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抗争与政府的角色转变

在辽阳铁合金厂等企业的失业工人和随州铁树集团退休工人的集体行动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抗争的目的，是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希望上级派工作组下来调查贪污腐败的市政府和企业官僚，同时，也是为了争取工人自身最基本的生存权。不同的是，在辽阳，工人有自己所信任的代表，他们的抗争理性，也比较有组织，所以，即使工人们被激怒了，他们的代表们也能劝阻他们不要有堵铁路等剧烈的行动。而在随州，铁树集团退休工人由於没有自己的代表，事态便迅速恶化，工人从开始的不满，与市政府交涉，一下发展到了堵铁路。随州城进而是警察遍地，充满恐怖。

在辽阳，中央政府通过工人的抗争而了解了部分真相，惩治了腐败的地方官员。如果政府没有逮捕工人代表，而是通过工人代表和工人进行对话沟通，辽阳的社会冲突本来可以理性地解决，甚至可以通过这次事件建立起各方相互信任的社会对话机制。但，政府没有这样做，它不但长期拘押工人代表，还将对之判以重刑。这样，本来可以建立的信任被破坏了，本来可以缓和的矛盾被激化了。用逮捕、判刑来震慑工人的传统方法完全不灵了：它使已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的工人又痛感不平，要"豁出去"了。

辽阳和随州工人抗争告诉我们，中国工人今日的生活要比政府想象的艰难得多，而导致这种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因此，中国工人反腐败争权利的行动不但日益频繁，而且决心日益坚定。对镇压，他们也因为其真正的一无所有，因为深感不平，而不再像过去那样恐惧。这就是社会矛盾会激化的危险所在。同时，辽阳和随州工人的抗争也使我们要看到，这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又是完全可能和平、理性地缓和并不断予以解决的。在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人的不满和不平，不是针对中央政府，主要是针对地方政府的那些腐败官员，针对企业领导和老板。对中央政府，抗争的工人仍报以信任和希望。希望中央派人了解他们生活的艰难和遭遇的不平，惩治贪官，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并解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是今天中国工人的抗争不同於当年完全在计划经济下的波兰团结工会的抗争的主要不同之一。因此，那些错误地理解波兰团结工会的"历史教训"，将中国工人今天的抗争政治化，一味鼓吹镇压的人，至少，是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后的变化，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矛盾和中国工人的现状。

面对这一形势，我们不难理解，中国政府在缓和并理性地解决社会冲突方面，仍有很大的余地。实际上，中国工人具有上述特点的抗争，给了中国政府在治理社会冲突上实现角色转型一个很好的机会。它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工人对它还报希望的基础上，在工人与地方腐败官员的对立，在与资方和企业领导的利益冲突中，站在法律的中立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处理违法官员，建立真正的社会对话机制。这样，社会对立可能缓和，利益冲突可能不断解决，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为之付出的成本也会降低很多。

这里重要的前提是政府要放弃对自己还信任的工人的镇压。这种对腐败官员的怂恿、对资方非法利益袒护的镇压不但违反基本的政治道德，而且，也在不间断地破坏工人对政府的信任，激化矛盾，从而使社会冲突一步步走向非理性化，解决问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成本为之增加。这种镇压的荒谬还在於，那些腐败，贪婪的地方官员和企业老板捞到了好处，在政治，社会及财政上为之受到损害的中央政府却为他们"买单"。

这里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前提是工人自己的组织的合法化。辽阳和随州的工人抗争告诉我们，工人有了自己的合法组织和代表，他们就会及时地，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激烈的抗争行为就可能避免。冲突产生了，政府也可以及时地找到对话的主体从而启动协商机制，并使冲突避免激化，变成可以预计，可以低成本管理的社会事务。同时，工人自己的组织在对话协商中会迫使企业管理的透明化，中国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企业层面的腐败也因此会大大降低，辽阳、随州这类社会冲突也因此会大为减少。

中国工人的抗争正在为中国社会利益分化后的对话协商制的建立，为社会的管理走向现代化，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中国政府何处何从？是继续其陈旧的，自毁其统治基础的镇压传统，还是在这股动力的推动下实现一个根本的转变，以使政府与各社会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形成一个新的平衡？这可能是中共16大后要作出的一个最重要的选择之一。

　

蔡崇国

2003-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