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安法》通过后，香港大量的工会相继宣布解散，当中包括曾经长期协助工人争取权利并领导多场工人运动的职工盟，这令过去一直与其合作协助工人的香港工业伤亡权益会（下称“工权会”）感到形单影只。中国劳工通讯访问到工权会总干事萧倩文，她指，欠缺了工会的力量，工权会在推动政策改变方面的力量变弱小，遇到有欠薪、福利困扰的工友，也难以伸出援手进行有效协助。工人权益问题在当下正被政治挂帅的香港社会所逐渐忽视，这一趋势和中国内地加强对工人生产安全保障的内容南辕北辙。
今年的香港亦不太平，MIRROR演唱会舞台事故、安达臣道塔吊倒塌事故、foodpanda外卖员罢送……香港在欠缺集体谈判权的状况下，如今工人又欠缺有效组织的可能性与资方谈判。“由治及兴”的香港，工人的状况是变好还是更差？我们在访问中可以看到当下香港立法会在工人问题上的失效、香港官僚文化导致事故调查报告难以更多被公开等问题都亟待改善。
萧倩文在工业伤亡权益会工作已经超过10年，担任总干事也3年有余。全港每年大约有200人因为工伤意外死亡，工权会每年可以跟进到当中70个个案。意外发生时，萧倩文大多数时候会前往事故现场或者医院帮手，从认领遗体、办理敛葬手续，到协助办理工伤赔偿手续，常常是忙到不可开交。疲累不是问题，她有些无力是，似乎这些年来，香港每年因为安全事故死亡的人总是那么多，“没什么改进。”
工权会在给工人进行安全培训（工权会网站）
根据12月23日工权会的工伤及职安大事回顾记者会上公布的数字，2022年上半年，香港一共发生了123宗职业死亡意外，而截至12月20日，劳工处录得26个致命工业意外，当中建造业有17宗。（工业意外即受香港《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规管的工业行动，非属工业类别，例如保安触电致死、或非因意外死亡，如猝死，都不被记入当中。）
香港职业死亡意外数字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近年致命工业意外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职业安全法例落后 立法会仍向商界倾斜
今年是香港工权会成立41周年，这间机构主要职责是面对职业受伤、患病及死亡问题时，对伤者、家属提供协助。另外，工权会还在职业安全方面做推广，包括设立街站，进入学校宣传等，机构认为并非进入行业后才需要培养安全意识，而是需要从小培养，这样无论人们未来进入怎样的行业，担任什么样的职位，都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另外，工权会今年亦整理了香港工伤地图，当中记录了近35年来超过300宗的职业死亡事故，他们希望以地图标记的形式让大众有更直观的印象，是工人的牺牲造就了城市的繁华，公众更应该以此为警惕留意职业安全。
萧倩文回忆起今年香港比较大的一次事故，是发生在安达臣道的建筑工地，当时天秤（塔吊）突然倒塌，造成3死6伤，引发社会震惊。事故发生时，萧倩文第一时间去了现场，陪同家属等待救援，不过数小时后被困的工人还是去世了。萧倩文说，帮手处理好身后事，并协助家属获得公司一笔抚恤金后，就只剩下等待。因为香港劳工处的调查需要有半年的时间，然后搜集的证据要拿去询问律政司意见，其后才能控告公司是否违反安全条例。事故复杂程度高，等待开庭的时间要超过一年。
当然，根据香港的法例，工伤意外死者的家属也可以从赔偿方面进行民事诉讼，告公司工伤及疏忽，从而获取赔偿，但是否违反安全条例则必须由政府提告。时间长之外，往往罚则为罚款，部分时间也有牵涉其中的人会坐牢。
这便回到了香港职安健条例亟待修订的问题。职安健条例已经沿用了约30年，当中的赔偿到今时今日已经不再具备阻吓性，若触犯一般责任条款，如未能提供及维持作业装置、工作系统等，现时的罚款仅有50万，劳工界希望提升至300万，而牵涉严重安全事故如有人命伤亡或者严重疏忽，则希望提升至1000万（最初曾希望提升至5000万，其后劳资双方有妥协）。同时，雇员透过《雇员补偿条例》只能向雇主索偿，若雇主已是外包公司，主办方或无法被追究责任。萧倩文指出，依据未改变的旧法例，现在不少工伤案件最后的罚款只有数万元，她认为根本没有力度，无奈在香港，不少政策一直是向商界倾斜，而目前是商界的议员在立法会阻止职安健法例的修改。
舞台事故的启示：政府应恒常化公布事故调查报告
除了安达臣道意外，也有另一单安全事故发生近半年仍热度不减。那就是香港当红偶像团体MIRROR演唱会的意外。7月时，MIRROR在红馆开演唱会，从第一场起就意外不断，直至7月28日，一位舞蹈表演者在台上工作时，被一块本应该悬吊的电视大屏幕砸中，瘫痪在病床上直到今日。
相比其他职业意外，舆论压力之下，香港政府在这件事的处理上雷厉风行，包括立即成立工作小组，专家、官员轮番上阵，表达政府的重视。而最让萧倩文赞赏的一点是，政府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向大众交代调查进度，最后更交出事故调查报告，供公众查阅，这和过去其他的安全事故做法很不同。
萧倩文说香港的法例上并没有禁止公布事故的调查报告，只要没有利益关系，或者将一些有隐私考虑的部分隐去，报告完全可以让大众查阅。她认为这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业界来说，知道事故的原因是一种警醒。除了MIRROR演唱会事故之外，过去港珠澳大桥的伤亡意外，政府也曾迫于压力公布原因。
萧倩文认为政府方面公布事故意外调查报告，完全可以恒常化。实际上从中国劳工通讯对于中国安全生产事故的观察，政府方面在重大事故发生后，往往会联合多个部门调查，并有相当详尽的报告公布，中国劳工通讯甚至对此有研究报告出炉。无论最终效果如何，这些报告对于关心事故发生原因并期望从中获取反思的部门，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同的逻辑放在香港政府方面，既然并非法律问题，那么不妨突破长久以来的官僚思维，在工人生产安全问题上多做一点，可能长久来说就会收获更良性的结果。
工权会对工友进行职业安全培训。（工权会网站）
外卖员的雇佣关系难推动：可否有更多选项？
MIRROR演唱会事故后，劳工处透过调查，认定了舞蹈员和公司之间属于雇佣关系。这样高调的界定，当然对演出业界有保障。而疫情之下，香港的外卖行业也大热，外卖员人数已经数以万计。在工权会的社交媒体网站上，也可以看到其收录了不少外卖员的受伤、死亡个案。外卖员是否应该也被界定为雇佣关系，成了香港劳工界也在讨论的问题。不过就过去几次政府的回应，仍然是观察中，没有具体的行动。
从去年开始，香港的外卖员就不断发起行动，争取自己的权益，今年更发生了多场区域罢送的行动。萧倩文指出，现时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是外卖员目前不少已经有了私人保险，但是赔偿保障距离劳工保险保障很远，另一方面，是公司的政策变相鼓励外卖员开快车，有安全隐患。与其等待界定是否属于雇佣关系，工权会觉得，政府对外卖平台规管则更容易做，如建立发牌制度，要求领取牌照的公司符合一定的规定等。然而这些建议并没有获得政府方面的积极回应。
在过去，香港也发生过多次的罢工行动，包括码头、机场，有些罢工换取来了劳资双方的恒常沟通机制，多年来都有运作。集体谈判权，仍为劳工界梦寐以求。然而萧倩文却问，“（现在）就算有集体谈判权，没有了工会，能成事吗？”
的确，不仅是外卖员权益，安全事故报告公布的恒常化，还有包括职安健条例修改的问题，都需要民间和立法层面的力量去共同推动。在过去，工权会会与职工盟一起推动一些职业安全的政策，或者转介一些工友个案给工会协助，然而职工盟解散后，这样的合作不复存在，萧倩文说现在如同单打独斗，“我们主要负责的还是工业意外问题，但工友有时候还会遇到欠薪、权益、工作条件的问题前来求助，我们除了帮忙上网查一些资料，似乎也不能做其他的了。”
如今的香港，劳工界民间的声音已经弱了许多，社会运动后，多个工会宣布解散，劳工由此失去了声量，被社会和大众淡忘，推动劳工政策已经十分困难。但是另一个层面，完善后的香港选举制度下，劳工与政府的沟通渠道，现在完全落在了建制派劳工团体的手上。值得留意的是，劳工在立法会层面的力量并不薄弱，号称代表香港劳工权益的香港最大劳工团体组织工联会（香港工会联合会）占有7席、第二大劳工团体组织劳联（港九劳工社团联会）占有2席，他们若想要推动更多劳工议题得到关注，在议事堂向问责官员进一步施压，甚至推动法例的修订，都绝非不可能。
既然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宣称香港“由治及兴”的，那么中国共产党长期关注的工人权益的改善同样应该得到体现，这也是当下香港政府和立法会劳工界议员所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
访问的Podcast请参考下面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