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以来，广东省一带的工厂接连倒闭搬迁，企业大范围拖欠工资和裁员，激起越来越多工人抗议。由2022第四季到今年第一季，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的制造业个案持续上升，工人抗议数量剧增达十倍以上。
工人除了讨薪以外，诉求也愈来愈多关乎迁厂／关厂、经济补偿金和社保等问题。中国劳工通讯过去两个月电子报的统计已经显示，制造业工人抗议以电子业最多，其次是服装业、玩具、汽车、机械及金属加工等部门。
中国贸易数据显示，出口总值从去年7月至今年2月逐步降低。以消费电子业为例，为了揽单，电路版、铜箔基板等中游工厂降价竞争，不少中低阶产品平均降价幅度约在10%到15%，部分产品降价幅度甚至超过20%。对于割价也找不到订单的工厂，企业主拖欠工人工资和社保，期望订单需求短期内恢复。一些企业主则索性结业搬迁，变卖资产，逼迫工人自动离职，待经济周期恢复再重新投资。
面对出口导向制造业的收缩可预见的矛盾状况，工会的领导层似乎仍没有对即将面对急切工人问题有所准备，其工作重心似乎也未有因此改变。例如，广东省总工会3月13日全委会强调的仍然是去年订下的目标，即推动“县级工会加强年”工作，建立更多工会、职工之家、工人文化宫、社会工作者队伍等。广东省工会的目标是新增基层工会组织6000家，新发展会员60万人，但问题是新的基层工会组织难以直接应对工人当下处境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愈来愈多工人抗议欠薪和裁员，另一方面新建的工会却难以切实代表工人，与工人联成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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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厂以分流为名行解雇之实
虽然现时是电子制造业淡季，但今年淡季较去年更萧条。《第一财经》访问的郑州富士康工人指，今年淡季的工人数量比往年更少，因为返费较去年更低，而且部分产能转移到印度等地后，当地工人数量的需求进一步减少。
面对电子行业的收缩，富士康3月初在各主要城市的工厂进行“员工分流”。3月1日，重庆富士康的工人集体抗议。根据工人在网上发布的短视频和留言，工人们不满意公司的调岗新规，认为这是变相逼工人离职。3月14日，深圳富士康某部门的员工同样发起抗议，指公司以强制分流的方式变相裁员。3月19日，网上视频指，郑州富士康正将员工分流往其他城市甚至印度工厂，不去的工人将被直接辞退。
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地区，除了压低生产成本，也藉此逼工人离职，减少法定经济赔偿金。位于广州的台资企业联茂电子员工在网上投诉，指公司将搬迁称为“产业升级”，要求工人服从安排调岗。对不同意调岗的工人，“公司法务对员工灌输不愿意调岗就按三天不到岗自动离职处理，并强行要求员工签字同意调岗”。假如工人坚持不调岗，公司则“直接锁卡把待岗工人阻挡在厂门口，强行放假三个月，并要求你随时听召返岗”。
在这些事件中，工会方面本来都有出面代表工人的机会。以联茂电子厂搬迁为例，假如搬迁地点超过本市范围，则属于重大事项变更，工人不同意随迁，企业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解除劳动合同，并给予经济补偿金。联茂电子的行为因此很大机会违法，工会便应当代表工人主动与企业谈判，保障工人的利益，工人也不必以静坐的方式来出面公开诉求。
沿海工厂疫情间欠账数年终倒闭
企业在上游因订单减少造成的损失，往往会转嫁到工人身上，拖欠薪金的情况往往激起工人抗议。2月15日，位于广州南沙区的胜得电路板公告显示，由于订单量持续下降，资金十分紧张，因此将于2月28日停止营运。根据企业公开信，胜得电路板由两年多前就开始拖欠住房公积金，到今年欠缴工人社保，最近4个月扩展至拖欠工人工资。
资方表示，他们已经与员工代表就解除劳动关系和赔偿水平协商一致，但工人仍然集体到区政府游行抗议，指工厂强制解除劳动合同，拒绝支付补偿金，又拖欠两个月工资及住房公积金。从网上视频可见，一排警察完全将抗议的工人与政府机关隔开。
胜得电路板拖欠工人工资接近半年，拖欠社保8个月，住房公积金拖欠32个月，工人对企业的承诺丧失信心无可厚非。此次事件中，该企业的工会机构没有起到监督的责任。早于企业拖欠住房公积金时，工会组织便应该指出其违法行为，要求用人单位改正，并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通报。事实上，广州市南沙区总工会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其中一项职责，便是协助行业或区域内用人单位建立劳动争议预警机制，但委员会并没有发挥到预防劳动纠纷，保障工人利益的作用。
2月17日，南沙街工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树立服务意识，一心一意为职工群众服务，把群众的呼声和愿望作为第一信号”。然而，就在10天后，胜得电路板工人却要游行去政府抗议。——这种落差是工会方面必须反思的。
品牌方撤单，制衣厂工人抗议频发
同样受订单缩减的影响，广东一带的服饰厂倒闭搬迁的规模也在增加。1月10日，东莞最大的内衣厂东莞高高制衣有限公司宣布结业，要求住宿员工一个星期内离场。工人们表示，该厂已有30年历史，规模最大时达上万人，近来已萎缩至1700多人。媒体报道指员工代表曾和老板谈了3次都没有赔偿方案，虽然工厂“实行双休制，完全按劳动法来，五险一金全交，但是没想到这样的工厂也没有劳动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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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为Nike、Crocs等品牌代工的祁阳县凯盛鞋厂发生罢工事件。工人在网上表示，他们很多人面对失业，而且怀疑工厂正在计划搬迁。据2017年一篇该厂的报道，凯盛鞋厂在2011年迁往永州市祁阳县时，总共雇用近4000人；但供应商近期的数据显示，凯盛鞋厂只雇用约3400名工人，生产规模有所减少。一直到3月，仍然有被裁工人的新片段在网上流传，也有工人抗议只收到300多元工资，可见该厂缩减规模的情况尚未结束。
浙江省平湖市台资服装厂嘉兴广越服装公司也在4月14日爆发工人罢工。工人们上载到网上的视频显示，过百名工人停工跟管理层就地谈判。工人反映月薪2000元过低，已经追不上物价，也对管理层所说的“会保持公平公正”表示不满。
根据该厂的招聘广告，嘉兴广越有4个生产车间、70条生产线，员工2500多人，为Adidas、Nike等品牌生产羽绒服、运动衣和休闲服。广告上说，熟练缝纫工工资包括绩效奖金、年终奖和工龄奖，年收入可达84000至120000元以上。不过，由于订单缩减，工人的工作时间大减，月工资实际上只有二三千元，年薪最多也只有3万元左右，广告与事实不符。
在数起制衣工人的抗议中，仍然很少看到工会的身影，即便工会介入，也是当工人已经发起行动，工会以“救火”、“维稳”的角色出现。在嘉兴广越服装厂工人要求加薪的事件中，工会职员指工人对工资下降存在“误会”，认为由于外国订单减少令工人工资下降，工会无能为力。不过，工会其实应该组织工人与工厂展开透明公开的谈判，要求管理方公开订单现状，并要求品牌方履行合约。
工会在问题恶化前组织工人谈判就不必事后维稳
最近，荷兰一服装品牌因撤单导致越南制衣厂关闭，供应商将品牌告上荷兰法院。法院裁定，荷兰品牌严重违反合约，法院并援引企业未能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判决企业需要向越南制衣厂赔偿。由此可见，即便涉及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工会在代表工人上仍有很多工作可做，但现时工会将自己定性为配合政府的维稳机构，则很难起到改善工人待遇的作用。
由一月初至今，中国劳工通讯已收录了88起制造业工人抗议。沿海一带出口制造业收缩的情况十分明显，但工会的工作重点仍然沿袭过往方针，日常旨在完成上级下发的建会任务，在工人的不满和劳资冲突爆发时，则跟政府部门一同维稳。工会应在经济状况变动时，主动了解所属地区企业的经营状况，对已经发生初步欠薪、拖欠社保等迹象的企业，组织工人跟企业谈判，减少工人利益在经济衰退时面临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