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期内，中国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民高度不满、各类社会抗争事件不断、治安环境恶劣、贫富两极分化。
生存与就业受到严重威胁
在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文献中，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被广泛地论及，包括：在城市存在大规模失业下岗人群；在农村存在各种沉重的税费；腐败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社会中存在的巨大的贫富差异，等等。这些不稳定因素的聚集和交互存在，形成了泛溢於中国社会的不满情绪。
2002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其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政府应当关心弱势群体，这是“弱势群体”一词首次见诸於官方文件。此时，城镇中的下岗失业工人已经成为这个“弱势群体”中的主要组成部份。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来自改制前的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在领取了经济补偿金后，放弃了其“公有制企业工人”的身份，而经济补偿金数额之少，使他们很难将其作为生活来源。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12月的调查资料，在66个被调查的城市中，补偿金和安置费的平均金额为13603元。下岗和失业人员要用这笔钱应付基本生活之外的各种支出，例如，交纳养老保险费、子女教育费等等。这使他们只能依靠微薄的失业保险金、最低生活保障费以及从事各种低收入的临时性工作为生。在黑龙江省总工会2001年底对全省困难职工生活状况的调查中，发现一部分贫困家庭月收入水平在100元至200元之间，除去购买粮、蔬菜及交付水、电、房费外，再无剩余；医疗费用和子女教育费用成为这些家庭的两大负担。
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的资料显示，2002年中国最低收入户的人口占城镇总人口10%，困难户人口占城镇总人口5%；当年城镇总人口为50212万人，按这个比例，最低收入户的人口约有5021.2万人，其中困难户人口约有2510.6万人；在城镇贫困家庭中，食品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达到47.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9.5个百分点。
在生存受到威胁时，城镇居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迅速积聚。在2003年第3期《战略与管理》季刊中，有学者撰文提及，根据一项调查，中国城镇居民中对生活状况不满意者约1 - 2亿人，占城镇人口比例的22 - 45％，非常不满意者大约有3200 - 3600万人，占7 - 8%。这些不满意者主要是那些在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包括，下岗失业者、收入下降者。学者指出，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形成了影响中国稳定的催化剂，这种情绪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线。
各类抗争事件不断
在报告期内，人民心中长期被压抑的不满情绪已经因为一次小冲突瞬间爆发，并酿成数千乃至数万人的群体抗议行动，行动的目标直指政府机关、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和私人投资者；抗争的内容涉及在住房拆迁、企业破产、企业改制、建设征地、政府赋税等等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中公民的经济权益。例如，继2004年10月18日重庆市万州区爆发几万民众包围区政府的事件之后，10月27日至31日，四川省汉源县数万农民因不满政府强制拆迁和官员黑箱作业，到大渡河瀑布沟电站静坐，阻止大坝截流，在与武警的冲突中，有农民被打死，多人受伤，愤怒的农民和当地学生举行近十万人游行示威，冲击县政府。这些事件说明，在中国社会，孤立的群体已经开始聚合，特定的群体已经开始合并，分化的利益诉求已经开始整合，而最终引发社会危机。
收入严重两极分化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逐渐加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在城市中愈加明显，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比重在逐年增加。据统计，2002年与1985年比较，最高收入户人均全年收入与最低收入户之间的相对差扩大了3.74倍，高低绝对差由1985年的901元扩大到2002年17680元，扩大了19.6倍。
收入差距加大导致中国基尼系数年年攀升。由於统计口径上的差异，关於中国的基尼系数有几种说法。原国家总理朱熔基在2001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称，据中国1999年的调查，根据国际惯例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是0.39。《市场报》则在2004年9月21日发表一条消息，称，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在1994年就越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到2003年，己达到了0.461。而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2003年认为，因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不过，该统计局2002年5月至7月进行的一项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调查表明，10%的最低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0%，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