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在沉默中失落
武汉，这座坐拥>镇、怀抱两江的华中重镇，曾经是京广线上最饱满的一个
亮点。但现在，武汉或许会有所失落。在中国新一轮的发展中，它不东不西不南
不北，近期西部大开发战略更凸显出其身在中部的恐慌。据说武汉正在提“中部
崛起”的口号，但它首先不得不直面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挤压的、凋敝的国
有经济，和大批行走在贫困边缘的下岗失业群体。
这座被定义为中国最市民化的城市，经过十多年的变迁，早已跨越了作家方
方在《风景》中描写的令人窒息的棚户区生存状态“父亲带>他的妻子和七
男二女住在汉口河南棚子一个13平方米的板壁屋子里”。那个时代已经成为惨烈
的记忆。
但是，另一种贫困开始在延续。相对於生存空间的仄狭，失业的阴影和贫困
带来的精神危机悄悄逼近城市底层日益贫瘠的心灵空间。
当地的一个政府官员颇为挠头地告诉我，“麻木”(即>轮车)绝对是城市交通、市容建
设中的一大公害，市人大、政协为此论证了很多年，但迟迟下不了封杀的决心。
因为对江城近年来剧增的下岗失业家庭来说，“麻木”成了他们微弱的家庭生计
支柱。
黄昏时分，刘凡生的“麻木”停在工农村门口。
我走过去的时候，有四五双“麻木”的眼睛不约而同地望向我，分明是期待。
头发花白的刘凡生年纪最大，今年54岁，干这行有>年了。
他只能跑些偏僻的线路，沿工农村一带的铁轨旁边拉些客人，因而生意比不
得大街上的“麻木”。他开的是黑车，因为没办上执照。
“我想花钱办哪，可人家不给办，说是要控制数量。说到底，还不是没关系！”
他抱怨道。他整天提心吊胆的，一旦撞上“枪口”，就会被没收。
那次他去汉口火车站拉货，没走多远，四五个警察就围上来了，要他出示“
>证”（行车证、驾驶证和执照）。他拿不出，几个人动手就要没收“麻木”。
“我要吃饭！>口之家要养活！”他急红了眼，嚷道。
“要吃饭，你到劳务市场去！”他们说。
“他们站>说话不腰疼，我年纪一大把，找工作谁敢要？没理可讲！”刘凡
生总结道。
“麻木”没收后的一个月里，家里差点揭不开锅。他急得到处托人，还是内
部有人暗示，找黑道上的，趁黑将“麻木”偷了出来。为此他前后花了1500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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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知道在700万武汉市民中有多少像刘凡生这样的没有“准生证”的黑户
“麻木”。他们每天穿行在如过江之鲫般的豪华奔驰、神龙富康中，摇摇欲坠地
行进在城市的穷街陋巷，带>过份的小心和谨慎。一个守候在渣家小区的“麻木”
□心忡忡地对我说，如果哪天下令取缔“麻木”，这个饭碗说没就没了。
失业的阴影笼罩>人们。来自2000年武汉年鉴的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武汉
市下岗人员和城镇待业人员呈逐年上升态势，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增大。1999年末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1万人，比上年增长了3.1%；登记失业率为2.95%，比上年上
升了0.15%。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该市集体企业经济效益连年下滑的态势远远超
过国有企业。就工业总产值来说，1999年国有经济比1998年增长了2.3%，集体经
济则下降了7.2%。集体企业的下岗失业状况也远比国有企业要严重得多。1999年
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人数比上年下降5.3%，集体经济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则下降
了14%。
当地劳动部门官员告诉我，集体企业大面积的倒闭、破产和半破产，又兼地
方财政困难，使得管理集体企业的行业办、集体企业办基本陷入瘫痪状态。目前
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失业救济政策主要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倾斜，集体企业职
工家庭很难纳入低保□围，成为被政策遗忘的群体，只能在生存夹缝中艰难地求
>生存。
而对於像武重、武钢这样的大型国企职工家庭来说，下岗失业的重挫几乎也
是灾难性的。去年武汉重型机械厂要减员4000人。失去饭碗的恐慌和再就业难的
残酷现实，使长期置身於体制保障内的人们失去了安全感，难以适应市场化的劳
动力竞争。在武重住宅区，我看到了在许多经济萧条城市出现的类似场景：一条
长约数百米的小摊在烈日下昏昏欲睡地坚守>。这已形成江城大众化的再就业方
式：女人们练起了地摊，男人女人在屋外的树荫下摆起了一桌又一桌的“□方城”。
作为一个特定群体，江城“麻木”注定要背负起其特定时期的艰难生存，而
有关一个群体的生计和一座城市的形像问题引发的困惑和争议依然在这座中部之
城近乎感冒似地延续>。
绝望的家庭
福建村在二七路上，二七路距离汉口最繁华的商业街江汉路不过十分钟
的车程。不远处，“二七大罢工纪念馆”肃然而立。
这是每个城市最基层的生存角落，陈玉萍的家就在福建村南区的楼房深处。
屋里很安静。一个小男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这是陈玉萍最近找到的一份活
儿，帮人照看孩子，每月200元。
客厅的墙上，一个面目清秀的青年男子在相框里微笑。
七个月前，这个男人用绳索在卧室的门上结束了自己。当时他刚满45岁。他
结绳的方式很特别，女儿从另一间房里冲出去的时候，他的身子已经冰凉。前后
不到10分钟。当时，陈玉萍正在里屋织毛衣。
他以前做过水手。那种毁灭性的结绳方式据说是长期的水手生涯磨练出来的。
这个细节在他死后被福建村人提起时，总免不了一番唏嘘。
还有一年，他们的女儿倩倩, 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即将高考，照老师的
预言上大学应该极有希望。这个在晦暗中苦撑的家即将露出一点曙光。然而，他
就这样放弃了。
说到此，陈玉萍放声大哭。他们婚后19年的日子也还算幸福。那时，她在武
汉港务局做装卸工，拿400元工资；他在船上做水手，每月有500元的稳定收入。
>口之家清贫却快乐。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先是她下岗，办了内退后工资降到了220元，她到处打零工，到饭店给人洗菜、
送盒饭，什麽都干；1999年他下岗，单位一次性买断工龄付给他3万元，从此一切
脱钩。原本开朗的他一下子情绪低落起来。
不久他花了2000元买了“麻木”，没办上执照，只能偷偷开。警察搜得紧时，
他只好窝在家里不出车。上次不小心被摩托车撞了，他在家躺了半年，动弹不得，
不敢去医院。这样陆陆续续地开了两年“麻木”，一个月下来能挣个>四百块。
那段时间，陈玉萍又没了工作，连打零工人家都嫌年纪大了。找不到事做，口角
由此而起。苦闷中她出去打小牌，丈夫越发不满。家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出事的那天傍晚，她和丈夫商量出去摆地摊的事儿。他很烦躁地否决了，这
个生性胆小、守规矩的男人不愿看到妻子过那种随时被驱逐的担惊受怕的日子。
然而，不摆地摊又能做什麽？面对妻子的诘问，他不再言语。默然喝下一瓶酒，
他就撒手走了。
这种不祥的预感，陈玉萍不是没有觉察到。很多次，她听见丈夫沉重的脚步
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她现在肯定自杀的幽灵一直在他脑际顽强地萦回，
挥之不去。
武汉市总工会最新一项统计数据表明，贫困已经成为导致武汉相当一部份家
庭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被调查460户最贫困的特困家庭中，30%以上家庭离异。
因贫困而自杀的悲剧近年来不断在各地发生。
奢侈的教育
73岁的彭启忠坐在家门口，深陷的眼窝看上去有种被耗尽的空荡荡的感觉。
他左眼失明的妻子坐在他身边。他们的儿子成绩一直不错，高中毕业后，交上万元赞助费可以保证上重点。但这个天文数字让一家人犯了难。最后
只好自费念江汉大学本科。第一年要交4000元，彭家向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好歹
应付过去。但接下来每年3000多元的学杂费压迫得彭启忠喘不过气来。
小儿子已经读到第>年。新学期快要临近，彭家又开始发愁了。
“这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不让他念吧，将来更没出路了。他哥就是因为没文
化，找不到工作，靠我们老的养活……”彭启忠一筹莫展。
在接受采访的贫困家庭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由於交不起高昂的学费和入
学赞助费，许多有>良好潜质的贫困生不得不放弃进入重点中学或上大学的机会。
针对这种令人堪□的现象，武汉江岸区规定，凡家庭中有子女考上国家承认学历
的大学，一经录取，社区可考虑救济，对其就读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给予相应的
补助。但据了解，这种补助金额十分有限，且覆盖面极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据调查，武汉高校大约有20%的学生月均生活费低於110元，这一低於武汉最
低生活线的群落应界定为贫困学生。湖北省高校有4.7万多名贫困大学生，占在校
学生总数的20%，他们连最基本的吃饭穿衣都成问题。调查中还发现一个令人吃惊
的事实，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生比例几乎各占一半。尽管目前湖北省自上而下建立
了勤工俭学、助学贷款等资助高校贫困学生工作体系，但对大多数特困生来说不
过是杯水车薪。目前就有相当一部份困难学生因欠学校的费用毕业了还有可能拿
不到毕业证。
汪洋中的一条船
我是那晚夜市服装摊上陈荣珍的唯一顾客。从夜幕刚刚降临摆到晚上11时多，
她只赚了2元钱。照理说夏天是夜市旺季，可是二七路夜市硬是红火不起来。
“江岸这一带下岗的多，大家都做小买卖，谁来买呢？尽管价格低，可位置
偏，不比江汉路那边……”陈荣珍发愁地说。这段日子，连>两>天才发一次市，
最好的一晚赚了十几块钱。轮到冬天，连续20天都不开市。每月得定期交纳80元
摊位费。这样算起来，摆夜市的月收入只有200元左右。
二七路夜市足有800多米长，与明亮的灯光和热闹的吆喝声形成对比的是人流
的稀落。这里的衣服价低得令我吃惊，据说它们大都来自汉正街的私人小作坊。
卖小吃的夜市摊还有些人气，烤肉串的烟雾弥漫在城市上空凝滞的热空气中，赤
膊的男人坐在脏兮兮的碗筷间大快朵颐。在这里，城市生活的另一面就这样毫无
遮拦地展开：大声叫骂，污水横流和衣>时尚的艳装女人眼神空洞地来回溜达。
这是当下几乎每个城市在发展中呈现出的共同表征，在一个由艰难谋生的下
岗失业者和游手好闲者聚居的群落里，生活保持>低水平的有序，但在这种脆弱
的秩序底下潜伏的是不安定的破坏因子。
现代贫民区开始浮出水面。
陈荣珍说有时候只要将福建村人家的寻常日子比照比照，你就会发现自己活
得还不算太惨。因为在福建村南区80%的下岗洪流中，那些双下岗的家庭面临的是
无米下锅的窘境。而现在她丈夫还在上班。他们从牙缝里省出钱来支撑女儿每学
期380元的学费，像福建村的大多数人家一样，早就取消了早点。男人们喝那种1
0元买5斤的零售酒，就>小菜照样能够酩酊大醉；女人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总会
为每月的房租、水电费 \ 发愁。这里有一个43岁的男子死於胃出血。动手术的费用是3000元，家里东挪西借只凑足了1000
元。家人把他从医院里抬回来的那天，他伸出无力的手对街坊们说，大姐救救我，
帮我先垫一点钱。可是，人们摸摸干瘪的口袋，只能默然。陈荣珍说那男子渴望
生存的哀怜眼神，她怎麽也忘不了。据介绍，武汉市自199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旨在建立一个欲将全民纳入的制度，但是在计算申请者
的家庭人均收入时，其家庭成员中凡能与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下岗工人最低生活
补助标准等社会保障政策挂上钩的，都按最低标准计算收入，如在职职工按最低
工资标准线，为200元；下岗工人按最低生活补助线，为90元等等，有不足的再补
充其差额部份。按照这种政策设计，结果把相当一部份救助对象又推了出去。另
外，在制度出台之初，按人口的1.2%计算贫困人口（一说4%），预算金额为1000
万元。到1996年3月实际运行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居民仅占0.05%；到19
98年2月，也才上升到0.15%。实际支出与预算数有较大的差距，财政拨款大量结
余。
福建村南区共有2130户居民，有2000~3000名职工，其中有80%职工下岗，但
能享受低保待遇的不到20户，低保覆盖率只有25%。尽管1999年武汉市城镇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原来的150元/月提高到195元/月，增幅达30%，但由於经费来
源和覆盖面的有限，使得大部份贫困户生活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在武汉采访的日子里，有关部门远甚於沈阳的缄默是我始料未及的。从最基
层的社区居委会到市一级的政府机关，办事人员对於我所做的话题采访不约而同
地表现出十分谨慎甚至冷漠、回避的态度。我能理解这种态度后的隐□，这座历
史悠久的老工商业城市是被冷落得太久了，眼下正攒>劲儿追赶东部和沿海。客
观地讲，经过过去十多年的奋斗，武汉经济业已形成全面腾飞态势。在1992~199
8年七年间，作为一个拥有7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武汉经济年均递增16%，一度
被称为90年代中国经济界的“武汉现象”；在美国《未来学家》杂志预言的“21
世纪世界十大超级城市”中，武汉位列第二，排名比上海（第四）还要靠前！
但谁也无法否认的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城市发展中的“马太效应”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在这里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1999年，武汉市10%最
高收入户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2%；10%最低收入户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上年
下降1.6%。高低收入户收入之比，1998年为4.7：1,1999年又扩大到5.3：1。从基
尼系数看，也反映出高低收入户贫富差距继续加大。
显然，那种相信经济增长会自动地使贫富差距缩小的理论十分缺乏说服力。
对贫富差距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实质是一种有害的乐观。
转自北大新青年论坛 200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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