成年人在过去12个月中病发睡眠障碍。本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18日，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李舜伟教授公布今年年初，在我国京沪穗宁蓉杭六城市普通人群中同时进行的失眠现状调查。
３月２１日是世界睡眠日。世界睡眠日是由国际精神卫生和神经科学基金会於２００１年发起的一项全球性活动，并将其定在每年的３月２１日。但是睡眠日一般都把重点放在宣传上，引起人们对睡眠重要性和睡眠品质的关注。实际上它的“职能”也仅此而已。
但是，我们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睡眠不足不仅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重视程度，更重要的是身体和心理上的压力造成的。甚至有很多是因为别人的强迫，剥夺了自己的睡眠的权利。尤其是儿童。
现在的中小学生周末“上班”忙，多数儿童患睡眠障碍。虽然教育部禁止学校办补习班，但民办教育机构主办的补习班遍地开花。
其实被强迫剥夺去睡眠权益的又何止是孩子？大人也被不同程度地剥夺著。但这因为种种压力和原因，不能像孩子那样童言无忌地说出来。更多的时候，因为工作，因为领导，即使被加班加点，被剥夺了睡眠权益，他们也会选择沈默、接受甚至“自愿”。他们的睡眠权益也该受到重视。
虽然有很多人因为生活的压力、生存的保障，自己给自己找累，自己夺自己睡眠。但更多的却是被别人所剥夺，他们的睡眠权利得不到保障。所以，世界睡眠日，与其重点提倡、宣传睡眠的重要性，不如重点放在保护睡眠权益上。
当然，想要重点放在保护睡眠权益上，就必须提高它的职能。否则，它就只有“说”的能力，没有“做”的能力。笔者想到了刚刚结束几天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不如让“睡眠日”成为“睡眠权益保护日”。
那么，就不能只靠睡眠研究会等民间部门来做这件事，而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组织和参与，把这个日子作为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的延伸，保护公民的睡眠权益，也设立专门的电话来让公民投诉。
重奖，贵在重“奖”！
■陈文祥 (江苏庆丰文广中心)
以往只评选“三好学生”的小学，现在竟也颁发高额“奖学金”了！昨天，中山石岐中心小学校长兼大信学校校长李筠瑞向记者透露，该校每年将拿出50万元，作为小学生的“奖学金”，全校的“三好学生标兵”，都可获得高额奖励！（3月22日现代快报）
我不明白，如今是否已经步入“天价”时代，动不动就冒出个天价来，天价治病，天价筵席，天价开水，真不知，这天价“奖学金”，是否还叫“奖学金”？涉世不深的小学生，多少在为荣誉而战？为学业而战？多少会为拿奖学金上网吧、游戏厅，买好多好东西而深陷其中？又会使多少小学生增强拜金意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每一个学生的追求。做“三好学生”，拿“奖学金”，更是每一个学生的梦想！但不是人人都可实现的，学校为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来点精神和物质奖励，本合情合理，无可厚非。不过，有必要50万元重奖吗？重奖，贵在重“奖”，难道非得重钱才叫重奖？‘十佳少年’、‘三好学生标兵’、‘学生成绩优异奖’、‘竞赛成绩突出奖’，这些殊荣称不称得上重奖？非得要在钱上一决雌雄？少了钱的重奖，是否就没了“含金量”？
时下，我们虽说处在节约型社会，但奢侈之风、浪费之风并不见多大收敛。就拿颁奖这种小事说，曾几何时，不说“奖学金”一毛不拨，大凡重奖，也仅仅几本书籍、文具笔记之类，再加一张奖状，哪个表彰会开砸了？哪个“三好学生”感冒了？谁敢说，哪时的重奖就没有含金量？颁奖之后学生就不肯学习了？
不容置疑，如今的重奖，已经早已变味走调！含金量“突飞猛涨”，奖励标准“只涨不退”，从冰箱、彩电，到全套家俱，从房子到车子，红包从几百，到几千，到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只奖得“昏天黑地”，“地动山摇”！有实力的来奖，没有“银子”的也打肿脸充胖子奖，更有甚者，为“奖”而“奖”，你“奖”我，我再“奖”你，互奖皆大欢喜！还有的“烂奖”，该奖的奖了，不该奖的也奖！也有的在奖上大做“文章”，大发特发“滥奖”，能一个奖“完工”，非要“超生”多胎，能一个大“综合奖”了事，非得家家户户齐上阵。从而是颁奖成了“负担”、“奢侈”、“浪费”的代名词！重奖的要义更是荡然无存！
学生们读书已十分幸苦，何必再让他们背上重奖的包袱！
纳税人没有义务为公务员“提素”埋单
●舒圣祥 (注册会计师)
到今年6月以前，上海市委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部门的公务员必须修完MPA（公共管理硕士）核心课程的全部课程；而上海市人事局的目标是：在2008年上半年之前，全市所有47岁以下公务员必须完成MPA核心课程的培训。培训情况将作为公务员上岗、任职、考核等的重要依据，对达不到培训要求的公务员，将视为考核不合格，并在一定期限内予以调整。（3月17日《东方早报》）
一边看著这条新闻，一边读著《学习时报》上的统计资料：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7%左右；1999年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作为一个纳税人，心里该是什么滋味呢？虽然新闻中没有关於培训资金来源的只言片语，但毋庸质疑的是，MPA又将成为财政支出一个新的“增长点”。
借用最近很热的一个词来说，公务员MPA培训，实际也是一种“福利腐败”——纳税人贡献的公共资金，成了掌勺者给自己添菜的私人餐资。我无意於讨论公务员MPA对提高政府服务水准和公务员综合素质会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因为这根本不是“培训后参加考试”所能评估出来的；甚至於原本就只是一个藉口，即便最后事实证明培训无效，花出去的钱也是泼出去的水，不会退还纳税人一分。
真正应该被关注的问题是：公务员读MPA以“提高素质”为何要纳税人掏钱？换言之，公务员“提素”，到底是公务员的事，还是纳税人的事？众所周知，公务员与纳税人并不是“被包养”与“包养”的关系，而是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关系，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和其他所有的服务关系一样，适用“优胜劣汰”、“择优录取”的原则。公务员理当有必要的职业危机感：跟随时代发展步伐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从而保住饭碗不被“主人”淘汰——这和其他所有职业人在就业压力和工作压力面前积极“充电”是一个道理。
而且，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在当今中国是非常热门的，很多人欲削尖脑袋往里钻而不得。既然“竞争”如此激烈，门外等待进入的人又那么多，门内的人更应该有“今天不努力干工作，明天就努力找工作”的危机意识，更应该积极主动地去提高自身素质，而不是等待政府组织的培训——门外自己掏钱培完训想要进来的人可是多如牛毛啊。如果完全遵从纳税人的意愿，纳税人是宁愿选择已经具备高素质的人来为自己服务，还是宁愿选择出钱给不具备高素质并且不准备主动提高素质的人去培训呢？
“47岁以下公务员必须完成MPA培训”，反映出公务员机制“入口”与“出口”的双重僵化：“入口”僵化让有能力有素质的人无缘进入；“出口”僵化让无能力无素质的人得以继续“等靠要”。
一定意义上，正是“能上不能下”的僵化机制，耗散尽了公务员的主观能动性。因此，给公务员以职业危机感，让他们变得主动起来，才是提高政府服务水准与公务员综合素质的关键所在。而MPA肯定培训不出来这些；相反，“大包大揽”的MPA培训恰恰是对僵化机制的强化与巩固。
时评:两个世界“第四”羞辱了中国医改
●叶花果（广州）
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正面临尴尬境地：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3月18日新华网）
两个倒数世界“第四”，两个截然相反的排名道出了目前中国在医疗体制改革中的困惑，也狠狠地羞辱了中国医改。多年前政府就已经开始推动医疗体制的改革，但是改革的总体效果可以说“相当地”令人不满意。去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对医疗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几乎将中国20年的医改之路全面否定。如今，两个世界“第四”的排名再次印证了中国医改的失败。纵观中国现有卫生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局面，我们发现处於高端的城市大医院发展越来越快，而低端机构尤其是农村乡镇医院、城市社区医院等逐步萎缩，甚至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这样的现状是不能用“国家经济还不够发达”“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解释得了的。
本来，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地位还让我们有些信心和自豪感，可是倒数第四却让我们有些目瞪口呆，这说明有不少比我们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其国民在医疗待遇与医疗公平方面享有的医疗福利比我们好。为什么人家比我们穷却能做到，而我们却做不到？答案不妨就从中国近20年来在医疗卫生领域实行的市场化机制中去探寻。由於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过多地利用了市场化机制，导致了政府职能逐渐弱化，公共财政投入日益减少，其直接后果一方面造成医疗费用不可遏制的上涨，另一方面使得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为扩大收入转向发展昂贵的专科治疗性服务，导致普通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日益严重。
展望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的方向，追求公平，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据测算，要构建这样一个体系所需要的投入大致在每年1500－2000亿元之间，相当於2005年中国3万亿元财政总收入的5－7％，相当於2005年中国GDP总量的1－1.5％，相当於目前中国卫生总费用的1／4－1／3。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能力是可行的。而目前中国政府的公共投入仅为总需要的17％。原来差距，就在这里。
在一个国家中，只要政府把普遍地提高每个国民的生存品质看作是第一位的事，就会在保障公民的健康上花钱。两个世界“第四”的排名，狠狠地羞辱了中国医改。未来究竟如何，中国医改是否能够发奋图强，能否给我们一个满意的医疗保障，我们在殷切地期待和关注。总之，中国医改千万别再让我们继续失望！
原来牛津也剽窃，英国也踢假球
●彭兴庭 (江西财经大学)
郝海东又放出大话来了：“别光说我们中国足球有假球，人家英国也有。”这话怎么听怎么耳熟，不光是从郝董的嘴里说出来，分量有些不一样，而是这样的句型、语气和感情色彩，是多么的“似曾相识”。（《成都商报》3月19日）
不巧，牛津大学近日也首次承认，该校学生都普遍有剽窃行为，而且他们的导师往往对此毫无察觉。於是，我看见有网友留言，哦，原来牛津也剽窃，个中含义，耐人寻味。
同样，我还记得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一次发布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官员陈锡文就户口问题答记者问时强调，户籍制度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世界上还有其他不少国家也实行了户籍制度。其他国家也有“户籍制度”是我们国家也应该“城乡分割”的理由吗？为什么不说联合国公约还有“迁徙自由”这一条呢？
今年1月初，美国发生了一起矿难，13名矿工中12人遇难。“美国也有矿难”，这条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大江南北。各大网站和报纸纷纷拿出最显要的位置登载，或专栏，或请专家评判，网易甚至还弄了一个专题，享受著比此刻发生在安徽的“望峰岗瓦斯事故”更“优越”得多的地位。同是1月初，安徽省淮南矿业集团的这次矿难，刚好也是12名矿工罹难。可是，翻遍各大网站和许多报纸，愣是没找到这条消息，即使有，也只是新华社寥寥数语。
美国矿井也塌方，美国轮船也会沈，美国飞机也失事，美国山林也著火，美国也有穷人，美国也有高考，美国院士也有水份，美国学术也有造假，美国也有冤假错案，也有罚款指标……对於国内的“丑”，或许我们真是“审丑疲劳”了，但对於国外的“丑”，我们则有著多得多的兴趣去评判，当面对质疑或需要寻找搪塞的藉口时，就会来一句：国外也有。国外正在遭受“恐怖袭击”，难道我们也应该有吗？
牛津也剽窃，英国也踢假球，说明白了，这是一种典型的“比丑”心理。就像鲁迅笔下的癞头阿Q，除了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之外，他还会跟“又癞又胡”的王胡躲在墙根比捉身上的虱子。说到“比丑”的阿Q精神，我不小心又看到一篇文章，文章说“国外也有阿Q精神”，甚至一二三四地把林肯、契诃夫这些伟大人物也列举出来，仿佛在说，看，他们的阿Q心态。
“比丑”的心理背后，何尝不是一种“弱国心态”。什么是“弱国心态”，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说，第一是喜欢夸大自己的成就和优点；第二是不喜欢提及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第三，则是很介意人家的批评，不能冷静进行反思。我看，还得加一条，那就是喜欢拿自己的缺点跟别人比，然后说，瞧，国外也有。
《论语•卫灵公》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当我们身处劣势时，本应该“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然而，这样的“比丑”，不是在“反求诸己”，而是在“反求诸人”。
经济越发展，人民越“幸福”吗？
●萧坊 (江西财大研究生)
据报道称，深圳正尝试将居民幸福感纳入官员考核指标，享受与GDP同等的地位。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上，“居民幸福感”也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概念，《解放军报》为此还发表了一篇评论《幸福正向我们走来》，大胆地预测“你幸福吗”有可能在今后几年代替“你吃了吗”。（《中国青年报》3月20日）
“幸福”，《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解释是，“(生活境遇)称心如意。”还配了这样一个例句：“随著经济的发展，人民越来越幸福。”（《了望》周刊3月17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是GDP，难道，GDP增长越快，规模越大，人民就越幸福吗？
对於什么是幸福，恐怕远不是《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的那么简单，可以说，13亿中国人有13亿种答案。尽管幸福因人而异，无法找到客观的衡量标准。但所谓，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则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相似之处就在於，它是一种良性的快感，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美国一位名叫罗伯特•莱思的政治学者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包括金钱、财富、权利、美色、爱情、自由和民主，不过是实现幸福这个目标的手段而已。
作为衡量物质丰富程度的GDP，它也只是人类追求幸福感的一个手段而已。然而，GDP增长却是通往幸福的必由之路。幸福也是有起点的，正如“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万万不能”，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谈得上幸福指数。各种的研究也表明，经济状况在大体上与幸福感是呈正相关的。如，富人比穷人更幸福，因为较高的收入不仅可以带来更多的物质享受和权利地位，也会伴随更高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可是，同样也有研究表明，比如说，二战后美国的人均收入增加了很多，但平均的快乐水准却没有增加。收入的影响是相对的，它也依赖於社会比较。比如分配偏差、相对剥夺感。此外，GDP规模的膨胀，会伴随著环境破坏、交通拥挤、情感变得不稳定等。这些都是影响幸福感的仲介变数。这一点在国内也很明显，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
“随著经济的发展，人民越来越幸福。”这是一种不全面的判断。可以肯定，GDP的增加，会带来幸福感的递增，但这种正相关，却是一种边际递减。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GDP即使增加一点点，居民的幸福感就会增加许多；然而，一个发达国家，他们财富大量增加，并不一定会导致幸福感的增加。从数学的意义来说，GDP只是幸福感的一个子集合。这告诉我们，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要让居民拥有更多的幸福感，GDP不是一切。
“幸福感”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幸福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难以捉摸并不是不可捉摸，只是某种程度上提醒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社会的评价体系中，GDP盖过了幸福感，“手段”超越了目标，“工具”淩驾於“人”之上。这是一种错位，也是一种对“人之为人”的异化。
“禽流感”唤醒国民健康意识
●王艳坤 (河北邯郸市粮食行业协会)
题记：突如其来的“禽流感”，像台风一样袭来，击倒了一些人，并将恐慌刮向更多的人。人们把“禽流感”视为瘟神。这的确是瘟神。但是从人类与灾难搏斗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像征服SARS一样，“禽流感”很快就会被彻底征服，这不是梦想，更不是神话。面对“禽流感”，我想起了社会上迅速流传的一句顺口溜：“禽流感不用慌，能治又能防”。这是老百姓的大实话，但是，这让我想起，保持足够的自信、乐观和坚毅，应该是现在我们需要的态度。
预防“禽流感”，要箭在弦上
根据农业部门的通报，最近由於采取严格的疫区宰杀和强制免疫措施，我国的“禽流感”尚未出现大面积蔓延，这无疑是一个好势头，表明前段时间采取的措施开始见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心理将可能出现一种“松动”。
可以这样说，在最初“禽流感”开始出现、一些方面准备不够充分的情况下，群众中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恐慌情绪。随著党和政府全力以赴采取各种措施，并且通过专家向社会广泛介绍“禽流感”的预防和控制措施，以及随著各项措施逐渐见到效果，群众的恐慌情绪正在逐步减少。一些人觉得，“禽流感”也无非如此，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大量的经验教训证明，在事情朝著好的方向发展、事态发生积极变化的时候，人们最容易放松警惕，麻痹大意，也就最容易对各种新的问题和困难掉以轻心。这种麻痹和松懈，很可能导致疫情反复，乃至功亏一篑，兵败垂成。
另外，随著“禽流感”初步得到控制，一种“速胜论”的乐观情绪也悄然滋生。对此，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指出，我们现在虽有可能在同“禽流感”的战争中赢得主动，但是目前还没有盲目乐观的理由。他们认为，对动物的“禽流感”，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成功的预防措施，但是对由禽类传染给人类的“禽流感”，人们知之甚少。特别是对这种“禽流感”病毒的分离、培养、观察、分析，对“禽流感”疫苗的筛选、测试，以及对抗体的效果、基因测算都仍需要时间。因此，专家们保守估计，至少要３至４年的时间，人们才有足够的底气对“禽流感”彻底说“不”。对世卫专家的意见，我们应予高度重视。前不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曾专门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禽流感”防治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反复性，再接再厉，毫不松懈，巩固成果，防止反复。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禽流感”疫情一大特点就是传播快。没有发生疫情的地方要克服侥幸心理，发生疫情的地方要克服麻痹松懈的思想。“禽流感”疫情流行的特点，要求我们一定要反复抓防控工作，除了对疫区要坚持严格的宰杀和强制免疫措施外，还要要对涉及人员做好跟踪观察工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打攻坚战的准备。只有各项工作周密有力，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
“禽流感”唤醒国民健康意识
突如其来的“禽流感”疫情，是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而它带给人类的健康意识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对整个社会变革的要求，往往超过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理论灌输和观念积累。
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到，过去出现过“非典”，最近发生了“禽流感”，以后也难免不会出现其他尚未认知的传染病毒。这就需要我们的有关部门加大对各类传染性疾病和卫生知识的宣传力度，加强防疫措施，使防治“禽流感”形成的良好做法经常化、制度化；国家口岸应加大管理力度，实行严格的检验、检疫和防范制度，严把病从国门进入；各行各业要像防“非典”和现在的预防“禽流感”这样，注重公共场所的卫生，做到定期消毒，未雨绸缪，防患於未然；广大国民应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彻底改变不卫生的陋习，积极行动起来绿化、美化、净化身边的环境，创造一个文明、健康、快乐的大家庭。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比如，随地吐痰的恶习。我们知道，一口痰，可能包藏著百种病菌，可在几天内在方圆百多米进行传播。然而，为了自己的“一吐为快”，有此“爱好”者竟对这种危害漠然置之。说小，是个人习惯，说大了，则是公德之心的淡漠。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一艘外国客轮上，目睹一个拖著长辫的同胞把一口痰吐在红地毯上，一直萦记在心，并特地著文，欲唤起民众觉醒。然而，先人已去，此习却并未绝迹。 还有，“口无遮拦”、大声喧哗。尤其在酒场，当面红耳赤大呼小叫之时，殊不知细菌病毒也随之四散飞舞。像打喷嚏，本为人之生理现象，但当不遮不拦、声震四处时，就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了，至少，你没有对周围人的健康负责。再有，乱扔垃圾，也是不少国人的习惯。有些修养的，先环顾四周、偷偷摸摸。殊不知，正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意识，导致成车乱倒垃圾的现象仍屡屡可见。一些企业将有毒垃圾或超标污水倾入江河，也属於乱丢垃圾之列，其危害大於乱扔果皮纸屑千百倍。
或许，已经过去的“非典”和现在的“禽流感”，正逼迫我们去改变一些习惯。但笔者更希望，在没有“非典”和“禽流感”的日子里，我们也能在反思自身行为的过程中，遏制自己的一些行为习惯。
保护这样的“黑名单”是谁的责任
●肖华 (江苏庆丰镇宣传办)
自从上海女医生陈晓兰和假劣医疗器械9年“暗战”的故事传开后，许多医疗器械生产销售企业都把她这个“女煞星”列入了“黑名单”，每天总会派专人在网上搜索新闻，查清她的去向。（3月26日新华网)
当前，医疗回扣、商业贿赂、开大处方等已经成为医院和医疗企业的潜规则，在这样的潜规则面前，主动跳出来揭露医疗黑洞，无疑是冒著巨大的风险和损失。陈晓兰这些年来，曾因“影响60%经济效益”的“罪名”被一家医院辞退。许多医疗器械生产销售企业都把她这个“女煞星”列入了“黑名单”。
社会需要这样的“女煞星”，需要越来越多的这样的“黑名单”，可是她的遭遇却再次让人们看到做这样的“英雄”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需要保护。
可是谁来保护她们呢？笔者注意到陈晓兰和假劣医疗器械9年“暗战”的故事传开后，才被许多医疗器械生产销售企业都把她这个“女煞星”列入了“黑名单”的，那么是谁传开的呢？当然不是陈晓兰自己，她一直是“暗战”的。是我们的媒体。陈晓兰被中央电视台评为“‘3•15’2006年度品质先锋”后，知名度大大上升，成了许多媒体报导的新闻人物。她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了媒体关注。可这么做，显然没有顾及陈晓兰的意愿，大家都从媒体上看到陈晓兰，对她的行动了若指掌，她还怎么“暗战”。一次在医院暗访时，陈晓兰的身份很快被人识破。院方一面派人围住他们，一面又去通知销售商赶快来认人。最后，陈晓兰的几个朋友手拉手把她围在中间，硬是撞出了“包围圈”。这次遭遇媒体可谓为医院立了大功。
保护这样的英雄卫生部门应承担起责任。个体医生相对於医院来说，处於弱势地位。当这样的“黑名单”和医院发生矛盾时，卫生部门能否多为他们撑腰，使他们不在被辞退，或被提前办退休手续。
当然卫生部门最好的保护他们的方法是自己多承担监管的责任。如今不少医生和护士都成了替医疗器械生产商和销售商吆喝的“推销员”，面对这一张巨大而无形的网，单靠医生一个人显然是太难了。更重要的是这份责任应当由卫生部门承担。正因为卫生部门没有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女煞星”承担了卫生部门应承担的责任，才成为一些医疗单位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卫生部门监督到位，医疗单位怕的不是这些“女煞星”，而是卫生部门。这样，陈晓兰还会上“黑名单”吗？这些医疗企业还会派专人在网上搜索新闻，查清她的去向吗？
医疗企业派专人在网上搜索新闻，查清陈晓兰的去向，把她当作“女煞星”，而根本在乎、不怕卫生部门，这不能不是对一些卫生部门的嘲笑。
当前的卫生部门真的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一些医生能成为医疗单位的“煞星”，成为医院惧怕的对象，可是这样的“煞星”却不是处於强势地位，医院能轻易的撵她们走。可是卫生部门的强势不知要比这样的“煞星”要大多少倍，但就是不能成为医疗单位的“煞星”，还保护不好替自己承担责任的医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示范医院不是“游说”来
●肖华
海南省卫生厅就要求县级以上医院要主动参加医德医风评选活动，并从中评选出6家示范医院来带动其他医院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可没有一家医院报名参加评选。海南省卫生厅纠风办已准备主动去“游说”一些医院参加评选。（3月21日新华网)
为什么没有医院参加评选，难道是标准高，一般医院难以达到吗？显然不是。海南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说，“医德医风示范医院”要带头做到医疗服务中无冷、硬、顶、推现象；无开单提成的行为，群众对该医院的医疗服务满意度达到90％以上等，这些要求虽多，但哪一条不是医院最起码要做到的。可是面对著最起码的要求，仍没有一个医院参加，不得不让人深思。
一些医生对患者冷漠，收受患者及患者亲友馈赠的“红包”、礼品以及回扣已经在医院里司空见惯，根深蒂固，这岂能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回扣红包等行为，可以为医院和医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见义忘义的医院和医生岂能为了“医德医风示范医院”这个招牌放弃到手的利益。而且一旦挂上了“医德医风示范医院”这个招牌，就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一旦被人发现，难免有人用“医德医风示范医院”说事，这对他们收受回扣红包是极为不利的。没有这个招牌更好，别人说他乱收费，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又不是“医德医风示范医院”。
收受回扣红包等已经在医院了形成了潜规则，这个潜规则已经变得很强大，使好多医院都把它当作行医的共同准则。相反的，热情对待病人、不收受回扣红包等虽然是显规则，可是在一些医院里，已经变得很脆弱。让医院报名参加评选“医德医风示范医院”，说到底，是潜规则和显规则的一次较量。可是许多医院都选择了遵守潜规则，这不能不说这次评选是卫生部门的一次意向情愿。
没有医院参加，也说明了靠和风细雨的方式难以打破潜规则，难以建立“医德医风示范医院”。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有不少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就拿学校来说，有示范学校，有重点学校，有师德满意学校等，但仍没有挡住教育乱收费，有时候这些有著招牌比没招牌的学校乱收费更厉害。
为什么这样，还不是因为对这些学校医院来说，更看重的不是招牌，而是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把医院学校“游说”来，能起到什么作用，就可想而知了。它不想做“医德医风示范医院”，可硬要它挂上招牌，它就医德医风示范了吗？恐怕是痴人说梦。而且，把一个医疗服务满意度底的医院挂上“医德医风示范医院”，也是对医德医风示范的亵渎，使招牌含金量大大减低。没有多少含金量的招牌，能起示范作用吗？
所以，我认为对那些医院不愿意参加“医德医风示范医院”评选，我们不能强求，但我们可以加大监督处罚，照样能使一些医院达到医德医风示范标准。
2006年3月27日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