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路透社稿件 China labor activists say facing unprecedented intimidation 翻译，作者 Alexandra Harney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劳资纠纷也越来越多，许多劳工机构表示，在过去一年里他们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的压力——而他们预计今年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在中国沿海的省份广东省，经济增长的放缓和用人成本的增加让许多工厂不得不关厂或是迁往内陆省份，而这些厂在关厂和搬厂时候常常没有给工人合理的赔偿。
根据位于香港的劳工权利机构中国劳工通讯记录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的罢工数量达到2013年的两倍多——从656起增加到1378起。而2014年4月中国发生了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阿迪达斯、耐克的供货商裕元鞋业约4万名员工为争取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而进行的大罢工。
这些罢工行动给像曾飞洋、张治儒这样的劳工维权人士增加了工作，而像微信、QQ、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在中国的普及，也让工人维权行动的消息更易于扩散。
而这也让劳工维权人士和警方的关系时常出现摩擦。当地官员将罢工视为影响社会稳定，而投资者们则认为工人权利是对他们腰包的威胁。
在近二十年中，作为中国最出色的劳工维权人士之一，番禺打工族服务部主任曾飞洋对警方的骚扰并不感到陌生。但是上个月他第一次在没有被指控任何罪名的情况下，被警察带去派出所羁押了一夜。而从去年9月起，他也两次被迫在有警察看守的宾馆中过夜。
而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主任张治儒则称，去年被警察盘的次数已经多到他数不清了。
在过去一年中他被迫13此搬迁。他说，警察告诉他的房东们，他是一个有政治问题的租客。
而受访的其他劳工维权人士几乎有着同样的遭遇。
“去年面临的打压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经历了最艰难的一年，”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工人培训部主任陈辉海说。“而2015年的情况可能更糟。”
广州和深圳的警方并未对此作出任何评论。
除了面临来自警方的压力，曾飞洋和张治儒还告诉了记者他们因为介入工人维权运动而面临的其他压力。
2014年12月26日上午，四个男人来到曾飞洋的办公室，称他欠钱不还。其中的两人对他进行了推搡和殴打，曾飞洋的眼镜被打坏，腿部和背部也被打伤。
去年秋天，张治儒的车被泼汽油、后窗也被打碎。
虽然他们曾向警方报案，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破案，他们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案件的解释。张治儒则称警方连基本的调查都没有。而警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收紧境外资金
据劳工维权人士称，警方尤其关心劳工组织是否是接受境外资金资助。
“警察经常来拜访我们，而他们最主要就是反对我们接受境外资金，”一位要求匿名的北京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的职员说。而在警方的压力之下，该组织不得不停止了他们在许多劳工维权方面的工作。
张治儒负责的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也声称将不再接受境外资金。在警方的压力下，从去年10月开始曾飞洋已经停止接收来自中国劳工通讯的资金。
曾飞洋说，他现在是靠从一个朋友那里借钱来维持组织的基本运作，直到找到新的资助方。
随着官方对劳工NGO的打压加剧，这些劳工NGO常常会建议工人们去找官方工会求助。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个中国唯一合法的工会组织到目前为止仍在大多数劳资关系中扮演局外人的角色。
根据今年一月开始施行的《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规定，工人进行集体谈判时的首席谈判代表必须是工会的主席。
深圳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李莹说，工会一直以来都在为工人最大程度的争取权益。但是劳工维权人士却质疑这个经常站在管理层和政府一方的共产党机构是否真的能在劳资纠纷中赢得工人们的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还是经常会找像曾飞洋这样的劳工维权人士寻求帮助。
尽管曾飞洋很担心他的工作会对他的妻子和只有10岁的孩子造成影响，但他称自己仍没有被吓倒。
“就算他们将我送进监狱，我也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