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香港的外卖平台因为疫情而急速普及化，香港外卖员同样面临着平台算法压榨、本地法律滞后、缺乏对资方的议价能力等种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外卖员仍然在2021年和22年末组织起来两次罢工行动。
2021年11月，Foodpanda外卖员罢工，要求公司提高持续下降的送货单价，以及改善不能拒单、距离计算不公等问题，最终公司承诺开发新的计算距离系统、给予繁忙时间附加费等。但在一年后的10月15日，Foodpanda骑手再度发起多次小型罢工，声势却明显减弱，行动也没有获得资方的正视。香港骑手在两次罢工当中有怎样的组织行动、背后又有哪些经验和反思？工会路径在平台经济下遇到了哪些困难？下一步他们又会如何在紧张的劳资关系下将资方请回谈判桌，并改善自己的生存处境？
由2021年罢工成功谈起
香港外卖行业兴起后的最早一次外卖骑手的集体行动要追溯到2020年，当时Deliveroo的工友不满薪酬过低，临时自发集体到公司总部要求谈判。但由于当时没有事前宣传，也没有制定诉求和谈判策略，结果虽然得到公司会见却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果，有后来再参与过Foodpanda 2021年罢工的朋友评价第一次Deliveroo的工业行动“当时代表都是去（办公室里）吃薯片喝饮料，最后没有（和管理层）谈出什么结果。”随着香港外卖行业逐底竞争日渐白热化，外卖员的权利问题也变得迫在眉睫，2021年10月香港外卖员权益关注组成立，他们由一群外卖员和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几位成员组成组成。
关注组成立后，内部成员便开始落区进行实地考察，去了解外卖员的文化、行业环境等状况。那时候发现Foodpanda全香港33个派送区，每区都因为地形、大厦种类不同、或人事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文化，例如有一些区是十分依赖骑手、有些区则是步兵的天下、有些区因为唐楼（即旧式大厦，大多没有电梯)集中往往送一次外卖要跑数层楼等等。这群外卖员会因为互相交流消息、或联谊加入不同的Telegram群组，称为“台”，不同台有都会一两个领袖人物，这些领袖对其区域的外卖员的影响力和代表性都不一样。
Foodpanda骑手2021年末的第一次罢工最终以公司会见外卖员谈判代表，承诺所有诉求(包括改善薪酬水平、改善地图计算方式等)告终，当时有传媒以“无大台”罢工来形容这场运动。但事实上这场运动绝不如外界所想像般松散，在罢工前夕，关注组的两位成员要负责整合Telegram上员工的诉求（最终的15点诉求版本就是由他们整理)，同时亦要协助管理Telegram群、发布信息、联络各个台的人、商讨网上策略等。而工人代表在谈判期间也每晚聚集开会，去商讨接下来的行动策略，把消息传回自己的台中，因此外卖员权益关注组形容这是“统筹台”和“地区台”所组成的策略网络。
罢工后一年骑手们积累的组织经验
在罢工后，各个台的负责人、以及关注组成员依然有密切的连系，希望能在第一次罢工的基础上继续维护工人权益、推动外卖工人平台组织。在罢工后的４个月，资方新地图面世，关注组的成员则开始到各区去搜集资料，却发现工人认为新的地图未有带来显着的工资上升，同时在不同的地区台中都有怨言，指新地图没有解决当年工资太低、距离计算不准确的问题，工人的不满再次积累起来，关注组成员形容当时是“有风潮、无行动”。
有Foodpanda的外送员因为分单问题被pandamart职员殴打
在新地图风潮后的两个月，香港又爆发了“功夫熊猫”事件。Foodpanda的外送员有时要运送Foodpanda旗下的超市pandamart的订单，货物大多是饮用水、罐头等重物，因为货物重量有时达十多公斤，因此外送员希望“分单”，即把一个订单分成数张，但pandamart的管理层有时为求时间便利和节省外送成本，拒绝分单。在今年5月27日，一名外送员就因分单问题和pandamart职员发生冲突，该名外送员甚至被pandamart的职员按在地上扭打。事后关注组和不同的台商讨，并联署要求公司改善pandamart的派送制度。
两个月后的7月26日，一名骑手准备接单，因摩托车失控与一架双层巴士迎头相撞，导致该名59岁的骑手死亡。事后，Foodpanda管理层以“事发时不是上线时间”为由，拒绝申请劳工保险，只愿意赔偿一万元。如此的应对态度自然引起大量骑手不满，“他当时虽然没有上线，但他是拿着保温袋、穿着制服时被撞死。”有Foodpanda外送员这样说道。事后，工人代表向公司提交请愿信，要求公司改善员工福利、评估工作风险等。在工人代表一番和管理层的斡旋，管理层愿意多付65000元作为慰问金。
事情又过了两个月，外送骑手又成功组织了一次“罢送”行动。事源于9月，因为有数个私人屋苑管理公司不允许骑手进入停泊摩托车，外面又没有公共停车位，结果外送员在送这些私人屋苑单位时往往会因为违章停车而被大额罚款。最终在9月23日，以南亚电单车手为主的外送员发动了罢送行动，针对龙誉、嘉汇、Oasis、启德一号及天寰五个私人屋苑，要求物业管理署提供停车空间。在行动发起后，嘉汇、启德一号及Oasis马上愿意提供15-30分钟免费停车时间给外卖骑手，其后天寰及龙誉也在数天后的10月1日，表示愿意提供免费30分钟泊车供电单车手。
一年以来的组织、协调、联署、文宣工作，令这些来自不同台的工人代表累积了不同的经验。同时在6月开始外送员发现管理层正在悄悄地、在不同分区减价，有了以上行动的经验、加上外送员一直以来对不同议题所积累的怨气，好几位工人代表、地区台的领袖都觉得，是时候来下一场罢工了。
第二次罢工：劳方缺乏团结、资方有备而来
直接触发第二次罢工的导火线，是在9月28日Foodpanda推出了新地图，有别于过去使用“曼哈顿距离”，新地图用的是google地图，但很快关注组和工人代表都发现，虽然有个别地区有薪酬上调，但同时有不少地区薪水下降，这意味骑手运费根本在罢工后一年都没有实质上改变，于是他们开始组织罢工。
与此同时，不同的台，都出现了零零星星的“真假”罢工声浪。首先在10月1日，一个尖沙嘴的地区工人领袖宣布了罢工，但在公司派经理到场调解后，他们就停止了罢工。同时在10月初开始，不同的telegram频道都有人发起投票，或是有些简单标语呼吁外送员罢工，不过制作投票的文案较为简单，也没有统计各区的罢工数字、制定罢工目标等，结果导致参与罢工的人数不多没有起到施压的效果，甚至在telegram或各讨论区的人都不知道有罢工出现。
至于外卖员权益关注组的成员和他们的朋友，就开始在各个地区台连络工人领袖，希望不同地区都会响应罢工，同时制作文宣、订明诉求，当然亦有发起投票。他们开始的计划是针对pandamart，希望透过瘫痪pandamart达成诉求，因此在罢工时亦有外卖员到场游说，希望其他工友放弃运送pandamart的货物，他们当时希望罢工能够维持两日时间。
但本次的罢工远没有上年顺利，10月初零零散散的罢工传言令外送员感到疑惑，他们也分不清到底哪一次罢工是“真罢工”，甚至有人在网上讨论区称“好像Foodpanda每个礼拜都有罢工”。与此同时，本次资方系统的调薪不像去年般是全港降薪；而是有部分地区涨薪、有部分降薪，因此某些地区认为根本没有罢工的必要，于是就没有参与罢工。
而Foodpanda管理层对这次罢工更是有备而来，他们在罢工的日子提供6折优惠，试图吸引更多人使用Foodpanda间接刺激外卖员接单数，资方又向当日上班的外卖骑手提供额外奖金，在掌握大数据下，Foodpanda管理层很清楚罢工到底实际有否令工作人手大减，加上管理层知道罢工只会持续两天，屈指一算能承受罢工冲击，自然胸有成竹。
最终15、16两日罢工中，据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的统计，在33区中只有6区有具规模的罢工，有些地区台一开始就拒绝罢工。而pandamart方面，原定目标是瘫痪至少6间pandamart两天，但实际上只有2-3间pandamart在不同时段暂停运作，对公司冲击有限。
最终这次罢工行动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Foodpanda的管理层拒绝和员工代表谈判，CLB曾向公司方面查询具体回应，但不获回覆。Foodpanda只是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回应指公司一直有执行去年谈判的共识。
反思：工会路径在香港有怎样的阻碍？
尽管一年以来Foodpanda外送员在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中成长、累积经验，但观乎11月罢工结果，明显没有为外送工人争取到理想的结果。事后地区领袖和组织朋友都进入了沉思，到底未来的组织要如何走下去？
在11月末，组织者们发起一个讨论会反思这次的罢工。他们坦言，如何建立工会也成为了外送员组织的难题。罢工失败，很多人的直观反应是“应该要加强工会的组织”、“增加会员在行业中的比例”等。问题是这些目标如何执行？如果走回以前的道路，向政府注册工会，然后招收会员，似乎在当前形势下不太可能，“注册工会至少要七个人，要每年向政府交财政报告、人名，在经过一系列政治事件后，香港本地骑手都不愿意。”而南亚裔的骑手则对工会本身并不感兴趣，有组织者转述：“南亚骑手平时会说《国安法》关我甚么事？那是你们的国。但谈到要组建工会，他们也不愿意组建。”
除社会形势上，传统工会的模式对于组织外送员并不见得有效。在研讨会中，组织朋友表示外送员宁愿加入telegram、地区台等松散组织，尤其对兼职步兵而言，传统工会那种经常要开会、定期交会费、有完整组织分层过于僵化，“如果用传统工会的做法，我想那些步兵更难接触，他们也不容易加入。”有组织者说。
至于网上讨论方面，虽然外卖员权益关注组都在网络群组推动劳工权益议题，但工友讨论得最多的还是最平日工作的辛酸，有时他们会把矛头指向其他外卖员:生活分享平台小红书时有新移民分享他们的打工经历，而外送员因为上班时间灵活，因此经常有人在小红书上分享打工心得、工资单等，结果他们有时成为了某些外送员的指责对象，指他们“做烂市”（因为接受更低的价格而把整个市场搞坏）。还有，在步兵中，有些是以电动滑板车、电动单车作运输工具，因为这些工具一方面在香港违法、同时外送速度远比步行高，因此有些外送员会认为他们“抢掉他们的单”、“令演算法误以为我们跑得很快”，那些步兵甚至会被放上外送员群组“公审”、或是向有关部门告发那些外送员。这一系列外送员间的矛盾往往会从内部影响工人团结，也更会冲淡最重要的劳工权益议题。
此外，工人组织工作离不开“工人构成分析”（Ｍapping)，意思就是把工作群体的工种、工时、年龄、性别、甚至居住地区等资讯勾勤出来，继而根据这些资料作组织。但平台外送员的流动性极大、情况各异，除了公司管理层，很难有准确的数据去了解他们的基本状况。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创新研究中心推出一个平台经济的研究报告，调查了香港平台劳工包括外送平台、运输平台及照顾员的工时、工资、年龄和入职时间，但如果进入工人组织层面，却仍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例如到底以兼职为主的步兵，他们的工作时长、选择时间、地区分布如何？他们对于劳工权益和福利有甚么看法？有甚么是他们最为关注？同时，因为平台外送员流动性很大，以今年罢工和上年比较为例，就有不少工人领袖、骨干已经转行，去年的群像分析亦未必能分映今年的情况。
但工友的困境仍是继续存在，因为演算法去迫使外送员尽快接单，甚至骑手要在驾驶时接单，因此令意外频生，过去半年就有三单外送骑手车祸导致死亡的案件。同时，因为对语言和教育程度要求不高，不少少数族裔会选择成为外送平台骑手，种族歧视的情况极为普遍，根据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梁旭明与天主教香港教区的教区劳工牧民中心在2022年9月发布的调查发现，有近半数的的外送员曾被歧视，在疫情下有人被称为病毒。
香港法律的落后也令工人难以向平台议价、或得到应有的劳工保障。一方面，Foodpanda可以透过如分级、分更制度去决定外卖员的工作时长、工资，同时外卖员亦需要在工作时按Foodpanda的要求穿上制服、使用指定的外卖袋，但目前香港法例仍将Foodpanda或其他平台外送员理解成自雇，结果他们不受劳工假期、福利保障，甚至当工伤出现时，Foodpanda会因为不承认雇佣关系而拒绝赔偿。2022年7月，就有外送员派送外卖时发生意外令手部骨折，要住院做手术，但Foodpanda仍未有赔偿他医药费和因住院无法工作的费用。
中国劳工通讯在对香港工权会的访问中了解到，面对这种困局与其等待界定是否属于雇佣关系，工权会方面更期望能从相对容易的方式着手，比如政府加强对外卖平台规管，如建立发牌制度，要求领取牌照的公司符合一定的规定等。然而这些建议目前并没有获得政府方面的积极回应。
随着互联网技术进步，平台经济在全球兴起，新的雇佣方式下劳工更为零散，这也挑战了传统工会组织的方法，尽管学者对平台经济下的零散外送员的灵活组织和行动感到鼓舞，在后来的研究和香港的经验下发现传统工运组织者介入仍然对工人组织有重大意义。未来平台经济不论在香港和全球也会不断扩大，到底如何组织工人，仍然是每个组织者的课题。
2020-2023 疫情下两年香港外卖员事故整理（截至2023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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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來源：工权会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