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与中国社会我们还有同情的能力吗?

2002年02月16日
京津发生河南艾滋病人用针扎人的传闻已由《南方周末》首家报导,但仍虚实不清,措辞含混。不论事件真假,河南农民因卖血导致感染艾滋病毒而陆续死亡却真实地发生>。在这里,有必要引述《没有哭声的村庄》(《中国社会导刊》2001/12)一文中的一项统计:"由於大量病例被漏报,专家估计实际发病数量是报告数的五倍到10倍,即实际数字可能达600万。11月13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国第一届艾滋病防治大会公布的数字令人心惊。"

"而对艾滋病病情调查甚深的人士则说,病情严重的省份不仅仅只有河南一个,像湖北、山西、陕西、甘肃、广西等省份的艾滋病发病感染状况也令人担忧,但最可怕的是,当地政府把盖子捂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据刚从河南采访回来的记者张继承说"几乎百分之百的农民已经没钱看病,好多县里的乡村诊所撑不下去只好关门。病人正在增加。在那儿没有悲哀的人群,只有悲哀的村庄。但有关部门仍然对此漠视。"

能想象吗?我们居住在城市,不必像河南农民那般贫穷以致卖血为生,也就因此染上那要命的病毒。我们的生活照常继续>, 努力学习、工作、享受天伦、把积累的钱数出来买车、买房等等,如此锦上添花地忙碌>,可是农民本来就穷得衣食无>,为养家小却因此大难临头,剩下的除了自己等死,还要目睹自己的亲人被感染而在痛苦中死去。这还不算完,最令人不忍的是,当他们自己被证明死期确凿后,还要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体验政府的漠然与周边人们对他们的厌弃,感受丧失最后残存的尊严。我相信,他们的境遇的凄惨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假如我的亲人有如此遭际,我会求救、呼喊,请那些听到我喊的人帮我、救我所爱的人。以此类推,有人在求救,我听到了,我会以自己所能承当的能力帮他们,这才是健康的社会,一个有同情能力的正常社会。可是河南以及其他地区染病的不幸者,我们却没有听到他们的喊声,看不到他们是否在绝望中挣扎、求救,那些本该为他们做事的机构为他们做了些什麽?是什麽人把真相藏起来?不让我们听见、看见?那些有责任、有条件、有义务传达求救声音、传达绝望处境的人为什麽不去做本就该他做的事?这不自然的沉默令人感到一种残忍的窒息,像一张无形的网隔绝了人的情、人的心, 假如我们还有心的话。难道就只有等京津扎针事件成为事实,这样的传达方式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独特之处吗?

假如我们全社会以正确的方式善待不幸的弱势人群,让他们在与世诀别之前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和帮助,那麽还会发生京津扎针传闻吗?

这使我想到不久前发生的"911"事件国人几近百分之百的幸灾乐祸,被漂漂亮亮地戴上了顶"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帽,那麽面对自己的同胞遭此不幸时,我们社会的麻木不仁、漠然处之又是什麽主义、什麽情绪呢?我想其中既没有主义也没有什麽情绪,唯一适合的词只有一个, 冷血!那麽人还是人吗?哪里有一星半点的民族主义味道?

仍然有必要重复上述提到的那篇文章中一个段落:"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说:'根据近期的观察,由於中国一些地区的许多区人群中报告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在今年年底有可能超过100万人。在未来20年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将决定全球艾滋病的负担的大小。'"

中评网
雪莲
2002年2月16日
返回页首

本网站使用cookie来收集有关您计算机的信息。

请参阅中国劳工通讯的「隐私政策」以准确了解我们向网站用户及电子报订阅者收集何种信息, 我们如何使用这些信息,以及如果您对此有任何疑虑,如何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