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事件中，工会在哪里？
工人事件：2020年2月1日，一群职业学院学生于深圳某工厂被要求疫情期间签署“自愿复工”声明开工，否则开除。
微信公众号“尖椒部落”原创首发的报道指出：在众志成城抗击疫情、各地政府通知“延迟复工”的当下，一些过年期间滞留在工厂的工人和学生工却要面临“自愿加班”和拖欠工资。来自重庆一家职业学院的五百名学生，被学校安排，自2019年9月起到广东省惠州市、东莞市和福建省厦门市三个地方实习。一群学生在2019年11月16日转入深圳的一家工厂，11月19日入职。过年时，学生工需要留守，放假四天。因疫情严重，政府部门发表声明说2月9日24时之前不得开工，但是工厂于2月1日八点半和上午十点在停车场聚集了所有留守正式工和学生工，共四五百人左右，强制性签署复工协议。强制工友签署的声明是：“如公司生产需要，本人自愿加班”，有部分学生工没签，厂方打电话威胁说要把他们赶出宿舍，并辱骂老师。
致电详情：
我们致电给两个地方总工会
——深圳市总工会（值班室）
——广东省总工会（职工热线12351）
地方总工会对工人事件的参与：
工会改革：去除“四化”和增强“三性”
去“四化”方面：
我们联系到深圳市总工会和广东省总工会。深圳市总工会的值班室和广东省总工会职工热线的工作人员均接听了电话，工作态度不错，贵族化改善良好。
深圳市总工会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均不了解发生在本地的疫情期间工人被强迫复工的事情，并且均表示自己只是值班，不清楚如何处理这类事情。工作人员翟先生建议找职工热线反映情况，因为他们也只能汇总到职工热线那边去处理。工作人员李先生则建议，应该逐级上报，从最基层的工会反映情况。
深圳市总工会的行政化、机关化仍然严重。
广东省总工会职工热线的工作人员也不了解情况工人被强迫复工的事情，并建议找深圳市总工会反映情况，认为当地的情况要由当地的工会去介入。
广东省总工会的行政化、机关化仍然严重。
增“三性”方面：
从深圳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从广东省总工会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们没有感受到对工人的阶级感情（欠缺政治性），没有感受到工作人员对工人实际工作生活状况的了解（欠缺群众性），没有感受到工会工作人员有能力和意愿代表工人通过谈判维护和争取权利（欠缺先进性）。
（点击查看对话中与增“三性”相关的内容）
观察和印象：
被强迫要求签署“自愿复工”协议的学生工在发生劳资纠纷时没有找工会求助。
值得肯定的是，深圳市总工会值班室的翟姓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之后，找到深圳市总工会法律援助中心上报情况。
深圳市工会和广东省总工会设立了接听工人投诉的值班室和热线电话，并会对工人反映的个案做登记和了解。不过，接听工人求助的热线似乎变成了职业化的登记平台，平台只负责记录和反映这些求助个案，而不是找工会负责的部门直接介入劳资纠纷的现场。深圳市总工会虽然设置了值班室，但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并不了解如何处理劳资纠纷。如果工人有问题找工会咨询，还得去找其他的负责部门。广东省总工会的职工热线虽然接收工人投诉，但也是将工人转介到属地工会。热线电话只是记录情况，并不介入解决劳资问题；热线如何转介到属地工会，属地工会是否解决和如何劳资纠纷，这些情况并不透明。
工会层级系统原意是通过各个级别的工会广泛地联系劳动者、代表广大的工人群体。但在现实中，逐级体系使得各级工会可以将正在发生的工人事件层层转移，推卸本级不作为的责任。疫情时期被强制要求复工的学生工没有找到工会求助，而是向新媒体反映情况，这种现象反映了基层工会可能有失职之处，令到工人在有需要的时候没有想到工会，也没有找工会介入劳资纠纷的现场解决问题。而当劳资纠纷的个案被反映到深圳市总工会之后，总工会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认为，不应该任何事情都找市总这边，而是建议“逐级的，往区里报，区里往市里报”。也就是说，本该贴近工人的基层工会失效时，市总工会仍然固守逐级上报的体系，置紧急情况下的劳资纠纷于不顾。工会的层级体系不解决问题，反而成为了问题的来源。
最后，假设是当事工人打的电话，他们知道深圳市总工会的存在、了解工会的职能、知道习近平要求“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哪里的工会就要站出来说话”——在打完这几通电话以后，工人再回来找工会的可能性不大。
工会改革建议
- 建议深圳市的工人，在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应该第一时间去找工会，要求工会代表工人并维护工人的权益。
- 建议深圳市总工会，及时了解本地发生的工人集体行动事件，并介入其中，充分利用每一起工人集体行动，重建工人对工会的信任，在具体行动中增强工会工作人员的“三性”。
- 建议深圳市总工会在紧急疫情期间，主动走到工人中间，依靠基层工会和一线工人，确保劳动者的职业安全与劳动权利。在防疫期间，工会可以与当地政府和企业或企业协会展开协商，就劳资问题、防疫保障等受疫情影响的工作问题，代表工人与企业和政府共同协商解决实际问题。
（以上分析解读仅代表CLB的立场，欢迎点击链接就访谈文字稿作出不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