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轮又一轮的取缔、转学的喧哗中，城市打工子弟如羊群一般地被放逐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在体会知识的乐趣之前，他们过早地品尝到人生的冷暖。 当地方政府将打工子弟基础教育完全甩给市场之后，失去监管的民办学校一心逐利的一面被放大。在以弱势群体面目出现的办学者身后，有着大量不为人知的暗处。在政府政策、投资办学者、老师和学生三个群体的博弈中，教师和学生成了真正的弱势方，他们的利益保障仍亟须破题。
2009年冬天，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陈俊旭到北京一家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拍纪录片，片子开头的一幕就是学生在教室里烧书取暖。看着火舌摇曳吞没课本，镜头后面的孩子们一脸兴奋。这一幕代表了这一类孩子们的现状——贫穷、绝望和教育上的失败。
在过去十多年中，不断有教育界学者和NGO组织呼吁北京市政府承担起更多责任，但政策几经波折，进展迟缓。而在畸形的政策环境下，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同样问题缠身，久受诟病。
不论是相关的政府部门，还是学校的投资者，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这一切。现在，随着新一轮关闭潮的出现，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话题又一次被摆上桌面。
今年的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关闭潮从各区来看原因各异。大兴区主要是因为4·25火灾之后对违章建筑进行整改，石景山的学校大部分是面临拆迁，海淀区腾退的四所学校中三所因为租赁合同到期，无法续约，一所位于南水北调工程蓄水池所在地，必须限期腾退……其背后是北京外来人口控制政策的延续。
再度观察这一事件，不仅仅需要老调重弹，同样需要对政府、校方、师生不同主体利益诉求的解析。
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富奇迹”
2011年8月17日，北京海淀区东升乡马家沟，新希望实验学校的家长在排队领分流通知书。
打工子弟学校的困境并非一天两天。起码在十年前就有学者开始重视该领域，民间慈善力量的关注更是从未间断。
比陈俊旭早六年，笔名“肉唐僧”的专栏作家徐志戎就到这类学校考察过。当时他在一家网站工作，请了一位校长做在线访谈，校长的拳拳爱心十分感人，随后网站发起了募捐。
徐志戎的任务是把募到的钱发到学生手上。而校长则希望钱汇到学校账户上。同大部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家庭式经营一样，该校管理财务的负责人就是校长的妻子，而校长本人就是学校投资人。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争执，最后徐志戎坚持了他的做法。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徐志戎遇到了困难，大部分孩子随打工的父母住在窝棚里，并没有门牌号。徐志戎于是通过邮局将钱汇到学校地址，再写明转给哪个学生。
但后来他发现，校方并没有把汇款单转给学生，这些钱都逾期退了回来。他心中浮起一个疑问：“校方真的是为孩子好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宇宽一直担心一个状况：当地方政府将打工子弟教育完全甩给市场之后，失去监管、一心逐利的民办学校是否也会像民营医院那样，演变成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
于是在2008年到2010年间，他带领一个调查团队在北京上海两地展开了对1000个学生的跟踪研究。研究的结论至少部分证实了他的担忧，“越是教学条件恶劣，越是能博得同情，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捐助，民办学校落入了恶性循环。”
因为是盈利性办学，这些学校通常一个学期收800元左右的学费，食堂和小卖部一般都由校长的亲属经营。郭宇宽调查团队还发现，一些位于学校附近的游戏机厅也由学校投资方开设。
在盈利冲动驱使下，很多时候社会的慈善帮扶力量被校方截留，学生无法真正获益。
王春华现在是北京地区慈善组织“农民之子”的工作人员，她曾经在北京华奥学校当过语文老师，在工作三年期间，她发现社会给学生的捐款被校方签字冒领的情况多次出现。有一次，她班上一个学生没有领到钱，王春华向学校讨要多次，最后副校长才极不情愿地将这160元还给学生。
2009年陈俊旭在学校拍片的时候，和学校办学者有很多接触。这是一所由河南人开办的学校，父子三人家庭操办，陈俊旭习惯称呼这些人为“老板”，而不是“校长”。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完全不把教育当回事。学校接受了大量社会捐助的物资，小到乒乓球、铅笔盒，大到风扇、二手电脑，有的低价卖给别人，有的由家庭自己使用，最终都未到达学生手上。
郭宇宽则注意到一位办学者，“他在记者面前讲述自己白手起家的办学经历和在京打工子弟读书的辛酸，曾经让很多人感动落泪，而近两年，他回老家投资办贵族幼儿园，一次性投资超过3000万。”这一说法南方周末记者在向其他业内人士求证中获得证实。类似的创富传奇亦非孤例。
2007年，南都基金会启动“新公民学校计划”，当时准备出资200万元接管民办学校，最终应者寥寥。“因为办学有盈利空间，如果按我们的设想改造成非营利的公益学校，对投资办学者无疑是一笔损失。”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分析。
但是在拆迁议题中，学校通常在媒体上把自己塑造成弱势群体，而其追逐利益的一面往往被忽略。
师生失声
"老师甚至没有行动自由，晚上出校上网都得翻墙；学生小升初平均分仅15分"
未被社会舆论注意的是，在一个缺乏监管的市场环境里，校方和教师之间是简单的打工者和雇佣者的关系。王春华介绍，大部分教师和学校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有的则是由校方单方面持有合同。
学校和教师之间纠纷频发，“农民之子”《烛火通讯》团队积累了大量案例。石景山华奥小学的一位老师曾遭遇无故解聘，后来通过劳动仲裁，学校赔偿其两万余元。在另一起案例中，一位老师状告朝阳区东北亚学校无故解聘，法院并不受理，理由是由于该校当时没有办学许可证，主体不存在。校方则在庭上表示：“我本身是违法的”，以此为由成功脱责。
陈俊旭在长店实验小学的拍摄进行了三个月。与学校投资方进项丰厚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学校教师工作强度极大，工资却只有1200元，甚至低于同期北京市外来务工群体的平均工资。那里的教师行动也不是十分自由，校门的钥匙由办学者掌管，老师晚上要出去上网，都得翻墙出校。
而在校方极力压缩成本，提高利润的过程中，安全问题确实存在。陈俊旭的纪录片中就记录了该校一次锅炉爆炸，事故是校方在严冬的周末停烧锅炉，管道结冰导致。2011年8月21日，南方周末记者前往已经拆除的海淀区新希望小学校舍调查时，废墟上堆满了塑料泡沫，据学生介绍，该校校舍是简易房，外面是铁皮，中间则是泡沫。有的学生甚至每天击打墙壁练拳法“一点也不疼”。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创新、育红、新希望等几所学校，学生及其家长对教学质量均不满意。育红初一一位学生甚至对学校被取缔表示高兴，理由是老家的学校老师讲课更加生动深入，“学校关了以后我就可以回老家念书”。
在新希望小学，一个四年级学生告诉记者，老师平时上课虽然很凶，可是考试时会把答案写在黑板上。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介绍，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小升初毕业成绩平均分仅为15分。
当学校遭遇搬迁等问题时，学校和师生之间的利益诉求差异更大。2006年，海淀区打工子弟学生分流就是一个显例。当时该区教委把解释学生安置政策的《学生家长告知书》交给打工子弟学校，要求把告知书传递给学生家长。但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隐瞒了该信息。
被逼出来的盈利冲动
"政府没有安置全部学生，又严格控制办学许可证，没有稳定的产权预期，更加强了其短期盈利冲动"
北京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多为河南固始籍商人开办，一般为家族经营，早年固始人垄断了北京的废品回收业。
除了固始人，河北张北人1994年也有了办学者，他们在京以种地为主，集中居住在四季青乡、海淀乡、衙门口等地。开轻型卡车搞运输的河北沽源人，集中居住在清河营、立水桥等地，也很早就开办了学校。居住的集中使流动人口学龄儿童在数量上形成规模，使办学成为必要和可能。
实际上，因为面临生源的市场竞争，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也表现出有序竞争的一面，包括采用购置电脑、VCD教学光盘、开设英语课，用车接送学生等方法——尽管有时候这类“校车”是拖拉机甚至三轮车。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认为，不能只是指责学校的盈利冲动，关键是政府无法满足打工子弟的受教育需求。“我不反对拆迁，但前提是政府有能力把学生安置好。比起没学上，起码这些民办学校给了孩子最后的选择。”
韩嘉玲2000年开始关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她看来，这次的拆迁基本上是2006年那次关闭潮的政策延续。和当时各区还普遍召开听证会相比，此次北京市显得更加“低调”而坚决。2006年，北京市教委的承诺与此次如出一辙：“各公立学校无条件接收学生”，“在校生一个都不能少”。但以当时的海淀区为例，1.5万余名学生最后仅分流了4000余名。
十多年来，北京市对外来打工子弟学校的政策逐渐收紧。2000年以前北京市对这类学校基本放任不管，2000年到2005年之间，打工子弟学校大量萌发，北京市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政策，公立学校稳定接收了大批学生。韩嘉玲认为，这一时期北京做得比上海好，规范了各个区的职责，发放了一批办学许可证，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但政策从2005年开始收紧，2006年北京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随后有了当时的关闭潮。
朝阳民工子弟学校协会会长张歌真介绍，从2005年开始，北京市基本上就冻结了许可证的颁发。办学许可证对学校意义重大，除了使学校获得合法身份之外，政府每年对这些学校有大量补贴，硬件方面有价值大约在20万-30万之间的桌椅和电脑等设备提供，另外在学杂费、取暖费、校服等方面有专项的资金扶持。
郭宇宽认为，办学许可证的严格控制使办学者没有稳定的产权预期，更加强了其短期的盈利冲动。
郭宇宽团队的调研也观察到北京和上海政策走向的变化。2010年左右，上海的打工子弟学校，少数不符合办学条件的被取缔，其他都被政府接管，政府对于创办者给与一定补偿，把学校转为非营利性质，对登记入学的孩子，每年给予1200元的生均经费补贴。
到了2010年，调查样本库中的500名上海外来务工子弟，凡是继续留在上海的，几乎全部进入公立学校，或者由政府接管补贴的非营利性打工子弟学校。而北京的样本学生原先所在的10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有两所被拆迁，其余的孩子，除了回老家的，只有少部分转入公立学校，大多数依然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学。
“不受欢迎的人”
"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表示：“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京人员就越多。”"
随着近年人口压力的增大，北京这个XXL级城市的“瘦身”愿望前所未有的强烈。
2010年，北京市连续出台了限制非户籍人口购车、购房的政策。在办学方面，政策也呈保守态势。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提出：不能“无度”关心打工子弟教育，开放无度就会形成“洼地效应”，“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京人员就越多。”
北京市《2010年度市对区县教育补助重点投入指南》中提到，区县政府可调剂、建设符合安全规范及教学要求的建筑作为校舍，借给符合办学要求的、已批准的办学单位使用。而到了新版指南中，“出借”方案已经只字不提。
不过对于北京市教委担心的“洼地”问题，郭宇宽团队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上海的打工子弟由于受教育质量相对稳定良好，初中升学阶段，自愿回到家乡的比例其实比北京更高。“由于最终都要回家乡高考，学习越好越会提前回去准备。由于接受了合格教育，这些学生以后成长为大城市所欢迎的‘高素质人才’的可能性也更大。”
民办教育专家、广东信孚教育集团创办人信力建认为，随着适龄学生高峰期已过，北上广等中心城市户籍人口招生不足，学位开始富余，典型的标志就是区县一级很多学校合并，地方政府在教育资源上并不存在问题，主要还是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意愿。
在北京市教委2011年8月23日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邮件中提到：“2010年本市小学生均教育事业费14482元，初中生均教育事业费20023元，以目前小学约26.8万、初中约7.4万外来随迁子女计算，2010年北京市、区两级财政为此投入约53.7亿元。”北京市教委未对数据做进一步解释。
教育财政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连生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此数据并不真实，“实际上没有学籍的打工子弟学生是享受不到生均教育事业费的。另外，数据中谈到的34万的外来随迁子女中，有70%孩子上的是公办学校。也就是说30%得不到这份经费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也被统计在内。”韩嘉玲教授对此数据的看法类似：“夸大了教委的投入，是转换统计的概念，来强调其投入。”
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在运作“新公民学校”项目多年后，经验告诉他实际上在北京政府拨款很难获得。目前该项目在北京的三所学校，不得不由基金会每年出资支持。对比之下，新公民学校项目在温州、银川等地则开展顺利，仅银川一地政府就出资3000万以示支持。
城市弃儿
"长大后想干什么？“我去捡破烂吧。我要收一个大彩电，能赚10块钱。”"
在“农民之子”的王春华老师看来，此次的关闭潮中，政府部门的作为亦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朝阳区教委组织了相应关停学校的老师的招聘会，有教师证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将优先安置，即使那些没有教师证，但从业时间长、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也会被考虑招收进政府委托办学的学校。
“如果能妥善安置学生，淘汰不合格的民办学校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她举例说，此次石景山的太和、红星、春蕾等三所学校，学生就被全部安排进了公立学校。“这相当于撕开了一个务工子弟进公立学校的口子。”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办学的方向，政府的文件说得清楚了。第一是要公办为主，民办为辅，第二是要一个都不能少。现在的关键在于能否落实到位。”袁连生也认为，关键在于落实政策的意愿，北京的财政事实上是完全可以承担起打工子弟教育经费的。1990年代中期是北京学生数量的峰值，有北京户籍的达到一百多万，而如今加上外来流动人口，也达不到这个数字。
在现实中，务工子弟进入公立学校存在诸多壁垒，其中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五证”（包括：暂住证、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对打工者来说，办理“五证”需要在北京和老家两地奔波，耗时耗力，门槛极高。
在2006年关闭潮的研究报告中，韩嘉玲就已经观察到这一现象：当初即因此类种种原因，丧失了进入公立学校，分流时又再度以此为要求，自然大部分学生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一方面北京需要廉价劳动力，这部分人也在北京消费、纳税，另一方面又不解决这部分人的实际困难，这是说不过去的。”
根据韩嘉玲2006年的调查，打工子弟进入公立学校约需缴纳1000元到30000元不等的捐资助学费。虽然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捐资助学费是自愿缴纳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如果交不起捐资助学费，打工子弟肯定跨不进公立学校的门槛。
在政府政策、投资办学者、老师和学生三个层面的博弈中，投资办学者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在每一次的政策变动中，他们时常主动联系媒体，发出声音，运用手头资源争取最大权益，而教师和学生的利益如何保障仍亟须破题。畸形的政策之下，把基础教育甩向市场既不符合国务院“两个为主”的政策，也有违义务教育的初衷。
在一轮又一轮的取缔、转学的喧哗中，这些城市打工子弟羊群一般地被放逐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在体会知识的乐趣之前，他们过早地品尝了冷暖。
在郭宇宽的研究里有一项结论是，和上海原先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比，北京的孩子表现出来更加明显的倦怠和愤世嫉俗倾向。当被问及对于未来的成功什么最重要的时候，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更多地回答是靠关系和背景。
育红小学的一位家长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打工者多方托关系终于把孩子送进公立学校。因为距离太远，孩子的妈妈每次都骑着收废品的三轮车接送。孩子因此受尽其他同学的歧视，从此拒绝让他母亲接送。
在陈俊旭的纪录片里，一位老师说她第一天走进教室，问学生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时，很多孩子一片茫然，半晌有个学生回答“我去捡破烂吧”。“我要收一个大彩电，能赚10块钱。”
2009年冬天，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陈俊旭到北京一家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拍纪录片，片子开头的一幕就是学生在教室里烧书取暖。看着火舌摇曳吞没课本，镜头后面的孩子们一脸兴奋。这一幕代表了这一类孩子们的现状——贫穷、绝望和教育上的失败。
在过去十多年中，不断有教育界学者和NGO组织呼吁北京市政府承担起更多责任，但政策几经波折，进展迟缓。而在畸形的政策环境下，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同样问题缠身，久受诟病。
不论是相关的政府部门，还是学校的投资者，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这一切。现在，随着新一轮关闭潮的出现，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话题又一次被摆上桌面。
今年的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关闭潮从各区来看原因各异。大兴区主要是因为4·25火灾之后对违章建筑进行整改，石景山的学校大部分是面临拆迁，海淀区腾退的四所学校中三所因为租赁合同到期，无法续约，一所位于南水北调工程蓄水池所在地，必须限期腾退……其背后是北京外来人口控制政策的延续。
再度观察这一事件，不仅仅需要老调重弹，同样需要对政府、校方、师生不同主体利益诉求的解析。
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富奇迹”
2011年8月17日，北京海淀区东升乡马家沟，新希望实验学校的家长在排队领分流通知书。
打工子弟学校的困境并非一天两天。起码在十年前就有学者开始重视该领域，民间慈善力量的关注更是从未间断。
比陈俊旭早六年，笔名“肉唐僧”的专栏作家徐志戎就到这类学校考察过。当时他在一家网站工作，请了一位校长做在线访谈，校长的拳拳爱心十分感人，随后网站发起了募捐。
徐志戎的任务是把募到的钱发到学生手上。而校长则希望钱汇到学校账户上。同大部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家庭式经营一样，该校管理财务的负责人就是校长的妻子，而校长本人就是学校投资人。
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争执，最后徐志戎坚持了他的做法。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徐志戎遇到了困难，大部分孩子随打工的父母住在窝棚里，并没有门牌号。徐志戎于是通过邮局将钱汇到学校地址，再写明转给哪个学生。
但后来他发现，校方并没有把汇款单转给学生，这些钱都逾期退了回来。他心中浮起一个疑问：“校方真的是为孩子好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宇宽一直担心一个状况：当地方政府将打工子弟教育完全甩给市场之后，失去监管、一心逐利的民办学校是否也会像民营医院那样，演变成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
于是在2008年到2010年间，他带领一个调查团队在北京上海两地展开了对1000个学生的跟踪研究。研究的结论至少部分证实了他的担忧，“越是教学条件恶劣，越是能博得同情，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捐助，民办学校落入了恶性循环。”
因为是盈利性办学，这些学校通常一个学期收800元左右的学费，食堂和小卖部一般都由校长的亲属经营。郭宇宽调查团队还发现，一些位于学校附近的游戏机厅也由学校投资方开设。
在盈利冲动驱使下，很多时候社会的慈善帮扶力量被校方截留，学生无法真正获益。
王春华现在是北京地区慈善组织“农民之子”的工作人员，她曾经在北京华奥学校当过语文老师，在工作三年期间，她发现社会给学生的捐款被校方签字冒领的情况多次出现。有一次，她班上一个学生没有领到钱，王春华向学校讨要多次，最后副校长才极不情愿地将这160元还给学生。
2009年陈俊旭在学校拍片的时候，和学校办学者有很多接触。这是一所由河南人开办的学校，父子三人家庭操办，陈俊旭习惯称呼这些人为“老板”，而不是“校长”。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完全不把教育当回事。学校接受了大量社会捐助的物资，小到乒乓球、铅笔盒，大到风扇、二手电脑，有的低价卖给别人，有的由家庭自己使用，最终都未到达学生手上。
郭宇宽则注意到一位办学者，“他在记者面前讲述自己白手起家的办学经历和在京打工子弟读书的辛酸，曾经让很多人感动落泪，而近两年，他回老家投资办贵族幼儿园，一次性投资超过3000万。”这一说法南方周末记者在向其他业内人士求证中获得证实。类似的创富传奇亦非孤例。
2007年，南都基金会启动“新公民学校计划”，当时准备出资200万元接管民办学校，最终应者寥寥。“因为办学有盈利空间，如果按我们的设想改造成非营利的公益学校，对投资办学者无疑是一笔损失。”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分析。
但是在拆迁议题中，学校通常在媒体上把自己塑造成弱势群体，而其追逐利益的一面往往被忽略。
师生失声
"老师甚至没有行动自由，晚上出校上网都得翻墙；学生小升初平均分仅15分"
未被社会舆论注意的是，在一个缺乏监管的市场环境里，校方和教师之间是简单的打工者和雇佣者的关系。王春华介绍，大部分教师和学校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有的则是由校方单方面持有合同。
学校和教师之间纠纷频发，“农民之子”《烛火通讯》团队积累了大量案例。石景山华奥小学的一位老师曾遭遇无故解聘，后来通过劳动仲裁，学校赔偿其两万余元。在另一起案例中，一位老师状告朝阳区东北亚学校无故解聘，法院并不受理，理由是由于该校当时没有办学许可证，主体不存在。校方则在庭上表示：“我本身是违法的”，以此为由成功脱责。
陈俊旭在长店实验小学的拍摄进行了三个月。与学校投资方进项丰厚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学校教师工作强度极大，工资却只有1200元，甚至低于同期北京市外来务工群体的平均工资。那里的教师行动也不是十分自由，校门的钥匙由办学者掌管，老师晚上要出去上网，都得翻墙出校。
而在校方极力压缩成本，提高利润的过程中，安全问题确实存在。陈俊旭的纪录片中就记录了该校一次锅炉爆炸，事故是校方在严冬的周末停烧锅炉，管道结冰导致。2011年8月21日，南方周末记者前往已经拆除的海淀区新希望小学校舍调查时，废墟上堆满了塑料泡沫，据学生介绍，该校校舍是简易房，外面是铁皮，中间则是泡沫。有的学生甚至每天击打墙壁练拳法“一点也不疼”。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创新、育红、新希望等几所学校，学生及其家长对教学质量均不满意。育红初一一位学生甚至对学校被取缔表示高兴，理由是老家的学校老师讲课更加生动深入，“学校关了以后我就可以回老家念书”。
在新希望小学，一个四年级学生告诉记者，老师平时上课虽然很凶，可是考试时会把答案写在黑板上。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介绍，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小升初毕业成绩平均分仅为15分。
当学校遭遇搬迁等问题时，学校和师生之间的利益诉求差异更大。2006年，海淀区打工子弟学生分流就是一个显例。当时该区教委把解释学生安置政策的《学生家长告知书》交给打工子弟学校，要求把告知书传递给学生家长。但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隐瞒了该信息。
被逼出来的盈利冲动
"政府没有安置全部学生，又严格控制办学许可证，没有稳定的产权预期，更加强了其短期盈利冲动"
北京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多为河南固始籍商人开办，一般为家族经营，早年固始人垄断了北京的废品回收业。
除了固始人，河北张北人1994年也有了办学者，他们在京以种地为主，集中居住在四季青乡、海淀乡、衙门口等地。开轻型卡车搞运输的河北沽源人，集中居住在清河营、立水桥等地，也很早就开办了学校。居住的集中使流动人口学龄儿童在数量上形成规模，使办学成为必要和可能。
实际上，因为面临生源的市场竞争，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也表现出有序竞争的一面，包括采用购置电脑、VCD教学光盘、开设英语课，用车接送学生等方法——尽管有时候这类“校车”是拖拉机甚至三轮车。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认为，不能只是指责学校的盈利冲动，关键是政府无法满足打工子弟的受教育需求。“我不反对拆迁，但前提是政府有能力把学生安置好。比起没学上，起码这些民办学校给了孩子最后的选择。”
韩嘉玲2000年开始关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她看来，这次的拆迁基本上是2006年那次关闭潮的政策延续。和当时各区还普遍召开听证会相比，此次北京市显得更加“低调”而坚决。2006年，北京市教委的承诺与此次如出一辙：“各公立学校无条件接收学生”，“在校生一个都不能少”。但以当时的海淀区为例，1.5万余名学生最后仅分流了4000余名。
十多年来，北京市对外来打工子弟学校的政策逐渐收紧。2000年以前北京市对这类学校基本放任不管，2000年到2005年之间，打工子弟学校大量萌发，北京市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政策，公立学校稳定接收了大批学生。韩嘉玲认为，这一时期北京做得比上海好，规范了各个区的职责，发放了一批办学许可证，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但政策从2005年开始收紧，2006年北京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随后有了当时的关闭潮。
朝阳民工子弟学校协会会长张歌真介绍，从2005年开始，北京市基本上就冻结了许可证的颁发。办学许可证对学校意义重大，除了使学校获得合法身份之外，政府每年对这些学校有大量补贴，硬件方面有价值大约在20万-30万之间的桌椅和电脑等设备提供，另外在学杂费、取暖费、校服等方面有专项的资金扶持。
郭宇宽认为，办学许可证的严格控制使办学者没有稳定的产权预期，更加强了其短期的盈利冲动。
郭宇宽团队的调研也观察到北京和上海政策走向的变化。2010年左右，上海的打工子弟学校，少数不符合办学条件的被取缔，其他都被政府接管，政府对于创办者给与一定补偿，把学校转为非营利性质，对登记入学的孩子，每年给予1200元的生均经费补贴。
到了2010年，调查样本库中的500名上海外来务工子弟，凡是继续留在上海的，几乎全部进入公立学校，或者由政府接管补贴的非营利性打工子弟学校。而北京的样本学生原先所在的10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有两所被拆迁，其余的孩子，除了回老家的，只有少部分转入公立学校，大多数依然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学。
“不受欢迎的人”
"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表示：“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京人员就越多。”"
随着近年人口压力的增大，北京这个XXL级城市的“瘦身”愿望前所未有的强烈。
2010年，北京市连续出台了限制非户籍人口购车、购房的政策。在办学方面，政策也呈保守态势。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提出：不能“无度”关心打工子弟教育，开放无度就会形成“洼地效应”，“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京人员就越多。”
北京市《2010年度市对区县教育补助重点投入指南》中提到，区县政府可调剂、建设符合安全规范及教学要求的建筑作为校舍，借给符合办学要求的、已批准的办学单位使用。而到了新版指南中，“出借”方案已经只字不提。
不过对于北京市教委担心的“洼地”问题，郭宇宽团队的研究结论正好相反，上海的打工子弟由于受教育质量相对稳定良好，初中升学阶段，自愿回到家乡的比例其实比北京更高。“由于最终都要回家乡高考，学习越好越会提前回去准备。由于接受了合格教育，这些学生以后成长为大城市所欢迎的‘高素质人才’的可能性也更大。”
民办教育专家、广东信孚教育集团创办人信力建认为，随着适龄学生高峰期已过，北上广等中心城市户籍人口招生不足，学位开始富余，典型的标志就是区县一级很多学校合并，地方政府在教育资源上并不存在问题，主要还是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意愿。
在北京市教委2011年8月23日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邮件中提到：“2010年本市小学生均教育事业费14482元，初中生均教育事业费20023元，以目前小学约26.8万、初中约7.4万外来随迁子女计算，2010年北京市、区两级财政为此投入约53.7亿元。”北京市教委未对数据做进一步解释。
教育财政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连生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此数据并不真实，“实际上没有学籍的打工子弟学生是享受不到生均教育事业费的。另外，数据中谈到的34万的外来随迁子女中，有70%孩子上的是公办学校。也就是说30%得不到这份经费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也被统计在内。”韩嘉玲教授对此数据的看法类似：“夸大了教委的投入，是转换统计的概念，来强调其投入。”
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在运作“新公民学校”项目多年后，经验告诉他实际上在北京政府拨款很难获得。目前该项目在北京的三所学校，不得不由基金会每年出资支持。对比之下，新公民学校项目在温州、银川等地则开展顺利，仅银川一地政府就出资3000万以示支持。
城市弃儿
"长大后想干什么？“我去捡破烂吧。我要收一个大彩电，能赚10块钱。”"
在“农民之子”的王春华老师看来，此次的关闭潮中，政府部门的作为亦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朝阳区教委组织了相应关停学校的老师的招聘会，有教师证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老师将优先安置，即使那些没有教师证，但从业时间长、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也会被考虑招收进政府委托办学的学校。
“如果能妥善安置学生，淘汰不合格的民办学校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她举例说，此次石景山的太和、红星、春蕾等三所学校，学生就被全部安排进了公立学校。“这相当于撕开了一个务工子弟进公立学校的口子。”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办学的方向，政府的文件说得清楚了。第一是要公办为主，民办为辅，第二是要一个都不能少。现在的关键在于能否落实到位。”袁连生也认为，关键在于落实政策的意愿，北京的财政事实上是完全可以承担起打工子弟教育经费的。1990年代中期是北京学生数量的峰值，有北京户籍的达到一百多万，而如今加上外来流动人口，也达不到这个数字。
在现实中，务工子弟进入公立学校存在诸多壁垒，其中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五证”（包括：暂住证、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对打工者来说，办理“五证”需要在北京和老家两地奔波，耗时耗力，门槛极高。
在2006年关闭潮的研究报告中，韩嘉玲就已经观察到这一现象：当初即因此类种种原因，丧失了进入公立学校，分流时又再度以此为要求，自然大部分学生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一方面北京需要廉价劳动力，这部分人也在北京消费、纳税，另一方面又不解决这部分人的实际困难，这是说不过去的。”
根据韩嘉玲2006年的调查，打工子弟进入公立学校约需缴纳1000元到30000元不等的捐资助学费。虽然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捐资助学费是自愿缴纳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如果交不起捐资助学费，打工子弟肯定跨不进公立学校的门槛。
在政府政策、投资办学者、老师和学生三个层面的博弈中，投资办学者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在每一次的政策变动中，他们时常主动联系媒体，发出声音，运用手头资源争取最大权益，而教师和学生的利益如何保障仍亟须破题。畸形的政策之下，把基础教育甩向市场既不符合国务院“两个为主”的政策，也有违义务教育的初衷。
在一轮又一轮的取缔、转学的喧哗中，这些城市打工子弟羊群一般地被放逐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在体会知识的乐趣之前，他们过早地品尝了冷暖。
在郭宇宽的研究里有一项结论是，和上海原先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比，北京的孩子表现出来更加明显的倦怠和愤世嫉俗倾向。当被问及对于未来的成功什么最重要的时候，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更多地回答是靠关系和背景。
育红小学的一位家长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打工者多方托关系终于把孩子送进公立学校。因为距离太远，孩子的妈妈每次都骑着收废品的三轮车接送。孩子因此受尽其他同学的歧视，从此拒绝让他母亲接送。
在陈俊旭的纪录片里，一位老师说她第一天走进教室，问学生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时，很多孩子一片茫然，半晌有个学生回答“我去捡破烂吧”。“我要收一个大彩电，能赚1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