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毕业即失业？
记者：孙展 吴佩霜
(毕业即失业？这大概是今年大约100万名中国大学毕业生难以回避的困境。这一困境将持续多久，牵扯到成千上万个人和家庭的命运。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国家资源过度向白领精英阶层集中的现象。整个社会的观念是，大学生毕业后就当国家干部，大学生就是天然的候补白领。这种带有偏见的社会价值取向，使得大学生们在职业观念上存在著巨大偏差)
人才市场的停车场里，横七竖八停著各处来的自行车、助动车。排队的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把门口塞得很满。厚厚的履历表用各色的夹子夹著,一捆一捆地,填没了这只手和那只手之间的空隙。
这些毕业生大清早骑自行车出来，穿越了半个城市,到了人才市场，早饭也不吃，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重点本科1500,普通本科1200,大专不要。”招聘单位的(PR)公关小姐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毕业生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说IT年薪6万么？”
“7万也招过，不要说6万。”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还是不要干的好，我们回去呆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小姐冷笑著，“你们不干，人家就关门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本科毕业生,头几批还没分派完，苏北、西北等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就要涌来了。现在各地的海归、硕士、博士、MBA也多得是。高工资的POSITION(职位)是为他们留著的。”
苏北、西北等地的院校,硕士、博士、MBA,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已经毕业的学生不干活，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干呢？在城市的生活费是要花的，为了做简历，买体面的西装革履，当初父亲母亲为自己上学借的债,自己签约向银行贷的款是要还的。
这段文字，几乎每个时下的读书人都似曾相识。这篇“《多收了三五斗》之大学生就业版”早已在各大学的BBS上流传。
今年是高校扩招生大规模就业的第一年，在经历了1999年的一次大规模扩招之后，中国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人数在今年激增到212万，相比去年增幅高达46%，是1998年的一倍。但是，人才市场的“多收了三五斗”，并不是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丰收的喜悦。
对於中国的100万名大学生和他们背后的100万个家庭来说，从这篇网文中，读出的完全是“心酸”(一位网友语)。
*50年最为严峻的就业形势*
7月2日，毕业典礼结束，办完离校手续后，袁峰领到了绿色封皮的毕业证书。与此同时，他“失业”了。
这本耗尽四年心血拿到的毕业证书，没有给袁峰带来他想要的工作。据官方统计，他已经成为今年约100万名未能签约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
当年参加高考时，袁峰绝不会想到，自己所要面对的是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在中国教育部前不久刚刚公布的就业率中，全国毕业生签约率仅仅为50%左右。
而自1996年国家开始进行就业率统计以来，这个数字还没有低於过75%——1996年至2002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93.7%、97.1%、76.8%、79.3%、82.0%、90.0%、80%(部分数据为当年年底统计)。
事实上，如果再相较於此前数十年的国家包分配制度——就业率近100%，这个数字或许是50年来最低的。
两年前，袁峰所学的电脑专业还是就业率最高的专业之一。但时至今日，形势已极为严峻。在袁峰的母校——北方工业大学的统计表上，这个专业截至6月23日的就业率只达到了30.15%，成为该校就业率最低的几个专业之一。
而另一个在往年很容易就业的“大热门”——英语专业，更是降到了该校破纪录的22.64%。
虽然各地各校苦乐不均，比如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的就业率超过了90%。上海、广州、西安等地高校签约率已经与去年基本持平，上海市达到73%以上。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波就业难题却是全国性的。
教育部在7月6日说，已签约的全国毕业生超过106万，其中研究生签约率为80%，本科生签约率为60%，专科生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
在评述当前形势时，教育部使用的词语是“就业率稳步上升”。但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在拿到毕业证的同时，全国还有106万名大学生“暂未就业”。而去年6月15日，这一数字只有34.8万。
在就业吸收能力很强的广东，今年需安排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17.7万。有关部门预测一次就业率(大学生离校时的就业率)在50%左右，再加上省外高校返粤就业的毕业生，广东估计今年将有7万名大学毕业生暂时找不到工作。
“形势不容乐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评价说。《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这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关系200多万毕业生的切身利益，关系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关系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关系社会政治稳定”。
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们，现在都在密切注视著上升的数字。与一个月前相比，大学生就业率已上升了15个百分点。他们相信度过酷暑之后这个数字会再高一些。
去年的统计数字给人们一种期待：在经历了离校时60%左右的低潮之后，形势慢慢向乐观的方向发展，至当年年底，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攀升到了80%以上。
“这是一个信号，”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说，“一次就业率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较多，并不能反映出全部真实的情况，重要的是到年底的二次就业率。”
但即使最终可以微笑著翻过这一年，2004年的260万毕业生又将带来一个新的就业高峰。
“这是个应该正视的问题，没有必要过於渲染，但必须得到重视。”文东茅说。
*1500万与100万*
1999年中国开始推行的高校扩招，使在校大学生人数4年内扩张了一倍以上，这被外国媒体描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大跃进”。
扩招对於中国的正面效应，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尽显。但在目前，袁峰和上百万个中国家庭必须面对一段时间的阵痛。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三个月的“非典”只是一次“雪上加霜”的意外。
就业之难此前已在大多数人预料之中。在本刊今年4月份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北京化工大学等5所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对今年就业形势的预测都是“与去年持平或略有下降”，而当时“非典”刚刚显山露水。
“原来的预测基本都作废了”，北京邮电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的葛丽梅说。北京化工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一度预测今年就业率为85%，“与去年大致持平的基础上略有下降”。但突然爆发的“非典”完全推翻了学校当初的预测。
四、五月份本应是学生大规模签约的高峰，但学校纷纷停课、隔离、封校，招聘会也全部停止，只有胆大的少数单位找上门来。
北京林业大学就业服务中心王晓旭副主任当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年此时，就业率已经达到50%∼60%，今年只有40%左右。而到5月份，北京大学也报告说，签约率比去年低了10个百分点。
不过，大多数接受采访者认为，“非典”对就业的影响是暂时的，他们把就业难主要归因於高速扩招，整个社会的就业形势严峻，户口、档案等人为就业障碍以及专业设置的不合理。
而以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化解的。因此，一个关键的悬念是：就业紧张还会持续多久？
现有的数据表明：教育部制定的高校招生计划是以每年10%至30%的速度增长，明年将有260万大学生毕业。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司长李守信预测，2004年毕业生260万，2005年达320万。如果按初次就业率70%推算，这两年将分别有80万和1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个数字说，到2010年前，毕业生人数将达到350万人以上。
另一方面，在过去10年里，全国就业增长率为1.1%，杨宜勇的研究显示，未来数年中中国就业增长率约为1.1%∼1.3%。
中国社科院《2002-2003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2001至2005年，中国年均将新增劳动力800多万人，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劳动力市场供大於求的缺口将达1500万人。
其中，能有多少饭碗留给我们的“天之骄子”大学生呢？
*倾其所有的家庭希望落空*
“四年来我都非常努力，但是没想到今年的形势却是这样的。”袁峰抱怨说。袁的抱怨听起来很动人——这个来自甘肃天水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本期望能够在毕业之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以补贴大学带给这个家庭的巨大亏空。
袁的父母，是中国偏远的西部省份甘肃省天水市一家国营老厂的职工，母亲早在1993年就下了岗，父母每人每月160元工资，这点钱要维持这个家庭日常必要的开支已非常困难，现在还负担了他们的儿子四年来日益高涨的大学费用。
“我上大学一共花费了将近35000元，不但耗尽了全家多年来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不少的钱。”袁峰一脸沮丧地说。
而就在四年前，这个家庭还在为孩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感到荣耀。在整个中国，当年共有52万个家庭在首次大规模扩招中受益，许多父母相信，他们的孩子可以通过高考摆脱贫困地域，或是农业人口的身份限制，向著大城市里的新生活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在国家不再包揽培养大学生的费用后，上大学已成为一种个人投资。据原中国人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樊钉估算，一个大学生的四年费用约在七至八万元，其中国家分担了约1/3。
被迫推迟的就业，无疑会影响这些家庭的预期回报。对於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是贫寒家庭来说，它都将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在中国，很多家庭供子女读书可以说倾其所有。
或许是急於收回教育投资的考虑，袁峰曾经放弃了一家小电脑公司同意其担任销售代表的工作机会。
“这个职位技术含量太低，薪水也非常微薄。”性格有些内向的袁峰表示，他最想从事的工作是电脑编程，“这和我所学的知识相符，薪金也相对较高。”
但是，IT业在经历了连续的不景气之后，已经很少有公司会把机会交给缺乏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
告别了相伴多年的学友，剩下的日子就要自己面对。虽然出身西部，但袁峰并不想回到生养他的家乡去。“我需要赶快找到工作，赚回我的生活费和偿还家里的欠款。”
他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高知识人群就业危机*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院的岑狄辉在6月底刚刚毕业，就匆匆赶到了北京，自费参加了一个MBA的培训班。这个持续两年的培训班价格不菲，“但我觉得值得，”岑说，“这给了我一个改变自身专业的机会。”
继续读书，是很多学生选择推迟就业的一种方式。
岑狄辉还在为找到离学习地点较近的房子而发愁，而其同班同学周一超却在浙江的看守所里焦急地等待著法院的判决。
4月2日，本已经通过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公务员笔试和面试的周一超，得知自己的体检结果不合乎当地部门的规定而遭淘汰，绝望和愤怒之下，竟然於4月3日跑到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刺死了一名参与选拔毕业生的工作人员，同时将另一名工作人员刺伤。
此后，周一超的同学和老师共429人，联名上书法院要求对周一超从轻处罚。“我也签字了，”岑狄辉说，“周一超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公务员考试上，在极其绝望的情况下，他才做出了这种行为，我们感到非常惋惜，希望法院能给他一次机会。”
岑狄辉介绍说，周一超平时在学校表现很好，和大家相处也非常融洽。他一上大学，就决定毕业后要报考公务员，为此放弃了考研和到其他地区工作的机会。
农学专业不太好找工作，而家庭的经济压力又非常大，周一超也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
据浙江省教育厅的一项统计，该省当年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和研究生达到9.6万人，比去年增长了65%，高於全国平均水准近20个百分点。
周一超的出轨，肯定只是就业压力下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关心大学生前途的专家们却提醒说，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大规模失业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不能忽视。
“高知识人群的就业危机，不但会引起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影响到人们投资教育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群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在步入社会的关键时刻连续遭受打击，不但会引发他们对社会的敌视，还可能做出许多过激行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警告说。
“必须对此提高警惕，否则后果极其严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也表达了很多人的担忧。(应要求，部分毕业生使用化名)
二、机构调查：谁抢走了大学生的饭碗
（扩招、SARS之祸、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社会和关系因素、用人单位的想法等被认为是引发这场大学生就业难题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记者：胡奎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难题？
近日，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就此问题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地对2000位公众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授权中国《新闻周刊》独家披露。
此次被访者中，应届毕业生占60%；家长占20%；社会公众占15%；企业管理人员占5%。
调查显示，截至6月20日，研究生的签约率为80%左右，本科生的签约率为60%左右，专科(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
另一个数据是，在已找到工作的100多万学生当中，只有13%对他们即将得到的岗位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调查发现，扩招(72%)、SARS之祸(68%)、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63%)、社会和关系因素(58%)、用人单位的想法(48%)被认为是大学生就业难题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李冬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就业高压冲击下，大学生们的择业观念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引发难题的五大因素*
——扩招的短期影响
中国用短短4年的时间，使适龄青年高校入学率达到了原定於2008年才能实现的15%，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界的一大壮举，对於中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有巨大的意义。但72%的被访者认为，在入学率增长的同时，中国就业市场的培育和结构调整并不同步，就业岗位的增长赶不上高校入学率的增长，使大学生就业市场供大於求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不仅没有改观，反而进一步放大，客观上引发了第一个毕业高峰年的就业难题。
——SARS的直接冲击
肆虐全国达数月的SRAS疫情，对毕业生就业造成了直接的冲击。68%的被访者将此作为首选因素。一般来说，四五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签约的高峰期，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从4月份开始，在北京、上海等高校集中地区，大型供需见面会都纷纷被取消，多数用人单位也暂时取消了招聘计划，用人资讯减少，毕业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教育与就业市场不协调
63%的被访者认为，目前的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相当不协调。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而人才的有效需求却增长缓慢或持平，其主要原因在於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和培养模式不尽合理。例如，去年广州63%的职位空缺集中在电脑、英语、财会等12个专业学系，而建筑、经济管理、市场营销等人才已经饱和。
——社会和关系因素造成壁垒
一些制度及非制度的社会关系因素，成了许多大学生择业时绕不开的绊脚石。坚硬的户口制度依然是2003年许多毕业生心口的痛。当他们满怀著憧憬准备离开学校奔赴社会舞台时，许多人才切身感受到，穿越户口那层薄纸竟是如此之难。
“非本市户口免谈”的经历，让56%的被访者身心俱疲。71%的被访者表示，在户口问题上有压力。这其中女生占了52%，她们认识到，户口不仅在就业问题上，还在诸如婚姻、生育方面对她们有较大影响。有些财会专业的毕业生抱怨说，由於没有“本市户口”，使他们与许多好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只好另找出路。
激烈的就业竞争，也使许多年轻的毕业生们感受到社会关系的无处不在。在回答能力与关系对就业的影响哪个更重要时，选择后者的学生和家长占53%。24%的毕业生表示——他们与自己喜爱的工作无缘，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关系。
——薪金：期望与实际相差一倍
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在一些问题上的想法差距较大。调查显示，67%的企业担心以独生子女为主的毕业生们缺乏踏实与实干精神，52%的企业认为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较差，自我中心主义严重。
但大学生们显然对此不服气，他们中71%的人认为自己是能够吃苦耐劳的，76%的学生认为自己能够与团队共进退。
双方更严重的差距体现在薪资待遇方面，这可能大大伤害了毕业生们的自信心。61%的企业认为毕业生的薪金要求较高，不切合实际，用这些钱完全可以招聘到一个经验丰富的人；而79%的学生认为，他们的薪金要求是合适的，与他们的学历、能力相吻合。
例如，在广东，67%的用人单位认为专科生的合理薪金为每月1000元至2000元，更有26%的单位将这一数字定在1000元以下，但过半数的专科毕业生却认为自己的薪金应在2000∼4000元。此外，硕士生的期望薪值看上去也普遍过高：25%的用人单位将硕士生的月薪定在3000元以下，但几乎没有学生对此表示认同；38%的单位将硕士生月薪定在3000∼4000元间，但认同这一数字的学生则只有14%；另有50%以上的硕士生提出理想薪金为5000元以上，但愿意出这一价钱的单位也只有14%。
*毕业生心态：就业第一择业靠后*
是先就业还是先择业？在以往的调查中，许多天之骄子们会不经考虑地表示要先择业。但在今年，继续持有这一心态的人只有1/4，多达63%的人选择了先就业。这显示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大学生们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47%的大学生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29%的大学生还表示，愿意到中小城市或西部地区去发展。
大学生们在毕业后的走向，呈现出多样化、自主化特点。就业的多样化表现在就业渠道、就业形式、就业过程这几个方面。
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在平稳上升。
考研族仍在大幅增加，毕业后一两年内考研的人数急剧上升，而读研后选择继续深造的，占到考研总人数的50%以上。统计表明，今年全国考研人数达到46万，其中在职考研人数达到26万多人，第一次超过了应届大学生报名人数。法律、MBA、MPA等将成为继续深造的热点专业。
面对就业难的现实，27%的大学生还准备选择自主创业或自由职业。调查显示，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前几年统计只占学生的2%∼3%，估计未来将占到5%∼10%。
但更多的被访者对此持保留意见或反对意见。他们表示，自主创业虽然是件好事，但自主创业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足够的能力和实干精神以及财力支援，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也不一定人人在二三十岁都能成为张朝阳和丁磊。
*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是坏事*
“就业难还会持续多久？”对於这一问题，9%的被访者预测会持续1年；41%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2∼3年；32%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3∼5年；18%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5年以上。许多被访者表示，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会改变就业难的问题。
调查中，59%的被访者相当理性地表示，目前这种就业难的状况是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社会在不断发展，这个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
72%的被访者甚至认为，现在的就业难不是一件坏事，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它是一件好事，就像不久前爆发的SARS危机，让人们发现了中国医疗体制方面的问题一样，大学生就业难也会促使人们发现中国教育体制和就业市场衔接的问题，会给有关部门以警示，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整体而言，虽然目前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前所未有，但仍有51%的被访者对於今后几年的就业形势表示有信心，只有38%的被访者持忧虑的态度。这显示了人们对於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中国社会调查所李冬民所长指出，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一番，今后5至10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每年至少要保持7%的增长速度，而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提供80至100万个就业岗位。另外加入WTO、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等，都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作为13亿人口中的精英分子，大学生们的潜在就业空间仍然巨大。
三、“天之骄子”为何成为社会就业负担？
（中国所有的学院都急於成为大学，所有大学都恨不得成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所有的学生一进校门就被要求成为综合性的人才。这不仅使许多“胸无大志”的青少年丧失了成长的快乐，也导致了所谓“文凭浪费”的现象）
大学生就业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引起中国高层的关注。
“要认真抓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国务院召开的毕业生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说。此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了11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措施。
100多万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一毕业就遭到人才市场的冷遇，并陷入为了饭碗而抢破头的境地，在多年来为人才缺乏感到苦恼的中国，这个事实看上去有些令人眼花缭乱。
中国大学生真的多了吗？曾经的天之骄子们真的成为社会的就业负担了吗？
*1万名“大学生警察”意味著什么？*
中国的公安部门是国务院号召的积极响应者。据官方媒体报道，公安机关将从今年高校应届本科以上毕业生中考试录用1万名警察，以弥补基层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和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
此次招警的对象将主要集中在法学、资讯通信、交通工程、物理、化学等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此外，中国公安部门还表示，金融、电脑、法医等专业人才也是他们所急需的，他们甚至考虑“也可以吸收少量大专毕业生”。
在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难题面前，公安部门的这个举动颇有雪中送炭的意味，也显示出中国行动系统强大的动员力量。
事实的情况是，中国警察队伍构成以往主要以警察学校的毕业生为主，一些地方警察队伍甚至以初高中文化为主，文化水准的普遍较低，成为警察队伍整体素质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早在几年前就有人呼吁，公安部门要根本改变形象，必须使大学生人才占到足够的比例。但是，一些地方警察机关为了节省经费，甚至宁愿招募文化水准可能更加低下的保安人员，来顶替正规的警察员额，而不愿向大学生人才主动敞开大门。
另一方面，之前不愁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们，也大都不情愿进入警察队伍。
这种潜在的人才需求差距，在中国的行政和社会系统还有多少呢？——问题不言而喻：许多部门的“人才饥饿”，被各种有形无形的屏障掩盖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指出，今天中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在面临职能转变，管理手段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方式将日益现代化，亟需大量的各种专业的大学生人才的进入。与此同时，大学生们也需要重新思考来自这些部门的就业召唤。他们需要发现，今天的警务人员绝不只是提供交通和治安管理服务那么简单。
*中国大学生并不过剩*
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的统计数字，到2002年底，中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已经达到1600万人(本科生719万人)，比1998年提高了1.7倍之多。单从在校生的绝对数量看，中国已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
与中国相比，美国在1969年到1997年的27年时间内，高等教育的总规模才增长了79%，达到近150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只用4年的时间就走过了美国27年历程，堪称壮举。但四年后的这场就业危机，使得一些人开始公开批评高等教育的这次“大跃进”
根据教育部2001年的估算，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预计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2004年为69万人；2005年为79万人。
今年迄今为止才50%的签约率表明，大学生就业难题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但专家们的看法是，问题可能被夸大了，就业危机不是扩招惹的祸。
蔡指出，与13亿的人口基数相比，大学生数量绝对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因此，高校教育仍需要继续扩大。
相同的观点来自中央教科所战略室主任蒋国华，“美国2亿7千万人口，拥有大学逾4000所。按此比例和规模，中国需要办20，000所大学；若按南韩目前高等教育的规模水准，中国也要办近10，000所大学。”
“中国现在才1000多所普通高校，即使算上成人和民办高校，也不过3000多所，怎么能说多呢？”蒋国华说，中国即使在未来10年、15年内，大学在校生达到3000万人也不为多。
问题是：既然大学生数量从总体上还是缺乏的，为什么又会出现今年这样百万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
*凭什么要优待大学生？*
拥有知识和能力优势的大学生们，在中国仍被当作特殊群体。
SARS疫情带给中国的就业冲击是显著的。但，相对於数百万同样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和城市下岗职工来说，大学生们享受到的就业关注和政策支援，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是“超国民待遇”——中国财政部7月4日发出通知称，2003年应届大学生从事个体经营的，一年内可以免交行政事业性收费。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还联合启动了针对2003年高职毕业生的培训工程，服务对象锁定为尚未找到工作的贫困家庭和农村毕业生。
南京市提出了对贫困大学生实行按专业对口或接近的原则，进行指令性计划分配的措施。甘肃省也提出了对救助贫困大学生就业的一系列举措。
在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看来，这些旨在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举措，带有很大的引导性，“促进大学生就业，尤其是贫困家庭大学生的就业，对保证社会稳定，是需要的。但同时，从长期看，政府在对待大学生就业问题上需要逐步减少特殊政策扶持”。
蔡的意见与目前的很多专家相同，他们主张让大学生们接受市场竞争选择，从中学会正确的自我评价——只有遵循市场的规律，才能从根本上调整大学生就业市场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李冬民教授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开始从精英阶层向大众化普及，大学生的就业困难还将有所持续，但随著就业观念的调整和市场适应力的增强，大学生们将在与其他劳动人口的竞争中，展现知识与能力优势，用不著政府太操心。
“还有，大学应当有权决定开设哪些专业，紧缩哪些专业，从而更好地与市场对接。”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无论是大学生，还是整个社会，都需要改变对於大学生失业的看法。
“在发达国家，从来没有人说大学生失业了就是不正常现象。任何人如果长期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只能证明他的能力出了问题。”北京零点调查集团董事长、社会学博士袁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於中国来说，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背后，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和教育领域需要倡导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念？
*让我们学习尊敬“蓝领”*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国家资源过度向白领精英阶层集中的现象。整个社会以往的观念是，大学生毕业后就当国家干部，大学生就是天然的候补白领。
“於是，从产品设计到广告诉求，所有的人都推祟白领文化，或者有意无意地假装白领。这种社会价值取向的偏见，使得许多大学生出现普遍的职业观念上的偏差。”袁岳根据零点公司所做的调查分析说，今天中国社会的职业构成是——金领阶层(收入和社会地位最高)占5%；白领占15%；蓝领占35%；剩下45%是无领阶层(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最低，所从事工作不需要专门的职业训练)。
与之相比，美国社会的多数人群是：包括白领和蓝领工人在内的中产阶层，其中蓝领工人与普通白领的收入相差并不大。所以，美国人不存在职业歧视。
在管道工、钢铁工、大卡车司机三个最有代表性的蓝领工作领域，有不少从业人员是上过大学的，但他们不会以自已的工作为耻。
中国高等教育还会继续扩大规模，大学生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仍然要不断增长。这一点没有人怀疑。
但在袁岳看来，今天的大学生就业难题应当提醒中国，到底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要成为怎样的人才大国？
他认为，中国要成为“世界工厂”，真正需求量最大的，应当主要是大中专层面的专业技术人员，比如大量的车间主任和熟练工人。近年来中国各地人才需求榜上的资讯，已清楚表明这一点。
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所有的学院都急於成为大学，所有大学都恨不得成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所有的学生一进校门就被要求成为综合性的人才。这不仅使许多“胸无大志”的青少年丧失了成长的快乐，也直接导致了所谓“文凭浪费”的现象。
在加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中国教育部门也许应当考虑加强整个社会的职员培训系统，让更多的学院甚至大学承担起职业培训的任务，从而在较短的时间里，把中国变成一个“职业人才和现代产业工人培训的强国”。
“人们会渐渐学会尊敬‘蓝领劳动者’，他们将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袁岳说。
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第25期
记者：孙展 吴佩霜
(毕业即失业？这大概是今年大约100万名中国大学毕业生难以回避的困境。这一困境将持续多久，牵扯到成千上万个人和家庭的命运。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国家资源过度向白领精英阶层集中的现象。整个社会的观念是，大学生毕业后就当国家干部，大学生就是天然的候补白领。这种带有偏见的社会价值取向，使得大学生们在职业观念上存在著巨大偏差)
人才市场的停车场里，横七竖八停著各处来的自行车、助动车。排队的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把门口塞得很满。厚厚的履历表用各色的夹子夹著,一捆一捆地,填没了这只手和那只手之间的空隙。
这些毕业生大清早骑自行车出来，穿越了半个城市,到了人才市场，早饭也不吃，便来到柜台前面占卜他们的命运。“重点本科1500,普通本科1200,大专不要。”招聘单位的(PR)公关小姐有气没力地回答他们。
“什么！”毕业生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一会儿大家都呆了。
“在六月里，你们不是说IT年薪6万么？”
“7万也招过，不要说6万。”
“哪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
“还是不要干的好，我们回去呆在家里吧！”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
“嗤，”小姐冷笑著，“你们不干，人家就关门了么？各处地方多的是本科毕业生,头几批还没分派完，苏北、西北等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就要涌来了。现在各地的海归、硕士、博士、MBA也多得是。高工资的POSITION(职位)是为他们留著的。”
苏北、西北等地的院校,硕士、博士、MBA,那是遥远的事情，仿佛可以不管。而已经毕业的学生不干活，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怎么能够不干呢？在城市的生活费是要花的，为了做简历，买体面的西装革履，当初父亲母亲为自己上学借的债,自己签约向银行贷的款是要还的。
这段文字，几乎每个时下的读书人都似曾相识。这篇“《多收了三五斗》之大学生就业版”早已在各大学的BBS上流传。
今年是高校扩招生大规模就业的第一年，在经历了1999年的一次大规模扩招之后，中国的普通高等院校的毕业人数在今年激增到212万，相比去年增幅高达46%，是1998年的一倍。但是，人才市场的“多收了三五斗”，并不是给每个人都带来了丰收的喜悦。
对於中国的100万名大学生和他们背后的100万个家庭来说，从这篇网文中，读出的完全是“心酸”(一位网友语)。
*50年最为严峻的就业形势*
7月2日，毕业典礼结束，办完离校手续后，袁峰领到了绿色封皮的毕业证书。与此同时，他“失业”了。
这本耗尽四年心血拿到的毕业证书，没有给袁峰带来他想要的工作。据官方统计，他已经成为今年约100万名未能签约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
当年参加高考时，袁峰绝不会想到，自己所要面对的是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在中国教育部前不久刚刚公布的就业率中，全国毕业生签约率仅仅为50%左右。
而自1996年国家开始进行就业率统计以来，这个数字还没有低於过75%——1996年至2002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93.7%、97.1%、76.8%、79.3%、82.0%、90.0%、80%(部分数据为当年年底统计)。
事实上，如果再相较於此前数十年的国家包分配制度——就业率近100%，这个数字或许是50年来最低的。
两年前，袁峰所学的电脑专业还是就业率最高的专业之一。但时至今日，形势已极为严峻。在袁峰的母校——北方工业大学的统计表上，这个专业截至6月23日的就业率只达到了30.15%，成为该校就业率最低的几个专业之一。
而另一个在往年很容易就业的“大热门”——英语专业，更是降到了该校破纪录的22.64%。
虽然各地各校苦乐不均，比如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湖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的就业率超过了90%。上海、广州、西安等地高校签约率已经与去年基本持平，上海市达到73%以上。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波就业难题却是全国性的。
教育部在7月6日说，已签约的全国毕业生超过106万，其中研究生签约率为80%，本科生签约率为60%，专科生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
在评述当前形势时，教育部使用的词语是“就业率稳步上升”。但在这些数字的背后，在拿到毕业证的同时，全国还有106万名大学生“暂未就业”。而去年6月15日，这一数字只有34.8万。
在就业吸收能力很强的广东，今年需安排就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17.7万。有关部门预测一次就业率(大学生离校时的就业率)在50%左右，再加上省外高校返粤就业的毕业生，广东估计今年将有7万名大学毕业生暂时找不到工作。
“形势不容乐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评价说。《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说，这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关系200多万毕业生的切身利益，关系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关系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关系社会政治稳定”。
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们，现在都在密切注视著上升的数字。与一个月前相比，大学生就业率已上升了15个百分点。他们相信度过酷暑之后这个数字会再高一些。
去年的统计数字给人们一种期待：在经历了离校时60%左右的低潮之后，形势慢慢向乐观的方向发展，至当年年底，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攀升到了80%以上。
“这是一个信号，”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说，“一次就业率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较多，并不能反映出全部真实的情况，重要的是到年底的二次就业率。”
但即使最终可以微笑著翻过这一年，2004年的260万毕业生又将带来一个新的就业高峰。
“这是个应该正视的问题，没有必要过於渲染，但必须得到重视。”文东茅说。
*1500万与100万*
1999年中国开始推行的高校扩招，使在校大学生人数4年内扩张了一倍以上，这被外国媒体描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大跃进”。
扩招对於中国的正面效应，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尽显。但在目前，袁峰和上百万个中国家庭必须面对一段时间的阵痛。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三个月的“非典”只是一次“雪上加霜”的意外。
就业之难此前已在大多数人预料之中。在本刊今年4月份进行的一次调查中，北京化工大学等5所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对今年就业形势的预测都是“与去年持平或略有下降”，而当时“非典”刚刚显山露水。
“原来的预测基本都作废了”，北京邮电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的葛丽梅说。北京化工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一度预测今年就业率为85%，“与去年大致持平的基础上略有下降”。但突然爆发的“非典”完全推翻了学校当初的预测。
四、五月份本应是学生大规模签约的高峰，但学校纷纷停课、隔离、封校，招聘会也全部停止，只有胆大的少数单位找上门来。
北京林业大学就业服务中心王晓旭副主任当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年此时，就业率已经达到50%∼60%，今年只有40%左右。而到5月份，北京大学也报告说，签约率比去年低了10个百分点。
不过，大多数接受采访者认为，“非典”对就业的影响是暂时的，他们把就业难主要归因於高速扩招，整个社会的就业形势严峻，户口、档案等人为就业障碍以及专业设置的不合理。
而以上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化解的。因此，一个关键的悬念是：就业紧张还会持续多久？
现有的数据表明：教育部制定的高校招生计划是以每年10%至30%的速度增长，明年将有260万大学生毕业。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司司长李守信预测，2004年毕业生260万，2005年达320万。如果按初次就业率70%推算，这两年将分别有80万和100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个数字说，到2010年前，毕业生人数将达到350万人以上。
另一方面，在过去10年里，全国就业增长率为1.1%，杨宜勇的研究显示，未来数年中中国就业增长率约为1.1%∼1.3%。
中国社科院《2002-2003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2001至2005年，中国年均将新增劳动力800多万人，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劳动力市场供大於求的缺口将达1500万人。
其中，能有多少饭碗留给我们的“天之骄子”大学生呢？
*倾其所有的家庭希望落空*
“四年来我都非常努力，但是没想到今年的形势却是这样的。”袁峰抱怨说。袁的抱怨听起来很动人——这个来自甘肃天水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本期望能够在毕业之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以补贴大学带给这个家庭的巨大亏空。
袁的父母，是中国偏远的西部省份甘肃省天水市一家国营老厂的职工，母亲早在1993年就下了岗，父母每人每月160元工资，这点钱要维持这个家庭日常必要的开支已非常困难，现在还负担了他们的儿子四年来日益高涨的大学费用。
“我上大学一共花费了将近35000元，不但耗尽了全家多年来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不少的钱。”袁峰一脸沮丧地说。
而就在四年前，这个家庭还在为孩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感到荣耀。在整个中国，当年共有52万个家庭在首次大规模扩招中受益，许多父母相信，他们的孩子可以通过高考摆脱贫困地域，或是农业人口的身份限制，向著大城市里的新生活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在国家不再包揽培养大学生的费用后，上大学已成为一种个人投资。据原中国人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樊钉估算，一个大学生的四年费用约在七至八万元，其中国家分担了约1/3。
被迫推迟的就业，无疑会影响这些家庭的预期回报。对於独生子女家庭，特别是贫寒家庭来说，它都将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在中国，很多家庭供子女读书可以说倾其所有。
或许是急於收回教育投资的考虑，袁峰曾经放弃了一家小电脑公司同意其担任销售代表的工作机会。
“这个职位技术含量太低，薪水也非常微薄。”性格有些内向的袁峰表示，他最想从事的工作是电脑编程，“这和我所学的知识相符，薪金也相对较高。”
但是，IT业在经历了连续的不景气之后，已经很少有公司会把机会交给缺乏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
告别了相伴多年的学友，剩下的日子就要自己面对。虽然出身西部，但袁峰并不想回到生养他的家乡去。“我需要赶快找到工作，赚回我的生活费和偿还家里的欠款。”
他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高知识人群就业危机*
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院的岑狄辉在6月底刚刚毕业，就匆匆赶到了北京，自费参加了一个MBA的培训班。这个持续两年的培训班价格不菲，“但我觉得值得，”岑说，“这给了我一个改变自身专业的机会。”
继续读书，是很多学生选择推迟就业的一种方式。
岑狄辉还在为找到离学习地点较近的房子而发愁，而其同班同学周一超却在浙江的看守所里焦急地等待著法院的判决。
4月2日，本已经通过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公务员笔试和面试的周一超，得知自己的体检结果不合乎当地部门的规定而遭淘汰，绝望和愤怒之下，竟然於4月3日跑到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刺死了一名参与选拔毕业生的工作人员，同时将另一名工作人员刺伤。
此后，周一超的同学和老师共429人，联名上书法院要求对周一超从轻处罚。“我也签字了，”岑狄辉说，“周一超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公务员考试上，在极其绝望的情况下，他才做出了这种行为，我们感到非常惋惜，希望法院能给他一次机会。”
岑狄辉介绍说，周一超平时在学校表现很好，和大家相处也非常融洽。他一上大学，就决定毕业后要报考公务员，为此放弃了考研和到其他地区工作的机会。
农学专业不太好找工作，而家庭的经济压力又非常大，周一超也许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
据浙江省教育厅的一项统计，该省当年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和研究生达到9.6万人，比去年增长了65%，高於全国平均水准近20个百分点。
周一超的出轨，肯定只是就业压力下的一个极端例子，但关心大学生前途的专家们却提醒说，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大规模失业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不能忽视。
“高知识人群的就业危机，不但会引起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还会影响到人们投资教育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群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在步入社会的关键时刻连续遭受打击，不但会引发他们对社会的敌视，还可能做出许多过激行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警告说。
“必须对此提高警惕，否则后果极其严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也表达了很多人的担忧。(应要求，部分毕业生使用化名)
二、机构调查：谁抢走了大学生的饭碗
（扩招、SARS之祸、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社会和关系因素、用人单位的想法等被认为是引发这场大学生就业难题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记者：胡奎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难题？
近日，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就此问题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地对2000位公众进行了问卷调查，并授权中国《新闻周刊》独家披露。
此次被访者中，应届毕业生占60%；家长占20%；社会公众占15%；企业管理人员占5%。
调查显示，截至6月20日，研究生的签约率为80%左右，本科生的签约率为60%左右，专科(高职)生的签约率为30%。
另一个数据是，在已找到工作的100多万学生当中，只有13%对他们即将得到的岗位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调查发现，扩招(72%)、SARS之祸(68%)、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63%)、社会和关系因素(58%)、用人单位的想法(48%)被认为是大学生就业难题的五个方面的原因。
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李冬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就业高压冲击下，大学生们的择业观念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引发难题的五大因素*
——扩招的短期影响
中国用短短4年的时间，使适龄青年高校入学率达到了原定於2008年才能实现的15%，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界的一大壮举，对於中国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升，有巨大的意义。但72%的被访者认为，在入学率增长的同时，中国就业市场的培育和结构调整并不同步，就业岗位的增长赶不上高校入学率的增长，使大学生就业市场供大於求的结构性矛盾短期内不仅没有改观，反而进一步放大，客观上引发了第一个毕业高峰年的就业难题。
——SARS的直接冲击
肆虐全国达数月的SRAS疫情，对毕业生就业造成了直接的冲击。68%的被访者将此作为首选因素。一般来说，四五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签约的高峰期，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从4月份开始，在北京、上海等高校集中地区，大型供需见面会都纷纷被取消，多数用人单位也暂时取消了招聘计划，用人资讯减少，毕业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教育与就业市场不协调
63%的被访者认为，目前的大学教育与就业市场相当不协调。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而人才的有效需求却增长缓慢或持平，其主要原因在於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和培养模式不尽合理。例如，去年广州63%的职位空缺集中在电脑、英语、财会等12个专业学系，而建筑、经济管理、市场营销等人才已经饱和。
——社会和关系因素造成壁垒
一些制度及非制度的社会关系因素，成了许多大学生择业时绕不开的绊脚石。坚硬的户口制度依然是2003年许多毕业生心口的痛。当他们满怀著憧憬准备离开学校奔赴社会舞台时，许多人才切身感受到，穿越户口那层薄纸竟是如此之难。
“非本市户口免谈”的经历，让56%的被访者身心俱疲。71%的被访者表示，在户口问题上有压力。这其中女生占了52%，她们认识到，户口不仅在就业问题上，还在诸如婚姻、生育方面对她们有较大影响。有些财会专业的毕业生抱怨说，由於没有“本市户口”，使他们与许多好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只好另找出路。
激烈的就业竞争，也使许多年轻的毕业生们感受到社会关系的无处不在。在回答能力与关系对就业的影响哪个更重要时，选择后者的学生和家长占53%。24%的毕业生表示——他们与自己喜爱的工作无缘，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关系。
——薪金：期望与实际相差一倍
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在一些问题上的想法差距较大。调查显示，67%的企业担心以独生子女为主的毕业生们缺乏踏实与实干精神，52%的企业认为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较差，自我中心主义严重。
但大学生们显然对此不服气，他们中71%的人认为自己是能够吃苦耐劳的，76%的学生认为自己能够与团队共进退。
双方更严重的差距体现在薪资待遇方面，这可能大大伤害了毕业生们的自信心。61%的企业认为毕业生的薪金要求较高，不切合实际，用这些钱完全可以招聘到一个经验丰富的人；而79%的学生认为，他们的薪金要求是合适的，与他们的学历、能力相吻合。
例如，在广东，67%的用人单位认为专科生的合理薪金为每月1000元至2000元，更有26%的单位将这一数字定在1000元以下，但过半数的专科毕业生却认为自己的薪金应在2000∼4000元。此外，硕士生的期望薪值看上去也普遍过高：25%的用人单位将硕士生的月薪定在3000元以下，但几乎没有学生对此表示认同；38%的单位将硕士生月薪定在3000∼4000元间，但认同这一数字的学生则只有14%；另有50%以上的硕士生提出理想薪金为5000元以上，但愿意出这一价钱的单位也只有14%。
*毕业生心态：就业第一择业靠后*
是先就业还是先择业？在以往的调查中，许多天之骄子们会不经考虑地表示要先择业。但在今年，继续持有这一心态的人只有1/4，多达63%的人选择了先就业。这显示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大学生们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47%的大学生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29%的大学生还表示，愿意到中小城市或西部地区去发展。
大学生们在毕业后的走向，呈现出多样化、自主化特点。就业的多样化表现在就业渠道、就业形式、就业过程这几个方面。
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数在平稳上升。
考研族仍在大幅增加，毕业后一两年内考研的人数急剧上升，而读研后选择继续深造的，占到考研总人数的50%以上。统计表明，今年全国考研人数达到46万，其中在职考研人数达到26万多人，第一次超过了应届大学生报名人数。法律、MBA、MPA等将成为继续深造的热点专业。
面对就业难的现实，27%的大学生还准备选择自主创业或自由职业。调查显示，自主创业和自由职业前几年统计只占学生的2%∼3%，估计未来将占到5%∼10%。
但更多的被访者对此持保留意见或反对意见。他们表示，自主创业虽然是件好事，但自主创业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足够的能力和实干精神以及财力支援，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也不一定人人在二三十岁都能成为张朝阳和丁磊。
*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是坏事*
“就业难还会持续多久？”对於这一问题，9%的被访者预测会持续1年；41%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2∼3年；32%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3∼5年；18%的被访者表示会持续5年以上。许多被访者表示，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会改变就业难的问题。
调查中，59%的被访者相当理性地表示，目前这种就业难的状况是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社会在不断发展，这个问题不是不可以解决的。
72%的被访者甚至认为，现在的就业难不是一件坏事，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它是一件好事，就像不久前爆发的SARS危机，让人们发现了中国医疗体制方面的问题一样，大学生就业难也会促使人们发现中国教育体制和就业市场衔接的问题，会给有关部门以警示，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整体而言，虽然目前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前所未有，但仍有51%的被访者对於今后几年的就业形势表示有信心，只有38%的被访者持忧虑的态度。这显示了人们对於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
中国社会调查所李冬民所长指出，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一番，今后5至10年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每年至少要保持7%的增长速度，而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提供80至100万个就业岗位。另外加入WTO、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等，都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作为13亿人口中的精英分子，大学生们的潜在就业空间仍然巨大。
三、“天之骄子”为何成为社会就业负担？
（中国所有的学院都急於成为大学，所有大学都恨不得成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所有的学生一进校门就被要求成为综合性的人才。这不仅使许多“胸无大志”的青少年丧失了成长的快乐，也导致了所谓“文凭浪费”的现象）
大学生就业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引起中国高层的关注。
“要认真抓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6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国务院召开的毕业生就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说。此前，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台了11条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措施。
100多万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一毕业就遭到人才市场的冷遇，并陷入为了饭碗而抢破头的境地，在多年来为人才缺乏感到苦恼的中国，这个事实看上去有些令人眼花缭乱。
中国大学生真的多了吗？曾经的天之骄子们真的成为社会的就业负担了吗？
*1万名“大学生警察”意味著什么？*
中国的公安部门是国务院号召的积极响应者。据官方媒体报道，公安机关将从今年高校应届本科以上毕业生中考试录用1万名警察，以弥补基层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和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
此次招警的对象将主要集中在法学、资讯通信、交通工程、物理、化学等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此外，中国公安部门还表示，金融、电脑、法医等专业人才也是他们所急需的，他们甚至考虑“也可以吸收少量大专毕业生”。
在前所未有的大学生就业难题面前，公安部门的这个举动颇有雪中送炭的意味，也显示出中国行动系统强大的动员力量。
事实的情况是，中国警察队伍构成以往主要以警察学校的毕业生为主，一些地方警察队伍甚至以初高中文化为主，文化水准的普遍较低，成为警察队伍整体素质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早在几年前就有人呼吁，公安部门要根本改变形象，必须使大学生人才占到足够的比例。但是，一些地方警察机关为了节省经费，甚至宁愿招募文化水准可能更加低下的保安人员，来顶替正规的警察员额，而不愿向大学生人才主动敞开大门。
另一方面，之前不愁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们，也大都不情愿进入警察队伍。
这种潜在的人才需求差距，在中国的行政和社会系统还有多少呢？——问题不言而喻：许多部门的“人才饥饿”，被各种有形无形的屏障掩盖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指出，今天中国政府各个部门都在面临职能转变，管理手段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方式将日益现代化，亟需大量的各种专业的大学生人才的进入。与此同时，大学生们也需要重新思考来自这些部门的就业召唤。他们需要发现，今天的警务人员绝不只是提供交通和治安管理服务那么简单。
*中国大学生并不过剩*
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的统计数字，到2002年底，中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已经达到1600万人(本科生719万人)，比1998年提高了1.7倍之多。单从在校生的绝对数量看，中国已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
与中国相比，美国在1969年到1997年的27年时间内，高等教育的总规模才增长了79%，达到近1500万人。也就是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只用4年的时间就走过了美国27年历程，堪称壮举。但四年后的这场就业危机，使得一些人开始公开批评高等教育的这次“大跃进”
根据教育部2001年的估算，2001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0%，待业率为30%，约34万人待业；2002年预计37万人待业；2003年为52万人；2004年为69万人；2005年为79万人。
今年迄今为止才50%的签约率表明，大学生就业难题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但专家们的看法是，问题可能被夸大了，就业危机不是扩招惹的祸。
蔡指出，与13亿的人口基数相比，大学生数量绝对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因此，高校教育仍需要继续扩大。
相同的观点来自中央教科所战略室主任蒋国华，“美国2亿7千万人口，拥有大学逾4000所。按此比例和规模，中国需要办20，000所大学；若按南韩目前高等教育的规模水准，中国也要办近10，000所大学。”
“中国现在才1000多所普通高校，即使算上成人和民办高校，也不过3000多所，怎么能说多呢？”蒋国华说，中国即使在未来10年、15年内，大学在校生达到3000万人也不为多。
问题是：既然大学生数量从总体上还是缺乏的，为什么又会出现今年这样百万大学生就业难的局面？
*凭什么要优待大学生？*
拥有知识和能力优势的大学生们，在中国仍被当作特殊群体。
SARS疫情带给中国的就业冲击是显著的。但，相对於数百万同样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和城市下岗职工来说，大学生们享受到的就业关注和政策支援，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是“超国民待遇”——中国财政部7月4日发出通知称，2003年应届大学生从事个体经营的，一年内可以免交行政事业性收费。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还联合启动了针对2003年高职毕业生的培训工程，服务对象锁定为尚未找到工作的贫困家庭和农村毕业生。
南京市提出了对贫困大学生实行按专业对口或接近的原则，进行指令性计划分配的措施。甘肃省也提出了对救助贫困大学生就业的一系列举措。
在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看来，这些旨在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的举措，带有很大的引导性，“促进大学生就业，尤其是贫困家庭大学生的就业，对保证社会稳定，是需要的。但同时，从长期看，政府在对待大学生就业问题上需要逐步减少特殊政策扶持”。
蔡的意见与目前的很多专家相同，他们主张让大学生们接受市场竞争选择，从中学会正确的自我评价——只有遵循市场的规律，才能从根本上调整大学生就业市场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社会调查所所长李冬民教授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开始从精英阶层向大众化普及，大学生的就业困难还将有所持续，但随著就业观念的调整和市场适应力的增强，大学生们将在与其他劳动人口的竞争中，展现知识与能力优势，用不著政府太操心。
“还有，大学应当有权决定开设哪些专业，紧缩哪些专业，从而更好地与市场对接。”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无论是大学生，还是整个社会，都需要改变对於大学生失业的看法。
“在发达国家，从来没有人说大学生失业了就是不正常现象。任何人如果长期在市场上找不到工作，只能证明他的能力出了问题。”北京零点调查集团董事长、社会学博士袁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於中国来说，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背后，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和教育领域需要倡导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念？
*让我们学习尊敬“蓝领”*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国家资源过度向白领精英阶层集中的现象。整个社会以往的观念是，大学生毕业后就当国家干部，大学生就是天然的候补白领。
“於是，从产品设计到广告诉求，所有的人都推祟白领文化，或者有意无意地假装白领。这种社会价值取向的偏见，使得许多大学生出现普遍的职业观念上的偏差。”袁岳根据零点公司所做的调查分析说，今天中国社会的职业构成是——金领阶层(收入和社会地位最高)占5%；白领占15%；蓝领占35%；剩下45%是无领阶层(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最低，所从事工作不需要专门的职业训练)。
与之相比，美国社会的多数人群是：包括白领和蓝领工人在内的中产阶层，其中蓝领工人与普通白领的收入相差并不大。所以，美国人不存在职业歧视。
在管道工、钢铁工、大卡车司机三个最有代表性的蓝领工作领域，有不少从业人员是上过大学的，但他们不会以自已的工作为耻。
中国高等教育还会继续扩大规模，大学生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仍然要不断增长。这一点没有人怀疑。
但在袁岳看来，今天的大学生就业难题应当提醒中国，到底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要成为怎样的人才大国？
他认为，中国要成为“世界工厂”，真正需求量最大的，应当主要是大中专层面的专业技术人员，比如大量的车间主任和熟练工人。近年来中国各地人才需求榜上的资讯，已清楚表明这一点。
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所有的学院都急於成为大学，所有大学都恨不得成为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所有的学生一进校门就被要求成为综合性的人才。这不仅使许多“胸无大志”的青少年丧失了成长的快乐，也直接导致了所谓“文凭浪费”的现象。
在加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中国教育部门也许应当考虑加强整个社会的职员培训系统，让更多的学院甚至大学承担起职业培训的任务，从而在较短的时间里，把中国变成一个“职业人才和现代产业工人培训的强国”。
“人们会渐渐学会尊敬‘蓝领劳动者’，他们将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袁岳说。
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