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路漫漫其修远兮
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开始从农村地区“战略大撤退”，短短几年，大幅裁撤县级机构网点3.1万家。同时，各商业银行对县级机构贷款权限上收，严格控制贷款向县级以下地区的发放。本已严重“贫血”的农村，资金因此加剧被抽回城市，达3000亿之多。同时，广大农村地区还露出一张只存不贷（也即“只出不进”）的“血盆大口”--邮政储蓄。通过它，每年在农村抽走约4000亿资金。
“国军”的撤出，使得县域金融市场骤然萎缩。地方金融出现大面积坏死现象。农村信用社以及“农村基金会”等，累计的坏帐和死帐，形成天文数字。
这一切，使中国的农村经济面临的危机空前严峻。
处於“金融真空”边缘的中国农村，农民向哪里贷款？没有贷款的支持，农业如何发展？
严重失血的县域经济
自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人为抬高工业品价格，降低农产品价格，将农村财富集中起来支持城市开发和建设。在这种长期的“剪刀差”政策之下，我国的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
而现阶段农村情况如何呢？
改革开放初，由於盘活了农村土地的经营权，中国农村以乡镇企业的勃兴为标志，迎来了一次大发展，使中国经济面貌涣然一新。然而，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亚洲金融危机的扩散，乡镇企业的大批倒闭，与此同时，农业税费居高不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撤退”和农村金融组织的瘫痪，中国农村又陷入发展的危机中。
农村的失血最直接的表现有三个方面：
首先，在国有金融后撤､集体金融溃败､农村金融收缩的宏观背景下，农民的存款层层集中，向大城市倒流。从宏观来看，国有商业银行裁撤县级机构和网点直接使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同时，广大农村还存在一张只存不贷的“血盆大口”--邮政储蓄。通过它，实现了每年约4000亿资金的“抽血”。以陕西西安地区为例，1999年，陕西西安地区六县金融机构当年增加存款10.88亿元，贷款却减少2.54亿元；2000年增加存款25.91亿元，贷款减少3.66亿元；2001年增加存款22.73亿元，贷款仅增加4亿元；2002年一季度增加存款7.13亿元，贷款仅增加1.71亿元；3年多来，国有独资银行存款累计增加66.65亿元，而累计贷款却减少0.49亿元。失血情况可见一斑。（详见财经时报《“劫贫济富”－－县域经济严重失血》一文）
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徐滇庆曾撰文说：“穷乡僻壤的农民做豆腐､卖鸡蛋好不容易攒下的血汗钱反而倒流进城，被国有企业占用了。”
其次，从农业税费政策看，我国可能是世界上惟一对农业和农民征收高额税费的国家。相反的是，主要农产品生产国不仅不向农民征收税费，反而给予农民以直接补贴。2000年，美国对每公顷耕地的直接补贴为100-150美元，欧盟为300一350美元。我国的农业税费摊到土地上，约为100-150美元。一正一负，每公顷收入相差200-500美元。我国农民的农业经营规模与国外相比要小得多，大致相当於欧盟国家的四十分一，相当於美国的四百分之一。
再次，这几年在农村地区大量兴起的“地下钱庄”､“非法金融机构”等，以高利贷的形式向农村发放贷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贷款难问题，却加重了对农业的盘剥，从长远来讲，更加重了农村地区的失血。
严重“失血”的严重后果
缺乏资本市场的支持，“做豆腐､卖鸡蛋”的血汗钱又倒流入城市，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后果？
首当其冲的就是乡镇企业。作为企业融通资金的重要渠道，一旦堵死，企业经营受限不说，其生存都会遭遇巨大的困难。没有资本市场的支持，我们的企业就要以最原始的方法进行积累，农村的乡镇企业就可能退回到传统的“作坊时代”。
春种秋收，是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春季来临，农民需要在土地上投入的不仅仅是精力和时间，还需要投入物力。学者们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农需要花100元买头牛用于春耕，但告贷无门，最后不得不省吃俭用攒下100元，等到第二年开春，牛才牵进了屋。农村金融的“失血”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是不言而喻的。
再者，本就贫困的农村地区的财富倒流入城市，更加重了中国的城乡差异，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这对於中国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结构平衡，无疑潜伏ぴ巨大的威胁。
三农问题本来就已是中国社会的一块巨大的“疮疤”，农村金融的溃败则使三农问题雪上加霜。长此以往，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如何扩大9亿农民的“内需”？
如何给农村经济“输血”？
解决农村经济严重贫血，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如何输血，专家意见则相当不一。
依靠农村信用社？
对於农村金融，央行的思路是依靠农村信用社来支撑。但多数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率十分高，资金规模也十分有限，其沉重的不良资产主要靠农村信用社不断的规范和整顿加以消化，但这个问题提了20年，解决了20年也没见什么起色，虽然农村信用社有贷款权，但大量的亏损和坏账却使它有心无力（经济学家茅于轼语）。
基於农村信用社的资金规模而言，对於有9亿农民的庞大群体，无异於杯水车薪。
民间金融合法化？
对於国有商业银行“撤退”后留下的金融真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提出：“既然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堪重负，那么对民间金融就不要一棍子打死，只要监管层给予适当监管就可以了。”茅于轼更是快人快语：“应该为民间信贷开辟渠道，使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合法化，或由民间资本接管､重组农村信用社，再注入资本重新开展业务，或由民间资本独立组建农村商业银行。”
民间金融的运作最大的障碍在於监管难度大。对此，经济学家樊纲另有一番解释：从监管难度上说，民间金融实际上要比国有银行更加好管，因为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施破产性处理。
农村金融､商业金融与合作金融共存？
社科院学者提出，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未来方向，应当是商业化和合作金融共存，相互补充，共同发展。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外，从发展中国家还是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情况看，商业化金融和合作化金融并存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共同特徵，商业金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
国家政策支持？
目前，中国总体的资金状况比较充裕，银行的存贷差有5万亿左右。为什么不把这5万亿的一部份拿来支持农业的发展？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会陈彩虹认为：“国家在政策方面实实在在要给予农业､农民､农村和农业信贷一些考虑了，中国的‘农字号’已经为中国做出了太多的贡献了！”
例如减少农业税赋或给予补贴､扶持乡镇企业发展､加大农村信用社的贷款规模等等，都应该属於国家政策范畴。
还有的学者（如茅于轼）在地方设立扶贫基金，对农户发放小额贷款。茅于轼认为他们在山西搞的扶贫基金，真正目的是要建立农村金融服务，这个服务可以以赢利为目的，能够把高利贷消灭。这样就会突破金融方面的旧框框，把农村的金融搞活。这对农民的解困，收入的增加都有很大的帮助。
至於具体贷款方式，有人还建议在农村地区推行农户贷款证制度，进行农户联保贷款等等，这些小的措施在某些地区已经实行过，但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则须经过系统的考证和研究。
搜狐视线
2002-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