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袁说，哪怕就是闲著在街上晃，觉得是在尽父亲的责任，在找著呢。
-王晓丽的丈夫现在喝多了，会指著她说：你是我们家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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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的儿子回家那天，母亲张小英正在郑州的小旅馆里寻思著下一站去哪。
幸福从天而降，这位四个多月里已经奔波数千里路途的农村妇女，只剩下汹涌的泪水。
2006年腊月，15岁的儿子从郑州国防科技学校离开，在火车站附近的二马路边上，给母亲打了两个手机，没人接，从此再无踪影。
儿子身体瘦弱，几次不堪忍受学校的军训，电话里吵著回家，张小英后来懊悔，怎么最关键的电话，自己就中邪似的没带手机呢？
春节期间，她和丈夫徒步在郑州的大街小巷寻找，淩晨一两点才回到住处，在《大河报》上还登了寻人启事。
3月份，河南孟县一位家长按照寻人启事上的号码打电话给她，说去山西砖窑看看，彼时，对方的两个孩子刚从砖窑逃脱。
张小英从此五上山西，跑遍运城、临汾等地，几番落空，所幸又与另五位家长联合，彼此携手，同病相怜。
这也是山西黑砖窑风暴里，最震撼人心的寻子六人组。
起初，张小英抵触媒体，担心打草惊蛇，她相信重赏的力量。在山西黑砖窑，遇人就说，我愿意花钱，花多少都可以。有一次，有砖窑的孩子提到某处好像有国防科技学校的学生，等到次日赶到时，却已人去窑空，她又循著别人指点，追到山西侯马，付了上千块的线索费后才发现，原是儿子的同校同学。
河南母亲的跨省解救，最终惊动地方政府，清理开始，张小英的儿子成为首批获救的对象。张小英后来问儿子，你咋不逃啊？儿子说，两边是黄河滩，万一逃不掉，就回不来了。
张小英觉得，自己和儿子一样，死后重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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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父母只是少数。黑砖窑的坍塌，让继续寻找的父母一下子失去了方向。
终於再见到老袁了，殷勤得令记者难受，谈话时拼命地往我的咖啡里添水，我说，这不是茶叶，不能添水，他听了，一会又忘了，又忙著添水。
他也是最早奔赴山西黑砖窑寻找孩子的六位家长之一，现在还没找到儿子。
39岁的老袁是河北承德人，家在山洼洼里。年初，16岁的儿子在郑州的装修工地上失踪了，他连夜奔到郑州来，再也没回去。
今年6月，山西、河南两地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清理非法用工的行动，后来波及全国。
他那时说，这下好了，政府一动手，咱就等著孩子回家了。
半个月后，他没等到任何消息，看著清理运动一天天的接近尾声，慌了。
他现在最懊悔的是，5月的一天，有人来电话，说你儿子在我这儿，汇5万块钱过来。他还在电话里听到一个少年的声音，“爸爸，接我回家”。那声音又像儿子又不像。老袁於是去找派出所，派出所说，没准是骗你钱的。
后来，解救回来的孩子说，在山西砖窑见过他儿子。老袁慌忙再拨那个电话，关机了。他转过来抽自己的耳光，怎么就没拿5万块钱赌一把呢？
他现在很迷茫，春节回不回家。他说，只要自己在外面，家里的妻子和母亲就还有念想，回去就全破灭了。
半个月前，郑州郊区一处花园池塘里，发现一具少年男尸，老袁去公安局看了照片，觉得身高蛮像，但他拒绝验尸。
后来他反复提醒自己，不是儿子，一定不是。周围人也附和，一定不是啊。老袁更坚信了，其实他害怕知道答案。
黑砖窑塌了，老袁觉得儿子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他像丢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在郑州的大街上无所事事。
他说，哪怕就是闲著在街上晃，也觉得心里舒服，觉得是在尽父亲的责任，在找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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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丽至今找不到一丝关於儿子的线索，常常是未开口，眼泪就唰唰地流。
一年前的冬天，正值高三的孩子藉口去同学家过夜，一去不回。当时是她答应的，现在丈夫喝多了，会指著她说：你是我们家的凶手！
和许多农村女人一样，她背著丈夫去算命。算命先生说，儿子名字“昌”为八画，料定18岁有劫难，360元可破解。她真请了来家里，明知道装神弄鬼，但还是求一心理安慰。
和这些不幸的父母相比，找回来的孩子自然是最幸福的。然而，实际上在失而复得后，他们承受著另一种不幸。
19岁的张鑫带著一身烧伤，被担架抬出了虎口，现在已经基本复原，他是我此次河南之行唯一见到的被解救的孩子。
半年前，张父在见了记者后，举家去了异地，为了躲避媒体采访。现在，他们四处寻找记者的声援而不得。
张父对最后获赔的期望，已经越调越低，他还听说了北京有律师帮助窑工争取国家赔偿，最终被驳回的事情，他自我安慰，“再怎么著，孩子找到了。”
现在困扰他的是儿子的精神状态，他当著记者的面，不避讳地说，“精神不正常。”记者问旁边的张鑫，现在感觉怎么样？他机械地指指自己的胸口，只重复一个字“烦，烦”。后半段话像是心里清楚，就是吐不出来，脸胀得通红。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朱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