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元GDP生産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这是目前中国安全生産的四个指标。但就是这四个指标，引起了公衆极大的反响。有人不解：死亡人数还能下指标？国家安监总局有关负责人郑重澄清：下“死亡指标”事实上是爲了少死人！（2006年2月16日中国新闻网）
一段时期来，人们把“量化”作标准，什麽都讲“量化”，结果把个好经给念歪了，最后“量化”到让人啼笑皆非荒诞不经的地步：“逮贼”，需要量化，不抓够13名小偷，就不算完成任务，就只能拿总工资的40%；“事故”，需要量化，一年内只能发生一次性死亡10人以上事故两次，或发生死亡30人以上的事故一次，超过指标，“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分管领导就要引咎辞职”；“尸源”也要量化，殡仪馆每年的火化数爲1200具尸体，每增加或减少10具尸体将被奖励或扣罚1个考核分，并相应奖励或罚款200元。
“量化”本来是个“好经”，量化管理的目的是爲了发现问题、改进管理，并爲目标管理服务，一个充满数位和图表的“量化”是很漂亮的，但绝不如此简单，量化体系一旦遭遇扭曲就会发生许多奇怪的事情：超市里没有小偷怎麽办，要不要扮个小偷去抓抓？事故中一次死亡“只有”20多人，这样的领导难道就不要辞职？一年内发生事故不止两次，但一次性死亡人数均不足10个，这样的官员就能继续当官？再有，如果下面隐瞒事故真相，修改死亡人数，是不是就可以让他的乌纱帽永保无虞？过去只听说，学校争生源、服务业争客源，而“争死人”闻所未闻。“尸源”指标的出现岂不是说死人越多就越好，不死人或死人少就等於工作没做好？
把死亡人数作爲量化指标，那还会有多少人对生命産生敬畏之情呢？无论死20人还是30人，只是量的不同，没有质的区别，都是以生命丧失爲代价的。对安全生産进行指标量化，从而达到少出事故、少死人的目的，想法不错，然而，如果不把安全生産放在心上，设这样的指标又有何用呢？这种以生命的多少来衡量安全生産是否达标，既是对死者的不尊重，更是对生命的漠视。至於遗体火化以完成数量多少作爲奖罚标准，实际上是以死多少人爲基础指标，而一个时期内的死亡数量多少又是人的主观努力无法控制的，那麽，这样的指标怎麽好说完成或超额完成呢？
指标是刚性的，但指标也有真假，“指标造假”的现象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少见。无可否认，我们的行政管理工作，通过目标、任务、数位等考核是必要的，一些部门的“量化”考核方法是恰当的，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指标难以直接量化，有些专案即使量化了意义也不大，过分使用量化考核评价体系，难免会産生弊端，也容易挫伤或抑制创新思维，从而有碍於社会科学地发展，滋生浮躁、肤浅……这也从另一面折射出我们社会传统的、而且现在仍常见的一种“政绩”观。这种“政绩”观以具体指标爲向导，以指标完成爲目的，而忽略了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完成目标的程式，忽略了精神的价值和意义，其科学性、激励性体现在哪里呢？
2006年02月17日 红网 作者：严宝康
一段时期来，人们把“量化”作标准，什麽都讲“量化”，结果把个好经给念歪了，最后“量化”到让人啼笑皆非荒诞不经的地步：“逮贼”，需要量化，不抓够13名小偷，就不算完成任务，就只能拿总工资的40%；“事故”，需要量化，一年内只能发生一次性死亡10人以上事故两次，或发生死亡30人以上的事故一次，超过指标，“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分管领导就要引咎辞职”；“尸源”也要量化，殡仪馆每年的火化数爲1200具尸体，每增加或减少10具尸体将被奖励或扣罚1个考核分，并相应奖励或罚款200元。
“量化”本来是个“好经”，量化管理的目的是爲了发现问题、改进管理，并爲目标管理服务，一个充满数位和图表的“量化”是很漂亮的，但绝不如此简单，量化体系一旦遭遇扭曲就会发生许多奇怪的事情：超市里没有小偷怎麽办，要不要扮个小偷去抓抓？事故中一次死亡“只有”20多人，这样的领导难道就不要辞职？一年内发生事故不止两次，但一次性死亡人数均不足10个，这样的官员就能继续当官？再有，如果下面隐瞒事故真相，修改死亡人数，是不是就可以让他的乌纱帽永保无虞？过去只听说，学校争生源、服务业争客源，而“争死人”闻所未闻。“尸源”指标的出现岂不是说死人越多就越好，不死人或死人少就等於工作没做好？
把死亡人数作爲量化指标，那还会有多少人对生命産生敬畏之情呢？无论死20人还是30人，只是量的不同，没有质的区别，都是以生命丧失爲代价的。对安全生産进行指标量化，从而达到少出事故、少死人的目的，想法不错，然而，如果不把安全生産放在心上，设这样的指标又有何用呢？这种以生命的多少来衡量安全生産是否达标，既是对死者的不尊重，更是对生命的漠视。至於遗体火化以完成数量多少作爲奖罚标准，实际上是以死多少人爲基础指标，而一个时期内的死亡数量多少又是人的主观努力无法控制的，那麽，这样的指标怎麽好说完成或超额完成呢？
指标是刚性的，但指标也有真假，“指标造假”的现象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少见。无可否认，我们的行政管理工作，通过目标、任务、数位等考核是必要的，一些部门的“量化”考核方法是恰当的，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指标难以直接量化，有些专案即使量化了意义也不大，过分使用量化考核评价体系，难免会産生弊端，也容易挫伤或抑制创新思维，从而有碍於社会科学地发展，滋生浮躁、肤浅……这也从另一面折射出我们社会传统的、而且现在仍常见的一种“政绩”观。这种“政绩”观以具体指标爲向导，以指标完成爲目的，而忽略了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完成目标的程式，忽略了精神的价值和意义，其科学性、激励性体现在哪里呢？
2006年02月17日 红网 作者：严宝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