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召开的“中国医院协会报告会”上，卫生部部长高强表示，当前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多种原因长期积累造成的，而要解决现在的医患矛盾也不能指望“毕其功於一役”。
高强分析说，导致现行卫生系统“病况”的“病因”有如下六个：
第一，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高强认爲，与改革开放初期因爲医疗资源严重缺乏而导致的老百姓就医困难不同，现在看病不容易更多的是医疗资源结构性失衡造成的。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不仅让社区和农村没有能力承担起基本的医疗功能，而且也让以“高药价、高耗材”爲特徵的过度医疗愈演愈烈。
高强说，目前，全国的医疗资源80％在城市，20％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老百姓得了病在当地得不到有效治疗或者不相信当地医疗机构，只奔大城市大医院，从而让这些医院陷入门诊的海洋中。据统计，北京部分三甲医院都有相当大的就医比例来自外地，也有相当大的比重是非危重疑难病例。“从某种角度讲，它浪费了我们宝贵的医疗资源。对整个国家的医疗技术和可持续发展都非常不利。”
第二，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并且呈逐年下降趋势。高强透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卫生支出曾经一度占到政府总支出的6％，而到2002年，这个数位已经下降到4％。在今年3万多亿元的财政预算中，仅有1200多亿元用在医疗领域。“这个比率不仅远远低於发达国家，而且也低於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高强说，政府投入的缺失造成了公共卫生领域和百姓的基本医疗得不到有效保障。实际上，中国医疗事业大部分的贡献来自老百姓缴税以后再次掏自己的腰包。据了解，2004年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已经占到GDP的5．5％，但是它的构成却很尴尬：政府支出所占比例爲16％强，而老百姓的支出则占到55％。
“不能什麽都推向市场，也不能都要求自费。”高强说。
第三，医疗保险发展缓慢。据统计，2005年，医疗保险覆盖的城镇职工数爲1．3亿，再加上500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只有不到两亿的城镇居民有医疗保障。
在农村地区，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口达到1．7亿，不到8亿农民的四分之一，而且保障能力非常有限，每个人只有30元钱。
第四，药品和医疗器械生産流通秩序混乱。目前，全国有4000多家药品生産企业，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还有12万家药品零售企业。这些企业的成本都不是政府支付的，都需要通过“经营、收费、加价”来维持，所以药品价格不可能不节节攀高。再者，医院目前实行的是药品加成政策，进价越高，加成越多，医院当然不会去进低价药。“整个链条都需要高价药，那麽到老百姓那里价格就不可能低下来。”
高强还提到，虽然国家已经实行了17次药品降价，所涉品种多达万余，但是老百姓却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效果，这与药品生産企业大量生産替代药品分不开。“国家降这个药品的价格，一些药品生産企业就马上停産这种药，再生産新药，结果还是高价药。”
第五，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合理，存在逐利倾向。高强说，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初衷，“肯定不是让它爲政府挣钱，而是爲群衆提供廉价有效的医疗服务”。然而，当前一些政策上的矛盾致使这个目的越来越难以实现。
高强说，既然是公立医院，就应该保证对他们的财政投入并且加强监管。“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方面是目前政府投入很少，每年的拨款仅占医院总收入的7％～8％，其余90％以上都是靠医院自己组织医疗服务得来；另一方面，政府对医院的收支又不管，任凭医院自由收费和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作爲一个医院院长，自然要追求利润。“有了钱大家分，自然上下都高兴，但是群衆的利益受影响。”而在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主导地位则让这种情况有可能发挥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第六，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力。高强坦言，当下职能部门对医疗服务缺少强有力的监管手段，对医疗机构的规模、大型仪器的购置和新技术的采用都没有特别“管用”的监督办法。“行业监管确实有困难。”
高强认爲，正是由於上述原因造成了如今“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更造成了如下事实：
2003年，卫生部进行了第三次全国卫生医疗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48．9％；患者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高达29．6％；在住院患者中，主动提出提前出院的比例爲43．3％，其中六成以上是因爲支付不起相关费用而提前出院的；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更是从1998年的63．7％上升到75．4％；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民占全部贫困农民的比例上升到33．4％；在西部地区农村，62％的患者因爲经济困难应治疗而没有治疗，75．1％的患者还没有治愈就要求提前出院。
“这些数位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了城乡居民的就医困难。”高强说。
2006年02月19日 中国青年报
高强分析说，导致现行卫生系统“病况”的“病因”有如下六个：
第一，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高强认爲，与改革开放初期因爲医疗资源严重缺乏而导致的老百姓就医困难不同，现在看病不容易更多的是医疗资源结构性失衡造成的。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不仅让社区和农村没有能力承担起基本的医疗功能，而且也让以“高药价、高耗材”爲特徵的过度医疗愈演愈烈。
高强说，目前，全国的医疗资源80％在城市，20％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老百姓得了病在当地得不到有效治疗或者不相信当地医疗机构，只奔大城市大医院，从而让这些医院陷入门诊的海洋中。据统计，北京部分三甲医院都有相当大的就医比例来自外地，也有相当大的比重是非危重疑难病例。“从某种角度讲，它浪费了我们宝贵的医疗资源。对整个国家的医疗技术和可持续发展都非常不利。”
第二，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并且呈逐年下降趋势。高强透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卫生支出曾经一度占到政府总支出的6％，而到2002年，这个数位已经下降到4％。在今年3万多亿元的财政预算中，仅有1200多亿元用在医疗领域。“这个比率不仅远远低於发达国家，而且也低於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高强说，政府投入的缺失造成了公共卫生领域和百姓的基本医疗得不到有效保障。实际上，中国医疗事业大部分的贡献来自老百姓缴税以后再次掏自己的腰包。据了解，2004年我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已经占到GDP的5．5％，但是它的构成却很尴尬：政府支出所占比例爲16％强，而老百姓的支出则占到55％。
“不能什麽都推向市场，也不能都要求自费。”高强说。
第三，医疗保险发展缓慢。据统计，2005年，医疗保险覆盖的城镇职工数爲1．3亿，再加上500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只有不到两亿的城镇居民有医疗保障。
在农村地区，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口达到1．7亿，不到8亿农民的四分之一，而且保障能力非常有限，每个人只有30元钱。
第四，药品和医疗器械生産流通秩序混乱。目前，全国有4000多家药品生産企业，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还有12万家药品零售企业。这些企业的成本都不是政府支付的，都需要通过“经营、收费、加价”来维持，所以药品价格不可能不节节攀高。再者，医院目前实行的是药品加成政策，进价越高，加成越多，医院当然不会去进低价药。“整个链条都需要高价药，那麽到老百姓那里价格就不可能低下来。”
高强还提到，虽然国家已经实行了17次药品降价，所涉品种多达万余，但是老百姓却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效果，这与药品生産企业大量生産替代药品分不开。“国家降这个药品的价格，一些药品生産企业就马上停産这种药，再生産新药，结果还是高价药。”
第五，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合理，存在逐利倾向。高强说，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初衷，“肯定不是让它爲政府挣钱，而是爲群衆提供廉价有效的医疗服务”。然而，当前一些政策上的矛盾致使这个目的越来越难以实现。
高强说，既然是公立医院，就应该保证对他们的财政投入并且加强监管。“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方面是目前政府投入很少，每年的拨款仅占医院总收入的7％～8％，其余90％以上都是靠医院自己组织医疗服务得来；另一方面，政府对医院的收支又不管，任凭医院自由收费和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作爲一个医院院长，自然要追求利润。“有了钱大家分，自然上下都高兴，但是群衆的利益受影响。”而在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主导地位则让这种情况有可能发挥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第六，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力。高强坦言，当下职能部门对医疗服务缺少强有力的监管手段，对医疗机构的规模、大型仪器的购置和新技术的采用都没有特别“管用”的监督办法。“行业监管确实有困难。”
高强认爲，正是由於上述原因造成了如今“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更造成了如下事实：
2003年，卫生部进行了第三次全国卫生医疗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由1993年的36．4％上升到48．9％；患者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高达29．6％；在住院患者中，主动提出提前出院的比例爲43．3％，其中六成以上是因爲支付不起相关费用而提前出院的；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更是从1998年的63．7％上升到75．4％；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民占全部贫困农民的比例上升到33．4％；在西部地区农村，62％的患者因爲经济困难应治疗而没有治疗，75．1％的患者还没有治愈就要求提前出院。
“这些数位比较真实地反映出了城乡居民的就医困难。”高强说。
2006年02月19日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