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9562万人，占全部劳动人口的三成以上。过去三十年来，农民工一直是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引擎，但他们仍然被边缘化，受到制度性歧视，其子女受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机会有限，并且可能长期与父母分离。
农民工
定义
农民工是户籍在农村，但到城市工作并居住在城市的一个群体。他们不一定来自农村地区，许多人甚至在城市出生、长大，认为城市是他们的家，但由于户籍制度缺乏灵活性，他们未能获得城市户口，仍属于农村户口，被归类为“农村移民”。
背景
几千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使用户籍制度来管理税收和控制人口迁移。当前的户籍制度是共产党政府于1958年正式引入的，旨在促进三点：政府福利和资源分配、国内人口迁移控制和犯罪监控。每个城镇都签发当地的“通行证”或户口，使当地居民能够获得该辖区的社会福利和服务。根据居住地，个人户口大致被分为“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此外，户口是世袭的，因此如果父母持有农村户口，他们的孩子无论出生在何处，都将拥有农村户口。
户籍制度本应确保中国的农村人口留在农村，并持续为城市居民提供所需的食物和其他资源。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步伐加快，城市最需要的是廉价劳动力。如此一来，数亿来自农村的年轻男女涌入中国沿海繁荣城镇的工厂和建筑工地，而这通常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迁徙之一。在深圳和东莞等许多城市，农民工人口迅速超过了当地城市人口。
很明显，随着农民工涌入城市，户籍制度对国内人口迁移的限制不仅无法执行，而且会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反作用。但是直到2003年，一名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孙志刚在被警方拘禁期间殴打身亡的悲剧发生后，户籍所带来的限制才开始减少。孙志刚之所以在广州被警察拘留，是因为他没有依法获得暂住证。孙志刚的死，引发了公众对户籍制度的强烈抗议，许多限制自由迁移的规定因此被废除。尽管在许多较小城市，户籍限制已逐步取消，但该制度本身在中国仍然根深蒂固。实际上，随着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北京等主要城市的政府正在加大农民工及其家庭获得当地社会服务的难度——详情请参见下文有关城市化和户籍改革的讨论。
不过，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少子化、老龄化的趋势显露，2020年前后，一些一线大城市开始放宽户籍限制，通过提供城市户籍来吸引外来移民。值得留意的是，当前这种特惠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学历较高的大学毕业生。对于普通的城市工人，个别城市放开了绝对限制，但设立相对限制，例如需要缴纳足够年限的社保后才能在当地落户。
人口增长与地理分布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农民工一直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增长的最重要引擎，目前约占8.76亿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33.7％。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2年农民工总量为29562万人，比上年增加311万人，增长1.1%。过去十多年间，农民工总量一直在稳定增长中，但增长率已经从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2020年是首次记录到农民工总量下降，当年农民工人口总量减少517万人。2021年开始，农民工总量回升，其增长幅度为2013年后最高。
按照工作地点分类，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将农民工分为两类，一类是到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被称为外出农民工；一类是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以内从业的，被称为本地农民工。2022年，外出农民工17190万人，比上年增加18万人，增长0.1%；其中，跨省流动外出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0%；本地农民工12372万人，比上年增加293万人，增长2.1%。
在过去十年中，本地农民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外出农民工。自2011年以来，本地农民工数量增长了30％，相比之下，外出农民工只增长了8％。过去，农民工常常去往东南沿海制造业中心或内陆发达大城市，因为那里的工作机会更多、工资待遇更好。如今这场景逐渐在改变。随着中国经济的纵深发展，无论沿海还是内陆地区的小城市已经逐渐开放发展，为打工人提供了离家更近的就业机会。因而，一个可见的趋势是工人逐渐选择在家门口打工。例如，2022年来，随着深圳、东莞等传统制造业中心地带的工厂搬迁到广西省或广东省偏远地区，这些工厂也倾向于解聘老员工之后直接招聘搬迁地当地的工人，打出“在家门口工作”的旗号来吸引本地工人。
而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受限。2022年时，只有约23.9％的农民工选择到省外工作，跨省流动农民工比起上年减少了69万，减少约1.0%。绝大部分农民工（约76.11％）选择在本省内工作，其中一部分外出农民工在本省内（通常是省会城市或县级市等）找到工作，这部分工人占比34.26%；此外，约有41.85％工人能够在户籍所在乡镇找到工作。详情请参见下图。
在中国，劳动力的迁移通常被视为一种简单的单向流动，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向东部的制造业和城市中心转移。在十年前，这种说法大致准确，但目前中国仅有约52.7％的农民工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省份工作，有约43.9％的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工作。2022年，中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增长幅度最大，比上年增加200万人，增长3.0%。其次是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增长2.5%，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与上年基本持平，在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总体数量下降了5.7%。
2022年始，国家统计局未再公布各个经济地区的农民工数量。上一次的数据停留在2021年。当时，在珠三角地区，随着该区作为传统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持续萎缩，2021年该地区农民工人数进一步减少了4万人（0.1%），降至4219万。在江浙沪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增长3.1%，比上年增加160万人，达到5339万人。而京津冀地区农民工数量比上年增加49万人，增长2.4%，达到2125万人；2017年底和2018年初，北京郊区的农民工遭到驱逐，部分导致了2018年京津冀地区农民工人数下降（1.2%），2019年该地区农民工人数略微回升0.9%，但2020年因疫情关系大幅下降6.0%。
中西部农民工就业增长的一个结果是，在广东等传统工人集体行动中心之外，诸如河南和陕西等中西部省份也成为工人抗议的主要中心——有关中国工人罢工和抗议分布的最新信息，请参见中国劳工通讯制作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
年龄，性别和受教育情况
根据《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男性占全体农民工的63.4%，女性占36.6%，远低于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比重的43.5%。但是，本地农民工的性别差距明显更小，其中男性占58.3％，女性占41.7%，这表明女性在家庭支持更强的地方更容易找到工作。
过去十多年，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稳步上升，越来越少年轻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年长工人由于没有养老金，不得不继续工作。2008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仅为34岁，到2022年，平均年龄增长至42.3岁。其中，29.2%农民工已经超过50岁，16-30岁农民工的比例从2010年的42.4%下降到2021年的19.8%，而4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从2010年的34.1%上升到53%。详情见下表。
本地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6.8岁，其中41%超过50岁；而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7.4岁，仅16.4%的人超过50岁。这表明有家庭的中老年农民工和女性更偏向在离家近的地方找工作。
上述人口变化也体现在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上，外出农民工比本地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在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8.7%；而在本地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9.1%。
就业模式和工资
绝大多数农民工仍在制造业、建筑业和越来越多样的服务业中从事低薪工作。详情见下图。
包括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在内的服务业目前占所有农民工就业的一半以上（51.7%）。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例从2010年的36.7%大幅下降至2022年的27.4%，这既反映了中国制造业的下滑，也反映了其他行业正在给予农民工更多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建筑业农民工的比例在2014年达到22.3%，那时基础设施、住宅和商业地产建设正处于发展顶峰，但此后该比例逐渐下降，2022年降至17.7%，约有5232万工人。
尽管增长缓慢，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过去十多年中稳步增长，2022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615元，比上年增长4.1%，减去2022年CPI同比上涨2.0%之后，仍有工资增长。2022年农民工收入最高的行业是建筑业（月均收入5358元）和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月均收入5301元），而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工人收入最低（月均收入略高于3820元）。见下表。
当前，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仍然存在不小的收入差距，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为5240元，而本地农民工仅为4026元。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年度工资增长速度最快，达4.5%，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已达5001元；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工资增长次之，年增长分别为4.3％和3.9％，平均月收入分别为4386元和4238元。东北地区增长幅度最小，为0.9%，平均月收入也是最低，为3848元。但相比2021年农民工的工资增速（其中东部地区增长10.0%，东北地区增长6.7%），2022年各地区工资增速已大大放缓。
工作条件和福利
除了低薪外，农民工通常还必须长时间工作，几乎没有工作保障和福利。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不再包括工作时间、工资拖欠情况、劳动合同签订率和社会保险覆盖率等数据。但是，有其他证据表明，农民工的工作条件几乎没有改善。中国劳工通讯的工人集体行动地图定期记录了建筑、交通以及各种服务行业的低收入工人就拖欠工资、社会保险和不稳定就业进行的集体抗议。
国家统计局调查中最后一次提到劳动合同签订率是在2016年，当时35.1%的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远低于2009年的42.8%。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一年后，各方曾一致努力推进劳动合同的签订，但这一举措很快消失，不稳定的工作逐渐成为常态。不仅在建筑业，农民工没有劳动合同是陈年顽疾，在制造业和吸收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新兴服务行业，农民工也经常通过代理劳务派遣机构和短期合同被雇用。
尽管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有所扩大，但农民工领取养老金或享受各类社会保险待遇的比例仍然很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称，到2017年底，只有约22%的农民工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27%的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17%的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分别比2012年底增长36.5%、24.6%、9.3%和81.2%。人社部表示，2017年新开工建设项目工伤保险参保率达到99.73%，但这主要是因为雇主缴费相对较低，而且鉴于建筑工地安全事故高发，缴纳工伤保险对雇主有利。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我们关于中国社会保险体系的章节。
2022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提到了农民工加入工会的问题，16.1%的进城农民工加入了工会组织，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在已加入工会的农民工中，参加过工会活动的占82%，比上年减少了2.5%。尽管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在提高，但当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农民工很少找工会。2017年数据显示，在权益受损时，仅2.8%进城农民工会找工会寻求解决。
生活状况
2022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22.6平方米，比上年提高0.9平方米。农民工所在城市规模越小，人均居住面积越高。进城农民工在500万人以上城市居住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17平方米，而在50万人以下城市居住的人均居住面积均超过20平方米。
但很多农民工租房居住，而非居于单位或雇主提供的住所内，少部分人自己购买住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民工及其家庭被排除在保障性住房之外。在一些大城市中，许多农民工只能租得起城市偏远地区破旧建筑中的房屋，即便如此，房租也能占到他们月薪的相当大一部分。例如，在上海市宝山区，外来务工人员要租一个带共用厨房和厕所的房间，根据租期长短，每月租金500元至1000元不等；若是具备单独厨房和厕所的房间，价格要上千。2018年对该地区流动居民的一项调查发现，住在这里的多是附近汽配厂上班的普工、超市店员、餐馆员工、清洁工、个体户、拾荒者等，他们中工资最高的有5000元，最低为2600元。
对于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儿童而言，日常生活可能隐藏着致命风险。2017年11月18日，北京南郊一栋人满为患的公寓楼发生火灾，导致19人死亡，其中包括数名儿童。也有许多农民工家长在城市工作时，会选择把孩子留在农村老家，但农村同样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新冠肺炎疫情在2022年对省外打工的农民工生活影响巨大。农民工不仅面临着往返家乡需隔离而产生的巨额费用，且在打工地因疫情而管控时，农民工往往首当其冲被失业、挨饿、流离失所，很多为抗疫服务的工人以染疫收场。中国劳工通讯记录了上海工人在疫情中的求助声音。2022年4月13日，网上一篇求助指浦东新区海富城市花园四期约200名装修工人被困，但社区拒绝发放物资，工人只能用开水壶煮挂面和白菜吃。4月19日，浦东新区张江路孙桥镇上海建工工地的亦被曝出有工人染疫，但当地并未提供任何隔离救助措施。多地物流业的快递和外卖员为了逃避封控而出现露宿桥洞和街头的情况，全国大量卡车司机甚至吃喝拉睡都要在车上解决。
农民工子女
2009年11月，中国劳工通讯发表了题为《为经济发展付出代价：中国的农民工子女》的深入研究报告。该报告概述了农村留守儿童以及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所面临的问题，并详细评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制定的政策。十多年后，报告中提及的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定义和人口变化
农民工子女被广泛定义为受父母进城务工影响的18岁以下子女，既包括与父母一起前往城镇的子女，也包括父母一方或双方迁居时，留在家乡的子女。
官方数据方面，2023年，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发布了《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当中估计中国农民工子女总数已达到1.38亿，占中国儿童总人口的46.4%，包括7109万流动儿童与6693万留守儿童。
自2005年以来，农民工子女总数一直稳定在1亿左右，但是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地区的吸收，农民工子女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详情请参见下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2005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
农村留守儿童人数的相对下降，有时被视为他们的状况正在改善的证据。但是，许多农村儿童现在生活在新发展的中小城市，这些城市的社会服务有限，合适的工作机会也很少。因此，他们的父母仍要到大城市去找工作，而孩子们仍然难以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无论身处何地，或户口情况如何，中国的农民工子女都面临着一系列大致相似的问题：他们获得家庭支持、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社区和社会支持的机会不平等。
来自家庭的支持
健康积极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发展至关重要。父母和家庭对孩子的支持越大，他们在身体、精神和社交方面的发展能力就越强。然而，绝大多数农民工根本没有时间、能力或资源为子女提供所需的支持。他们要么长时间与孩子处于分居状态，工作时间长，要么教育水平不高，难以有效辅导子女的学业。与城市中产阶级相比，大多数农民工花在给孩子读书和帮助孩子学业上的时间要少得多，他们负担不起城市儿童习以为常的书籍和课外活动的费用。
2013年一项对1518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流动儿童家长为了生计平均每天工作11小时，约一半（52%）的家长评价自己为不合格父母，“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少，交流少”“不能保障子女接受好的教育”。大多数农民工只有中学学历，许多人对孩子的教育方法过于简单粗暴，更注重成绩，而不是孩子发展的实际学习和成长过程。通常，父母会因为孩子成绩不好而惩罚他们，并在他们成功后用金钱奖励他们。像所有父母一样，农民工往往对子女抱有很高的期望，但他们的教育方式欠妥，使孩子处于不利地位。
与父母一方、祖父母或其他亲戚朋友一起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儿童面临类似的问题：缺乏与父母的直接接触，看护人无法提供他们所需的支持。根据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发布的2020年度《留守儿童蓝皮书》，有超过40%的“缺少双亲留守”的学生每年见父亲或母亲的次数超过9次；还有12%-13%的留守儿童一年都没有见过父亲或母亲。不见面又一年没能和母亲联系的留守学生比例为5.5%。该组织在2017年进行的另一项调查显示，约11%的留守儿童会说父母“已死”，而中国年平均死亡率为不到1%，推测孩子是故意填错表达对父母的怨恨情绪。
在贫困和偏远农村地区长大的儿童，一般由祖父母照顾，他们在心理和教育发展方面可能比其他儿童遭受更多的磨难。研究表明，许多年迈的祖父母受教育程度低；大多数人只读完小学，只会讲当地方言而不会普通话，而普通话几乎是中国所有学校的教学语言。祖父母常常不能辅导孩子的学业，只关注孩子物质上的需求，而忽视他们的心理发展和情感需求。经常有报道称，留守儿童会表现出一种与祖父母的疏离感。正如一名中学生所说：“我帮助（我的祖父母）做饭，我们也一起看电视，但我们并不会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教育
《义务教育法》规定，所有儿童都应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学校、父母和监护人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现实情况是，并非所有儿童都能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而对于那些有机会上学的孩子来说，他们接受的教育质量差异巨大，主要城市和贫困农村地区之间的差异尤为惊人。
在农村地区和许多较小的城市中，教师努力为学生提供的仅仅是基础教育。农村学校资金、资源短缺，难以聘用和留住合格的教师。许多农村教师是所谓的“民办教师”，其收入大约是城市教师的三分之一，而且他们通常无法享受法定的养老金和其他福利。
21世纪头十年，为了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政府出台了“撤点并校”的政策。2001年至2009年期间，全国农村中小学减少近30万所。学生们被迫要么上寄宿学校，要么每天忍受漫长而艰苦的路程，去最近的城镇上学。学生被集中至乡镇地区，班级规模激增，一些地方的班级学生平均人数超过100人，给教职员工造成了巨大压力。“撤点并校”政策于2012年正式终止，但小型农村学校并未重新开放，为了节省资金，地方政府继续单方面关闭学校。仅在2015年，就有超过一万所小学关停，多数在农村地区。
2014年，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调查估计，贫困地区学生完成中学教育的比例很低，只有约37％的学生上了高中，而在城市，这一比率是90%。对于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或职业学校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继续上学的选择，然而这些学校不能保证他们未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甚至无法提供基本职业技能培训。而一些较低层次的高中和大学学费昂贵，许多学生不得不贷款以支付学杂费。
每年都有数百万的农村贫困学生在中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有些甚至在毕业前就已开始工作。根据REAP研究小组的调查，2013年农村初中生累计辍学率平均为24％，而全国平均水平仅为2.6%。正如中国劳工通讯在2006年关于童工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初中学生辍学是童工的主要供给源。尽管减贫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这种状况，但童工案件仍不时见诸报道。2017年8月，来自四川大凉山区的18名11-14岁的贫困“孤儿”辍学，到省会成都的一家搏击俱乐部工作。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大凉山地方政府强迫他们重返学校，但孩子们不愿意回去。一个孩子在接受采访时说，“在那里除了贫穷，我一无所有。我不想再回到我贫穷的家乡，我回去就会和那里的人一样，吸毒，偷东西。我不想像他们那样。”
但是，没有人能保证，如果留守儿童和父母一起住在城市里，他们就能拥有更好的生活。根据《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1364.68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969.86万人，在初中就读394.83万人。与此同时，《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小学年龄段随迁儿童88.3%在公办学校就读，初中年龄段随迁儿童87.8%在公办学校就读。对比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大约有113.4万小学年龄段随迁儿童和约48.1万初中年龄段随迁儿童被排除在公办学校之外。
《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曾指出，有47.5%的农民工家长反映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城市上学面临一些问题，本地升学难、费用高、孩子没人照顾是最主要的三大问题，分别占比29.6%、26.4%和21.5%。其中，回答孩子没人照顾的认同率较上年提高了6.0%，回答学校师资条件不好的比上年提高4.6%。不过，这一数据近几年来没有更新的报告。
从理论上讲，公立学校对所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开放，但为了给孩子找个地方读书，家长们通常必须与教育部门进行艰难而复杂的协商，尤其在那些排外而保护本地教育资源的大城市。以广州为例，仅仅是为子女申请学位，务工人员就必须出示暂住证、工作证明、居住证明、原籍证明和户口簿。流动儿童即使成功在公立学校内上学，也常常会面临偏见和歧视。他们常被视为“外地人”，被排除在各种课外活动之外。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6.3%的流动儿童没有跟城市孩子同班上学，流动儿童接触的大部分是跟自己一样的流动儿童。甚至有7.1%的孩子在调查中表示自己“没什么朋友”。
由于公立学校学位紧缺且“赞助费”高昂，对许多农民工家庭而言，农民工子弟学校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在北京，高峰时期据不同统计有打工子弟学校350-500所。不过，仅少数学校拥有办学许可证，大多都属于非法办学。2003年至2005年，随着政策放松，许多规模较大的打工子弟学校获得了办学许可证，完成了合法身份的转变。
不过，随着北京收紧人口政策，外来打工者的生活成本不断上升，不少人只得举家返乡，或将子女送回老家。另一方面，农民工子弟学校不断面临着被当局以各种借口关闭的风险。在过去十年或更长时间里，北京政府发起了许多行动，以不安全为由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但实际上，许多被拆除的学校已经通过了数次政府检查，在大多数情况下，拆除学校的真正原因是为新的商业和房地产开发让路。北京于2017年再次大规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在此期间，北京最大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之一，位于北京石景山区拥有约2,000名学生的北京黄庄学校，被勒令在2018年1月之前搬迁到城外，拆迁工作从2017年10月十九大前夕开始。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到2020年时仅存七八十所打工子弟学校。受疫情影响，生源减少和复课受限使得本就资金周转困难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多家学校不得不关停。
打工子弟学校被关闭后，家长将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城市更偏远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要么尝试在公立学校申请学位，要么将孩子送回家乡读书。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孩子们都要被迫迅速适应陌生环境，给他们的学习带来更大的压力。
本地升学难是随迁子女普遍面临的问题。统计显示，2015年，学龄前儿童中有37%左右跨省流动，小学学龄阶段为32.8%，初中学龄阶段下降至26.0%，高中学龄阶段进一步降至16.2%。本地升学难是流动比例逐级下降的重要原因，流动儿童受限于户籍制度，无法在长期生活学习的城市参加中考、高考。
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是跟随父母一起生活在特大城市的农民工子女，中考是一大难关。尽管出台了异地中考政策，但由于政策门槛过高，以及一些大型城市限制甚至禁止非户籍学生考普通高中，许多农民工子女不得不回流至户籍地或户籍所在城镇就学，或者无法就读普通高中，只能进入职业学校。有研究显示，2018年，广州非本地户籍考生被公办普高录取几率仅有本地户籍考生的五分之一左右。
而回流到户籍地所在城镇的儿童也面临种种挑战。基于河北、四川5个市县中的137所学校的调研发现，在回流儿童中，父母双方均不在身边的占比达65.51%，远高于非回流儿童44.87%的比例。近80%的儿童回流后即留守，与父母见面频次低。
在这些儿童回流之前，大部分人在城市的学习状况，包括公办学校的就读情况、师生关系和学业成绩都较好，但回流后，被欺凌的比例更高，学校适应状况不良。与非回流儿童的学业情况相比，回流儿童的学业成绩更差，留级的比例也更高，达到了22%。回流儿童的高抑郁风险比例更大，达到了64.26%。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最后一道教育难关，是高考。即使在城里的学校学习了12年，但几乎无一例外，他们都要回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而且，由于每个地区的教材、学习内容不同，他们在考试中处于明显劣势。此外，由于难以适应家乡的新环境，许多回老家继续读高中的学生干脆辍学。
2019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曾经披露，当年随迁子女无法在本地参加高考的农民工所占比重增加明显，比上年提高4.3个百分点至14.3%。其中，东部地区农民工反映随迁子女存在无法在本地参加高考问题占比21.3%，比上年提高7.8个百分点，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城市规模越大，高考问题越突出，在5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这些问题更加显著。
已经有城市尝试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打开异地高考的大门，一些学生现在可以在居住的城市参加高考。但是，由于颇受欢迎的大城市政策门槛相对过高，这些优惠政策实际上帮助不大。多数地区都对父母的就职年限，连续居住时间，社保缴纳等方面有所要求, 也强调学生学籍在当地的连续性。
2013年，中国首度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打开异地高考大门，有二十余省实施异地高考，但实际上全国只有数千名随迁子女因此受益。而且，任何进一步放宽这一制度的举措，都可能会遭到当地学生及家长的强烈抵制，因为他们担心如果越来越多的随迁子女获得在当地考试的资格，那么高考的竞争程度将会越来越激烈。
2020年，有25.6万随迁子女在居住地参加高考，比2013年的0.44万人增加了58倍，但仍只占参加当年高考总人数的的2.39%。显然，随迁子女在居住地报名参加高考的需求巨大，但至今仍远远不能满足。2019年，北京有5.9万人报名参加高考，其中仅373名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而且，农民工子女在北京只能参加“高职招生考试“，对接的是职业学校而不是本科院校。
卫生保健
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工家庭而言，在商业化医疗体系中，看医生的费用可能会高得惊人。《2021年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医院次均门诊费用329.2元，次均住院费用11002.9元，日均住院费用1191.7元。相比之下，2021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仅为4432元。 如此高昂的医疗成本下，许多农民工只会在紧急情况下去医院治疗，但往往为时已晚。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相对便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次均门诊费用为164.3元，人均住院费用为3649.9元，而乡镇卫生院分别为87.5元和2166.5元。但是，社区和乡村诊所设备简陋，缺乏合格的护士和医生，只能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中央政府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推出了几种不同的保险计划，旨在扩大保险覆盖面。此前相继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后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居民医保”）。居民医保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简称“职工医保”），共同构成了当下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
2007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不属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少年儿童和其他非从业城镇居民都可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不过在实际执行层面，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许多中小学阶段的农民工子女没有参加医保。一些城市不允许流动儿童参保，也有地方对流动儿童参保附加条件，例如父母参加社保满一年。调查显示，2017年，31%的中小学非深圳户口学生没有医保，相当于每3个非深户学生中就有1个未参保。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几乎所有的医疗保险计划，患者必须先支付治疗费用，再获得报销。在大多数情况下，保险只能报销少部分费用。根据2014年的一份分析报告，当前我国儿童大病基本医保的报销比例在20%至45%，超过20万元以上医疗费用的疾病实际报销比例还会更低。
作为一项公共卫生政策，部分地区政府已经实施了包括本地和流动儿童在内的疫苗接种计划。但是，因为父母通常不知道这些接种计划，流动儿童的疫苗接种率较低。此外，随迁子女的高流动性也让政府难以掌握他们的健康状况，因此一些地区政府建立了16周岁以下流动儿童登记管理制度，以加强流动儿童家乡与居住地政府间的沟通，共享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数据。
在农村地区，大多数家庭都参加了居民医保计划。但是，农村地区缺乏完备的医疗设施，这意味着患有严重或罕见疾病的儿童必须去大城市的专科医院治疗。为了治疗身患重病的孩子，许多农村家庭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还有一些家庭则干脆放弃。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每年大约有10万名儿童遭到遗弃，很多都是因为身患残疾。
关于儿童营养和健康的几份报告都显示，农村地区儿童的生长发育水平不及城市儿童。贫困地区营养不良高发，情况尤为严重。2011年一项关于中国贫困地区学生营养状况的调查报告揭示，中西部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摄入严重不足，受调查的学生中12％发育迟缓，72%上课期间有饥饿感。这些地区寄宿学校的学生明显较为矮小，体重也低于全国农村学生平均水平。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农村，有65%至70%的学生不健康，其中有贫血、寄生虫感染或视力问题的学生，总体占比接近70%。此外，一项2016年的调查显示，农村地区的儿童死亡率（1.24%）远高于城市地区（0.52%）。
社区和社会支持
除了学校和医院等基本机构支持外，儿童还需要更广泛的社区支持，以确保身心健康成长和发展。但是在这方面，农民工子女也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儿童通常可以使用各种教育和娱乐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青年俱乐部，私人家教等，以及在父母工作时为儿童提供支持的儿童保育设施和家政工。城市还拥有一系列紧急支援设施，例如热线和社区外展项目，可为儿童提供更安全、更适合他们成长的环境。
理论上，农民工子女确实可以使用这些设施，但实际使用率很低。大多数流动儿童生活在城市的偏远地区，交通不便，相关设施非常有限。大型博物馆和图书馆往往位于市中心，对于那些经常在这些地方感到害怕和不被欢迎的农民工子女来说，它们似乎是一个遥远的世界。即使他们想去，他们的父母也不太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或钱陪伴他们去。非政府组织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发现，流动儿童虽然生活在城里，但他们的朋友圈基本限于流动儿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同父母均会受到歧视。因此，他们不愿参与公共活动或使用城市儿童觉得平常的公共服务。
在农村地区，几乎所有儿童都无法获得合适的公共资源和社区支持。2014年对4533名留守儿童的调查显示，有约17%的留守儿童表示社会支持主要来源是自己，约23%觉得在需要时没人能帮助自己，这表明他们感知不到社会的支持。如果没有足够的父母和社区支持以及安全的教育环境，许多留守儿童将成为欺凌、人身侵犯和性侵犯的受害者。
《2019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对江西、安徽和云南三省2763 份实证数据进行分析，调查地区儿童遭受暴力对待主要分为躯体遭受暴力对待、精神遭受暴力对待、性遭受暴力对待和忽视四类，发生率分别达到65.1%、91.3%、30.6%和40.6%。有13.7%的儿童遭受四重暴力。校园欺凌和家庭中的精神暴力频发。在许多村子里，年幼的孩子可能会沦为年长男人的猎物。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发后孩子们都会因为害怕或羞愧而保持沉默，不告诉监护人。
由于缺乏父母的照顾，农民工子女也更有可能成为各类事故的受害者。2014年一项全国调查显示，有将近一半（49.2%）的留守儿童遭遇过意外伤害，比非留守儿童高7.9个百分点，包括割伤、烧伤烫伤、被动物抓伤咬伤、坠落摔伤、车祸、溺水、触电、中毒、火灾、自然灾害等。
关于农民工子女，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他们有据可查的违法和犯罪行为。例如，2016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某监狱男子服刑人员中，17％的人有留守儿童背景。但是，如上所述，就像世界各地所有弱势社群的儿童一样，留守儿童也往往是犯罪的受害者。
户籍制度确实给农民工子女造成了一些非常特殊的困难，例如上文谈及的高考。然而，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同：城乡之间财富和经济资源的严重分配不平衡，催生出了一大批低收入、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非常有限。
2022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令世界震惊，过去十年，城镇化率几乎以每年1%的速度在增长。不过，与之相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2021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6.7%。截至2020年，仍有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在城市落户。也就是说，这2亿多人工作生活在城镇地区，但户口仍在农村，这些人仍然不能平等享受城市的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计划经济时代残留的城乡户籍二元体制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
2022年，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提出，至少2亿人虽然进了城，却不享受完整的城市服务，处于低水平城镇化状态。另一边厢，2022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256万人，占农民工整体的44.8%。值得留意的是，人民日报报道，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的规模自2018年来呈逐步减少趋势，特别是2020年疫情影响，同比减少683万人，2021年同比有小幅增加，但比2019年仍然减少614万人，原本他们是常住人口城镇化增长的主力军，随着这部分人群增长规模的进一步减少，将来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增幅也会放缓。
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并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不过，对农民工来说，想要在自己长期工作生活的城市落户，依旧困难重重。
2018年5月，海南宣布了《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年）》，表面上是引进高技能人才，帮助推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但许多批判观察家认为，此举只是政府试图振兴迅速降温的房地产市场的一种方式。
中国南方大城市广州每年发放大约10万个户口指标，但几乎所有受益者都来自广东省周边省份，来自湖南和四川等邻近省份的农民工仍在努力争取广州户口。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情况可能更糟，这两个城市分别宣布了2300万和2500万的人口上限。北京已经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驱除所谓的“低端人口”，而如果上海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也不得不采取类似的强制策略。
最新发布的《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进一步放宽了城市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实行积分落户政策的城市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不过，新型城镇化政策主要倾向于发展规模较小的城镇及中西部地区，这与农民工流动到经济更为发达、就业机会更多的东部地区及特大、超大城市之间仍存在张力。
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同意户籍制度是过时且不公平的，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应享有更多教育、社会和医疗福利。
2012年3月，财新网在一篇社论中，将户籍体系描述为“在当今中国道德上站不住脚”的制度，并补充说：
户籍制度的改革将是对人力资本的一种及时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应进一步调整户籍制度。国家多年来一直在为变革做准备，如今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现在是时候做出更多改变了。
然而，六年后，“户籍制度改革”已不再是政治议程中的重要议题。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甚至根本没有提到这个话题。进一步放松户籍限制的可能性也许不在中央政府，而是来自于一直处在户籍改革最前沿的省市和地区。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将取决于这些城市对土地、劳动力和其他经济资源的需求，而非对社会正义的渴望。
也就是说，在国家层面，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关键障碍，即中国警方的坚决反对，可能正在逐步减弱。因为人脸识别软件和社会信用评分等技术的进步，已经使警方掌握了比户口更多也更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
在未来，中央政府可能会鼓起勇气，下定政治决心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但在此之前，更迫切的需求是真正致力于加强社会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并增加社会流动。有鉴于此，中国劳工通讯建议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 确保居住在同一城市的所有儿童，不论其户口状况如何，均享有平等的公共卫生和教育服务，并享有平等的社会发展和社会参与机会。
- 投资兴建普通民众负担得起的住房，这样农民工及其家庭就不必被迫住在危险且人满为患的偏僻棚户区中。
- 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向中小城市提供补贴，为当地居民和周边农村地区修建医院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从而减少农村居民前往大城市就医的需求。
- 政府还应为农村教育发展提供补贴。地方政府应该建设新学校，提高工资和福利，以吸引更合格的教师。
- 各社会部门包括政府、学校、媒体和社会组织都应该致力于加速城乡融合，并抵制将农民工标签化为“低端人口”的做法。
本文首发于2010年，最新修订于20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