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Omicron病毒引发的香港第五波疫情自二月起愈演愈烈，三月初曾连续数日单日确诊人数超过五万。工作于一线的清洁工群体感染率极高，不少工人确诊后，雇主拒绝发放病假津贴，直接以缺勤为由扣薪。
数月来，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泰国移工工会接获多宗泰国裔清洁工的求助，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的外判（内地称外包）清洁工阿On*就是其中之一，她在二月底确诊新冠肺炎，隔离停工期间被雇主庄臣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扣薪近7000港元。
在协助阿On及其他工友讨薪维权的过程中，那些常年存在于香港的劳工问题一个个再次浮现：食环署的外判制度下，工人的权益难以保障；外籍工人存在语言障碍、生活条件也不甚理想，可劳工处、食环署等政府部门从未正视；立法滞后、政府口头呼吁又缺乏强制力，外判公司仍能想尽办法撇清雇主责任……
一个人打两份工
阿On从泰国来到香港十多年了，她每周工作六天，一天要做两份食环署外判的街道清洁工作，一份是在九龙城区由下午3点工作至晚上11点，结束后她就会赶到深水埗区做另一份月薪为11935港元的“通宵更”，从午夜12点工作到清晨6点。深水埗区的卫生状况极端恶劣，因此只有该区的清洁工作设有通宵班，阿On反映，深水埗区的工作时常要处理直接被扔在马路边的整袋整袋的垃圾。
垃圾站中堆放着刚刚洗净的垃圾桶
生活在香港的外籍劳工长期处于隐形的状态，一提起外籍工人，大众一般都会想起外籍家庭佣工（migrant domestic worker），其实除了住家的“工人姐姐”，街道清洁、建筑地盘、外卖送餐等行业中也有大量外籍工人。在深水埗区的通宵清洁岗，九名工友中就有七位为泰国裔。
香港外籍工人多是通过劳务中介公司，以工作签证来港做家庭佣工。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香港外籍家佣人数曾达到39.9万，她们最低工资仅为4630港元，须每日与雇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可是，外佣无论在香港逗留多久，都不能获得永久居民身份。部分工人也许会在和本地人结婚后凭受养人签证（dependent visa）留港，从事家务工之外的工种，不过多数人仍和阿On一样，需要不止一份工作来维持生计。
染疫、隔离、扣工资：隔离令不被公司视为病假证明
阿On在2月21日前往社区中心做检测，第二日收到卫生防护中心的中英双语短信，告知其检测结果为阳性，并要求其从21日起进行隔离，直至3月6日。可是阿On看不懂中文也不会英文，完全没有留意当日短信的内容。不少泰国裔清洁工尽管在香港生活了十余年，但中文能力也只限于较为日常的广东话听说，完全不具备中文读写能力，英文更是完全不会。阿On直到2月24日再次收到卫生防护中心短信才意识到自己确诊，于是在WhatsApp上向“大佬”，即深水埗区的管工，说明情况，随即开始了为期14天的居家隔离，惟3月9日完成隔离后仍然有咳嗽、咯痰的症状。阿On走去看医生，医生让她从3月10日休息到了3月14日并开具“医生纸”（医生证明书）作病假证明。痊愈后，阿On在Whatsapp上询问“大佬”，自己是否可以复工，管工要求她再进行连续两日的快速检测，均为阴性后即可复工。
一日打两份工的日子重启了，但是阿On收到的工资单显示，自己隔离期间没有去上班的日子原来是没有工资的。她最为紧张的是三月工资单上一处写明的“-6,160.00”，但因为看不懂中文，她并不太清楚工资被扣的名目，而早前二月份的工资也被扣了852元。回想确诊前的经历，阿On觉得自己一定是在工作过程中和工友发生了交叉感染，有工友是被自己的丈夫传染，而那位工友确诊前阿On每日和她一起工作。
工资单示意图：“-6160元”为16日未出勤的薪金总和，其中5日为病假，公司按每日平均工资的五分之四发放病假津贴。
香港政府早前提出的《2022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订明，雇员因强制检疫或隔离而导致的缺勤应记为《雇佣条例》中的病假，即在生病期间，享有额度为每日平均工资五分之四的病假津贴。不过草案目前仍处在二读阶段，并未正式生效。现行《雇佣条例》仅允许以“医生纸”申请病假，如果以政府发出的隔离令、检疫令作病假申请，雇主不一定认可。更关键的是，此次《雇佣条例》的修订已经明确不会有追溯期，换句话说，对于大量在二、三月疫情高峰时期确诊的工人来说，并不会因为法律通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要回来被扣掉的工资。
“工人生病是事实，工人按照政府的要求隔离也是事实啊！为什么公司能以法例还没通过的理由去扣钱呢？”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干事An An*认为政府早前提出修改的《雇佣条例》尽管还未通过，但雇主不能以强制性的法律规定还未生效为借口，就把自己的雇主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劳工局局长罗致光早前也表示，尽管法例条文不清晰，“但唔代表雇主冇责任（但不代表雇主没有责任）”，并鼓励雇主对于员工因防疫要求缺勤衍生出的薪酬问题，能够“宽松处理”“善待员工”。
高高在上的食环署和劳工处
早在阿On开始正式讨薪之前，泰国移工工会就已经了解到多间外判清洁公司以同样理由扣除员工工资。工会认为，既然政府屡次呼吁疫情之下雇主要体恤员工，食环署身为政府部门，身为街道清洁工作的“大判”（发包方），身为清洁工薪资的来源，在体恤工人、承担工人生病期间的病假津贴这件事情上责无旁贷。因此，工会向庄臣清洁公司以及食环署、劳工处等部门发去了公开信，并约见食环署希望能面对面解决工人被扣薪的问题。
会面中，食环署坚持自己能做的只有监察外判公司是否违反法律，而现在法律未通过，公司的行为自然谈不上违法，因此自己做不了什么。除了推卸责任，食环署坚持要用广东话和工人沟通的强势态度同样令人难以接受。“食环署完全不体谅工人的语言能力，即使工会建议了电话翻译（由“融汇－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服务中心”提供的电话传译服务），食环署也拒绝了，觉得用广东话就可以了。”工会干事An An说。
可食环署真的如他们所说，对外判公司起到了监察作用吗？“整个沟通的过程，食环署都是通过庄臣公司联络工人，这样当然不合适，工人什么立场、公司什么立场？公司一定会威胁工人或者百般施压，让她不要讲公司的坏话。”An An对食环署与外判清洁公司同一立场的行为十分愤怒。安排会面前，工会已经在公开信中附上了所有联络方式，食环署仍以不知道如何联络工人、工会为由，直接找了公司，An An觉得食环署“完全当工会不存在”。
劳工处的下设部门、负责巡视工作场所的劳工视察科在收到公开信后前往深水埗与清洁工们见面，其间，视察科的职员用广东话向工人们解释雇佣条例，离开前又留下中英双语的名片，美其名曰让工人有问题就与劳工处联系。
工会是在事后才了解到，劳工视察科当日并没有配备翻译，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工会已经在邮件中提前说明了泰国裔工人不懂中英文的情况，尽管落区视察已经完成，视察科的职员仍不知道当日自己见的工友大多数都是泰国裔，“好像只有两三个是（泰国人）吧”，听到劳工处这样的回应，不难想象当日的视察沟通根本没有效果。当工会向劳工处反应留下的名片工人看不懂时，劳工处的工作人员甚至还辩解，工人看不懂中英文至少可以看懂数字，仍可以致电劳工处相关办事处。阿On跟工会说，视察当天工人们都很紧张，紧张得连要讲的事情都想不起来了，而且劳工处口中那些法律术语他们也不太明白。
直到庄臣公司决定给其中一位工人补发工资，食环署才第一次主动联络工会，询问事件是否可以就此了结。再次见面时，食环署职员问拿到钱的泰国裔工人是否“满意”，中文水平有限的工人不明白“满意”这个词语，职员又问“现在你是不是很开心啊？”
虽然政府部门高高在上的姿态令人不悦，庄臣公司也希望拿到钱的工人不要声张，但部分工人讨薪成功的经历令更多本来咽了这口气的工人们决定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出头——阿On就是这样想的，她觉得公司不能区别对待，工友们强制隔离的时期都差不多，被扣掉的工资金额也接近，她也决定把二、三月份扣掉的钱拿回来。
工人、工会与公司的谈判
工人与工会共同商讨后，大家选定了五月底的一个星期二，阿On一个礼拜中唯一的休息日，前往劳工处录案，工会也约了庄臣清洁公司在同一日与工人见面——如果讨薪成功就向劳工处撤案；如果公司仍然坚持扣薪，就再依照劳工处的调解程序与公司继续谈判。工会也特意为当日聘请了一位兼职泰文翻译，希望语言不要成为谈判的障碍。
大家刚一坐到庄臣公司位于观塘的办公室里，公司代表开口就说：“大家要明白一件事，现在是没有法例（要求）的，要做的是一个酌情的处理，纯粹是体恤她……如果有法例通过，公司是会跟法律做的。”公司表示自己绝对有沟通的善意，但正正因为隔离令当前的效力和医生纸不同，要用政府的隔离令来申请病假津贴没有法律基础，工人才会遇到染疫被扣薪的难题。
工会质问庄臣公司，同为公司外包清洁工，为何有的工人隔离期间仍正常获发薪水？公司为何区别对待？公司代表解释，那些没有扣钱的是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的外判工人，由于康文署辖下的大部分场地都在第五波疫情中停止服务，场地的日常清洁工作也随之暂停了，公司也就不需要因为工人隔离而找替班。可阿On从事的城市街道清洁并不会因为疫情加重而暂停，外判公司为了满足外判合约中要求的工作人数，有员工无法上班，就要额外聘请劳动力。庄臣公司认为，自己支给清洁工的工资实际上是食环署、康文署这些“大判”给的，“人工只有一份，唔畀佢就畀第二个了（工资只有一份，不给她就给第二个人了）。”
政府一直强调要体恤工人，作为清洁工作的发包方，却没有妥善安排工人染疫的病假津贴；而外判清洁公司也以无法律基础以及“大判”只给了一份人工为由，扣减染疫工人工资、不发放病假津贴。在外判公司眼中，工人们并不是为公司创造效益的劳动者，而是一个个能从政府部门获得收益的岗位。
随着谈判继续，政府防疫政策对外籍工人的不友善、庄臣公司对清洁工工资的无理克扣就愈来愈多地暴露出来……公司先拿出了卫生防护中心向阿On出具的隔离令作理据，认为隔离令上标注的隔离日期是2月21日至3月6日，那么公司最多也只能补发这期间的病假津贴。纵使工人感染、隔离的实际情况与政府出具的隔离令不相符，但公司坚持自己发放工资、津贴需要凭证，因此只能依据面前这张日期并不准确的隔离来计算员工工资。明明是政府在检疫、隔离上安排存在疏漏，外籍工人不熟悉中英文的情况常年被政府忽视，工人却因此承受了扣薪的后果，工会认为公司如此安排是没有道理的。
公司又拿出阿On二、三月份的出勤纪录，工人及工会这一看才发现，除了隔离的日子之外，3月23日阿On也被记为缺勤——这一天明明是管工“大佬”告知的休息日，阿On拿出手机，翻出与大佬的WhatsApp聊天记录。工人及工会坚持这是公司管理上的问题，公司人事部门和工作场所的管工之间沟通出现问题，怎么能变成工人的错误呢？
领到的支票与未完的维权
当日的谈判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公司最终同意补发阿On隔离期间的病假津贴，并把错扣的3月23日薪资加回来。6月7日，阿On拿到了金额为四千多元的支票。
可是对于外籍清洁工，甚至更为巨大的外判清洁工群体来说，维护权益的过程远没有结束。阿On九龙城区那份清洁工作的工友里，就有两位同样因为感染新冠肺炎而缺勤数日，她们没有社区中心检测结果、隔离令或是任何的证明文件，要争取到病假津贴显得尤为困难。有望能在本月通过的《2022年雇佣（修订）条例草案》因不具有追溯力，看似也不能帮她们追回薪水。
工会干事An An依然对食环署、劳工处很愤怒，“一点不关心弱势群体，以为人人都像她们一样，会中英文，会网上申报，健步如飞，不愁吃穿用度居住出行”，自己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文中阿On、An An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