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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朝辉
弱势群体的贫困现象存在众多原因。从美国治理贫困的经验来看，贫困可分为四大类，即物质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和动机贫困。[1]中国的农民工在迁徙、居住、工作和求学等四大社会权利方面受到长期的制度性歧视，他们自由和平等地离开农村、定居城市、获得就业、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遭到排斥和剥夺。农民工的自由迁徙、合法定居、正常就业和平等入学等基本社会权利，不仅是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社会人格的基础，更是摆脱贫困、改变现状、追求其他经济社会机会的重要条件。其中，迁徙权利是前提，居住权利是基础，工作权利是保障，而教育权利则是核心。
目前，中国农民工的贫困主要不是表现为饥寒交迫，也不是他们的能力不够，更不是工作积极性不足，而是他们在城市里没有权利和机会立身存命，在迁徙、居住、工作和教育等方面遭到长期的限制和排斥。可以说，社会权利的贫困已成为中国农民工所有贫困现象的重要根源。[2]遗憾的是，中国农民工自由迁徙的权利已被剥夺和侵犯了近50年，到2007年为止，他们进入城市居住、工作和求学的平等权利不仅不受现行宪法保护，而且遭到各种法规的约束。这种现象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努力格格不入。
本文讨论的农民工特指那些户口在农村、但目前在城镇从事临时性或长期性体力劳动的群体。要准确地界定农民工这一范畴的含义，需要辨明几点。其一，农民工不能等同于“流动工人”（migrant workers），前者的户口在农村，而后者包括为打工而迁徙的拥有城镇户口的工人。同理，农民工也不应等同於“流动人口”（floating population），因为后者当中既包括在城市间流动的城市居民，也包括在农村间流动的农村居民，还包括流动中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其二，使用farmer-turned worker一词来代表农民工是不确切的，因为农民工尚未完全被转型成正常的城市居民，不管在城市居住和工作了多久、有无房产，他们的户口仍在农村，这是他们与城市工人的根本区别。为了保有在农村的承包地，不少在城市长期工作居住的农民工往往不愿放弃农村户口。其三，农民工也不能等同于“流动农民”（migrant farmers），因为前者在城镇有一份非农业工作，而后者专指在农村地区寻找农活的农民，例如北方地区的“麦客”。其四，农民工也不应该包括在村办企业工作的农民，而主要指考察那些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其五，农民工不包括持农村户口、但在城市里拥有并经营企业的农民企业家（farmer entrepreneurs），因为他们不以体力劳动为谋生的主要手段。所以，农民工的英译应该是中文的拼音――Nongmingong（NMG）。
中国现有的统计资料没有提供精确的农民工人数。与此相关的资料是乡镇企业职工总数（2004年为1.38亿）和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的就业人数（2004年的资料是1.02亿），两者相加为2.4亿。[3]这两个资料的范畴有重叠，保守的估计是，农民工的人数可能在2亿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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