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成都市委、市政府2006年爲民办实事的第一个专案，就是五城区及高新区实现比较充分就业，在全市消除“零就业”家庭。这不仅关系成都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更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
作爲媒体，关注就业问题，责无旁贷。
爲什麽国内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业问题反倒突出了？这是我们思考的起点。同时，成都现正在全面落实的“三个集中”政策，又如何从制度上根本解决城乡充分就业？认清这一点，必将有助於我们更好地贯彻市委、市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因此，本报从今日起推出“关注就业”系列评论，与广大读者一起分析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探讨就业的真正内涵。敬请关注。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於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
根据国外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经验看，经济高速增长一般都是伴随著充分就业。像日本及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他们都在长达20年甚至更长时间地维持了充分就业。但是国内近年来却出现了一种反常：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带动就业能力不仅没有上去，反而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
1985~1990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爲7.89%，同期就业人口平均增长率爲2.61%；1991~1995年，GDP平均增长率爲11.56%，同期就业人口年增长率爲1.23%；1996~1999年，GDP年平均增长率爲8.30%，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爲0.96%。
再从整个90年代来看，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概能够带动120万就业岗位的增加；但是进入到90年代后期，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概只增加了80万不到的就业岗位。在国外得到普遍认同的“奥肯定律”在国内出现了变异。
就业爲什麽会成爲问题呢？
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大不同在於，工业化的很大部分是在村子里分散地发生，这个特点不仅反映在産业选择上，更主要反映在空间选择上。村子里的就地工业化呈分散势态，人口稀少之处的工业生産行爲，难以支撑第三産业规模。第三産业发展不起来，就会影响消费需求的拉动。因此我们目前面对的情况正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脱节，造成了人口主体在农村，而消费主体在城市，这也正是阻碍就业的最大因素。
一、发生在村子里的工业化
事例
几年前记者去浙江采访。在离某县城60公里的一个当地人口不过40户的村落里，散布著大大小小七八家企业，外地务工人员有100多人。但整个村里基本没有什麽像样的服务设施，一到休息时间，成群结队的农民工就坐1个多小时的车到县城里去，买衣服、理发、看电影、下餐馆等等。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很少进城，存下钱全部寄回老家去。
这些企业有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办的，有的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但由於这种远离城镇造成的高成本运作，使得企业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以前村里还有发展得比较快的一些中型企业，现在大多已经搬迁到县城附近的开发区，留下来这几家企业也准备陆续搬离。
成都也不乏此例。一家规模不小的纸业公司当年在一个郊县开办时，“周围没有公路，机械设备和生産原料都是从机耕道运进来。职工要想回成都，路上就要3个多小时。生産生活不方便，人才也很难引进。”回忆起当年那种城乡差别巨大的生活，公司总经理开玩笑说:“我们的厂区完全就是农村，所以我相当於一个‘村长’。”
背景
根据有关资料，我国乡镇企业80%设在村落，12%设在集镇，7%设在建制镇，1%设在县城。“村村开工厂，户户冒烟”曾被看成是促进农民增收、解决充分就业和工业化发展的典范，广东、江浙一带的家庭式作坊也一度风靡全国。发展到现在，我国农村中的工业部门的産值，大约已经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50%。这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我国工业化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村子里发生。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情况似乎非常乐观。但随著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这种发生在农村的工业化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形成了一种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工业的发展与城市化发展脱节。
观点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认爲，就业问题对於我国来说，更重要的是长期被大家忽略的空间政策问题，亟须从城市规划和空间政策的角度提出相应对策。在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一般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应该是55%左右，而我国只有35%。东南亚、东亚一些国家在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时，每一个工业人口就业大概能带来3个服务业人口的就业，而我国现在仅爲1：1。对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这个差异主要是由於空间分布特徵不同导致的，那麽假设我国工业生産（第二産业）效率完全不变、没有任何增加，仅仅通过空间上的调整，就可以把就业提高一倍。
二、低效率的消费
事例
近年来川西北大山区成爲很多城市人旅游的乐园。当地人住的房子没有城里的舒适，生活条件也有不少的差距，但当地人是不是就很穷呢？记者曾在一个村子里与几户牧民交谈过，每户人基本都有几十头牦牛和数量可观的羊，如果把这些牛羊换成钱，可能比城镇里的贫困户要好得多。可爲什麽这些地方实际上还很贫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牧民们不会把他们的牦牛、羊变成钱，因爲钱在那些地方根本没用。除了少数旅游开发得早而且道路修得比较好的地方，大部分地区的牧民即使手里有钱，因爲住得太分散也无法去买电视机；他们也不能去买摩托车，因爲没汽油，没有维修站。
背景
经济学上有一个基本的定义——消费是生産的目的。
生産讲效率，消费也同样需要提高效率。由於地域分散和人口密度低而导致的自给自足的供给方式，不但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得第三産业进入的门槛过高而无法在当地增加就业人数。因此近年来已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发展第三産业的前提就是人口在空间上有足够的密集度，改善人口空间分布，发展城乡一体、统筹推进的城市化将成爲解决内需不足和充分就业的一个根本出路。
观点
“提高人口密度也许并不是提高消费效率的惟一手段，但却是提高消费效率的一个前提。如果大家住得分散，就根本不可能有高效率的消费。”赵燕菁称，要想把农民的潜在收入变成真实收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法，就是改变国家的空间政策，鼓励农民有序进城、鼓励生産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如果做到这一点，潜在的需求自然会变成真实的需求。
2006年04月03日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作爲媒体，关注就业问题，责无旁贷。
爲什麽国内近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就业问题反倒突出了？这是我们思考的起点。同时，成都现正在全面落实的“三个集中”政策，又如何从制度上根本解决城乡充分就业？认清这一点，必将有助於我们更好地贯彻市委、市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因此，本报从今日起推出“关注就业”系列评论，与广大读者一起分析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探讨就业的真正内涵。敬请关注。
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於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
根据国外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经验看，经济高速增长一般都是伴随著充分就业。像日本及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他们都在长达20年甚至更长时间地维持了充分就业。但是国内近年来却出现了一种反常：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带动就业能力不仅没有上去，反而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
1985~1990年，全国GDP年平均增长率爲7.89%，同期就业人口平均增长率爲2.61%；1991~1995年，GDP平均增长率爲11.56%，同期就业人口年增长率爲1.23%；1996~1999年，GDP年平均增长率爲8.30%，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爲0.96%。
再从整个90年代来看，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概能够带动120万就业岗位的增加；但是进入到90年代后期，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大概只增加了80万不到的就业岗位。在国外得到普遍认同的“奥肯定律”在国内出现了变异。
就业爲什麽会成爲问题呢？
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大不同在於，工业化的很大部分是在村子里分散地发生，这个特点不仅反映在産业选择上，更主要反映在空间选择上。村子里的就地工业化呈分散势态，人口稀少之处的工业生産行爲，难以支撑第三産业规模。第三産业发展不起来，就会影响消费需求的拉动。因此我们目前面对的情况正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脱节，造成了人口主体在农村，而消费主体在城市，这也正是阻碍就业的最大因素。
一、发生在村子里的工业化
事例
几年前记者去浙江采访。在离某县城60公里的一个当地人口不过40户的村落里，散布著大大小小七八家企业，外地务工人员有100多人。但整个村里基本没有什麽像样的服务设施，一到休息时间，成群结队的农民工就坐1个多小时的车到县城里去，买衣服、理发、看电影、下餐馆等等。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很少进城，存下钱全部寄回老家去。
这些企业有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办的，有的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但由於这种远离城镇造成的高成本运作，使得企业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以前村里还有发展得比较快的一些中型企业，现在大多已经搬迁到县城附近的开发区，留下来这几家企业也准备陆续搬离。
成都也不乏此例。一家规模不小的纸业公司当年在一个郊县开办时，“周围没有公路，机械设备和生産原料都是从机耕道运进来。职工要想回成都，路上就要3个多小时。生産生活不方便，人才也很难引进。”回忆起当年那种城乡差别巨大的生活，公司总经理开玩笑说:“我们的厂区完全就是农村，所以我相当於一个‘村长’。”
背景
根据有关资料，我国乡镇企业80%设在村落，12%设在集镇，7%设在建制镇，1%设在县城。“村村开工厂，户户冒烟”曾被看成是促进农民增收、解决充分就业和工业化发展的典范，广东、江浙一带的家庭式作坊也一度风靡全国。发展到现在，我国农村中的工业部门的産值，大约已经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50%。这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我国工业化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村子里发生。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情况似乎非常乐观。但随著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这种发生在农村的工业化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形成了一种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工业的发展与城市化发展脱节。
观点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认爲，就业问题对於我国来说，更重要的是长期被大家忽略的空间政策问题，亟须从城市规划和空间政策的角度提出相应对策。在我国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一般国家的服务业比重应该是55%左右，而我国只有35%。东南亚、东亚一些国家在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时，每一个工业人口就业大概能带来3个服务业人口的就业，而我国现在仅爲1：1。对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这个差异主要是由於空间分布特徵不同导致的，那麽假设我国工业生産（第二産业）效率完全不变、没有任何增加，仅仅通过空间上的调整，就可以把就业提高一倍。
二、低效率的消费
事例
近年来川西北大山区成爲很多城市人旅游的乐园。当地人住的房子没有城里的舒适，生活条件也有不少的差距，但当地人是不是就很穷呢？记者曾在一个村子里与几户牧民交谈过，每户人基本都有几十头牦牛和数量可观的羊，如果把这些牛羊换成钱，可能比城镇里的贫困户要好得多。可爲什麽这些地方实际上还很贫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牧民们不会把他们的牦牛、羊变成钱，因爲钱在那些地方根本没用。除了少数旅游开发得早而且道路修得比较好的地方，大部分地区的牧民即使手里有钱，因爲住得太分散也无法去买电视机；他们也不能去买摩托车，因爲没汽油，没有维修站。
背景
经济学上有一个基本的定义——消费是生産的目的。
生産讲效率，消费也同样需要提高效率。由於地域分散和人口密度低而导致的自给自足的供给方式，不但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得第三産业进入的门槛过高而无法在当地增加就业人数。因此近年来已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发展第三産业的前提就是人口在空间上有足够的密集度，改善人口空间分布，发展城乡一体、统筹推进的城市化将成爲解决内需不足和充分就业的一个根本出路。
观点
“提高人口密度也许并不是提高消费效率的惟一手段，但却是提高消费效率的一个前提。如果大家住得分散，就根本不可能有高效率的消费。”赵燕菁称，要想把农民的潜在收入变成真实收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法，就是改变国家的空间政策，鼓励农民有序进城、鼓励生産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如果做到这一点，潜在的需求自然会变成真实的需求。
2006年04月03日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