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长就业率反而下降 奥肯定律在中国碰壁

2006年04月21日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成都市委、市政府2006年爲民办实事的第一个专案,就是五城区及高新区实现比较充分就业,在全市消除“零就业”家庭。这不仅关系成都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更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
作爲媒体,关注就业问题,责无旁贷。
  爲什麽国内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业问题反倒突出了?这是我们思考的起点。同时,成都现正在全面落实的“三个集中”政策,又如何从制度上根本解决城乡充分就业?认清这一点,必将有助於我们更好地贯彻市委、市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因此,本报从今日起推出“关注就业”系列评论,与广大读者一起分析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探讨就业的真正内涵。敬请关注。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於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
  根据国外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经验看,经济高速增长一般都是伴随著充分就业。像日本及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他们都在长达20年甚至更长时间地维持了充分就业。但是国内近年来却出现了一种反常: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带动就业能力不仅没有上去,反而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
  1985~1990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爲7.89%,同期就业人口平均增长率爲2.61%;1991~1995年,GDP平均增长率爲11.56%,同期就业人口年增长率爲1.23%;1996~1999年,GDP年平均增长率爲8.30%,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爲0.96%。
  再从整个90年代来看,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概能够带动120万就业岗位的增加;但是进入到90年代后期,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概只增加了80万不到的就业岗位。在国外得到普遍认同的“奥肯定律”在国内出现了变异。
  就业爲什麽会成爲问题呢?
  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大不同在於,工业化的很大部分是在村子里分散地发生,这个特点不仅反映在産业选择上,更主要反映在空间选择上。村子里的就地工业化呈分散势态,人口稀少之处的工业生産行爲,难以支撑第三産业规模。第三産业发展不起来,就会影响消费需求的拉动。因此我们目前面对的情况正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脱节,造成了人口主体在农村,而消费主体在城市,这也正是阻碍就业的最大因素。
  一、发生在村子里的工业化
  事例
  几年前记者去浙江采访。在离某县城60公里的一个当地人口不过40户的村落里,散布著大大小小七八家企业,外地务工人员有100多人。但整个村里基本没有什麽像样的服务设施,一到休息时间,成群结队的农民工就坐1个多小时的车到县城里去,买衣服、理发、看电影、下餐馆等等。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很少进城,存下钱全部寄回老家去。
  这些企业有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办的,有的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但由於这种远离城镇造成的高成本运作,使得企业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以前村里还有发展得比较快的一些中型企业,现在大多已经搬迁到县城附近的开发区,留下来这几家企业也准备陆续搬离。
  成都也不乏此例。一家规模不小的纸业公司当年在一个郊县开办时,“周围没有公路,机械设备和生産原料都是从机耕道运进来。职工要想回成都,路上就要3个多小时。生産生活不方便,人才也很难引进。”回忆起当年那种城乡差别巨大的生活,公司总经理开玩笑说:“我们的厂区完全就是农村,所以我相当於一个‘村长’。”
  背景
  根据有关资料,我国乡镇企业80%设在村落,12%设在集镇,7%设在建制镇,1%设在县城。“村村开工厂,户户冒烟”曾被看成是促进农民增收、解决充分就业和工业化发展的典范,广东、江浙一带的家庭式作坊也一度风靡全国。发展到现在,我国农村中的工业部门的産值,大约已经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50%。这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我国工业化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村子里发生。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情况似乎非常乐观。但随著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这种发生在农村的工业化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形成了一种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工业的发展与城市化发展脱节。
  观点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认爲,就业问题对於我国来说,更重要的是长期被大家忽略的空间政策问题,亟须从城市规划和空间政策的角度提出相应对策。在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一般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应该是55%左右,而我国只有35%。东南亚、东亚一些国家在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时,每一个工业人口就业大概能带来3个服务业人口的就业,而我国现在仅爲1:1。对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这个差异主要是由於空间分布特徵不同导致的,那麽假设我国工业生産(第二産业)效率完全不变、没有任何增加,仅仅通过空间上的调整,就可以把就业提高一倍。
  二、低效率的消费
  事例
  近年来川西北大山区成爲很多城市人旅游的乐园。当地人住的房子没有城里的舒适,生活条件也有不少的差距,但当地人是不是就很穷呢?记者曾在一个村子里与几户牧民交谈过,每户人基本都有几十头牦牛和数量可观的羊,如果把这些牛羊换成钱,可能比城镇里的贫困户要好得多。可爲什麽这些地方实际上还很贫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牧民们不会把他们的牦牛、羊变成钱,因爲钱在那些地方根本没用。除了少数旅游开发得早而且道路修得比较好的地方,大部分地区的牧民即使手里有钱,因爲住得太分散也无法去买电视机;他们也不能去买摩托车,因爲没汽油,没有维修站。
  背景
  经济学上有一个基本的定义——消费是生産的目的。
  生産讲效率,消费也同样需要提高效率。由於地域分散和人口密度低而导致的自给自足的供给方式,不但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得第三産业进入的门槛过高而无法在当地增加就业人数。因此近年来已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发展第三産业的前提就是人口在空间上有足够的密集度,改善人口空间分布,发展城乡一体、统筹推进的城市化将成爲解决内需不足和充分就业的一个根本出路。
  观点
  “提高人口密度也许并不是提高消费效率的惟一手段,但却是提高消费效率的一个前提。如果大家住得分散,就根本不可能有高效率的消费。”赵燕菁称,要想把农民的潜在收入变成真实收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法,就是改变国家的空间政策,鼓励农民有序进城、鼓励生産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如果做到这一点,潜在的需求自然会变成真实的需求。
2006年04月03日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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