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通讯推出系列报道，解析新冠疫情及封城措施下，印度工人劳动权益及集体行动情况。P. K. Anand选取了三个典型案例，呈现印度工人如何组织、如何反抗。继早前报道了印度App运输工人联合会、卡纳塔克邦服装工人工会，本文将聚焦印度零工工会。
与之前讨论的印度App运输工人联合会（Indian Federation of App-based Transport Workers, IFAT）一样，印度零工工会（All-India Gig Workers Union, AIGWU）同样在共享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成立，力求回应零散用工给印度劳动者带来的挑战。在过去三四个月中，AIGWU集中组织了从事各类平台服务的工人，例如运输、物流、酒店，以及包括美容、保健、清洁、油漆、木工、管道、电器维修等等在内的家政服务。
与IFAT不同的是，AIGWU的组建由印度工会中心（CITU）牵头。CITU成立于1970年，隶属于印度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工人组织及行动策略的全国性工会 。 CITU的会员人数超过600万，不论是否建有工会的行业都有所涉及。隶属于CITU的工会一直积极争取在船厂、港口、矿山、种植园以及公共部门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
AIGWU的组织策略不同于传统模式。传统中，工会组织往往基于居住地或工作地点开展，行动过程由前期的联署逐渐升级成最后的罢工。AIGWU的组织方式和策略则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对于平台配送员来说，罢工及示威通常是工业行动中的第一步，此举更能获得平台公司及大众的关注，并间接影响平台顾客。从明确劳动者的诉求到给工人运动提供政治动能，工会行动中每一步的仔细制定，CITU都会给予帮助，行动策略也因应主要城市之间的地区差异、劳动力以年轻一辈为主而产生变化。
AIGWU行动的转折点出现在八月，当时，Swiggy外卖平台工人正在多个城市进行抗议。这一系列抗议揭示了从以往的自发行动发展出一个有策略、可持续的工人组织的必要性。一位与AIGWU相关的独立研究员接受采访时表示，各个工会之间的协调以及工人的能力建设极为重要，要帮助工人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诉求，给他们提供提供清晰的行动架构，并确保这些诉求和策略都是在工人中间产生，而非来自外部机构。此外，AIGWU还获得了同样隶属于CITU的全印度信息技术及信息技术支持服务雇员工会（ All Indi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abled Services Employees' Union）的支持，“帮助它在社交媒体上扩大影响力”。
图片来源：IFAT
该位研究员还认为，工会当前有必要挑战政府和众多平台企业——这就需要工会介入决策过程，但更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政策文件和实证研究往往与工人的实际需要脱节，工会的目光绝不应该仅限于此。主要焦点应始终放在实地组织上，让工人们认识到运输工人而非平台才是真正的价值创造者。这样一来，工人和工会才能提出改革乃至重新设计当前当前完全由资本主导的平台系统的具体建议，甚至可以设想由工人管理的替代性平台。
AIGWU目前正在扩展中，有报道称他们希望根据1926年印度《工会法》注册为全印度工会。注册工会可被视为法人团体，这样就多了一层法律保障，能够具有订立合同的资格并提起诉讼。而且，注册工会还能豁免部分民事、刑事及合同责任。工会的注册有助于增加在工作场所引入集体谈判机制的合法性。但是，注册工会并不自动意味着雇主的承认，相反，雇主对工会的承认仍需工人的争取，并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P.K. Anand是德里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如有需要，读者可通过电子邮件（anand.p.krishnan@gmail.com）及推特（@anandpkrishnan）与他联络。
本文属中国劳工通讯特别报道系列，旨在分析中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并促进全球南方工人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