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
在赶工方面，所有厂都“一般黑”，工人订单少时愁死，怕被炒鱿鱼，订单多时累死，每天10多个小时，绷著的弦一刻也不能松。
不要问这些兄弟打工累不累，苦不苦。每年8月底，你到汽车站去看看，家长送小孩回家，小孩在车上哭，父母在地下哭，看到这一切你就都会明白
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生在农村，却五谷不分；受过一定教育，却不足以在城市立足；非城镇户口，却每天在城里逛街、追星、用苹果手机尽管是山寨的；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拼命赚钱，终极目标却不再如父辈一般，回老家盖新房……
他们十七八岁就进了城，在城市拼命追寻，企求在异乡开辟一片新天地，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鲜有结果。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还在向前走……他们，用个专有名词来称呼新生代农民工。
7月中旬，南方日报记者以普通农民工的身份，在广东东莞求职应聘，顺利进入一家制衣厂和一家玩具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周，管窥他们的生存、困惑和迷茫的未来。
第一天：找工近九成新民工不会农活
东莞，中国农民工集聚地之一，这里有数不胜数的大小工厂，每年众多农民工从全国各地涌向这个弹丸之地。2011年7月11日，我从广州出发，前往东莞揾工。
“大量招男女普工”，东莞街头满大街的标语，对於刚来求职的年轻人是一剂强有力的兴奋剂。我应聘的第一家厂是虎门镇某知名电子厂。上午8点到达厂区时，排队求职的队伍已绕了一圈。和其他求职者聊天得知，能到这样大厂来求职的人，多是受老乡指点，或者在别的小厂做不下去了，初次到东莞的人，“看到什么厂进什么厂，很少会挑这样的大厂”。
求职成功的人告诉我，即使是和老乡或者朋友一起找工，也不要站在一起。“如果超过三个老乡一起见工，百分之百被拒”，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爱闹事，爱拉帮结派，工厂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两个熟人进同一个厂，一般都会安排在不同的宿舍，不同的生产线，减少彼此之间的交流。等到9点半，当天招聘满额，我和排在前面的数十人被告知第二天再来。一位应聘成功的小伙子告诉我，他淩晨3点就过来排队，“不要急，别看他招得多，每天离开的更多”。
接著，我来到长安镇一家颇有名气的人才市场，工作人员指著招工广告上“世界500强”大声问，“这个知道怎么回事吧，世界500强，不得了的！”一声吆喝，众多求职者凑了过来，这位工作人员承诺，交220元，包进名厂，包分配到“最轻松的岗位”。不过他再三强调的是，反悔了，不退钱。
每天离开工厂的人，比进厂的人更多。这并不夸张。我打工时住在下铺，上铺的主人一星期换了两位。进厂做工的枯燥和压抑，让不少原来只想玩玩的年轻人后悔不已。全国总工会关於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颇为相似。
第二天：进厂不加班者按旷工处理
我在东莞打工生涯的第一份工在制衣厂。厂区墙壁上贴著巨幅招工广告，我走进去碰运气，才发现由於急缺工人，这个厂的招聘变成了走形式。手臂没纹身、10个手指没断指、说话利索，被检查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后，我出乎意料地轻松入职。每月工资底薪920元+打分提成。早晨6：45起床洗脸刷牙，吃过早餐到工厂刚好7点半，拿著工作证刷卡进车间。在等待组长分配任务时，和一位湖南大姐聊天，她自言自语说，“这么年轻做拉布，看你能做几天”。
组长是位30多岁的四川人，他把我带到一个整理原料的裁床前，要求我和两个刚入厂的十几岁的小孩一起，按照单子的要求，将不同颜色的布料分类捆绑。从8点到11点半，一直就是按著单据整理布料，一个上午下来，脚有些酸，但起码还没有那位大姐说的那么恐怖，我有点幸庆找了份不错的工作。
食堂吃饭是免费的。进食堂前，心里做好了充分准备，但望著食堂师傅饭盆里的清水煮冬瓜、豆芽和茄子，心里还是很失落。吃饭时，我不时看著边上的工友，不知道他们怎么吃得下去。下午1点半开工，组长领著我将一个机器拖到车间，下午的工作是解开车间未开封的布匹，扛上机器，通过机器打开布匹，再按颜色分类整理堆放，以备上裁床裁剪。
一捆布三十来斤，我肩膀没力，只能用手抱著放到机器上，抱到第七捆时，早已经汗流浃背。十几捆布下来，已经累到不想讲话。休息时，一位暑假工模样的工友，给大家讲起了大学生活。他的高谈阔论有许多卖弄成分。听到他说下学期奖学金有5000元时，一位工友的嘴巴明显张大了许多“不用干活，也有5000元？”
“说这么多也没用，再回去高考一次照样考不上，照样要出来打工”。另一位工友回应。短暂休息后，新的任务又来了。一捆一捆的布要一寸一寸拉平，需要两个人一人捏著布的一角，拼命地往前跑，用跑步的速度带动布捆转动。手不能捏得太紧，也不能太松，但跑步速度却要快。“你就想像后面有条狗在追”，组长说。跑完以后需要原路返回，用手轻轻将布抚平。
接下来的5个小时，我就这样一趟一趟地跑。车间的吊扇仿佛根本不存在，身上的汗就像雨水一样往下淌。由於是生手，我屡屡出错。开始组长还在一旁盯著，但后来见我出错太多，他已无力顾及，临走时留下一句话，“工资主要靠提成，提成根据工作表现打分，你这样做一天，还得赔钱”。一旦出错，整个小组都要返工，工友们的工钱就会受影响。一位工友最后还是说话了，“给你两天时间，如果还做不好，就换个组吧”。
按照工厂规定，晚上要从7点半加班到10点或11点，加班费5元/小时，不加班者按旷工处理。下午下班后，饭都没吃，我就直接回了宿舍睡觉。第一个工作日终究没能坚持下来，我逃掉了第一个加班。
第三天：丢钱没丢过东西打工不完整
工厂宿舍房间24小时不上锁。入住宿舍前，管理人员再三强调，财物自己看好，“即使是老乡也不能信任，知人知面不知心”，宿舍提供给每人一个铁柜，自己买锁，自己看管，“反正我都提醒你们了，再丢了东西与工厂无关。”同宿舍的一位工友，平时身上的现金不会超过50元，用完了去ATM排队取钱。有时淩晨一两点，不少ATM机前的队伍还能排到马路上。银行卡和身份证是最重要的两件物品，这位工友装在内裤前面的小口袋里，虽然好几次洗衣服忘了拿出来，但他仍坚持用这种方式。
7月13日傍晚下班后，我准备去厂外买盒饭。一天的劳累，人早已筋疲力尽，精神开始恍惚。要了一份最贵的速食，一摸口袋：空的！我顿时呼吸急促，血一下子冲到脑袋，身份证、信用卡和1000多元现金全在钱包里。
扫了一遍速食店，确认没掉在地上后，我迅速原路返回，但意料之中的一无所获。扩大范围找了一圈后仍没有收获。在工厂里丢了东西都与工厂无关，出了厂门，他们更不会理睬。我只好拨打110报警，接电话的人说，这样的事情，要向最近的派出所报案。又拨打派出所电话，对方称身份证丢了不需要挂失。我一直坚持要报案，他才答应派人过来了解情况。
两位身著“治保”服装的人见到我后，笑嘻嘻地指著不远处一座桥问，“是在桥这边丢的，还是在桥那边丢的？”“在桥的那边，我打110后他要我联系你们派出所。
“在桥的那边，就不是我们的管辖范围，你应该在那边再打报警电话”，说完，两个人离开，剩下目瞪口呆的我。此时，快到晚班时间，我只好返回工厂上班。工友告诉我，“没有丢过东西的打工，是不完整的打工，丢了东西很少报警，反正没有用”。
第四天：换厂一个月工钱经不起罚款
制衣厂工作两天下来，我有点吃不消，而对於我不愿意加班，主管也不满意。双方很快“达成一致”，我辞工走人，没有一分钱的工资。临走前，主管说，“比你时间短的人多得是，有的年轻人只做了半天”。找第二份工作，我瞄准了某大型玩具厂，标准的流水线作业、厂内清一色的“85后”。这家工厂很受欢迎，要进厂得早起早准备。当天清晨5点多，我就到了厂区外，没想到已经有近百人排队。据说前几天，陆续有100多人辞工，所以当天招人数目不少，我再次顺利入职。每月工资底薪1100元+计件提成。
玩具厂的工作相对简单轻松，但几天做下来，心理压力却丝毫没有减轻。我被分在玩具娃娃生产线上的最后一道工序将前面11道工序组装好的产品，按标准装入包装盒，哪里贴胶布、哪里折叠，都有明确而细致的规定，稍有不符，就要重新回炉重做。我和另外两名操作同样工序的人，分到了编号各异的包装盒，一旦出现差错，组长就能根据编号找到责任人。
除了组长，在生产线上来回“巡逻”的还有技术工，他们与组长平级，同时检查监督若干个组的生产品质，要求不达标的产品返工。工人对这些技术工又爱又恨，刚进厂时，自己的手艺来自於技术工传授，但短暂学习后，这些技术工从老师变成了监工。
组长、技术工轮番轰炸，给工人带来的压力是摧残式的。做工时，我想到了富士康一位坠楼幸存女孩对我说过的话。2010年，我在深圳采访富士康工人连续跳楼事件时，这个可怜又幸运的17岁女孩说，“从上到下，不断向我们强调，一切向效率服务，一切向速度看齐”。她告诉我，同一条生长线上，有老员工，也有像她一样刚进厂新员工。但对产量的要求却不分新老，看著老员工轻车熟路，“我越做越急，越急越错”。只要速度慢下来，主管领导就会拼命地催，有时还骂脏话。
换过不少厂的工友说，在赶工方面，所有厂都“一般黑”，工人订单少时愁死，怕被炒鱿鱼，订单多时累死，每天10多个小时，绷著的弦一刻也不能松。虽然是坐著，但货物源源不断从生产线上游往下走，我又是新手，时刻要保持高度紧张，很快就腰酸背痛。我换了个舒服的姿势，蜷缩靠在椅子上，手中的活并没有停下。但不到一分钟，管理员指著我大声说，“坐好，坐正！”看见我是新人，他又补充了一句，“没有好的状态，怎么能出效率，没有效率，一个月工钱经不起你罚钱”。
加工制造企业的盈利模式，对效率有著歇斯底里般疯狂的追求，工人做熟了某一道工序，为了提高效率，他就会固定在这道工序上直到他离开工厂。被问到“这样的娃娃要卖多少钱”时，工人们无一例外地摇头，他们的工作就如同盲人摸象，有的人工作好几年，连最后成品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手下做出产品的价值了。
第五天：娱乐赢钱了我请你去爽歪歪
到了晚上，工厂附近到处都是音乐开得超大声的溜冰城，招牌灯足有两人高的网吧，还有大大小小的烧烤摊，各地特色的大排挡，与白天的寂静形成鲜明的对比。泡网吧、唱K、溜冰，这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生活的三大娱乐专案。大多数工厂都是24小时不间断开工，因此，同样24小时营业的网吧最受欢迎。聊QQ、玩网游最受追捧，不少网吧也实现“差异化经营”，部分电脑加强配置，专供网游，收费也高，部分电脑配置低收费低，供女孩子聊天用。
一位工友说，刚打工时，大家还会建立聊天群，同一个工厂的打工者相互交流。但后来渐渐失去了兴趣，几个月就换一份工作，此时前一个群的人都还没认全。这都属於比较健康的娱乐。工友中有一位负债累累的年轻人。从今年春节到现在，他已经输掉了4个月的工资近万元，还欠下4千多元债务。工厂里赌博人群不在少数，下了班就开始，风雨无阻，没有休息日。这位工友说，上班实在太无聊，但只要想到晚上能“赌几把玩玩”，就觉得有动力，也觉得日子过得有意思。
相比之下，另外一种娱乐更刺激：买地下六合彩，每周开三期，买中了能获得40倍的回报赢利。“赢钱了我请你去爽歪歪”，这是工友们最喜欢的承诺，爽歪歪是附近一家娱乐城，可以溜冰、可以唱歌，还有很贵的按摩服务。同生产线的一位工友说，他打工期间的梦想，就是每周能去一次爽歪歪。娱乐结束，回到宿舍又是另外一种生活。一个宿舍8个人，分属不同生产线，甚至不同部门，上班时间根本凑不到一块，我下班时，其他人有的赶著上夜班，有的在外面吃饭。有很多入厂几个月的工友，和宿舍其他人仍不认识，顶多下班时打声招呼，“回来了”。彼此间的关系，就像紧锁的柜门一样，正常而又有著距离。
第六天：宵夜三成新民工5天花光工资
玩具厂的工友们年纪都比我小，无一例外都是“85后”。工作几天后，我和其中一两个渐渐熟悉，通过他们又约了几位工友，还有隔壁一个工厂厂长，大家一起宵夜聊天。一位河南漯河的小伙子说，他已经在东莞呆了五年，其实心里早已厌倦，但回去没有更好的门路，不知道能干什么。谈起“梦想”时，工友们都会有点不屑，有吃有喝过日子，什么梦想不梦想的。对於他们而言，出路比梦想更为实际。
厂长姓冯，湖南衡阳人，从2005年到现在一直在虎门形形色色的工厂打工，从普工做到了厂长，工资也从每月几百元一路涨到了现在的5000元。在很多年轻人眼里，冯厂从最基层的工人做到了管理层，尽管还是一个打工仔，但他已经是“成功的代表”。几杯啤酒下肚，冯厂拍著我的肩膀说，不要问这些兄弟打工累不累，苦不苦。“每年的8月底，你到汽车站去看看，家长送小孩回家，小孩在车上哭，父母在地下哭，看到这一切你就都会明白”。
打工生活，除了累、枯燥，对於很多人来说更多是无奈，就如冯厂。冯厂感叹地说，以前为一个组长、一个主任，大家都要争破脑袋，但现在的年轻人，很少会为了这样的职位而去争、去抢，“大家都发扬风格，让给别人”。做个组长多几百块钱工资，却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对於年轻人的吸引力几乎等於零。
“有时他们请我去唱歌，我都不好意思去”，冯厂说，他曾做过一个调查，发工资后的五天内，厂里有1/3的年轻人会把钱花得精光，然后找他预支下个月的工资。记者打工期间，就“打工工资是否要寄回家”这一问题，记者一共向56位元“90后”找工者谘询，只有5位年轻人表示，如果家里有需要，开口向自己要，才会寄回去，其余51位均表示，家里不会找自己要钱，因为工资还不够自己花。
第七天：辞工“农二代”生活以城市为参照
新生代农民工，其实远不是一个“农民工”的词所能概括。与其父辈相比，他们从小到大衣食无忧，缺乏吃苦耐劳的品性，崇尚个性张扬，追求个人享受和社会尊严。“农一代”是以家乡为参照物，“农二代”却是以城市为参照物。
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有著更强的认同感，但现实往往更残酷。
7月17日，我决定结束我的东莞打工体验，辞工返回广州。
文章来源: 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