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方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於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摘自《民工的歌》
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县一级的小城镇，到处有这么一群忙碌而又疲惫的身影：搞建筑、当保姆、送牛奶、卖菜、打零工、当服务员、卖小吃……城里人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脏活，都由他们来做。他们，已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就是从农村流入城镇的劳动力，城里人称他们为“农民工”，现在约定俗成简称“民工”。
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奋争在城市的边缘，在辛劳和汗水中追寻著希望和梦想。他们能寻到属於自己的梦吗？他们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吗？
“非典”过后，记者走进京城的大街小巷，走近建设这座城市的建筑工、清洁这座城市的清洁工、在这座城市讨生活的“板儿爷”和报童……
*建筑工：“儿子不再做苦力”*
建筑民工，从事著这个城市最苦最累的活，却只能得到最低、最少的报酬。他们辛勤劳作，权益却屡受侵犯。他们盖起了城市所有的高楼大厦，却从来没有住过由他们的汗水浇铸起来的房子。他们的工资不及坐在由他们建立起来的高楼里的白领们的二十分之一，还常常遭遇欠薪。
2003年6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位於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中路南口一个建筑工地，对这里的民工群体做了采访。他们的生活，正是整个北京城建筑民工的缩影。
灼热的阳光下，民工们在高悬的绳索上高空作业，身体悬吊在半空中操作，伴随他们的是大吊车的轰鸣声。
这一带的写字楼、住宅都非常漂亮，据说售价高达每平方米1万元。民工们住的地方是工地后面一座灰蒙蒙已被废弃的二层小楼，与一般建筑工地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相比，条件算是好的。这个工地围得严严实实，只有一个出口，平时锁著门，且有专人把门。记者到来时，恰好有几个民工要进去，记者跟著进去，门卫问有什么事，记者谎称是附近的学生，想进来看看。门卫没说什么，放我们进了门。
院内堆满杂七杂八的物品，地面坑坑洼洼，与周围华丽的高楼大厦相比，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记者遇到的第一个民工是这里的电工，他把记者领到了民工们住的屋子。刚到门口，一股腐臭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屋子里异常昏暗，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面塞满了床，双层的，一共有10多个床位。门后一个小小的饭桌上，横七竖八地堆满了饭盆。屋内基本没什么空地，整个屋子只有后面墙上一个很小的窗子。整个屋子惟一的“电器”是房顶上一个5瓦的小灯泡。就是这个灯泡，到了晚上还不亮，电压不足。工人们说“电都用来施工了”，所以就不给他们住的地方供电了。
床上躺著几个人，还有三五个人围在一起打牌。见记者进来，打牌的停手了，睡觉的人也从床上爬了起来。
“这么多人挤在这么小的屋子里，热不热？”听记者这么问，他们立刻活跃起来，七嘴八舌地说：“怎么会不热呢？现在都热得睡不好了，到了伏天可怎么过？还不得活活把人给热死啊？”
“没有风扇吗？”一个名叫周兵的小伙子指了指头顶上那只5瓦灯泡说：“没有电啊，风扇用手摇动？”30岁的周兵来自苏北农村，妻子带著一双儿女在老家种地。
屋子夏天热，冬天还非常冷。屋子里没有暖气，发的被褥又不厚，摸上去棉絮结成一块一块的，保暖性不好。他们调侃说：“热水基本没有，取暖基本靠抖。”记者注意到，床上堆放的被子品质很差，又脏又薄。
尽管各方面条件差，活又累，但周兵说，只要一想到妻儿他就很幸福，平时干活累得不行了，一想到老婆孩子都要靠他养活，就又有了力气。
这就是他们的作息时间表：早上5点半上工（冬天一般6点上工），11点半下工。1个半小时吃饭，1点上工，晚7点下工（以前是6点半），如果要赶进度就加班，但“没加班费”。
来自安徽亳州的朱师傅说，他是综合队的，什么活都得干，很辛苦，而且成天加班，经常干到晚上10点以后。朱师傅家中上有老父，下有4个孩子，两个大儿子在农村务农，三儿子今年19岁，小女儿15岁，都是小学毕业，现在两人已在广州打工好几年了。现在家中只剩老父和妻子。朱师傅说：“除非家中亲人有病或家中有人死了才回去，农忙和春节也不回去。”
“平时下了班出去逛逛吗？”记者问。“没时间逛，也不敢出去乱逛， 见了公安就躲著走。因为他说逮你就逮你。暂住证？管什么用？拿来一把给你撕了，还有什么？”朱师傅说一般被抓住，就遣返回当地的收容所，然后让家里拿钱来领人。钱的多少按在收容所里待的时间算。一般要800来块钱。然后只能自己再坐车回北京，到工地上接著干活。“什么都不会解决，什么都不会改变。只是自己赔了千把块钱。”所以，他们下班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宿舍里待著，打打牌，下棋，听听收音机，主要还是睡觉。“太累了，一天下来骨头都要散了架，没心思去想别的了。”工人们说。
转眼，到了傍晚吃饭的时候。记者看到他们端著碗，蹲著围成一圈，边吃边聊，菜主要是白菜和汤，用他们的话是“从家乡到中央，天天都是白菜汤”。但每两天能加一顿餐，稍有点肉。他们每人一天的伙食费四五块钱。
“没有双休日这一说，也没有节假日。”工人们说。旷工就更不敢了，似乎也没有理由怠工。“就比监狱好一点！”他们辛辛苦苦从家里出来，就是为了要拿回一点钱去，既然出来了，谁还愿意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呢？一位工人说：“不愿意没有活干，宁愿累一点，也不愿歇工没有工钱。”
福利待遇更是与他们不沾边，受伤、生病都得自己掏钱。所以他们最怕生病，哪怕是感冒发烧都怕，生病了吃药花钱不说，不能干活，老板还要扣工钱。
工人们最想的是“干了一年活，到过年回家时能把钱拿到手”。
扣除了平时的饭钱和一些零花的，一般年终能拿回家六七千元就很不错了。他们的工资不及坐在由他们建起来的高楼里的白领们的二十分之一。这些钱能不能拿得到，“还得看包工头的良心”。工人们说，他们的工资采取年终发放制，到年底才发一次，平时只给生活费，每月60到100元不等。他们告诉记者，包工头说替他们攒著，省得平时都花光了，年终时拿不回家钱。“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老婆孩子也一大家人了，发了钱我们自己不会存起来或是把钱寄回去吗，用得著老板给我们攒吗？”他们说。
因为手里没有钱，平时必要的花费就得从老板那ù媢w支。比如被褥， 要从工资里扣除，一床品质奇差的被子要40元。
他们不懂政治，他们中很多人长到这么大选票是啥样子不知道；他们也不懂经济，不知道GDP是怎么回事。最大的快乐是下工后，吃饱饭跑到附近的小卖部去看电视。
周兵也有梦想：“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儿子能考上大学，不要像我这样出苦力了，母亲身体好起来。”现在，他只是想每天多挣10块钱，这样每个月就能有多点钱给母亲买好一点的药，给孩子多寄点生活费，给老婆多买件好看的衣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存点钱做个小生意。周兵的话很有代表性，不少人都有他这样的想法。
谈到以后的打算，周兵说再干一两年回家。用这几年攒下的钱干点小买卖，或者在家里找点活干，供著小孩上学。“现在的工作确实太累了，家里虽然钱少一点，但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歇，都由自己说了算。”
*清洁工：想孩子时泪流满面*
与北京林立的高楼一道新生了两个群体：保安和保洁工。如果换个称呼，他们就是打工仔和打工妹。
35岁的李桂枝来自湖北省黄岗市浠水县竹瓦镇农山村。今年3月份，她来到北京投奔在此做装修的丈夫，在“非典”的特殊时期，找到了一份工作——签约於北京西直门附近的一家保洁公司，现在被公司安排在法律出版社做保洁工。每个月拿500块钱，不管吃住。服务於同一座楼的保安因种种原因离去，李桂枝却对这份工作很满意。
2003年6月10日下午，记者与李桂枝面对面地聊了起来。
和在马路上清洁大街的阿梅比起来，李桂枝算是打工族里的“白领”了。她就在记者工作的单位做保洁工，人朴素、勤劳、本分。平时，整日里见她忙忙碌碌的，埋头做著自己的事情，很少说话。坐在记者面前的她整洁、朴素，化著淡淡的ù菕A略带羞涩的表情。
1997年，李桂枝首次来北京的时候，儿子只有4岁半。丈夫在北京打工，她带著孩子跟随丈夫来了。丈夫做装修，自己揽活做。丈夫有活做的时候她就做做下手，平日里照看孩子，做饭，洗衣服。丈夫有活做的时候一天挣个五六十块，找不到活的时候可能10天半月的在家待著。这样，两口子要生活又有一个孩子要养活，一家人生活特别艰难。“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6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一段时光，李桂枝还是感慨万千。儿子到了入学年龄，她就把儿子送回老家，托母亲照管了。
到现在，她断断续续在北京已待了六七年。其间，她还去大连打过工。她说大连那边的人吃海鲜，她吃不习惯，大连那边的人特欺生，就又来北京了，这边“老乡多，地盘也熟了”。
今年2月份，丈夫又来北京了。她算了一笔账，感觉一个人在这边生活太不划算，譬如说租房吧，一个人住也交那么多钱，夫妻两个住也不会多交，而且生活上有个照顾，活得有个人样了，如果她再能在这边找到活，那就更好。抱著这种愿望，在3月份，她也来到了北京。不久，有了“非典”，那家清洁公司的工人跑了不少，公司招人的时候，没太注重“年轻”、“漂亮”，她顺利进去了。
她很珍惜目前在写字楼里做清洁的工作。在她看来，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干净、轻松、环境高雅，能按时上下班，还有双休日。最让她心里踏实的是“每月15日会按时领到工资”，500元，结结实实装入口袋，让不少人羡慕。她的不少老乡，辛辛苦苦一个月，工钱几经老板巧立名目盘剥克扣，到手时就剩不了几个了；也不会像建筑民工那样为了向老板讨血汗钱而用尽脑汁，耍出自杀、抢劫、以及所谓的“跳楼秀”等“不法”手段。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李桂枝同村年轻力壮的人都出来打工了，一块来京的就有100多人。男人们大多做装修工，自己跑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有的受雇於私人装修公司，不怎么能挣到钱。女人们大部分在服装厂工作，整日没白没黑地干，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双休日这一说，没有加班费，活很苦很累。赚的钱和她差不多，有时候还领不到。
“像泉水一样啊，用了还有，用了下个月还有。”李桂枝形容自己的工资。这500块可是“命根子”，一个月100多元的房租费（她与丈夫在丰台区大理崖附近租的民房），还有十好几的水电费，两个人一天10块的“吃饭钱”，都由它来付啊。衣服基本不买，即使这样，一个月下来，500元也就花个“光溜溜”了。如果想有积蓄，就看丈夫能揽到多少活了。
李桂枝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如家中有人过世、生重病等），他们一年中只有春节才回家一次，有的甚至几年都不回家了。她们村来北京打工的人，家里的田都租给别人种了。李桂枝租给了亲戚，象徵性地收一点钱。“我们那儿种水稻，插秧很苦很累，但一点也赚不了钱，家中若有孩子上学，学费交不起。出来挣点就比在家里待著强。”李桂枝说。她的家中还有一个70多岁的婆婆，眼睛瞎了，由姑嫂照顾，她和丈夫每个月给姑嫂100块钱，供婆婆零花。100元，在当地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
李桂枝告诉记者，两人辛苦攒一年的钱，除去了最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外，能剩下六七千元带回家，一家人就很高兴了。
当谈到儿子时，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李桂枝脸上的表情生动起来：“我儿子很聪明，读书好。”她10岁的儿子，在上小学。“为什么不把儿子接到北京来读书呢，这样一家人可以团聚在一起了，也少了母子之间的思念之苦呀？”面对记者的提问，李桂枝的表情又黯淡下来：“谁不想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可是我们供不起，外地人的孩子若想在北京读书要交很高的借读费，包工头的孩子才能在北京读书。”
“想儿子吗？”这是个很残酷的提问，但记者还是“明知故问”了。李桂枝这时不言语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复杂表情浮上了她的脸，她慢慢低下了头，眼角溢出了泪水……
*新“祥子”：ÿÿ辘声中的梦想*
“警察上班我下班，警察下班我上班，见了执法绕个圈，见了警察就兜个弯……”，这是在北京的“板爷”中广泛流传的“游击队员之歌”，他们是民工中另一个群体的代表，靠拉人力三轮车过活。他们不像建筑工人那样辛苦，也不像建筑工人那样到了年底为血汗钱是否能到手而发愁。他们是自己的老板，自己支配自己的劳动，但是，吃饱了这顿饭，他们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老张已在北京待了整整10个年头。老张其实不算老，他周围的“板儿爷”都这么称呼他，於是大家也就都这么叫了。不过，再过几天，他也要跨入 30岁这个门槛了。30岁，在城市中算不得什么，很多人还是单身贵族，过著“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潇洒生活，他却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扛著养活一大家人的重担。儿子11岁了，在安徽老家读小学，小女儿才两岁，带在身边。爱人在西城区二里沟附近的五矿集团做保洁工。
“我们老家农村那边结婚早，19岁我就娶了媳妇，那时啥也不懂啊，就跟著我们村的一伙人来到北京了。”老张对记者说。新婚不久，带著热忱，带著梦想，在乡人艳羡的目光中，他带著新婚不久的媳妇，与几个乡人一起来到了梦想的地方——北京。
开始时“特别艰难”，为了生存，“啥都干过，建筑工，临时工”。还卖过肉，赔了1万多元，还累得要死要活的。
卖肉那段时光，老张刻骨铭心：每天都是淩晨1点从朝阳区一个批发市场挨号排队批到肉，然后用脚蹬三轮车运到市郊的一个地方卖。开始做，没经验啊，一点也卖不出去，到了第二天就不新鲜了，便宜卖也没人买了，就只好扔掉。这还不算，开始时还经常收到假币，100元的就遇到过好几次，一天如果收了一张百元假币，那就几天也赚不回来了。那时候卖完一天肉，到了晚上算账的时候，没赔就已经很高兴了，这样干了半年，一分钱没挣到，反而赔了1万多块。
卖肉这段经历，让老张觉得“咱就不是做生意的料”。於是，老张就不做生意了，还是给别人出苦力。这样“累是累了点，但是不操心了”。就这样，老张就去建筑工地当小工去了，干了两年，每到年终，辛辛苦苦一年的血汗钱，经过层层“雁过拔毛”，到自己手里就剩不了几个了。建筑小工也做不下去了，干脆，老张用积蓄买了一辆脚蹬三轮车，干起了拉三轮人力车收废品的活，有时候小区中有人搬家，也会帮人家运运家具什么的。“你到时候搬家或运什么东西，打一声招呼，免费，全部免费！咱别的没有，力气嘛，用不完。”老张憨厚地笑著对记者说。
老张对这个行当很满意：“比原来好多了，我现在都有固定业务了，爱人就在对面的五矿集团上班，他们单位若有什么报纸、纸箱、废品什么的，就会给我打电话，我就过去收，现在与几个单位都有固定的联系。我和他们这些‘打游击’的不一样。”老张说著给记者指了指不远处一堆的“板儿爷”，脸上洋溢著优越感，“他们没有固定的地方，也没有证，是‘黑车’，见了城管就逃跑。”
老张告诉记者，拉平板人力车也要到有关部门办证才能经营，一个证办下来一年也要花个三四千元，很多人一年也赚不到这个数，於是只好打游击。老张顺口唱起了他们“板儿爷”中间广泛流传的“游击队员之歌”：“警察上班我下班，警察下班我上班，见了执法绕个圈，见了警察就兜个弯……”，唱著唱著，眼中渐渐流露出迷茫。
“板儿爷们”就这样打著“游击”，整日里於大街小巷中忙碌地穿梭，穿过豪华写字楼，穿过星级宾馆，也穿过灿烂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城市的浮华、璀璨，所有这一切与他们无关。
记者问老张这样一天能赚多少钱时，他连声说：“这不好说，这不好说，好了一天下来能赚个三四十，不好了，说不定十天半月没活做。”
为了多省钱，老张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00多元，两个馒头，一碗开水就是一顿午饭。爱人所在的单位五矿集团管一顿中午饭，到了晚上，一家人才能吃得像样些，就是炒个家常菜。
“苦是苦点，但我还是喜欢北京，因为北京给了我希望。再说了，比起刚来时的那几年好多了。”老张说。
老张对小时候“没好好读书”，只读到小学毕业有些后悔。“儿子也学习不好，由他去吧，不好就下来打工，像我一样，咱比不上人家城里的孩子，比不上！”老张叹息。
“我在北京算起来有10年了，到现在也五六年没回老家了，基本在北京定居了，也算是半个城里人了。”老张说。
“没想过有一天最终要回家的吗？”
“回家？没想过。”老张咧嘴笑了笑，“我现在基本上是北京长驻人口了，就在北京这么呆著吧，在北京再难再苦，也比老家强啊，我们那儿实在是太穷了，没有来钱的地儿。”在老家人眼里，老张这也算是“混”出个人样来了。
“感谢北京，是北京帮我养活了全家。”老张带著满足的微笑对记者说。
像老张这样的“板儿爷”，只要你留心，在北京的胡同、在大街小巷、在一些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比比兼是。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活得没有老张滋润，对北京也没有老张眼中的温暖。他们对北京没感觉，没感情，“当地人始终歧视外地人，苟且活著吧，谁知道明天是个什么样子呢？”
*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闲下来的时间里，李露霜不知道做什么好，就盼著附近的老太太们出来遛弯儿时能坐在这儿同她唠唠嗑。如果没有人来，她就看大街上宾士的汽车，看大街上匆匆而过的行人。李露霜在北京卖报，她凝神观看著大街上走著的姑娘们，“把头抬得高高的，衣服穿得真好看”。她说自己也有一条好看的花裙子，放在家里没舍得穿，她说：“等不干活的时候，把它穿上，也在大街上这么走走。”
“卖报，电视报，卖报，电视报……”每天清晨，当人们步履匆匆、踩著钟点赶著上班的时候，一个清脆、嘹亮、还带有些许稚气的声音已响了很久；傍晚，当人们饭后茶余，悠闲地读著一份晚报，或出来遛弯儿时，这个声音依旧在空中回旋。
这声音来自北京动物园对面的一个小报摊。这个报摊，只是在一辆人力三轮车上，摆放著各种报纸杂志。傍晚，再也没有人买报纸的时候，它的主人把这些报纸杂志一摞，放在车上，蹬起来就走了。主人是一个大约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扎著一个马尾辫，脸蛋黑黑的，眼睛很亮。
她叫李露霜，来自山东德州一个很穷的农村，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在家干了两年农活，2003年过了春节，就跟著小姨来北京了。这个报摊是小姨的，她来京是给小姨做个帮手。小姨跟她说等过几年后，她人长大了，这一行也做熟了，就让她自己单干。在西直门附近，小姨自己还有一个报摊经营著。小姨管著她吃住，每个月给她些零花钱。“我就是跟著小姨来北京学见识的。”小露霜很懂事地对记者说。
李露霜很敬业，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6点就准时蹬著三轮车出来把报摊摆开，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一天下来，在报摊旁一待就是12个小时以上。这份工作看似轻松，其实很熬人。“得一直守著，不能离开”。小露霜说。她不爱看这些报纸杂志，她说她从小就不爱看书，她最关心的是每天卖掉多少份，怎样才能完成小姨交给的任务。
卖报就是早上和傍晚两个高峰期，闲下来的时间里她就不知道做什么好，她盼著附近的老太太们出来遛弯儿时能坐在这儿同她唠唠嗑，如果没有人来，她就看大街上宾士的汽车，看大街上匆匆而过的行人。来北京都半年了，她还什么地方也没去，只有在晚上收工后在附近转转。
几个月干下来，李露霜体会到了卖报也是个辛苦活。冬天那么冷的天，天还不太亮就出来了。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脸、耳朵都冻了，手上也满是冻疮。到了春天吧，风沙又那么大，刮得人眼睛都睁不开。现在到了夏天了，又那么热，虽然有一把遮阳伞，但太阳还是像是“要把人给烤焦了”。李露霜说：“比在家干农活还是要轻松不少。”
李露霜告诉记者，北京有的人好，有的人很坏。她这个小报摊中，也兼卖电话卡。有一次一个小伙子买走一张50元IP卡，不一会又回来了，说这张卡是个空卡，里面没钱，要李露霜把钱退给他。“那张卡是新卡，我动都没动过，口令也没刮开。明明是在故意找茬。”小露霜不退钱，那人就威吓她说，把她送到公安局，关她半年，到时候就什么人也见不著了。小露霜吓得哭了，但那人还是不依不饶，没办法，她只好给那人退钱了。
后来还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李露霜说：“我现在不怕了，告公安局就由他去告。”强硬了以后，这样的事反而少了。李露霜偷偷告诉记者，是小姨教她这么做的。
李露霜说，附近上了岁数的老太太们都很好，经常“闺女，闺女”地叫她，还和她聊天。城管也不错，和附近这一片的城管熟了后，他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厉声呵斥她了。遇到情况，就对她说，今天要检查了，挪个隐蔽的地儿去吧。这时候，她就把报纸一收，唱起小曲，蹬起车来就走了。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到天明去卖报，一边走，一边叫，今天的新闻真是好啊，一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9月上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於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摘自《民工的歌》
从繁华的大都市到县一级的小城镇，到处有这么一群忙碌而又疲惫的身影：搞建筑、当保姆、送牛奶、卖菜、打零工、当服务员、卖小吃……城里人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脏活，都由他们来做。他们，已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就是从农村流入城镇的劳动力，城里人称他们为“农民工”，现在约定俗成简称“民工”。
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奋争在城市的边缘，在辛劳和汗水中追寻著希望和梦想。他们能寻到属於自己的梦吗？他们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吗？
“非典”过后，记者走进京城的大街小巷，走近建设这座城市的建筑工、清洁这座城市的清洁工、在这座城市讨生活的“板儿爷”和报童……
*建筑工：“儿子不再做苦力”*
建筑民工，从事著这个城市最苦最累的活，却只能得到最低、最少的报酬。他们辛勤劳作，权益却屡受侵犯。他们盖起了城市所有的高楼大厦，却从来没有住过由他们的汗水浇铸起来的房子。他们的工资不及坐在由他们建立起来的高楼里的白领们的二十分之一，还常常遭遇欠薪。
2003年6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位於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中路南口一个建筑工地，对这里的民工群体做了采访。他们的生活，正是整个北京城建筑民工的缩影。
灼热的阳光下，民工们在高悬的绳索上高空作业，身体悬吊在半空中操作，伴随他们的是大吊车的轰鸣声。
这一带的写字楼、住宅都非常漂亮，据说售价高达每平方米1万元。民工们住的地方是工地后面一座灰蒙蒙已被废弃的二层小楼，与一般建筑工地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相比，条件算是好的。这个工地围得严严实实，只有一个出口，平时锁著门，且有专人把门。记者到来时，恰好有几个民工要进去，记者跟著进去，门卫问有什么事，记者谎称是附近的学生，想进来看看。门卫没说什么，放我们进了门。
院内堆满杂七杂八的物品，地面坑坑洼洼，与周围华丽的高楼大厦相比，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记者遇到的第一个民工是这里的电工，他把记者领到了民工们住的屋子。刚到门口，一股腐臭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屋子里异常昏暗，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面塞满了床，双层的，一共有10多个床位。门后一个小小的饭桌上，横七竖八地堆满了饭盆。屋内基本没什么空地，整个屋子只有后面墙上一个很小的窗子。整个屋子惟一的“电器”是房顶上一个5瓦的小灯泡。就是这个灯泡，到了晚上还不亮，电压不足。工人们说“电都用来施工了”，所以就不给他们住的地方供电了。
床上躺著几个人，还有三五个人围在一起打牌。见记者进来，打牌的停手了，睡觉的人也从床上爬了起来。
“这么多人挤在这么小的屋子里，热不热？”听记者这么问，他们立刻活跃起来，七嘴八舌地说：“怎么会不热呢？现在都热得睡不好了，到了伏天可怎么过？还不得活活把人给热死啊？”
“没有风扇吗？”一个名叫周兵的小伙子指了指头顶上那只5瓦灯泡说：“没有电啊，风扇用手摇动？”30岁的周兵来自苏北农村，妻子带著一双儿女在老家种地。
屋子夏天热，冬天还非常冷。屋子里没有暖气，发的被褥又不厚，摸上去棉絮结成一块一块的，保暖性不好。他们调侃说：“热水基本没有，取暖基本靠抖。”记者注意到，床上堆放的被子品质很差，又脏又薄。
尽管各方面条件差，活又累，但周兵说，只要一想到妻儿他就很幸福，平时干活累得不行了，一想到老婆孩子都要靠他养活，就又有了力气。
这就是他们的作息时间表：早上5点半上工（冬天一般6点上工），11点半下工。1个半小时吃饭，1点上工，晚7点下工（以前是6点半），如果要赶进度就加班，但“没加班费”。
来自安徽亳州的朱师傅说，他是综合队的，什么活都得干，很辛苦，而且成天加班，经常干到晚上10点以后。朱师傅家中上有老父，下有4个孩子，两个大儿子在农村务农，三儿子今年19岁，小女儿15岁，都是小学毕业，现在两人已在广州打工好几年了。现在家中只剩老父和妻子。朱师傅说：“除非家中亲人有病或家中有人死了才回去，农忙和春节也不回去。”
“平时下了班出去逛逛吗？”记者问。“没时间逛，也不敢出去乱逛， 见了公安就躲著走。因为他说逮你就逮你。暂住证？管什么用？拿来一把给你撕了，还有什么？”朱师傅说一般被抓住，就遣返回当地的收容所，然后让家里拿钱来领人。钱的多少按在收容所里待的时间算。一般要800来块钱。然后只能自己再坐车回北京，到工地上接著干活。“什么都不会解决，什么都不会改变。只是自己赔了千把块钱。”所以，他们下班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宿舍里待著，打打牌，下棋，听听收音机，主要还是睡觉。“太累了，一天下来骨头都要散了架，没心思去想别的了。”工人们说。
转眼，到了傍晚吃饭的时候。记者看到他们端著碗，蹲著围成一圈，边吃边聊，菜主要是白菜和汤，用他们的话是“从家乡到中央，天天都是白菜汤”。但每两天能加一顿餐，稍有点肉。他们每人一天的伙食费四五块钱。
“没有双休日这一说，也没有节假日。”工人们说。旷工就更不敢了，似乎也没有理由怠工。“就比监狱好一点！”他们辛辛苦苦从家里出来，就是为了要拿回一点钱去，既然出来了，谁还愿意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呢？一位工人说：“不愿意没有活干，宁愿累一点，也不愿歇工没有工钱。”
福利待遇更是与他们不沾边，受伤、生病都得自己掏钱。所以他们最怕生病，哪怕是感冒发烧都怕，生病了吃药花钱不说，不能干活，老板还要扣工钱。
工人们最想的是“干了一年活，到过年回家时能把钱拿到手”。
扣除了平时的饭钱和一些零花的，一般年终能拿回家六七千元就很不错了。他们的工资不及坐在由他们建起来的高楼里的白领们的二十分之一。这些钱能不能拿得到，“还得看包工头的良心”。工人们说，他们的工资采取年终发放制，到年底才发一次，平时只给生活费，每月60到100元不等。他们告诉记者，包工头说替他们攒著，省得平时都花光了，年终时拿不回家钱。“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老婆孩子也一大家人了，发了钱我们自己不会存起来或是把钱寄回去吗，用得著老板给我们攒吗？”他们说。
因为手里没有钱，平时必要的花费就得从老板那ù媢w支。比如被褥， 要从工资里扣除，一床品质奇差的被子要40元。
他们不懂政治，他们中很多人长到这么大选票是啥样子不知道；他们也不懂经济，不知道GDP是怎么回事。最大的快乐是下工后，吃饱饭跑到附近的小卖部去看电视。
周兵也有梦想：“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儿子能考上大学，不要像我这样出苦力了，母亲身体好起来。”现在，他只是想每天多挣10块钱，这样每个月就能有多点钱给母亲买好一点的药，给孩子多寄点生活费，给老婆多买件好看的衣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存点钱做个小生意。周兵的话很有代表性，不少人都有他这样的想法。
谈到以后的打算，周兵说再干一两年回家。用这几年攒下的钱干点小买卖，或者在家里找点活干，供著小孩上学。“现在的工作确实太累了，家里虽然钱少一点，但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歇，都由自己说了算。”
*清洁工：想孩子时泪流满面*
与北京林立的高楼一道新生了两个群体：保安和保洁工。如果换个称呼，他们就是打工仔和打工妹。
35岁的李桂枝来自湖北省黄岗市浠水县竹瓦镇农山村。今年3月份，她来到北京投奔在此做装修的丈夫，在“非典”的特殊时期，找到了一份工作——签约於北京西直门附近的一家保洁公司，现在被公司安排在法律出版社做保洁工。每个月拿500块钱，不管吃住。服务於同一座楼的保安因种种原因离去，李桂枝却对这份工作很满意。
2003年6月10日下午，记者与李桂枝面对面地聊了起来。
和在马路上清洁大街的阿梅比起来，李桂枝算是打工族里的“白领”了。她就在记者工作的单位做保洁工，人朴素、勤劳、本分。平时，整日里见她忙忙碌碌的，埋头做著自己的事情，很少说话。坐在记者面前的她整洁、朴素，化著淡淡的ù菕A略带羞涩的表情。
1997年，李桂枝首次来北京的时候，儿子只有4岁半。丈夫在北京打工，她带著孩子跟随丈夫来了。丈夫做装修，自己揽活做。丈夫有活做的时候她就做做下手，平日里照看孩子，做饭，洗衣服。丈夫有活做的时候一天挣个五六十块，找不到活的时候可能10天半月的在家待著。这样，两口子要生活又有一个孩子要养活，一家人生活特别艰难。“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6年过去了，回忆起那一段时光，李桂枝还是感慨万千。儿子到了入学年龄，她就把儿子送回老家，托母亲照管了。
到现在，她断断续续在北京已待了六七年。其间，她还去大连打过工。她说大连那边的人吃海鲜，她吃不习惯，大连那边的人特欺生，就又来北京了，这边“老乡多，地盘也熟了”。
今年2月份，丈夫又来北京了。她算了一笔账，感觉一个人在这边生活太不划算，譬如说租房吧，一个人住也交那么多钱，夫妻两个住也不会多交，而且生活上有个照顾，活得有个人样了，如果她再能在这边找到活，那就更好。抱著这种愿望，在3月份，她也来到了北京。不久，有了“非典”，那家清洁公司的工人跑了不少，公司招人的时候，没太注重“年轻”、“漂亮”，她顺利进去了。
她很珍惜目前在写字楼里做清洁的工作。在她看来，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干净、轻松、环境高雅，能按时上下班，还有双休日。最让她心里踏实的是“每月15日会按时领到工资”，500元，结结实实装入口袋，让不少人羡慕。她的不少老乡，辛辛苦苦一个月，工钱几经老板巧立名目盘剥克扣，到手时就剩不了几个了；也不会像建筑民工那样为了向老板讨血汗钱而用尽脑汁，耍出自杀、抢劫、以及所谓的“跳楼秀”等“不法”手段。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李桂枝同村年轻力壮的人都出来打工了，一块来京的就有100多人。男人们大多做装修工，自己跑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有的受雇於私人装修公司，不怎么能挣到钱。女人们大部分在服装厂工作，整日没白没黑地干，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双休日这一说，没有加班费，活很苦很累。赚的钱和她差不多，有时候还领不到。
“像泉水一样啊，用了还有，用了下个月还有。”李桂枝形容自己的工资。这500块可是“命根子”，一个月100多元的房租费（她与丈夫在丰台区大理崖附近租的民房），还有十好几的水电费，两个人一天10块的“吃饭钱”，都由它来付啊。衣服基本不买，即使这样，一个月下来，500元也就花个“光溜溜”了。如果想有积蓄，就看丈夫能揽到多少活了。
李桂枝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如家中有人过世、生重病等），他们一年中只有春节才回家一次，有的甚至几年都不回家了。她们村来北京打工的人，家里的田都租给别人种了。李桂枝租给了亲戚，象徵性地收一点钱。“我们那儿种水稻，插秧很苦很累，但一点也赚不了钱，家中若有孩子上学，学费交不起。出来挣点就比在家里待著强。”李桂枝说。她的家中还有一个70多岁的婆婆，眼睛瞎了，由姑嫂照顾，她和丈夫每个月给姑嫂100块钱，供婆婆零花。100元，在当地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
李桂枝告诉记者，两人辛苦攒一年的钱，除去了最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外，能剩下六七千元带回家，一家人就很高兴了。
当谈到儿子时，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李桂枝脸上的表情生动起来：“我儿子很聪明，读书好。”她10岁的儿子，在上小学。“为什么不把儿子接到北京来读书呢，这样一家人可以团聚在一起了，也少了母子之间的思念之苦呀？”面对记者的提问，李桂枝的表情又黯淡下来：“谁不想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可是我们供不起，外地人的孩子若想在北京读书要交很高的借读费，包工头的孩子才能在北京读书。”
“想儿子吗？”这是个很残酷的提问，但记者还是“明知故问”了。李桂枝这时不言语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复杂表情浮上了她的脸，她慢慢低下了头，眼角溢出了泪水……
*新“祥子”：ÿÿ辘声中的梦想*
“警察上班我下班，警察下班我上班，见了执法绕个圈，见了警察就兜个弯……”，这是在北京的“板爷”中广泛流传的“游击队员之歌”，他们是民工中另一个群体的代表，靠拉人力三轮车过活。他们不像建筑工人那样辛苦，也不像建筑工人那样到了年底为血汗钱是否能到手而发愁。他们是自己的老板，自己支配自己的劳动，但是，吃饱了这顿饭，他们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老张已在北京待了整整10个年头。老张其实不算老，他周围的“板儿爷”都这么称呼他，於是大家也就都这么叫了。不过，再过几天，他也要跨入 30岁这个门槛了。30岁，在城市中算不得什么，很多人还是单身贵族，过著“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潇洒生活，他却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扛著养活一大家人的重担。儿子11岁了，在安徽老家读小学，小女儿才两岁，带在身边。爱人在西城区二里沟附近的五矿集团做保洁工。
“我们老家农村那边结婚早，19岁我就娶了媳妇，那时啥也不懂啊，就跟著我们村的一伙人来到北京了。”老张对记者说。新婚不久，带著热忱，带著梦想，在乡人艳羡的目光中，他带著新婚不久的媳妇，与几个乡人一起来到了梦想的地方——北京。
开始时“特别艰难”，为了生存，“啥都干过，建筑工，临时工”。还卖过肉，赔了1万多元，还累得要死要活的。
卖肉那段时光，老张刻骨铭心：每天都是淩晨1点从朝阳区一个批发市场挨号排队批到肉，然后用脚蹬三轮车运到市郊的一个地方卖。开始做，没经验啊，一点也卖不出去，到了第二天就不新鲜了，便宜卖也没人买了，就只好扔掉。这还不算，开始时还经常收到假币，100元的就遇到过好几次，一天如果收了一张百元假币，那就几天也赚不回来了。那时候卖完一天肉，到了晚上算账的时候，没赔就已经很高兴了，这样干了半年，一分钱没挣到，反而赔了1万多块。
卖肉这段经历，让老张觉得“咱就不是做生意的料”。於是，老张就不做生意了，还是给别人出苦力。这样“累是累了点，但是不操心了”。就这样，老张就去建筑工地当小工去了，干了两年，每到年终，辛辛苦苦一年的血汗钱，经过层层“雁过拔毛”，到自己手里就剩不了几个了。建筑小工也做不下去了，干脆，老张用积蓄买了一辆脚蹬三轮车，干起了拉三轮人力车收废品的活，有时候小区中有人搬家，也会帮人家运运家具什么的。“你到时候搬家或运什么东西，打一声招呼，免费，全部免费！咱别的没有，力气嘛，用不完。”老张憨厚地笑著对记者说。
老张对这个行当很满意：“比原来好多了，我现在都有固定业务了，爱人就在对面的五矿集团上班，他们单位若有什么报纸、纸箱、废品什么的，就会给我打电话，我就过去收，现在与几个单位都有固定的联系。我和他们这些‘打游击’的不一样。”老张说著给记者指了指不远处一堆的“板儿爷”，脸上洋溢著优越感，“他们没有固定的地方，也没有证，是‘黑车’，见了城管就逃跑。”
老张告诉记者，拉平板人力车也要到有关部门办证才能经营，一个证办下来一年也要花个三四千元，很多人一年也赚不到这个数，於是只好打游击。老张顺口唱起了他们“板儿爷”中间广泛流传的“游击队员之歌”：“警察上班我下班，警察下班我上班，见了执法绕个圈，见了警察就兜个弯……”，唱著唱著，眼中渐渐流露出迷茫。
“板儿爷们”就这样打著“游击”，整日里於大街小巷中忙碌地穿梭，穿过豪华写字楼，穿过星级宾馆，也穿过灿烂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城市的浮华、璀璨，所有这一切与他们无关。
记者问老张这样一天能赚多少钱时，他连声说：“这不好说，这不好说，好了一天下来能赚个三四十，不好了，说不定十天半月没活做。”
为了多省钱，老张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00多元，两个馒头，一碗开水就是一顿午饭。爱人所在的单位五矿集团管一顿中午饭，到了晚上，一家人才能吃得像样些，就是炒个家常菜。
“苦是苦点，但我还是喜欢北京，因为北京给了我希望。再说了，比起刚来时的那几年好多了。”老张说。
老张对小时候“没好好读书”，只读到小学毕业有些后悔。“儿子也学习不好，由他去吧，不好就下来打工，像我一样，咱比不上人家城里的孩子，比不上！”老张叹息。
“我在北京算起来有10年了，到现在也五六年没回老家了，基本在北京定居了，也算是半个城里人了。”老张说。
“没想过有一天最终要回家的吗？”
“回家？没想过。”老张咧嘴笑了笑，“我现在基本上是北京长驻人口了，就在北京这么呆著吧，在北京再难再苦，也比老家强啊，我们那儿实在是太穷了，没有来钱的地儿。”在老家人眼里，老张这也算是“混”出个人样来了。
“感谢北京，是北京帮我养活了全家。”老张带著满足的微笑对记者说。
像老张这样的“板儿爷”，只要你留心，在北京的胡同、在大街小巷、在一些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比比兼是。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活得没有老张滋润，对北京也没有老张眼中的温暖。他们对北京没感觉，没感情，“当地人始终歧视外地人，苟且活著吧，谁知道明天是个什么样子呢？”
*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闲下来的时间里，李露霜不知道做什么好，就盼著附近的老太太们出来遛弯儿时能坐在这儿同她唠唠嗑。如果没有人来，她就看大街上宾士的汽车，看大街上匆匆而过的行人。李露霜在北京卖报，她凝神观看著大街上走著的姑娘们，“把头抬得高高的，衣服穿得真好看”。她说自己也有一条好看的花裙子，放在家里没舍得穿，她说：“等不干活的时候，把它穿上，也在大街上这么走走。”
“卖报，电视报，卖报，电视报……”每天清晨，当人们步履匆匆、踩著钟点赶著上班的时候，一个清脆、嘹亮、还带有些许稚气的声音已响了很久；傍晚，当人们饭后茶余，悠闲地读著一份晚报，或出来遛弯儿时，这个声音依旧在空中回旋。
这声音来自北京动物园对面的一个小报摊。这个报摊，只是在一辆人力三轮车上，摆放著各种报纸杂志。傍晚，再也没有人买报纸的时候，它的主人把这些报纸杂志一摞，放在车上，蹬起来就走了。主人是一个大约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扎著一个马尾辫，脸蛋黑黑的，眼睛很亮。
她叫李露霜，来自山东德州一个很穷的农村，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在家干了两年农活，2003年过了春节，就跟著小姨来北京了。这个报摊是小姨的，她来京是给小姨做个帮手。小姨跟她说等过几年后，她人长大了，这一行也做熟了，就让她自己单干。在西直门附近，小姨自己还有一个报摊经营著。小姨管著她吃住，每个月给她些零花钱。“我就是跟著小姨来北京学见识的。”小露霜很懂事地对记者说。
李露霜很敬业，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6点就准时蹬著三轮车出来把报摊摆开，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一天下来，在报摊旁一待就是12个小时以上。这份工作看似轻松，其实很熬人。“得一直守著，不能离开”。小露霜说。她不爱看这些报纸杂志，她说她从小就不爱看书，她最关心的是每天卖掉多少份，怎样才能完成小姨交给的任务。
卖报就是早上和傍晚两个高峰期，闲下来的时间里她就不知道做什么好，她盼著附近的老太太们出来遛弯儿时能坐在这儿同她唠唠嗑，如果没有人来，她就看大街上宾士的汽车，看大街上匆匆而过的行人。来北京都半年了，她还什么地方也没去，只有在晚上收工后在附近转转。
几个月干下来，李露霜体会到了卖报也是个辛苦活。冬天那么冷的天，天还不太亮就出来了。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脸、耳朵都冻了，手上也满是冻疮。到了春天吧，风沙又那么大，刮得人眼睛都睁不开。现在到了夏天了，又那么热，虽然有一把遮阳伞，但太阳还是像是“要把人给烤焦了”。李露霜说：“比在家干农活还是要轻松不少。”
李露霜告诉记者，北京有的人好，有的人很坏。她这个小报摊中，也兼卖电话卡。有一次一个小伙子买走一张50元IP卡，不一会又回来了，说这张卡是个空卡，里面没钱，要李露霜把钱退给他。“那张卡是新卡，我动都没动过，口令也没刮开。明明是在故意找茬。”小露霜不退钱，那人就威吓她说，把她送到公安局，关她半年，到时候就什么人也见不著了。小露霜吓得哭了，但那人还是不依不饶，没办法，她只好给那人退钱了。
后来还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李露霜说：“我现在不怕了，告公安局就由他去告。”强硬了以后，这样的事反而少了。李露霜偷偷告诉记者，是小姨教她这么做的。
李露霜说，附近上了岁数的老太太们都很好，经常“闺女，闺女”地叫她，还和她聊天。城管也不错，和附近这一片的城管熟了后，他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厉声呵斥她了。遇到情况，就对她说，今天要检查了，挪个隐蔽的地儿去吧。这时候，她就把报纸一收，唱起小曲，蹬起车来就走了。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到天明去卖报，一边走，一边叫，今天的新闻真是好啊，一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9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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