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以尘肺病农民工为第一人称的自述。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报告职业病27420例，其中尘肺病24206例，尘肺病报告病例数占2012年职业病报告总例数的88.28%，大部分分布在煤炭行业。到2011年年底，全国累计报告尘肺病已经突破70万例，占职业病的九成。
刘树红，只是等待帮助，或等待离去的70万分之一。70万个已报告病例，背后是70万个故事，每个故事有个性，也有共性。而这，只是已经被报告的部分，事实上，煤矿尘肺病死亡数已经超过生产安全事故死亡数。
这些年，国家政策、法律保护、社会救助和医疗救治的已在全面提速，希望能最终赶上他们离开的速度。
近日，经过一番颠簸，记者终于在路人的指点下，来到了山西省左权县马田镇云头底村的一个小卖部门前。一进门，左边就是一张单人床，床上放着制氧机，一个看上去60多岁、穿着旧迷彩服剃着光头的黑廋的人，正在吸着氧气，不停的咳嗽着。不用介绍，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有着尘肺病症状但尚未鉴定认可的患者刘树红。
整整一天的时间，记者听刘树红断断续续的讲述着自己的事——背后是一个尘肺病患者的苦难和抗争。
挣的都是 “ 玩命钱 ”
我叫刘树红，还不到48岁，可是看见我的人都以为我六七十岁了。自从去年6月发病以来，我的体重跌了近40斤，人老了十多岁。
现在每天吸氧10多个小时，还得吃大把的西药、喝几大碗中药，就是废人一个。什么活也干不了，走不了几米就上不来气，出气成了大难题。
20年前，我还不到30岁，正值年轻力壮，因为两个孩子还小，父亲生病，家里又有饥荒，与同村人相跟，到左权县昌鑫矿山有限责任公司打工。前两年，干的是放炮后的出渣工（把放炮炸出来的矿石装车），接触粉尘，但粉尘不大。两年后，包工头让我跟人学钻眼放炮，这一干就是13年。那时，矿上用的是干钻，在深深的矿井中打炮眼、炸矿石。一个平洞通常是几千米长。一年四季我们都在封闭的洞里干活，装备就是一个安全帽和一个口罩。一干起活来，钻机轰轰直响，矿洞里全是白白的粉尘，能冒一米多高，除了眼睛和嘴巴外，脸上的那灰尘足有一寸厚，一起干活的三个人两米之内谁也看不清谁。每天停工后我们的鼻孔、耳朵里全都是灰尘，吐出的唾沫都像泥浆一样。
在矿上这15年，我把俩孩子供到高中毕业，给家里盖了两次平房共13间。
第一次听说尘肺病是从一个年轻的工友那里。那是2000年的一天，说后不久工友就不干了。我也想过离开，可是总以为再干个几年，家里的条件能更好点。谁知道挣得是玩命的钱，要是从那时候就不干了，兴许还不得这个病呢。
我2009年春天离开矿上，是因为一场事故。在洞里干活时，洞顶掉下一块大石头砸在我背上和大腿上。当时，我就不能动弹了。矿上诊所检查后认为骨头没断，输了几天液体，人扶着能上厕所了，我没要矿上一分钱就回家养着了（包工头说不能让矿上知道，否则会扣他钱的）。也正是因为那段时间不能干重活，我和家人就商量着租了个小卖部，卖点蔬菜和零食。
记者感言：15年间，企业先后经历了乡镇企业、股份制企业和非公企业的改制。但不论哪种性质的企业，在2006年前，同样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没有必要的防护措施。干活时手脚被石头砸着是经常的事，只要不是骨头断了，只要还能动，他就硬挺着。记者在感触刘树红诚实憨厚的同时，更为他的自我保护意识缺失、法律意识淡漠所痛心。如果能有更多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许多尘肺病悲剧本来不会发生。
呼吸成了 “ 最难的事 ”
回家后，只要干重活就感到有些胸闷气短，还经常感冒。有一回，高烧10多天不退，可是一量体温并不高。但是，我都没当回事，也没想过这和尘肺病有什么关系，每次吃些药就过去了，不能干重活就干些轻活。
去年6月，我突然发现自己不仅干活气短，双脚也出现了水肿，疼得没法走路，我们麻田镇医院诊断说是肺心病。吃了一些药，水肿消了，可是还是气短、浑身无力，连轻活也干不了，咳嗽也加剧了。
9月，我到河北涉县人民医院检查，结果是尘肺病。拿着满是白网的胸片我傻了，也突然明白了几年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症状。
我家里人四处打听治疗尘肺病的医院和办法，把涉县人民医院拍的胸片寄到中华慈善秦皇岛尘肺病专科医院。那里专家的话更让我绝望，说我尘肺已经达到三期，肺纤维化很严重了，而且是不可逆转的，出现了肺气肿、肺大炮、心脏萎缩，没法洗肺了，洗肺的过程可能出现危险，只能保守治疗，赶快吸氧减轻病痛。
可是，吸氧后，我还是胸闷气憋。打听到长治市有一个私人诊所治疗尘肺病很有名气，许多当地的病人都在这个地方买药吃。因为我已经离不开吸氧了，家人就给我一次买一个月的中药。吃了几个月中西药，吸了几个月氧气，去年12月，我在县红十字博爱医院的胸片诊断，考虑是矽肺。
今年3月底，我实在出不上气来，憋得浑身出汗，路也没法走，24小时吸氧也不管用，不停的咳嗽，一天吐大半瓶子痰，整晚坐着没法睡觉，不能吃饭，一口馍卡在喉咙上就能憋死我。没办法，家人送我去县康复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现在能吸着氧和你们说话，已经是今年以来最好的情况了。
我想活，我还年轻，如果把病控制住了，或者是能减轻的话，我还能干点轻活。我家两个孩子，姑娘已经出嫁，儿子当兵在外没收入，小卖部一月收入不超500元（原先800人的村庄，年轻人全部外出打工，只剩老人和小孩不足300人），我不到一年就花了3万多元，哪来的钱啊！
记者感言：2004年起，企业对特殊岗位工种开始了安全生产培训，考试合格后发放上岗证，但没有职业病防治的内容，对职工的劳动保护依然没变。指着那摞得半人高的草药和各种各样的西药，刘树红的妻子说，丈夫的呼吸成了全家的头等大事。只要丈夫呼吸顺畅，全家人就能轻松过一天。记者难忘刘树红大大的有些突出的眼睛里笼罩着的一层悲伤，深感他强烈的求生愿望。但他的家庭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有进行尘肺病鉴定，才能得到工伤待遇，才是救命的第一步。尘肺病鉴定费用能否免费或得到一定补贴，值得有关部门思考。
认定要迈 “ 几道坎 ”
从去年9月被诊断出尘肺病后，我知道要到省职业病医院进行尘肺病鉴定，需要矿上出具一些证明，就开始为鉴定尘肺病与矿上协商。
我找矿上是有理由的，我虽然在包工头手下干活，但是，每天干活前，都要到矿上的炸药库领炸药、雷管、导火绳，都要登记姓名和领取数量；我从矿上回家后，再没有过接触粉尘；从2006年开始，企业与我还签订过三次劳动合同，只是我手里没有；2008年《劳动合同法》要实施时，县劳动局还要求矿上给我们59个特殊工种的矿工在左权县人民医院进行了体检，但体检结果始终没给我。
找了几次后，我看矿上一直在推，我自己又不懂法，再加上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就给亲戚李彦书打电话求救，因为他在国有煤矿干劳资工作多年，对尘肺病了解。矿上倒是承认我在矿上干过，但是，证明要我自己找。我亲戚跑了几十遍县人民医院，才拿到了那次体检证明汇总表，59个人中，只有我的胸片异常，初诊为疑似职业病。但矿上并没有把体检结果告诉我。由于尘肺病的潜伏期较长，当时，我也没有明显的感觉和症状。
拿到体检报告后，矿上态度有所转变。我们多次找矿上交涉，还找了晋中市安监局、县安监局、县总工会、分管安全的副县长。
去年腊月十九，矿上的总经理和工会主席来我家慰问，放下2000元，说年后给我鉴定。我满心欢喜的等到年后上班第一天，让车拉着自己去找矿上，但是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实质性的动静。
听人说，等我拿上赔偿款给自己看病，还有好多坎，鉴定尘肺病只是个开始，还有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之后才能和矿上协商赔偿金。如果协商不成，我才能走劳动争议仲裁和法院。可是我在第一道关口就卡住了。矿上不给出上岗证、领炸药时的签名这些证明，我就不能去省职业病医院进行鉴定，拿不上专业的职业病诊断报告，还谈啥看病。
其实，我不想要矿上的钱，我只想让矿上给我看病，我想活着看到儿子退伍，结婚生子。如果我现在就六七十岁了，我也就不治病了，我还不到该死的年龄。
记者感言：尘肺病是不可逆的，但可以通过医疗手段延长患者的生命、改善其生活质量。如果稍有维权意识，刘树红也可以保留一些关键证据。他曾有过上岗证，但是离开时，是企业收回了还是自己弄丢了，他压根记不清了。记者看到2008年夏天，在矿洞前刘树红与工友们的一张合影，当年的他意气奋发，年轻力壮的，与6年后，吸着氧气、张着嘴、大口呼吸的刘树红形成明显的对照。病情的急迫需要治疗与企业的无数次推诿拖延、生命的极度有限与等待的遥遥无期，就这样矛盾地存在着。对于许多尘肺病患者而言，应当注意保留证据，这是之前许多案例留下的教训。
来源：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