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导读：日前，在纠纷发生15年、申诉6年后，申诉人王斌的家人从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手中接过15000元人民币，感动得唏嘘不已。“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可能得到这些救命钱，太谢谢你们了!”随后，王斌的家人在息诉承诺书与民行息诉答疑卡上慎重地签下了名字，终结了其漫漫申诉路。
据检察官介绍，王斌父母均已年迈，两位兄长中有一个也是残疾人。1992年4月，王斌被四川煤矿建设某工程处(以下简称川煤某处)招为农民合同制轮换工。1995年9月，王斌在工地上班抬管子时受伤，治疗期间又诱发精神分裂症，工伤住院治疗32天。出院后，因精神病有所加重不能胜任工作，王斌于1996年2月被准假回老家疗养。回家后，王斌的精神病日益加重，生活完全无法自理，既无法与家人正常交谈，亦不对任何事物产生兴趣。
王斌与川煤某处劳动合同书于1996年8月31日终止后再未续签，单位也未及时办理与王斌之间的终止劳动合同手续。1996年后，王斌及家人通过与川煤某处协商解决、两次劳动仲裁及法院诉讼等方式，仍没有对劳动纠纷的解决取得满意的结果。2005年起，王斌及家人一直向检察机关申诉。2007 年，渝北区检察院在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未被采纳后，王斌及家人仍然不服，不断向检察机关申诉。经一分院多次专题研究，认为此案并不符合抗诉条件，于是决定派出工作人员共同做当事人服判息诉工作。
在决定不予抗诉后，此案是就此终结并做息诉工作，还是再试试和解?之前，检察机关已与川煤某处接触过数次，但对方态度非常坚决：“绝不与申诉方见面，绝不法律外和解。”据了解，自王斌工伤纠纷案起，双方已十余次对簿公堂，并在办公场地发生言语和肢体冲突事件，使矛盾加深。承办检察官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并制作了息诉预案。不过，检察官抱着再试一试的想法，再次走进川煤某处的大门。经过细致做工作，对方终于答应和解，并同意给予8000元的和解费。
当川煤某处同意和解后，一分院立即征求申诉方的和解意愿。然而，申诉方并不赞同和解，仍要求抗诉。在此情况下，检察官一次又一次再做工作，川煤某处同意将和解金额增加到10000元。
考虑到王斌及其家庭的实际情况和救助的金额，检察官想到了司法救助，并多次到王斌家及村委会走访，了解了其家庭困难情况及王斌的精神状况。经一分院有关部门研究，决定依照相关司法救助规定给予王斌司法救助。
由于原审是仲裁前置的判决，申诉方申请的仲裁裁定后，川煤某处不服提起诉讼。法院后作出判决，对原仲裁裁定中13000余元解除劳动关系费用未予支持。检察官认为，该案即使是抗诉，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全部意见，申诉人亦仅能得到上述最大金额。于是，检察官通过司法救助与促和解双管其下，使王斌终于获得了超过原判金额的15000元的和解款及救助款。
该院有关负责人称，此案经过检察机关数十次接访申诉方和做大量协调工作，终于运用司法救济等多种途径有效解决。此案的处理结果，不仅使申诉方解开了心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申诉方的困难，终结一个家庭6年的申诉路，同时也开启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当事人进行大额司法救助的先河。
文章来源：职业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