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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视上播放广州白云区一家鞋厂工人罢工的场面，那熟悉不过的厂房在我眼前（那是我们的供应商之一），我觉得应该对自己了解的血汗工厂说点什么，因为那些专家说的实在是水准太低。
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鞋业用十几年的时间，形成一个年产鞋子90亿双，出口70多亿双，占据全球60%以上产能的巨大产业。政客们自然认为是他们英明领导的结果，我却只看到血汗工厂工人的付出，来到大陆投资的台商大多是当初台湾文化水准不高的人，即使有的人很聪明，也学会了英语听说，但是他们的管理是非常粗放的。即使如此，在大陆“得天独厚”的条件下，他们都从几百人的小厂发展成几千上万人的大厂。比如这个正在罢工的工厂，老板把鞋厂盈利投放去开设好又多超市，在东莞的鞋厂也扩大规模，赚的盘满钵满。而这次罢工，是因为工厂要搬到东莞去，老板一点补偿也不愿意支付，用各种方法想让员工离职，而员工气愤不过才罢工。在我看来，工作几年的工人只要有三、五千元的补偿就很开心了，近两千工人补偿不会超过1000万元，而该公司去年初仅仅向沃尔玛转让好又多股份就获利10亿美元，这几年每年都开十来家新店，每家新店的投资至少要几千万，工人的补偿对於老板来说九牛一毛。
可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本来没打算给的，要掏出来真是很难接受，我只能说这些老板都被大陆的政策宠坏了。
廉价劳工让大陆鞋业所向无敌，自然没有哪个老板会在管理上下功夫，虽然在工厂墙上写著“品质就是生命”、5S，ISO9000，其实骨子里还是土包子的管理，什么ERP、TQS跟管理高层来讲都是对牛弹琴，这些人还因为自己文化水准不高，排斥大学生，只有业务部门因为要对外联络，不得不容纳几个懂英语的大学生，在生产管理上一片混乱。我们在南海的一个供应商，跑到湖南去开个工厂，结果几个月后匆匆收掉。高昂的物流成本；当地招工更难（只能招到附近的一点工人）；产业链不配套，什么辅料都要在珠三角送上去。工厂是失败了，筹办工厂的人赚了老板的钱了。采购部门管理混乱，几万美元的材料在仓库找不到，重新采购后又找到了，甚至有几百双鞋子也找不到，重新做好又找到的事情，热熔胶买的太多，按目前的用量可以用十几年。高层管理腐败，工厂跟外面司机签长期合同包租车也要收两万元的回扣，这些腐败老板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听到的是：工资高了，要买社保了，所以不赚钱了。於是听下面人的建议去别的地方开厂，钱丢水里打水漂。
按我的知识，以国内生产最多的运动鞋为例，一个工人一天大概可以生产5到7双鞋子，FOB价格15－20美元，工人工资平均1200元计算，人力成本只占5－10%。不过大陆出口欧美很多时候面临关税，我们有的鞋子甚至要交百分之三十几的关税，印尼的工厂不用关税，特别是海啸之后更有优惠。在我看来，工厂搬到印度和印尼不是因为那里工人工资低，而是没有配额或者反倾销税（Anti-Dumping）壁垒，大陆人均所得在全球排129位，可是专家们还在担心由於工资上升削弱了竞争力，我真的怀疑他们脑袋进水了。以大陆来说，减轻穷人负担，让他们能消费多几双鞋子，少出口几双鞋子，特别是在贸易政策上如果和其他国家公平竞争，那么大陆的优势才会体现出来，省下的关税给工人发工资都足够了。大陆的进出口管制也让人生疑，我们公司内销的鞋子都要出口香港再进口，随著国内消费的提高，内销的订单有增长，而大陆消费者还要为这些成本买单，今年发现我们有出口秘鲁和毛里求斯的订单，特别是人口一千多万、穷山恶水的秘鲁，订单数量和大陆内销数量差不多，这给我很大的刺激：就连秘鲁人的消费也已经把大陆远远的抛在后面了。
政府应该介入劳资关系中的囚徒困境。两个囚徒被员警分别关在不能互通资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在这种情形下，两个囚犯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供出他的同伙(即与员警合作，从而背叛他的同伙)，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与他的同伙合作，而不是与员警合作)。如果两个囚犯都能保持沉默的话，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方无法给他们定罪。但警方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就给了这两个囚犯一点儿刺激：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背叛，即告发他的同伙，那么他就可以被无罪释放，同时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而他的同伙就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并且为了加重惩罚，还要对他施以罚款，作为对告发者的奖赏。当然，如果这两个囚犯互相背叛的话，两个人都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谁也不会得到奖赏。
如果劳动者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们对未来有了稳定的预期，工资也会由於博弈能力的增强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就会更加积极、大胆，结果就一定能创造更多的需求和更大的市场，为更多的老板提供创业和发展的机会，就业机会也会大大增加。可是就算很多老板懂得这个道理，追求利润是人的天性，主动把利润多分点给工人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那么政府应该支持工人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工人是弱势的），让所有的老板面临同样的选择，那么经济发展就不会是急剧加大的贫富悬殊，不是破坏环境，不是在低工资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所以在劳资关系中，双方都在囚徒困境里，一个劳动者坚持高一点的工资没有用，除非别的劳动者也坚持住。只有政府立场公正，让双方都形成组织，平等博弈，那么，经济才会平稳快速的发展，社会贫富不太悬殊，类似北欧国家的和谐社会才会到来。好又多很多分店的投资是失败的，其实如果它少开一个分店，把钱给了工人，工人有钱消费，那么它已经开的分店就会有盈利，这当然是一种微观的设想，但是对於整个社会的经济来说，道理就是如此。
政府在之前其实已经不自然的介入了劳资关系。可惜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沈阳市于洪区大潘镇“沈阳荣顺达家俱有限公司”， 女子只穿内裤在家俱厂门前讨薪，3个小时后她被赶来的老板追打得一头钻进警车，从派出所出来，她对记者说“你们可先别给我登报啊，我那钱还得要呢……”（2006年06月25日华商晨报）；曾水林是江西瑞金来到增城打工的农民工，因为没钱坐车，徒步3天风餐露宿从增城走到番禺，结果，被欠的工钱依然没有讨到，绝望之下，他於2006年3月3日和5日，两次爬上番禺的公路桥栏杆准备跳桥自杀，因为曾水林在交通繁忙的公路桥上表演“自杀秀”影响了正常的交通，而被处劳动教养1年，这不是在支持拖欠工资，惩罚付出劳动却拿不到工资的人吗？（2006年8月28日《资讯时报》）；山东日照农民工刘洪江想找包工头结算工钱回家，得到的不是血汗钱，而是一顿暴打，挨过打之后，他被抬到汽车上，刘洪江喊“报警，找公安……”的时候，对方恶狠狠地说了句：“我就是公安局长，你告也没用。”（2008年01月12日《烟台日报》）；杭州萧山联达伞面染整有限公司拖欠工人工资，四川民工王建昌和其妹夫就采用了停工并随后申请仲裁的方式讨要工资，当地的新塘派出所将他们刑事拘留，涉嫌罪名是“破坏生产经营罪”，当萧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新塘派出所开庭调解，调解时两位农民工还在被关押期间，戴著手铐脚镣，调解地点是派出所。（2006年9月15日《市场报》）。
政府应该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维护劳动力市场的平等关系而不是象现在这样看起来更象资方的看家护院。问题是政府这种作法也在伤害著合法经营的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就是想为社会和谐做点贡献也困难了，因为无良资本家可以不计劳力成本的拉订单。
让老板们有动力去提高管理水准，还可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管理上去了，减少了浪费，提高了效率，经济才会良性回圈。
关的是关了，留下来的还是大多数，拥有技术的工人还在，设备还在，一些创业的人会站出来的。可以相信的事实是：2008年大陆出口的纺织品和鞋子不会减少，但是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一点。让淘汰来的更猛烈些吧，不要被几个被淘汰者的呻吟阻挡人民币升值的正确调整，不要让我们牺牲自己去用廉价品供养西方国家的“懒人”。
新劳动法只不过给农民工多了一点保障，可是有人就开始担心养“懒人”，如果福利会削弱经济发展，瑞典ABB、芬兰诺基亚、丹麦玛斯基无疑嘲讽了这个观点。或许有人担心有些劳动者会故意怠工，希望拿到资方一点补偿离开，在我看来，没有几个劳动者愿意用自己的职业声誉去换那一点可怜的补偿，再退一步，老板想逼员工自行离开的方法比员工想从老板那里拿点补偿要容易的多，因为老板是强势一方。
还有一种奇怪的说法是“没有了血汗工厂中国农民工想出卖血汗都不得”的话，我看这只是混不下去的老板和他们豢养的文人在叫。事实上，由於很多工厂破产，全球最大鞋厂——台湾宝成集团的订单现在已经得到很大增长，现在的宝成可以提高单价了，提高单价后也可以给工人高点工资，坦白的讲，宝成也是血汗工厂，不过还是好一点，宝成一个针车组长（管理四五十名员工）有2500元的底薪，如果完成了目标产量，还有600元奖金，超过3000元的工资无疑让很多内地大学生汗颜。作为一个善於管理的老板，他应该在盈利的时候做好准备，在竞争太激烈的时候拒绝会亏本的订单（或是必须更血腥压榨工人才能盈利的订单，血腥压榨不长久也有隐患），即使订单减少也可以缩减规模度过困难，当然在缩减规模裁减工人也要支付合理的赔偿，等到别的工厂混不下去就又可以收获丰厚的利润了。而这种经营稳健的工厂还有很多，淘汰掉一些工厂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有人担心的话就告诉这些老板把去卡拉OK的时间拿来读读MBA课程吧，至於农民工不用你们担心？
对於鞋厂倒闭工人失业的情况也要有新思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人失业和转变职业是很正常的事情，西方国家90%的农民都失去工作进城当市民了，现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迅速，汽车产业不可以吸收工人吗？倒闭的工厂不是在抛弃工人，而是被工人抛弃。政府应该做的是顺应潮流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不是一味的支持落后的生产方式。
作为政府还是多担心一下环境和教育吧，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不要太担心资本家，担心资本家只会养一些愚蠢的黑心老板。
确实有几个工厂结束了大陆的业务转移到越南等地，不过我更把他们看作被淘汰的失败者，而不是什么领先一步的创新，一个现实就是2007年越南的纺织品出口是77亿美元，国家发改委预计大陆纺织品2007年的出口是1650亿美元，两地完全不是一个级别，而越南已经出现招工困难了。就纺织业而言，越南连种植棉花都没有，石化产业也根本谈不上，除了劳动力因素，我们大陆还有很多生产要素，何况劳动力要素有提高的空间。
越南的人口只有大陆的6%，现在大陆平均工资是210美元，而越南是140美元，搬一个1000人的工厂要几千万，形成产能要几年时间，几年以后越南和大陆的工资差距还在不在都是个问题，要把搬厂的这笔钱赚回来，让老板们自己去想吧。
至於担心人民币升值的人更不要没有看到：在2007年的前九个月，印度卢比对美元升值了12.8%，对日元升值了12.3%，对强劲的欧元也升值了4.8%。而人民币只是对美元升值，对欧元还在贬值。
在重商主义的思维下，亚洲国家一度醉心於外汇储备的增长，弗里德曼说：货币是购买力的暂时居所。现在各国流行的纸币只要有购买力的保证或支持，纸币就能够作为交易仲介，买到纸币发行国的商品或服务。纸币的购买力主要来自发行纸币国家的经济实力。如果纸币发行国经济增长强劲，同时控制货币的发行量。那这种货币就是强势货币。我们以前需要外汇，是需要用来购买国外的产品，或者借助美元的信用来维持人民币的信用。当我们需要用来购买国外产品的外汇越来越少的时候，外国需要购买中国的产品却越来越多，今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际地位，也不怎么需要借用美元信用，重回黄金本位也无意义，完善自己国家的制度，使人民币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
“砖家”们又在鼓吹金融产业的作用，金融产业本身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当金融产业过分发达的时候，它制造了很多并非为实体经济融资服务的产品，纯粹为了炒作就是一种泡沫。在人类历史上，西班牙由於从美洲大陆得到大量黄金，西班牙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当时欧洲黄金也发生通货膨胀，富裕之后的西班牙人不懂得生产了，直到现在还是欧洲相对落后的国家，我国古代的“重农抑商”其实是有点道理的。
现在的美国为了股市的稳定降低利息，这种作法除了制造泡沫什么也不会得到，美国正确的方法是让一些金融产业破产，让那些投机者承担风险，尝尝领取失业金的味道，而不是拿了大笔的补偿金之后去度假几个月，又换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
遗憾的是，我们血汗工厂的工人也在为华尔街投机者的锦衣玉食买单，中国政府购买黑石股票亏损几十亿，中国政府还是承认错误，把这个钱放在本国的教育和环保上吧，别为了面子跟著美国政府去维持股市的稳定，这只是在“劫贫济富”。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者只有保持饥饿才肯勤劳工作，实际上，奴隶的工作效率绝对是最低的。而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两次缺席给他的颁奖大会，公认的最大的数学家之一A.Grothendieck至今还活著，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拒绝瑞典皇家学会颁发的50万美元的奖金。他在拒绝信中写道，“我当初困难的时候非常需要钱做研究，但没有钱；现在我有退休金了，足够我吃饭了”。只有带清教徒思想的人才能真正做出成就，追逐名利只会产生“汉芯”这种弄虚作假的东西，我们的社会应该给一些仰望天空的人可以衣食无忧的思考空间，而不是制造弄虚作假的“砖家”。对於普通劳动者，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砖家”还有一个说法是中国的制造业利润微薄，在未来必须拥有自有品牌，我很怀疑这种说法的正确成分。在经济中，制造业的优势必须被重新评估，没有人可以光著身子不吃饭的在那里数钱。我曾经在火车上和一个美国的路由器采购商交谈，他和我都认为美国公司对大陆工厂的依赖更强，比如苹果公司的很多东西是从富士康采购的，苹果看起来零售价比采购价格高很多，但是考虑到店铺租金、广告投放、销售员工支出，利润并不丰厚，它除了控制了零售管道和那个商标，在技术上并无优势，产品的生产完全依赖富士康。富士康如果想自己创造品牌也并非难事。台湾明基，推出自己品牌就获得成功。台湾的IT制造业越做越强，而很多曾经在市场上名气很大的美国品牌今天已经不知去向：比如Digital，COMPAQ，General Magic，IBM在PC上也就快消失了。惠普收购了康柏之后准备和戴尔竞争，可惜它们都不得不面对被联想超越的现实，立足於大陆强大的制造业是联想成功的基础，美国公司当然可以说自己已经转向软体业，可惜他们的软体业是靠印度支撑的，而大陆的软体业规模也发展迅速。
让大陆成为人们安居乐业、教育科技领先的地方才是我们发展的目的，破坏环境、牺牲劳动者的健康和幸福来换取花花绿绿又不断贬值的美元。这是为了什么目的？
网友评论：血汗工厂的产生本来就是政府的政策造成的,依靠它来主持公正不现实,政府想牺牲一代人来获得原始积累,就象当初牺牲农村来达到城市的工业化的目标一样。其实,现在也许不止牺牲一代人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及留守老人,还有日益恶化的治安,都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春运”也已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这些都是一些对外来工的歧视性的政策造成的,政府都没有做好自己的本份,期望它来为工人主持公道,有点象与虎谋皮,要求天生追逐利润的资本家们自己反省而良心发现,多读点书来提高管理水准,从而提高工人的收入,这也是不现实的。
我觉得,没有政治改革相配套的经济改革是不彻底和不长久的,弱势群体没有自己正式合法的代言人在政策制定层面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等待利益相关者自律是不可靠的,即使依靠舆论和群情的压力而得到的也是迟来的公正。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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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08-1-11 信水清流的个人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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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电视上播放广州白云区一家鞋厂工人罢工的场面，那熟悉不过的厂房在我眼前（那是我们的供应商之一），我觉得应该对自己了解的血汗工厂说点什么，因为那些专家说的实在是水准太低。
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鞋业用十几年的时间，形成一个年产鞋子90亿双，出口70多亿双，占据全球60%以上产能的巨大产业。政客们自然认为是他们英明领导的结果，我却只看到血汗工厂工人的付出，来到大陆投资的台商大多是当初台湾文化水准不高的人，即使有的人很聪明，也学会了英语听说，但是他们的管理是非常粗放的。即使如此，在大陆“得天独厚”的条件下，他们都从几百人的小厂发展成几千上万人的大厂。比如这个正在罢工的工厂，老板把鞋厂盈利投放去开设好又多超市，在东莞的鞋厂也扩大规模，赚的盘满钵满。而这次罢工，是因为工厂要搬到东莞去，老板一点补偿也不愿意支付，用各种方法想让员工离职，而员工气愤不过才罢工。在我看来，工作几年的工人只要有三、五千元的补偿就很开心了，近两千工人补偿不会超过1000万元，而该公司去年初仅仅向沃尔玛转让好又多股份就获利10亿美元，这几年每年都开十来家新店，每家新店的投资至少要几千万，工人的补偿对於老板来说九牛一毛。
可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本来没打算给的，要掏出来真是很难接受，我只能说这些老板都被大陆的政策宠坏了。
廉价劳工让大陆鞋业所向无敌，自然没有哪个老板会在管理上下功夫，虽然在工厂墙上写著“品质就是生命”、5S，ISO9000，其实骨子里还是土包子的管理，什么ERP、TQS跟管理高层来讲都是对牛弹琴，这些人还因为自己文化水准不高，排斥大学生，只有业务部门因为要对外联络，不得不容纳几个懂英语的大学生，在生产管理上一片混乱。我们在南海的一个供应商，跑到湖南去开个工厂，结果几个月后匆匆收掉。高昂的物流成本；当地招工更难（只能招到附近的一点工人）；产业链不配套，什么辅料都要在珠三角送上去。工厂是失败了，筹办工厂的人赚了老板的钱了。采购部门管理混乱，几万美元的材料在仓库找不到，重新采购后又找到了，甚至有几百双鞋子也找不到，重新做好又找到的事情，热熔胶买的太多，按目前的用量可以用十几年。高层管理腐败，工厂跟外面司机签长期合同包租车也要收两万元的回扣，这些腐败老板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听到的是：工资高了，要买社保了，所以不赚钱了。於是听下面人的建议去别的地方开厂，钱丢水里打水漂。
按我的知识，以国内生产最多的运动鞋为例，一个工人一天大概可以生产5到7双鞋子，FOB价格15－20美元，工人工资平均1200元计算，人力成本只占5－10%。不过大陆出口欧美很多时候面临关税，我们有的鞋子甚至要交百分之三十几的关税，印尼的工厂不用关税，特别是海啸之后更有优惠。在我看来，工厂搬到印度和印尼不是因为那里工人工资低，而是没有配额或者反倾销税（Anti-Dumping）壁垒，大陆人均所得在全球排129位，可是专家们还在担心由於工资上升削弱了竞争力，我真的怀疑他们脑袋进水了。以大陆来说，减轻穷人负担，让他们能消费多几双鞋子，少出口几双鞋子，特别是在贸易政策上如果和其他国家公平竞争，那么大陆的优势才会体现出来，省下的关税给工人发工资都足够了。大陆的进出口管制也让人生疑，我们公司内销的鞋子都要出口香港再进口，随著国内消费的提高，内销的订单有增长，而大陆消费者还要为这些成本买单，今年发现我们有出口秘鲁和毛里求斯的订单，特别是人口一千多万、穷山恶水的秘鲁，订单数量和大陆内销数量差不多，这给我很大的刺激：就连秘鲁人的消费也已经把大陆远远的抛在后面了。
政府应该介入劳资关系中的囚徒困境。两个囚徒被员警分别关在不能互通资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在这种情形下，两个囚犯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供出他的同伙(即与员警合作，从而背叛他的同伙)，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与他的同伙合作，而不是与员警合作)。如果两个囚犯都能保持沉默的话，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方无法给他们定罪。但警方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就给了这两个囚犯一点儿刺激：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背叛，即告发他的同伙，那么他就可以被无罪释放，同时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而他的同伙就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并且为了加重惩罚，还要对他施以罚款，作为对告发者的奖赏。当然，如果这两个囚犯互相背叛的话，两个人都会被按照最重的罪来判决，谁也不会得到奖赏。
如果劳动者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们对未来有了稳定的预期，工资也会由於博弈能力的增强而提高，他们的消费就会更加积极、大胆，结果就一定能创造更多的需求和更大的市场，为更多的老板提供创业和发展的机会，就业机会也会大大增加。可是就算很多老板懂得这个道理，追求利润是人的天性，主动把利润多分点给工人对他们来说是很难的，那么政府应该支持工人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工人是弱势的），让所有的老板面临同样的选择，那么经济发展就不会是急剧加大的贫富悬殊，不是破坏环境，不是在低工资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所以在劳资关系中，双方都在囚徒困境里，一个劳动者坚持高一点的工资没有用，除非别的劳动者也坚持住。只有政府立场公正，让双方都形成组织，平等博弈，那么，经济才会平稳快速的发展，社会贫富不太悬殊，类似北欧国家的和谐社会才会到来。好又多很多分店的投资是失败的，其实如果它少开一个分店，把钱给了工人，工人有钱消费，那么它已经开的分店就会有盈利，这当然是一种微观的设想，但是对於整个社会的经济来说，道理就是如此。
政府在之前其实已经不自然的介入了劳资关系。可惜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沈阳市于洪区大潘镇“沈阳荣顺达家俱有限公司”， 女子只穿内裤在家俱厂门前讨薪，3个小时后她被赶来的老板追打得一头钻进警车，从派出所出来，她对记者说“你们可先别给我登报啊，我那钱还得要呢……”（2006年06月25日华商晨报）；曾水林是江西瑞金来到增城打工的农民工，因为没钱坐车，徒步3天风餐露宿从增城走到番禺，结果，被欠的工钱依然没有讨到，绝望之下，他於2006年3月3日和5日，两次爬上番禺的公路桥栏杆准备跳桥自杀，因为曾水林在交通繁忙的公路桥上表演“自杀秀”影响了正常的交通，而被处劳动教养1年，这不是在支持拖欠工资，惩罚付出劳动却拿不到工资的人吗？（2006年8月28日《资讯时报》）；山东日照农民工刘洪江想找包工头结算工钱回家，得到的不是血汗钱，而是一顿暴打，挨过打之后，他被抬到汽车上，刘洪江喊“报警，找公安……”的时候，对方恶狠狠地说了句：“我就是公安局长，你告也没用。”（2008年01月12日《烟台日报》）；杭州萧山联达伞面染整有限公司拖欠工人工资，四川民工王建昌和其妹夫就采用了停工并随后申请仲裁的方式讨要工资，当地的新塘派出所将他们刑事拘留，涉嫌罪名是“破坏生产经营罪”，当萧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新塘派出所开庭调解，调解时两位农民工还在被关押期间，戴著手铐脚镣，调解地点是派出所。（2006年9月15日《市场报》）。
政府应该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维护劳动力市场的平等关系而不是象现在这样看起来更象资方的看家护院。问题是政府这种作法也在伤害著合法经营的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就是想为社会和谐做点贡献也困难了，因为无良资本家可以不计劳力成本的拉订单。
让老板们有动力去提高管理水准，还可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管理上去了，减少了浪费，提高了效率，经济才会良性回圈。
关的是关了，留下来的还是大多数，拥有技术的工人还在，设备还在，一些创业的人会站出来的。可以相信的事实是：2008年大陆出口的纺织品和鞋子不会减少，但是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一点。让淘汰来的更猛烈些吧，不要被几个被淘汰者的呻吟阻挡人民币升值的正确调整，不要让我们牺牲自己去用廉价品供养西方国家的“懒人”。
新劳动法只不过给农民工多了一点保障，可是有人就开始担心养“懒人”，如果福利会削弱经济发展，瑞典ABB、芬兰诺基亚、丹麦玛斯基无疑嘲讽了这个观点。或许有人担心有些劳动者会故意怠工，希望拿到资方一点补偿离开，在我看来，没有几个劳动者愿意用自己的职业声誉去换那一点可怜的补偿，再退一步，老板想逼员工自行离开的方法比员工想从老板那里拿点补偿要容易的多，因为老板是强势一方。
还有一种奇怪的说法是“没有了血汗工厂中国农民工想出卖血汗都不得”的话，我看这只是混不下去的老板和他们豢养的文人在叫。事实上，由於很多工厂破产，全球最大鞋厂——台湾宝成集团的订单现在已经得到很大增长，现在的宝成可以提高单价了，提高单价后也可以给工人高点工资，坦白的讲，宝成也是血汗工厂，不过还是好一点，宝成一个针车组长（管理四五十名员工）有2500元的底薪，如果完成了目标产量，还有600元奖金，超过3000元的工资无疑让很多内地大学生汗颜。作为一个善於管理的老板，他应该在盈利的时候做好准备，在竞争太激烈的时候拒绝会亏本的订单（或是必须更血腥压榨工人才能盈利的订单，血腥压榨不长久也有隐患），即使订单减少也可以缩减规模度过困难，当然在缩减规模裁减工人也要支付合理的赔偿，等到别的工厂混不下去就又可以收获丰厚的利润了。而这种经营稳健的工厂还有很多，淘汰掉一些工厂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有人担心的话就告诉这些老板把去卡拉OK的时间拿来读读MBA课程吧，至於农民工不用你们担心？
对於鞋厂倒闭工人失业的情况也要有新思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人失业和转变职业是很正常的事情，西方国家90%的农民都失去工作进城当市民了，现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迅速，汽车产业不可以吸收工人吗？倒闭的工厂不是在抛弃工人，而是被工人抛弃。政府应该做的是顺应潮流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不是一味的支持落后的生产方式。
作为政府还是多担心一下环境和教育吧，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不要太担心资本家，担心资本家只会养一些愚蠢的黑心老板。
确实有几个工厂结束了大陆的业务转移到越南等地，不过我更把他们看作被淘汰的失败者，而不是什么领先一步的创新，一个现实就是2007年越南的纺织品出口是77亿美元，国家发改委预计大陆纺织品2007年的出口是1650亿美元，两地完全不是一个级别，而越南已经出现招工困难了。就纺织业而言，越南连种植棉花都没有，石化产业也根本谈不上，除了劳动力因素，我们大陆还有很多生产要素，何况劳动力要素有提高的空间。
越南的人口只有大陆的6%，现在大陆平均工资是210美元，而越南是140美元，搬一个1000人的工厂要几千万，形成产能要几年时间，几年以后越南和大陆的工资差距还在不在都是个问题，要把搬厂的这笔钱赚回来，让老板们自己去想吧。
至於担心人民币升值的人更不要没有看到：在2007年的前九个月，印度卢比对美元升值了12.8%，对日元升值了12.3%，对强劲的欧元也升值了4.8%。而人民币只是对美元升值，对欧元还在贬值。
在重商主义的思维下，亚洲国家一度醉心於外汇储备的增长，弗里德曼说：货币是购买力的暂时居所。现在各国流行的纸币只要有购买力的保证或支持，纸币就能够作为交易仲介，买到纸币发行国的商品或服务。纸币的购买力主要来自发行纸币国家的经济实力。如果纸币发行国经济增长强劲，同时控制货币的发行量。那这种货币就是强势货币。我们以前需要外汇，是需要用来购买国外的产品，或者借助美元的信用来维持人民币的信用。当我们需要用来购买国外产品的外汇越来越少的时候，外国需要购买中国的产品却越来越多，今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际地位，也不怎么需要借用美元信用，重回黄金本位也无意义，完善自己国家的制度，使人民币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
“砖家”们又在鼓吹金融产业的作用，金融产业本身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当金融产业过分发达的时候，它制造了很多并非为实体经济融资服务的产品，纯粹为了炒作就是一种泡沫。在人类历史上，西班牙由於从美洲大陆得到大量黄金，西班牙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当时欧洲黄金也发生通货膨胀，富裕之后的西班牙人不懂得生产了，直到现在还是欧洲相对落后的国家，我国古代的“重农抑商”其实是有点道理的。
现在的美国为了股市的稳定降低利息，这种作法除了制造泡沫什么也不会得到，美国正确的方法是让一些金融产业破产，让那些投机者承担风险，尝尝领取失业金的味道，而不是拿了大笔的补偿金之后去度假几个月，又换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
遗憾的是，我们血汗工厂的工人也在为华尔街投机者的锦衣玉食买单，中国政府购买黑石股票亏损几十亿，中国政府还是承认错误，把这个钱放在本国的教育和环保上吧，别为了面子跟著美国政府去维持股市的稳定，这只是在“劫贫济富”。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者只有保持饥饿才肯勤劳工作，实际上，奴隶的工作效率绝对是最低的。而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两次缺席给他的颁奖大会，公认的最大的数学家之一A.Grothendieck至今还活著，上世纪80年代，他曾经拒绝瑞典皇家学会颁发的50万美元的奖金。他在拒绝信中写道，“我当初困难的时候非常需要钱做研究，但没有钱；现在我有退休金了，足够我吃饭了”。只有带清教徒思想的人才能真正做出成就，追逐名利只会产生“汉芯”这种弄虚作假的东西，我们的社会应该给一些仰望天空的人可以衣食无忧的思考空间，而不是制造弄虚作假的“砖家”。对於普通劳动者，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砖家”还有一个说法是中国的制造业利润微薄，在未来必须拥有自有品牌，我很怀疑这种说法的正确成分。在经济中，制造业的优势必须被重新评估，没有人可以光著身子不吃饭的在那里数钱。我曾经在火车上和一个美国的路由器采购商交谈，他和我都认为美国公司对大陆工厂的依赖更强，比如苹果公司的很多东西是从富士康采购的，苹果看起来零售价比采购价格高很多，但是考虑到店铺租金、广告投放、销售员工支出，利润并不丰厚，它除了控制了零售管道和那个商标，在技术上并无优势，产品的生产完全依赖富士康。富士康如果想自己创造品牌也并非难事。台湾明基，推出自己品牌就获得成功。台湾的IT制造业越做越强，而很多曾经在市场上名气很大的美国品牌今天已经不知去向：比如Digital，COMPAQ，General Magic，IBM在PC上也就快消失了。惠普收购了康柏之后准备和戴尔竞争，可惜它们都不得不面对被联想超越的现实，立足於大陆强大的制造业是联想成功的基础，美国公司当然可以说自己已经转向软体业，可惜他们的软体业是靠印度支撑的，而大陆的软体业规模也发展迅速。
让大陆成为人们安居乐业、教育科技领先的地方才是我们发展的目的，破坏环境、牺牲劳动者的健康和幸福来换取花花绿绿又不断贬值的美元。这是为了什么目的？
网友评论：血汗工厂的产生本来就是政府的政策造成的,依靠它来主持公正不现实,政府想牺牲一代人来获得原始积累,就象当初牺牲农村来达到城市的工业化的目标一样。其实,现在也许不止牺牲一代人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及留守老人,还有日益恶化的治安,都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春运”也已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这些都是一些对外来工的歧视性的政策造成的,政府都没有做好自己的本份,期望它来为工人主持公道,有点象与虎谋皮,要求天生追逐利润的资本家们自己反省而良心发现,多读点书来提高管理水准,从而提高工人的收入,这也是不现实的。
我觉得,没有政治改革相配套的经济改革是不彻底和不长久的,弱势群体没有自己正式合法的代言人在政策制定层面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等待利益相关者自律是不可靠的,即使依靠舆论和群情的压力而得到的也是迟来的公正。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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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08-1-11 信水清流的个人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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