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讯 这两天，门头沟法院执行庭的法官王淑霞忙得够呛，既要参加北京电视台七一晚会的录制，还惦记著一宗30多名农民工欠薪案的执行情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已经记不清这是她经手的第几起农民工欠薪案，虽然这类案件的执行只是她们众多工作中的一部分，但却被农民工牢牢地记一辈子，赴四川射洪千里送款就是这样的一个案子。
法官不甘心：历时9年要回农民工欠薪
“想不到能领到9年前的欠薪，更想不到北京法官亲自送上门来！”2009年，曾在北京打工的刘正春等22名射洪农民工领到了煤矿老板拖欠他们长达9年的3万多元工资款。34490块9毛钱，别看钱不多，这可是法院为22名四川籍农民工追讨的血汗钱。
事情要追溯到2000年，射洪农民刘正春、张本地等22人离开家乡，到北京王村煤矿打工，没想到煤矿老板却以企业亏损为由，拖欠工人工资，更没想到后来这家煤矿因为污染严重被责令关闭。
22名四川籍农民工一看拿不到工钱，急了，一纸诉状告到法院，皱巴巴的起诉书上，歪歪扭扭地写著：“青天大老爷，一定得给我们做主啊！”不久，案子判了，农民工赢了，可煤矿因财产不足，工资款只能先给一部分，22名农民工的心里很不痛快。他们找到执行法官王淑霞。“王法官，我们决定回老家了，知道法院尽力了，我们认了。”望著他们带著遗憾离去的背影，王淑霞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煤矿欠农民工的工资给追回来！”
2009年，经过法院的不懈努力，案款终于要回来了，但如何发款又成了一个新难题。按照司法规定，当事人需要在卷宗上签字，可22名农民工的工资款最多的一笔才三千多块钱，最少的才三百多块钱，如果让远在四川的农民工来京领款，有的连往返路费都不够，而且绝大多数人的电话都变了，根本联系不上。王淑霞马上将这一情况向院党组汇报。院党组决定要千里送款，22个农民工一个也不能落！
农民工哭出声：不相信还有这样的好事
从北京到成都两个多小时的空中飞行，从成都到射洪6个小时的崎岖山路，再从重庆到奉节26个小时的水路，王淑霞带著书记员和法警拖著装满22本卷宗的箱子跋山涉水，连续赶路，几天几夜都没合眼。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四川地震后村镇合并，很多农民工的地址已经变了。那段时间他们光是联系派出所、村委会的电话就打了上百个。
在送款的第一站四川射洪县，他们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第一位农民工老张现在住的村子。在焦急地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后，刚下地回来的老张终于站在了他们面前。听说这些人是从北京来给老张送几年前的那笔工资时，几乎全村的人都围了过来。接过那一摞有零有整的血汗钱时，老张肩上的扁担啪地一下子掉到了地上，他扑通跪下了，“我就是一个打工的，好几年了，我以为法院早忘了。没想到，北京的法官会把钱送到我家，一分都没少啊！”
找人的过程异常地艰难，可找到人了，发钱也没想象得那么容易。有一位农民工，接到王淑霞的电话，还以为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手法，他先是打电话到法院核实了王淑霞的身份，然后又谨慎地要求到一个中间地点接头，中途又两次改变接头地点，一会儿商场，一会儿广场，最后约定在长途汽车站的派出所旁边。见面后，他仔细地查验了他们每个人的身份证、工作证，直到在卷宗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他才相信：原来，真是北京的法官来四川给他送工资啊。他忍不住哭出声来：“我不相信还有这样的好事，真以为你们是骗子呢。”
在奉节送款结束后，一大清早，王淑霞他们正要继续赶路，却在旅店门口看见头一天领了钱的大妈。“大妈，您怎么在这儿啊？”“等你。”“我要去别处了，您还有什么事吗？”“没事，就是等你”，“那我要是不出来，您就一直等啊？”“我就想多看你一眼，咱老百姓有你们这样的法官真是福气啊！”这位大妈的丈夫是那22名农民工中的一个，回老家后长年卧病在床，突然来了几个北京的法官给她送钱，对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大妈没有其他的感谢方式，只能用她感激的目光送一送北京的法官们。
经过三千多公里的艰难跋涉，王淑霞他们终于找到了分散在四川、重庆6个县11个村的22名农民工，并把钱亲手递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手中，一分也没少！22个农民工兄弟，一个也没落!
法官不甘心：历时9年要回农民工欠薪
“想不到能领到9年前的欠薪，更想不到北京法官亲自送上门来！”2009年，曾在北京打工的刘正春等22名射洪农民工领到了煤矿老板拖欠他们长达9年的3万多元工资款。34490块9毛钱，别看钱不多，这可是法院为22名四川籍农民工追讨的血汗钱。
事情要追溯到2000年，射洪农民刘正春、张本地等22人离开家乡，到北京王村煤矿打工，没想到煤矿老板却以企业亏损为由，拖欠工人工资，更没想到后来这家煤矿因为污染严重被责令关闭。
22名四川籍农民工一看拿不到工钱，急了，一纸诉状告到法院，皱巴巴的起诉书上，歪歪扭扭地写著：“青天大老爷，一定得给我们做主啊！”不久，案子判了，农民工赢了，可煤矿因财产不足，工资款只能先给一部分，22名农民工的心里很不痛快。他们找到执行法官王淑霞。“王法官，我们决定回老家了，知道法院尽力了，我们认了。”望著他们带著遗憾离去的背影，王淑霞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煤矿欠农民工的工资给追回来！”
2009年，经过法院的不懈努力，案款终于要回来了，但如何发款又成了一个新难题。按照司法规定，当事人需要在卷宗上签字，可22名农民工的工资款最多的一笔才三千多块钱，最少的才三百多块钱，如果让远在四川的农民工来京领款，有的连往返路费都不够，而且绝大多数人的电话都变了，根本联系不上。王淑霞马上将这一情况向院党组汇报。院党组决定要千里送款，22个农民工一个也不能落！
农民工哭出声：不相信还有这样的好事
从北京到成都两个多小时的空中飞行，从成都到射洪6个小时的崎岖山路，再从重庆到奉节26个小时的水路，王淑霞带著书记员和法警拖著装满22本卷宗的箱子跋山涉水，连续赶路，几天几夜都没合眼。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四川地震后村镇合并，很多农民工的地址已经变了。那段时间他们光是联系派出所、村委会的电话就打了上百个。
在送款的第一站四川射洪县，他们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第一位农民工老张现在住的村子。在焦急地等待了一个多小时后，刚下地回来的老张终于站在了他们面前。听说这些人是从北京来给老张送几年前的那笔工资时，几乎全村的人都围了过来。接过那一摞有零有整的血汗钱时，老张肩上的扁担啪地一下子掉到了地上，他扑通跪下了，“我就是一个打工的，好几年了，我以为法院早忘了。没想到，北京的法官会把钱送到我家，一分都没少啊！”
找人的过程异常地艰难，可找到人了，发钱也没想象得那么容易。有一位农民工，接到王淑霞的电话，还以为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手法，他先是打电话到法院核实了王淑霞的身份，然后又谨慎地要求到一个中间地点接头，中途又两次改变接头地点，一会儿商场，一会儿广场，最后约定在长途汽车站的派出所旁边。见面后，他仔细地查验了他们每个人的身份证、工作证，直到在卷宗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他才相信：原来，真是北京的法官来四川给他送工资啊。他忍不住哭出声来：“我不相信还有这样的好事，真以为你们是骗子呢。”
在奉节送款结束后，一大清早，王淑霞他们正要继续赶路，却在旅店门口看见头一天领了钱的大妈。“大妈，您怎么在这儿啊？”“等你。”“我要去别处了，您还有什么事吗？”“没事，就是等你”，“那我要是不出来，您就一直等啊？”“我就想多看你一眼，咱老百姓有你们这样的法官真是福气啊！”这位大妈的丈夫是那22名农民工中的一个，回老家后长年卧病在床，突然来了几个北京的法官给她送钱，对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大妈没有其他的感谢方式，只能用她感激的目光送一送北京的法官们。
经过三千多公里的艰难跋涉，王淑霞他们终于找到了分散在四川、重庆6个县11个村的22名农民工，并把钱亲手递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手中，一分也没少！22个农民工兄弟，一个也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