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没见，是因为阿东早前和同事到了印尼，学习到当地工会很多组织技巧，希望可以在全球供应链思维下和当地的工会开展新一轮的合作，把品牌、供应商、工人的集体谈判在印尼做出实践。关于这次行程的所见所学，请各位朋友参考最新的文章：用全球供应链思维辅助在地工会集体谈判——CLB与印尼全国工人联盟交流纪行。
我们这次的周记，还是要把视角由印尼拉回到印度工会的进展。印度那边的伙伴在7月和管理层有过最新一轮的谈判，希望在今年年末以前可以谈到工资问题。不过最近制衣厂一位年轻工人在工厂内猝死，工会怎样去处理令阿东和其他伙伴有了策略上的讨论。
事缘是在今年八月的时候，有工人向我们的工会说，有位年轻的工人死在了工厂内。最初，工会的第一反应是希望联络死者家属，同时紧盯着工厂，确保家属得到赔偿。但很快，工会就得知家属早已收到工厂的抚恤金，也不太愿意出面和工会合作。同时，工会伙伴打探得知，原来在该车间中，两年前也有死亡个案，结果工人认为这间工厂闹鬼，要求工厂派人做法事。
于是，工作就陷入一个难题，到底下一步如何做？
有法律背景的伙伴古鲁就在会上提议，指应该要搜集足够的证据，等待详细验尸报告，然后看看能否向工厂发起提告。但是阿东我却有另一个想法。我跟伙伴说：“没错，仔细跟进个案对死者家属而言是最好的结果。但这也太把个案集中在一个人上。如今，工人人心惶惶，出现闹鬼传闻，正好反映这已是工作安全的议题，为何我们不把个案视为一次工厂安全措施失效例子，开展调查，向工人查问该车间的工作环境、最近有没有意外个案等。然后向工厂申诉，甚至将问题上升到品牌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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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伙伴其实也同意要将个案变成议题，但认为毫无证据，很难入手，于是他们还是认为要等待验尸报告。我当时就回应道：“我同意要立案、申诉。谈判当然也要谈证据，但是证据也有分很多种。如果我们只集中在某一宗死亡个案，我们要的证据就是验尸报告；但如果我们把事情当成集体议题，那么车间本身就是重点。”
谈到这时，古鲁也明白我们的意思，他建议工会马上联系工人进行调查，了解车间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工人为何对该车间如此恐惧；当然，他也会继续留意验尸报告，但那已经变成了集体议题下的一个例子了。
两周后，工会朋友的调查已经有初步成果，工人向工会表达对车间的恐惧，车间保安向我们透露更多的伤亡个案。虽然他担心被管理层追究、失去饭碗，拒绝向我们提供死者的名字、准确发生日期等，但这些资料已经足够。
在会结尾，我不厌其烦提醒，在工会的角度中，是没有所谓的个别例子、单一个案的，工会的责任就是要把个案变为集体议题，最后为工人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所以，如果真的有工会认为有所谓个别例子、意外，其实那是工会的疏忽，没有尽好他们的责任。
我也向印度伙伴提到，我们当前的策略就是运用目前供应链法规的大趋势，把品牌拉进来。那么，单靠个别的例子是很难促成集体谈判的，因此我们要把个案变成集体谈判，以及找出使品牌必须介入的地方。例如关于工作环境安全议题，因为品牌是有义务向确保供应链的工人在合理环境下工作，最终用这个议题撬动谈判。
如今印度朋友正准备用现有资料，向工厂管理方发出新一轮谈判，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