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下岗”一词退休

2002年12月30日
搜狐视线专栏作家:赵牧
  
流行多年,极具中国特色的“下岗”一词今年终於也下岗了!它把位置让给了语义清晰的“失业”。为此,应该祝贺!
  
今年岁末,还有个与“语言”有关看似平常却非同小可的新闻――“包二奶”、“三陪”等词语被收进《新华新词语词典》引起争议后,12月25日,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表示,词典收录内容不承担社会导向或道德评判责任。所以“包二奶”入辞典并无不可。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的开明,相当令我意外,确实值得称许。
  
不过,要推究事物的原理,我还是要反问几句:
  
教育部和国家语委是否应该拥有垄断辞条筛选的权力?
  
它是否有权把民间创造虽涉“不雅”之事、却准确描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现象的词语拒之辞典的大门之外?
  
它是否有权让那些可能混淆事物本质的词语仍然沿席“权威解释”,继续在辞典里安居?
  
退一步说,就算你有这个权力能在文本上能把这个世界弄得很美丽,又有多少人买这个账呢?
  
1962年,由於大跃进导致大灾难,中国曾实行“精简下放”政策,这个政策规定: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工人一律遣回原籍,一些干部则下放当工人。那时倒还有个明白的解释――“国家有困难”。到了文革,情况更不济了,一个“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崇高得吓人的口号,就把上千万城市青年无法就业的危机强行抹去了。
  
这场危机真的被抹去了吗?
  
想想70年代末汹涌的“知青”返城大潮,就知道新编个婉转的语词,并未使就业形势好起来。
  
语义的模糊即使不是出於粉饰,也会对真相起著遮瞥作用,从而削弱整个社会的关注度,也必然要为解决难题增加难度。比如“城市贫民”,无论你用不用这个词,这个群体现在都客观地存在ぴ。
  
12月24日《21世纪环球报导》报导,中国有1998万城市居民陷入极度贫困,远远超过1400万心理底线,而且大部份贫民未能获得最低生少保障,明年城市“低保”至少需要资金200亿人民币。
  
都21世纪了,还是少玩一点“下岗”的语言游戏,不要用文字来愚弄自己,我们已经吃了无数这样的亏。多想点实际办法才是正道。因为这,我要为朱总理在年末的务实决定热烈鼓掌。
  
南方网报导,鉴于财政形势的考虑,原定今年下半年公务员加薪的计划至今并未付诸实施,朱总理决定将这部份财政资金优先用于扶助中国贫困群众。
  
语言的这类问题不仅存在於那些变相的说法中,也存在於有现代之名却无现代之实的情形中。比如“公务员”是个很现代的词,但什么人可以算公务员?
  
今年上半年,有关“公务员”该不该再次加薪引起社会各界的激烈争论。对於这样的争论,我是不相信它会有“真理越辩越明”的结果的。因为争论的双方谁能说得清什么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最荒谬的是,围绕“公务员加薪”的论战,支持方甚至搬来“高薪养廉”说,你去问问那些有机会贪污百万千万的“公务员”,每月加个几百几千元,能不能算高薪?他们是否会因此就金盆洗手?
  
曾与一家经营糟糕的报社友聊及“公务员”加薪事,我对他说,且不说媒体从业人员是否应该算公务员,就看看你们的“业绩”,你也好意思自称“公务员”?瞧瞧你们办的那张没人看的烂报,钱却一分不少拿,你说说你们到底算是在为谁“公务”?

2002年12月30日
搜狐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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