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平，一个在城市街头靠修自行车养家糊口的残疾人，如今继续著他的“饭碗官司”之路。他准备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认为富阳市建设局下属的城建监察大队"关於自行车修理摊位的招标通知"违反依法行政原则，应予撤销。
３个月前，张雪平的修车摊位被当地城建部门以招投标的方式拍卖，落入他人之手。张雪平愤而起诉富阳市建设局，要讨回修车摊位。今年３月１４日，富阳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建设局胜诉。
张雪平问“城建监察大队凭啥抢走我的饭碗？”
去年１２月１６日，在富阳市区幸福路口修车的张雪平收到了市城建监察大队的一份通知，通知称：“将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对城区修车摊位重新定点，原摊位经营者如不参加投标，摊位将另作安排”。
张雪平几年前在一次事故中落下三等残疾。２０００年，他又因故下岗。同年，为自食其力，张雪平在徵得富阳市交警和城建部门同意后，在市区幸福路口设立了自行车修理摊位，并取得个体工商户执照。鉴於张雪平既是残疾人又是下岗工人，其工商管理费和税收都被相关部门减免。
张雪平并没有去参加修车摊位招标会，其摊位被另一人以４８００元的价格竞得，经营期限两年。随后，城建监察大队向张雪平下达通知，要求“限期经营到１２月３０日止”。
眼看“饭碗”不保，万般无奈之下的张雪平向富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质疑“摊位招标的合法性”。新年元旦，张雪平照常出摊，“早上８点多，城建监察大队一伙人就赶来了，气势汹汹地没收了我的电焊机、老虎钳等修车工具”张雪平回忆道。
替张雪平无偿进行法律援助的律师叶企平对记者说：“如果说摊位影响市容，你城建监察大队可以取缔，现在却要通过招投标来收钱，有没有权力收费？”他认为，行政事业性收费，需先报上级物价、财政部门批准。
张雪平愤愤地说：“我的工商执照２００４年底才到期，城建监察大队凭啥就抢走了我的饭碗？我以后的生活怎么办？”他说自己下岗后每月领２２０元的救济金，领了１年半时间，爱人是合同工，每月才５００∼６００元工资。女儿正在读高中，仅学费每年就要３２００元。失去修车摊位使一家三口再次面临生存危机。他固执地对记者说：“我有生活的权利，为了这个理，我也要把官司打到底。”
记者在张雪平拥挤不堪的家中看到，屋内唯一值钱的东西是台电视，为了让室内光线明亮些，也为了能够辨清来人，过道上被安装了一个汽车反光镜。张的妻子在厨房ù堜棫蛢散说，家ù堣w挤出一间房出租给别人，每月好歹能收６０多元的租金。今年春节前，富阳市劳动和保障局向张雪平发放了６００元慰问金，但这对张雪平一家而言，仅是杯水车薪。
城建监察大队负责人称“摊位招标是反腐败的一件好事”
惹上这起官司，富阳市城建监察大队大队长夏建元向记者表示“想不通、很困惑”。他说：“我一直认为用招标的方式分配修车摊位这一有限公共资源，是最公平、最合理的，摊位的使用权归谁、管理费缴多少都由市场来决定，避免了传统审批方式的主观随意性，能够减少在经营城市过程中带来的腐败现象，公开透明究竟有何错？”
去年１２月２０日，修车摊位招标会如期举行。当天，共有１００多人参与竞标，４６个摊位全被竞走，最高价为６００８元，最低为１１１０元。“招标本身很残酷，好摊位有１０余人竞争，用城建监察大队办公室主任林荣根的话说，很多人都是老修车，是谋生的路子，如果中不到只好改行，所以都千方百计要中标”。林荣根表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摊位供不应求，并且“逐年减少”。夏建元也对记者说：“修车摊位才４６个，而全市残疾人上千人，光用来照顾残疾人也不够”。
夏建元坦言，采用招投标的方式除了能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之外，还能弥补政府部门管理城市资金的不足。据他介绍，目前城建监察大队在编５７人，财政按人头包干经费，去年人均２・５万元。夏建元说：“财政卡的很严，我们的办案经费开支，执法车的油耗费用等都要老打报告才能到位，烦都烦死了。”据夏说，这次招标所得款总数是１３・７万元，其中４０％给了居委会分成，６０％上缴市财政专户。“需要用的话，可以打报告，这笔钱也是弥补经费不足，财政起到监控作用。”
专家说“一边是政府在掏钱买岗位，另一边是部门在抢下岗职工的‘饭碗’”
市劳动和保障局就业处主任孙永良介绍说，全市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员有２・１万余人，为解决困难人员再就业，市ù堣w经发了就业援助证２０００多张，财政一年就要拿出１２００多万元来补贴这些人员。孙永良告诉记者：“比如今年搞了几次招聘会，好歹社区腾出了２００个岗位给下岗职工，这些都要靠政府掏钱买。”
富阳市委、市政府在不久前下发的一份文件《关於进一步做好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意见》中指出：新办的各类商品交易市场，要首先拿出不低於３０％的摊位用於安排失业人员。现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经营摊位的招商，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租售给失业人员。
孙永良向记者发问：“即便是政府投入的公益性摊位还要安排给下岗人员，城建部门又没有对修车摊位投资，这是社会公共场所、路口，为啥要利用手中权力来搞招投标呢？况且没收下岗职工的修车工具，这种方法有些过激。”孙永良感慨：“要保证弱势群体能够公平就业，光靠劳动部门一家的力量还不够，因为就业是一项社会工程，需要许多政府部门的协调和配合。”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罗卫东认为，在所谓的招投标中，政府某些部门成了最大的获利者，这有悖於其“服务”角色的定位。况且，城建部门没有必要对既有的修车摊位进行招投标，因为招投标之后，修车摊位的使用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他说：“难道换了一个人修车，就能改善城市的市容？”
新华网 2003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