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通讯调查了新冠疫情和经济收缩如何影响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最大劳动力大国。
9月中旬，中国最大的送餐平台美团有十余名外卖骑手在湖南张家界集体抗议。由于外卖代理商任意降低配送费及扣薪，导致骑手收入大幅减少。
与此同时，印度最大的食品配送公司Swiggy的司机在南部城市海得拉巴也举行了罢工，抗议公司任意降低配送费。这次罢工得到了印度App运输工人联合会（the Indian Federation of App based Transport Workers）的支持，罢工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得到了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
图片来源：印度App运输工人联合会
中国和印度的送餐司机可能并不知道对方的集体行动，甚至可能没有听说过对方的平台，但工人们不满的相似之处是不可否认的。工人们对不满的反应并不特殊，今年印度城市的抗议活动层出不穷，声势浩大；而中国劳工通讯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到近两年来，外卖送餐员的集体抗议达到近50次。
疫情期间，中印两国食品配送行业的工作条件愈发引人关注。受疫情影响，送餐服务的需求大幅增长，但平台之间的竞争给工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既要赚钱谋生，又要保护自己不受感染。
中国和印度政府都公布了一系列纾困措施，以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然而这些政策对工人的帮助都不大。实际上，迄今为止实施的许多措施反而对工人阶级的利益产生严重威胁。
5月，作为“自力更生印度运动”的一部分，印度中央政府宣布了总额为20万亿卢比的经济刺激计划（约合人民币1.8万亿元）。然而，这一巨额数字背后，其实是许多现有项目的重新组合，并未给国家财政带来实际负担。对于无法在家乡谋生而被迫返城的迁移工人来说，这套经济方案无法改善他们的困境。
同样，在中国，5月份推迟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总理李克强发表了《政府工作报告》，突出了就业、民生等工作重点。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继续执行下调企业养老保险费率，今年对中小微企业免征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单位缴费。政府工作计划主要着力于为企业纾困，针对劳动者，政府虽然强调稳定和扩大就业，但实际帮助不多。
在印度，一些邦政府利用疫情和封锁，推动放松或中止实施劳动法。例如，在北方邦和中央邦等地区，对工作时间、强制性劳动检查、工作场所通风和温度、急救卫生设施、洗手间、食堂、托儿所以及急救措施等方面都给与豁免。此外，进一步放宽本就轻微的关于裁员和企业倒闭的处罚条例。一些法律专家认为，这些修改是违宪的。
莫迪政府试图削弱劳动保护的力度，将现行44部劳动法律合并为四部涵盖工资、职业安全与健康、社会保障和劳资关系的法典，上述政策只是莫迪政府进一步降低劳动保护举措的一部分。第一部劳动法典已于去年生效，另外三部法典已经在印度议会两院通过。其中，《工业法规法典》尤其令劳工担忧，它使雇主在雇佣和解雇工人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并使罢工等抗议行动变得极为困难。
新法典对非正规工人毫无帮助，他们在疫情封锁下首当其冲，最需要法律的保护。此外，本应制衡政府不利行为的司法部门则对工人权益基本无动于衷。
在莫迪政府的领导下，印度似乎正在效仿中国，即在国家劳动政策上，资本优先于劳工。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中国制定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的《劳动合同法》。而长期以来，商业团体和一些党内领导如前财政部长楼继伟等一直鼓吹放松劳动法。这些劳动法律虽然至今在纸面上仍存在，但很多时候根本得不到执行，因为地方政府更关心的是吸引投资和增加税收，而非保护工人权利。
这场大流行为进一步放松执法打开了大门，企业在履行社会保险义务方面获得了广泛的豁免。而且，与印度一样，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当局会自愿恢复在疫情期间被侵蚀的劳工权利。捍卫劳工权利将取决于工人自身和工会，而正是在这方面，印度和中国开始出现分歧。
面对快速变化的全球劳工环境，印度的一些工会已经在努力适应，并采取果断的措施来保护工人权利。为应对零工经济带来的威胁以及应用程序对交通运输行业的改变，新的工会组建了起来，如印度零工工会（All-India Gig Workers Union）、印度App运输工人联合会。制衣业的全球化也需要一种创新的组织方式，以适应该行业快速变化的出口需求。这些新工会的策略和政治派别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和决心，即夯实会员基础，加强工人团结，直面新的挑战。尽管这些工会的组织能力仍然有限，要发展成为有效的全国性组织仍需要时间。
中华全国总工会，顾名思义，确实覆盖了全国。中华全国总工会拥有巨大的资源，却至今未能真正代表工人，应对工人面临的紧迫挑战。全总近年大力推动“八大群体”入会，主要针对新兴运输业和服务业工人，但其组织方式仍沿用过去的一套老办法。工会干部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却似乎无法有效回应工人的新需求。
当山东各地外卖、快递工人因运费过低或被欠薪而罢工抗议时，当地工会对工人被侵权和他们的抗争毫不知情。尽管全总将快递员、网约送餐员列入八大群体，并重点吸纳他们加入工会，但仍有地方工会声称送外卖和快递物流的工人不属于八大群体，工会“解决不了”工人遇到的问题。即使企业成立了工会，在工人权益受到侵害时，工会也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疫情期间，工会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工人不被裁员或拖欠工资，也无法确保工人在工作中得到适当的保护而免受感染风险。相反，工会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基本与其维护工人权利的职责无关，工会工作人员下沉到社区，协助社区工作者检查体温，登记人员车辆。而对工人被欠薪、克扣补贴等劳资纠纷，工会要么毫不知情，要么无所作为。
面对全球大流行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收缩以及不断扩展的零工经济的威胁，全球南方工人需要强有力的集体应对措施。中国和印度的工人正在采取行动，但中印两国工会和国际工会都需要做更多工作来组织和支持这15亿庞大的劳动力。
本文属中国劳工通讯特别报道系列，本系列旨在分析中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并促进全球南方工人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