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有限、难以融入城市，许多农民工选择“宅”生活，少与外界交流。
“70后”、“80后”、“90后”农民工，长时间不在家乡，对乡村产生了陌生感。
部分农民工以劳务派遣的形式进城务工，而劳务派遣工的收入水平与正式职工的收入水平相差较大，同工不同酬。
……
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压力大”。
他们不希望只是这座城市的过客。
他们希望在城市获得更体面的工作，赢得更多尊重。
他们希望老有所依、少有所养。
“想离体面的工作更近些”
“想离体面的工作更近些。”这是记者采访青年农民工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这些 “70后”、“80后”、“90后”农民工，长时间不在家乡，对乡村产生了陌生感。他们希望在城市获得更体面的工作，赢得更多尊重。
“28岁，来自山西，已有12年工龄”，笑称自己“吃过苦头无数”的邬华，自信地面对记者。这个年轻人曾辗转于福建、广东等地，到上海已近2 年。干过停车引导员、保安等工作，如今是上海一家服饰公司的部门经理。“人要有点梦想，熬几年，面包总是会有的。再过十年，我应该是一名成熟的职业经理人了吧。或者我会选择创业，自己做老板。我觉得只有自己亲自去闯一闯，才能体验到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那种成就感。”
根据上海青年研究中心的调查，上海新生代农民工中，非经济取向的外出务工比例六成以上，实现自我价值和谋求自我发展是他们的主要动力。为了实现梦想，这些青年农民工背井离乡，踏上逐梦之路。
1977年出生的洪刚是一家造船企业的电焊工，经历过民营、外资等性质的企业，现在是一个班组的“头”。他报考了上海电大的工商管理学习班，进修工商管理课程，为进入管理层打基础。“感觉最缺的还是技能培训，要是有更多培训，以后我们发展空间会大些”。
“不愿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
“生活有点枯燥乏味，每天就是上班、吃饭、睡觉，车间、宿舍、食堂来回跑。偶尔上上网、看看书。”邬华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
收入有限、难以融入城市，不少农民工选择“宅”生活。由于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多选址在郊县，很多务工人员活动空间基本上是企业-宿舍 “两点一线”，与外界交流少。
“虽然上海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丰富，但我享受不到，有失落感。”19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宋丽莉说。
上海市总工会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37.9%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的心理状态是 “精神压力比较大，对前景有些迷茫”、“压力很大，时常感到焦虑、无助”。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主任黄洪基说，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外出打工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即使在城市遭遇挫折或失败，有家庭和土地作退路，所以对城市没有产生依赖，比较认同他们的农民身份。而青年农民工习惯城市生活方式，面对既不能融入城市、又难以回归农村的现状，“压力大”、“焦虑”。上海市社区文化服务中心综合管理部主任杨永发认为，要切实丰富农民工精神生活，不仅要提供良好的文化活动平台，还要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让他们“有闲”去享受精神文化生活，有机会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
“最希望老有所依、少有所养”
25岁的操作工李建斌属于劳务派遣员工，在一家汽车配件加工厂工作。他说，同一个岗位，合同制员工不但工资比劳务派遣工高，而且有社会保险。 “就希望在医疗、养老等方面有所保障，这样以后有生活压力了也不害怕。”
据调查，部分农民工以劳务派遣的形式进城务工，而劳务派遣工的收入水平与正式职工的收入水平相差较大，同工不同酬。
黄洪基认为，应依靠工会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职能，改变劳资关系现状，推行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制度，同时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政府应该整合社会资源，强化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工作，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即将生效的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但目前这种转移接续办法的可操作性还较差。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左学金说，目前的社会保险体制在客观上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完善社会保险转移接续办法基础上，更长期的改革目标，应建立全国统筹的、低费率的、覆盖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基础平台，这样才能促进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我想把孩子从乡下接过来，享受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可是租的小房子怎么住得下？孩子万一生病了怎么办？高中教育怎么办？”邬华无奈地说。
“70后”、“80后”、“90后”农民工，长时间不在家乡，对乡村产生了陌生感。
部分农民工以劳务派遣的形式进城务工，而劳务派遣工的收入水平与正式职工的收入水平相差较大，同工不同酬。
……
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压力大”。
他们不希望只是这座城市的过客。
他们希望在城市获得更体面的工作，赢得更多尊重。
他们希望老有所依、少有所养。
“想离体面的工作更近些”
“想离体面的工作更近些。”这是记者采访青年农民工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这些 “70后”、“80后”、“90后”农民工，长时间不在家乡，对乡村产生了陌生感。他们希望在城市获得更体面的工作，赢得更多尊重。
“28岁，来自山西，已有12年工龄”，笑称自己“吃过苦头无数”的邬华，自信地面对记者。这个年轻人曾辗转于福建、广东等地，到上海已近2 年。干过停车引导员、保安等工作，如今是上海一家服饰公司的部门经理。“人要有点梦想，熬几年，面包总是会有的。再过十年，我应该是一名成熟的职业经理人了吧。或者我会选择创业，自己做老板。我觉得只有自己亲自去闯一闯，才能体验到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那种成就感。”
根据上海青年研究中心的调查，上海新生代农民工中，非经济取向的外出务工比例六成以上，实现自我价值和谋求自我发展是他们的主要动力。为了实现梦想，这些青年农民工背井离乡，踏上逐梦之路。
1977年出生的洪刚是一家造船企业的电焊工，经历过民营、外资等性质的企业，现在是一个班组的“头”。他报考了上海电大的工商管理学习班，进修工商管理课程，为进入管理层打基础。“感觉最缺的还是技能培训，要是有更多培训，以后我们发展空间会大些”。
“不愿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
“生活有点枯燥乏味，每天就是上班、吃饭、睡觉，车间、宿舍、食堂来回跑。偶尔上上网、看看书。”邬华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
收入有限、难以融入城市，不少农民工选择“宅”生活。由于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多选址在郊县，很多务工人员活动空间基本上是企业-宿舍 “两点一线”，与外界交流少。
“虽然上海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丰富，但我享受不到，有失落感。”19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宋丽莉说。
上海市总工会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37.9%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的心理状态是 “精神压力比较大，对前景有些迷茫”、“压力很大，时常感到焦虑、无助”。
上海青年研究中心主任黄洪基说，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外出打工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即使在城市遭遇挫折或失败，有家庭和土地作退路，所以对城市没有产生依赖，比较认同他们的农民身份。而青年农民工习惯城市生活方式，面对既不能融入城市、又难以回归农村的现状，“压力大”、“焦虑”。上海市社区文化服务中心综合管理部主任杨永发认为，要切实丰富农民工精神生活，不仅要提供良好的文化活动平台，还要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让他们“有闲”去享受精神文化生活，有机会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
“最希望老有所依、少有所养”
25岁的操作工李建斌属于劳务派遣员工，在一家汽车配件加工厂工作。他说，同一个岗位，合同制员工不但工资比劳务派遣工高，而且有社会保险。 “就希望在医疗、养老等方面有所保障，这样以后有生活压力了也不害怕。”
据调查，部分农民工以劳务派遣的形式进城务工，而劳务派遣工的收入水平与正式职工的收入水平相差较大，同工不同酬。
黄洪基认为，应依靠工会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职能，改变劳资关系现状，推行集体谈判和集体协商制度，同时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政府应该整合社会资源，强化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工作，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即将生效的社会保险法规定，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但目前这种转移接续办法的可操作性还较差。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左学金说，目前的社会保险体制在客观上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完善社会保险转移接续办法基础上，更长期的改革目标，应建立全国统筹的、低费率的、覆盖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基础平台，这样才能促进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我想把孩子从乡下接过来，享受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可是租的小房子怎么住得下？孩子万一生病了怎么办？高中教育怎么办？”邬华无奈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