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为经济开放而造成的贫富悬殊现象将加速恶化,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两大奠基点:农民和工人,将是国家“入世”后首当其冲的“输家”。 <br> <br><p>因此,中国政府在通过世贸融入世界体制、顺应经济环球化的当儿,必须也同时具备足够的政治决心和魄力,分配经济成果以缩小贫富鸿沟,否则,中国或许要为“入世”而付出沉重的政治和社会代价。 <br> <br><p>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王绍光博士指出,入世所带来的好处,短期内只能让社会上的几个特定阶层受惠。首先是受过高深教育的精英分子,高水平知识和技能走出国内市场受到国际化市场的重视,对个人和国家的利益回报都会提高。 <br><br><p>其次,某些工业产品和农产品,在拆除贸易壁垒后,也许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加强竞争能力。 <br> <br><p>最大受益者还数广大的消费人,在环球竞争下享有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和服务。然而王博士认为,消费人要从经济开放中得到好处,首先必须拥有基本的消费能力,而这恰恰是中国加入世贸、开放经济后,中等阶层可能受到的冲击。 <br><br><p>王博士举出数据说明中国消除贸易壁垒对国内农业和工业的深远影响。在农业方面,整体进口关税由22%减至17.5%,美国选定的优先农产品,目前的进口关税是31%,至2004年1月只达14%。其中,牛肉、猪肉、家禽、乳酪、柑橘、果菜、鱼类等农产品关税降幅最为尖锐。 <br><br><p><b>小农企业无招架之力</b><br> <br><p>面对突如其来的“入口货”,特别是来势汹汹的“大美国产品”,中国小农企业根本毫无招架之力。王博士指出,价格是国产农产品的致命伤,过去20年来逆国际潮流不断往上升,至今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出许多。 <br> <br><p>论素质,国产货似乎也难及外国货,生产技术落后是主要原因。 <br> <br><p>更重要的是,中国市场的农产品本来已经供过於求,如今再充塞了外国货,生产过剩的现象还要更紧迫。由农产品出口国转型为农产品进口国,中国在入世后会被迫把玉米产量削减7.7%,小麦削减4.7%,黄豆、棉、油籽等,削减2.5%到4.5%不等。 <br> <br><p>“这些百分比看似不大,但是考虑到中国人口很大比例靠农业过活,削减产量对农民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 <br> <br><p>据估计,中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农民中失业的人数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多达1500万人,其中1000万人将被迫转移到非农业领域中谋职。 <br><br><p>然而,逃离田地进城去,就糊得了口了吗?农业所面对的环球竞争,工业领域同样逃不过。国内竞争力较弱的工业,例如资讯工业、汽车、钢铁、石化、机械、电信,一下子没了保护壁垒,市场地位摇摇欲坠。特别是国有企业,拆下了保护伞,成千上万国企将难逃重组甚至淘汰的厄运。 <br><br><p>目前,全国城市总劳动队伍中,三份之二受雇于国有企业。结构重组进程在入世后加速,料将造成超过2000万名工人失业,城市劳动总失业率多达3000万人。城市农村总共4500万人顿失生计,对中国经济将是一股沉重的负荷。 <br><br><p>王博士进而提到,入世可能加剧的区域分化现象。“面对环球竞争,内地要比沿海地区更脆弱。内地的农业结构不如沿海分散,仍然集中在麦、谷、棉等几种基本农作物。工业结构来说,沿海擅长生产消费产品,内地则著重于资源开发和重工业。”此外,基础建设落后、金融资源局限、都使内地更不容易趁入世之便进入环球市场,也更难以推行农业和工业改革。 <br> <br><p>基於这种种原因,王博士认为农民和工人将是中国入世进程中最大的“输家”。但是这两组人,又恰恰是中共奠定统治政权的群众基础,在中共确立政权时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享有最崇高的政治地位,却在中共的急速发展中被抛在后头,愈发突显了社会和政治的矛盾冲突。 <br><br><p><b>贫富不均会造成社会动荡</b><br> <br><p>据王博士分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会从两方面挑战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首先,一个把合法性建立在平等主义的政权,很难对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提供任何理由。邓小平曾经说过,总要有些人先致富,才能带动全国人民致富。但是政府如果无法善加分配改革的成果,无法制止贫富鸿沟继续扩大,那么政权所凭借的道德基础就站不住脚。” <br><br><p>其次,他认为,贫富不均现象必会造成社会动荡,进而拖缓经济发展。1994年至1999年间,中国的劳工纠纷增加了7倍,有组织的劳工纠纷在1994到1996年三年间增加了3倍。社会关系紧张,影响经济发展,对政治稳定也增添不稳定因素。 <br> <br><p>他说,中国政府显然意识到问题所在,政策上有了重大调整,由改革开放初期一味以经济发展为重,到这一两年来拨款8400万人民币提升城市中下阶层的收入水平,以及推行西部开发政策,都是缩短社会鸿沟的重要步骤。 <br> <br><p>“有了政治决心,接下来的关键是中国政府要如何把社会保障制度化,不只设立社会机制,还要设立‘声音机制’,让社会的各个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都能在经济发展中发出声音,都能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长远发展。” <br><br><p>士柏网<br><br>200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