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过后，广东不少工厂仍出现经营困难导致搬迁或者倒闭的情况，更导致大规模裁员和工资拖欠问题。港资企业、广东新安电器（深圳）有限公司有指即将倒闭，但不少工人在离职时才发现公司未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保及住房公积金。讨要无果后，2023年5月8日工人发起罢工，近百人撑伞在雨中抗议，事件更引发当地警方介入。直到罢工两日后，区政府才派员前来协调。
事实上，新安电器的公积金问题存在已久，CLB在联系宝安区住房公积金中心时了解到，中心过去一直不断收到该企业员工投诉。而公司更曾拿着企业工会的协商同意书前来申请公积金缴纳降比。而当侵权事件和罢工出现，街道总工会却因为长期和企业工会缺乏沟通，丧失了将问题解决在谈判桌的的机会。
根据网上的公开资料，新安电器2011年已经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公司生产家用电器、电烤箱等。母公司新玛德（Simatelex）是一家香港公司，为Keurig、Cuisinart 和 Philips 等一系列国际品牌生产家用电器。该公司在广东省拥有至少4间工厂，雇佣超过2万名工人，是华南地区最大的电器制造商。值得一提的是，新玛德更是责任商业联盟（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简称RBA）的成员，其联盟成员有责任确保按照当地法律按时向工人支付工资及福利。
根据工人在网上发布的视频，新安厂有倒闭的消息传出，不少工人离职时才发现本应由公司缴交的公积金及社保未有交齐。讨要不果后工人们在5月8日发起罢工，约百人聚集在工厂内外抗议，更有工人在工厂门口举起“合理合法要求（新安电器）深圳有限公司补缴住房公积金”的横幅。集体行动也引发警方到场维持秩序，有视频显示约10名穿制服的警察筑成人链阻止工人继续前进，但工人一起冲上前，突破了封锁。罢工示威期间，厂房所在区域不时下起小雨，工人们宁可一直撑着伞僵持，也不愿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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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曾因经营困难降比缴公积金 工会或严重失职
根据《社会保险法》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用人单位均需要在员工入职后30天内开始缴交。就社保而言，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CLB事后联络深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管理部的黄女士指新安电器从2011年起已经有缴费账户，但过去几年内都陆续一直有员工投诉公司未有按法律缴交费用。黄女士表示，但凡有人投诉或者信访，中心就会向企业欠缴发出责令公文，相信换句话说，这样的现象已经存在许久，公司应该已经对欠缴通知长期无视了。
原来，企业曾经以疫情经营困难申请过降比缴款，从过去的5%降低到了3%。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若干措施的通知》第4点“缓缴或降低住房公积金”的政策：“受疫情影响且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企业等用人单位，经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同意即可向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办理相关业务。”
我们不禁要问，在长期有离职员工被欠缴公积金的情况下，新安电器的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之前是怎样为公司出具一份经过员工讨论的降低缴款协议呢？是否企业工会在员工不知情的情况下，未经过充分讨论，就“代表员工”草草签订了有损工人利益的协定呢？如果是有损害职工或者工会权益的状况，那么是有必要依据《工会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工会工作人员予以处分、并依法承担损失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公积金降比缴款本身已经足够证明企业经营困难的问题，而官方降比的唯一条件就是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同意。这个程序并非是给企业工会一个便利的“橡皮图章”，让工会对企业言听计从。正相反，在这一阶段工会就应当代表工人了解企业生存状况、并在听取工人意见的基础上和企业协商谈判，是不是要在短时间内减少工人收入和企业共度时艰，还是企业借此减少成本。
地方工会应密切关注疫后工厂运营状况
CLB随即向西乡街道总工会了解情况，工会胡女士透露，罢工前企业工会和工人都没有前来求助，直到社区上报区政府，区级工会才通知街道工会跟进。罢工发生在周一，而直到周四街道工会还不确定企业是否存在工会，在CLB 的询问下，才找到企业在2019年时已经成立工会。胡女士同时也诉苦道，平时工作中很多企业的老板不愿建工会，“很多企业不愿意入（工会）。我们现在就是没有执法权，但是我们就是尽力去为员工争取他们的福利待遇之类的。”
工会胡女士似乎对工人建会的权利问题有误解。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三条，“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组织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也就是说，企业老板是没有权利反对、阻止的。不过胡女士作为基层工会的工作人员，可能吐露的也是仍然存在的现实状况，在面对企业雇主时，行政权力更被重视，而有着自己角色的工会，却仍然被矮化或者自我矮化。理想状况下，如果顺利建会且正常运行，企业多少会有正常与工会的协商。而很明显，当下的企业工会仍然是“老板工会”，难以代表工人利益。最终，公积金和社保欠缴的状况隐藏多年都没有被揭露，最终造成的就是不可避免的劳资冲突。
胡女士说，街道工会的工作是和企业建立一个沟通协商机制，但她的理解这项工作也不过只是街道从工会那里获取一些资讯，企业是否遵守劳动法或者有无违法行为，街道工会未必能掌握。街道工会能否掌握到企业状况是一回事，但就从街道工会才刚刚查到原来企业有工会存在，相信过去企业工会和街道工会不存在常态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她也承认还没有能完全掌握情况，“很多信息都来源于公司，我们难以抓到第一手材料。”
而实际上，地方工会则应该密切监控区内这些申请了降比缴款的企业，因为任何经营变动都可能导致巨大的工人生计问题，严重者就会出现如今新安工人的罢工和上街的情况。——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在近半年越来越清楚，各地工会似乎至今仍没有充分意识和准备。
即便在公司经营出现异样的情况下，宣传口径竟然仍然有南辕北辙的报道：深圳特区报曾在2022年3月时发布文章，指公司在疫情期间，出口一度受阻，不少海外老客户终止订单，最终根据国家政策转内销，“国内订单络绎不绝”。对于这样的报道，工会应该定一定神，其后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此大的一家工厂转型，还被官方媒体视为典型例子，街道工会多加留意和企业工会保持沟通，甚至不时去实地查看，以确保确实转型顺利才是尽责。尤其这类工厂又在2022年底遇到疫情政策放开，那么工厂是否再重拾海外订单，都涉及到大量劳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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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罢工前约一个月，西乡街道工会才刚召开街道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亦部署了未来五年任务。会上，宝安区工会副主席黄世斌讲话，要求西乡街道总工会要提高政治站位，引领广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抓好“感知力、响应力、影响力、凝聚力”，打造一支有职工情怀、有较高素质的工会干部队伍。而新当选的街道工会主席李金宇也在会上提及要用党的二十大精神为统领,要锐意进取,真抓实干,要汇聚工人阶级的磅礴力量,努力开创西乡工运事业的新局面。
这样的代表大会，本是街道工会与企业代表见面沟通、互相了解的机会。以新安电器为例，公司要裁员、有大量员工离职，不少人发现社保、公积金欠缴，一个月前不会没有征兆。若早早介入，给员工们吃下“定心丸”，留下的工人们不至于要罢工。不过胡女士坦言，新安电器没有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她解释说西乡区有25个社区，“有很多企业，这么多企业，我们作为工作人员，我也不可能一手抓得过来是不是？”
胡女士说街道工会现在已经出面，更在现场亮明了身份，希望可以代表工人和老板协商。在工人发布的视频中，也有区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向在场工人表示，会为工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律师走诉讼渠道，“法院怎么判，我们怎么判，要相信法律，这在中国是底线。”不过工人们仍然聚在工厂门口不愿散去，胡女士说，“事情还没有解决，他的诉求没有圆满解决，肯定会一直坚持到底啊。”
罢工发生后，有在新安工作4年的员工发布视频指自己主动离职，她的朋友感到惊讶，“新安不错啊？干嘛要走？”，也有其他自行离职的员工指“跟我一样，我待了12年，也是自离，心酸的走”。新安电器并不是什么黑心工厂，但濒临倒闭的时刻，或者也已经无力赔付员工这些欠缴的社保和公积金。若工人是走法律途径，工厂还有起码约半年的诉讼期，工人的合法诉求需要等漫长的时间才能伸张。
工会应将新安的香港母公司请上谈判桌
面对国际订单削减，工会若想要协助工人与公司谈判解决长远问题，或者需要考虑将产业链上游国际品牌拉入谈判桌。CLB其后致电和电邮其香港的母公司新玛德，提醒母公司，它的采购品牌（包括Keurig、Cuisinart和飞利浦）都做出了遵守本地劳动法和供应商持续发展的保证，它可以与供应链品牌协商经济困难时期的成本分摊问题。另外，CLB还提醒新玛德，现在仍然是“责任商业联盟”的会员，联盟成员有责任确保按照当地法律按时向工人支付工资及福利；且获得香港贸发局的TÜV SÜD验证证书。而据TÜV SÜD官方网站最新资料，德国有出台新的企业尽职调查，企业必须在生产线上尊重人权。早前也有值得借鉴的案例，荷兰服装品牌G-star，因主动撤单导致越南制衣厂关闭，供应商将品牌告上荷兰法院。法院裁定，荷兰品牌严重违反合约，法院根据合约关系，并提及企业未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罔顾越南工人的利益，判决企业需要向越南制衣厂赔偿。
在与西乡街道工会胡女士通话时，CLB也告知了母企涉及上述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认证，认为若能在谈判时以此为理据，相信母企也会有所忌惮。毕竟这样违法的事情会影响到公司声誉和未来的订单。CLB期望能鼓励工会在进行集体谈判时，尽量将这类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提出，成为协助中国工人权益的重要筹码。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CLB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